漫話極左：兩個饅頭的筵宴
作者 蘇 杜
日期 2010-06-18
（本文大意：這是根據病中胡思亂想湊成的文字。1975年的“批判讀書無用論”。病床上所欣賞到的兩個饅頭的筵宴。毛澤東對自己知識分子的“苛求”。如今普通知識分子的普通之處。毛澤東的極左之刃觸到了普通知識分子的痛處。）
三次急診救治，一次北京手術，我總算又可以在烏有之鄉探頭探腦了--- 雖然過一小會兒就得回去躺著。不過，說起來，我得的也不算什么疑難雜癥，只不過是成年人幾乎皆有之的頸椎病罷了。只是我的頸椎病較具高危特色，它壓迫的神經不是管胳膊管腿的，而是管肺的，令其不能工作，包括不能吸氧而已。但所幸，它是可治之癥，一刀下去，轉眼醒來，吸暢呼通，發燒、濃痰，不知所往；移而不動的腹肌、背肌，雖然還不能說是移動自如，但也已經聽從招呼。所剩下的，就是帶著“頸托”室內散步，摘下“頸托”床上休息，三餐味美，一覺夢長，耐心等著“神經飄移”，俟全部到位，一切就康復了。
這危而有治的病，就給了我整天“漫思”的機會。而“漫思”的結果，就是這篇《漫話極左：兩個饅頭的筵宴》。
那是在1975年前后吧，已經做了三年中學教員的我第一次以教師身份而非學生身份參加了對“讀書無用論”的批判。當時“批判”了什么，自己是“批判對象”還是“批判動力”，已經沒有了什么印象。唯一的深刻記憶就是一個平常的晚飯后，十來個食宿在校的員工照例散聚在宿舍前的空地上，一邊端著自個兒的大茶缸喝茶，一邊照例地海闊天空時，一位白姓數學老師講的一件“真人真事”：給大家講個批判“讀書無用論”的故事。話說李老師倒背雙手走上講臺，問同學們，大家看，這是什么？他舉起了右手，手中拿著一只白面饅頭。大家再看，這是什么？他舉起了左手，手中拿著一個地瓜面黑窩頭。念書有沒有用呢？你念好了書，就吃這個（右手將白饅頭在空中晃了三晃）。你念不好書，就吃這個（左手將黑在桌上窩頭撴了三撴）。故事很生動，主人翁李老師又是大家的熟人，白老師講得又非常傳神，在場的十來個教職工都忍不住大笑了起來。
腑仰之間，三十多年過去，當年“念好了書就吃白饅頭，念不好書就吃黑窩頭”的鄉塾教誨小兒的一時笑談，早就上升成了政府訓導國民的持續理念。上聯“讀書改變命運”，下聯“知識創造財富”，橫批“個人奮斗”，貼遍了萬家門楣，深入了百姓人心。不過，在這里，我不想涉及那些早已平反昭雪的“牧馬人”們。他們之所以應繳踏上了紅地毯，延為改造共產黨的上賓者，多與“念書好”少有關系，根本原因倒在于他們“政治好”。中學時代小有劣跡的“政治小說家”張賢亮，在機械學界一無所聞的茅于軾，卻發跡在經濟學家中。這二位便是兩個小例子。在這里，我也不想涉及官場上的眾多過客。他們之所以仕途暢通、終成正果者，也多與“念書好”少有關系，根本原因則在于他們“政績好”。例子不好舉，但凌駕于國民教育學歷之上的“黨校學歷”，卻大抵與官員個人念不念書甚至自己到底買不買書頗有點關系，這恐怕是人人皆知的。在這里，我最不想談及的是各行各業、遍及城鄉的“成功人士”。這些人士之所以成功者，尤其與“念書好”沒有關系，究其根本，倒應該歸功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甭管黑貓白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千載難逢的這個“世道好”。這例子恐怕一腳下去就能踏上好幾個，所以也就免舉了。
在這里，言及“讀書改變命運”“知識創造財富”“個人奮斗”三十年，我真正想傾心一談的是那些出自白身，念書極好，學有所成，一技在手，但無緣政治，投機乏術的普通知識分子---這里的“普通”，并非指學術的平庸，技藝的一般，而只是有別于以上三類人士而言。界線自明，無須多說。盡管這些普通知識分子，也免不了從書商或藥販那兒小心翼翼地拿手點小回扣，贊頌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但“踐行”路見不平、拔腿就跑，反對貪官污吏但免不了向上司意思意思，但從整體上來說，改變了他們命運的，給他們帶來財富的，還是當年他們冷椅子熱板凳地念書與應考。他們或在本地本土，或在他鄉異域，盡享著白面饅頭的筵宴，過上了相對體面或者就是十分體面的生活，理得而又心安。看著同一輩或下一輩的“農民工”在無滋無味地吞咽著黑面饅頭就咸菜，“性工作者”在有滋有味地品咂著自己的血肉，他們想到和說道：誰叫你們不好好念書呢！滿臉滿眼的優越感雙手可掬。
這并不是我在病中百無聊賴地胡亂編排，這是我在病中也不免仍可賞鑒到的兩個饅頭的筵宴。
不是因手術住進醫院，我是不知道現在還有一種叫作“護工”的“農民工”的。在我所在的病室里，就有著兩名這樣輪換值班的“護工”，一名是來自甘肅叫王繼云的，一名是來自四川叫馮瑛的。護工王繼云三十四、五歲的樣子，護工馮瑛則已經當了外婆。她們的工作是為病人洗臉、洗手、刷牙、擦胸、擦背、泡腳，喂水喂飯，接屎接尿，換床單、被罩、枕套、病員服，整理床鋪、床頭桌以及床下的雜物架，為不能自理的病人翻身并及時通知護士換藥等。按說，就自己所見的這些活路來說，雖然零碎，比起下煤井、上磚窯的，是談不上重體力的。不過，有一點，她們是要一天24小時連續工作幾晝夜的。在這幾個晝夜里，不用說白天，即使是夜里，她們也是不能睡覺的。所以，從理論上算起來，她們一個月可以掙得上2400元錢的，但在實際上，她們一個月最多掙上1500—1600元，就很不錯了，而且自己也不要生病。我問她們：這一連幾天睡不上覺，受得了嗎？她們說：不是已經習慣了嗎。
