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致林毓生先生的一封信

李陀致林毓生先生的一封信（最后定稿）

林毓生先生：
　　你好！
　　近日讀到你分別于六月六日及六月八日在《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就汪暉“抄襲”事件發表的談話，心中有些疑惑，不吐不快。
　　你在談話中說到“抄襲行為除了是一種失德的行為以外，它直接破壞了學術秩序。建立穩定、公平、合理的學術秩序，對于學術發展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因為在這種學術秩序之內，學者們才能自由地相互切磋、啟迪、討論。沒有健康的學術交流，很難有學術的進展。而有成果的學術交流，只能建立在學者們彼此信任的基礎之上。”這些意見我很贊成，但是，我的疑惑也由此而來。

自王彬彬的文章《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在《南方周末》重刊以來，關于汪暉究竟是否涉嫌抄襲之事，國內學界是有爭論的。王文發表之后，錢理群、孫郁、趙京華等學者都