但有一樣，她們似乎并不怎么習慣，只是默默承受，不作聲罷了。這就是護士們對她們毫不客氣的訓斥。“這桌子上怎么這么亂呀，你是管著干什么的？”“這床單怎么沒系在床墊底下？系上！”“換床單！”這些是有理由的訓斥，更多的是“你怎么搞的！”一類沒有理由的訓斥。要論起來年紀來，這些飄然而至、飄然離開的護士們，至少要比甘肅的王繼云小10多歲，而四川的馮瑛，完全在她們母親的年歲以上。然而，護士們訓斥起這些護工來，不僅口不稍軟，一臉的不肖，更是十分的傳神。不過，我注意到，大夫們是很少訓斥護工的，他們似乎很少注意到她們的存在。后來，我才悟出：這并不是護士“壞”、大夫“好”，而是“制度化建設”使然。護工是在護士管理之下的，要挨上大夫們的訓斥，她們還不夠級。
于是，我接著就想到了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極左路線”。
什么是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極左路線”呢？這似乎是指1957年的“打右派”，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以為，這是也對也不對的。一個政黨對于自己政治上的對手，包括有知識的分子和無知識的分子，總是要無情斗爭的。毛澤東如此，后來者何嘗又有別樣？不信，你自己舉一幅毛澤東畫像上上街試試如何？七天半月的班房恐怕是脫不了的。我以為，毛澤東被指為“極左”的知識分子政策，倒不在于對敵對知識分子的專政，而在于對自己知識分子的“苛求”。這種“苛求”，說白了，就是要求自己的知識分子要全心全意地為工農階級的利益服務。要做到這一點，就要不悔終生地與工農相結合，與他們打成一片，脫胎換骨地改造，確立起與工農一樣的立場與感情來。不能念好了書，自個兒吃上白面饅頭就算完事，理得而又心安，漸漸地對還在吃黑窩頭的人們生出一種不肖答理，恥于為伍，自己雖在更高一等人士之下，但卻偏偏凌駕于“黑窩頭派”之上，動輒訓斥之聲不絕于耳，完全自絕于他們的另外一種立場與感情來。這種“苛求”之所以稱之為“苛求”，我以為，就是毛澤東認為這種立場絕不可以妥協，不能講半點價錢，小工農階級不行，半工農階級也不行，非徹底的工農階級不可。自然，這是就階級標準而言，達到這個標準，當然要有個過程。開始不過是小工農階級，甚至連小工農階級也算不上；以后是半工農階級，最后才可能是徹底的工農階級。但是，基本的、階級的標準是不可折中、不可討價還價的。毛澤東從自己投身于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以來，從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各個階段，無不特別強調對自己知識分子的這一“苛求”。尤其是取得政權以后，更是為此建立了系統的工程與制度，并力主推行了從1950年代農業合作化時期的高小畢業生回鄉參加生產勞動，到1960年代以及1970年代初期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扎根邊疆，獻身“三線建設”---“三線”，大致就是現在的所謂“西部”。
私有化市場化三十年的最偉大成就是什么？官方常舉高路、高鐵、高樓、高消費以及北京奧運、上海世博以為例。我看，最偉大的成就當數對毛澤東關于本階級知識分子政策的顛覆。你那兒可能沒有高路、高鐵、高樓、高消費，你也可能沒有一睹北京奧運、上海世博的福分，但你那兒不會沒有兩個饅頭的筵宴。
兩個饅頭的筵宴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不僅白面饅頭筵宴的享受者覺得它是那樣天經地義，黑窩頭的享受者也覺得它是那樣天經地義，一心膜拜，無心造反。護工王繼云，在知道了我曾經當過教員以后，立刻就向我咨詢：給孩子買什么英語書好呀，她很聰明的，在班里總考第一呢。護工馮瑛，則問了我一個這樣的問題：什么叫諾貝爾獎呀。
這就是中華文化傳統的力量。雖然這幾十年來中國社會中不斷批判“讀書無用論”，但其實，在中國，還是“讀書有用”占了上風的。不過，“讀書有用”也不全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地講究高尚，“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地追求財富與美女。要說明得準確無誤，還得用孔圣人的原話：“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1975年的鄉塾教員，太庸俗了！改革開放年代普通知識分子新生代，才自覺不自覺地附和了“學道”的本意。他們并不如張賢亮、茅于軾那樣“政治好”，也沒有正果高管那樣的“政績好”，口頭上也如“成功人士”那樣喊一兩句“世道好”，但內心中寶愛的卻是個人的奮斗。這樣的知識分子雖然很普通又很常見，但于這個社會的基礎，也就足夠了。沒有毛澤東的極左之刃，恐怕是觸不到普通知識分子這個痛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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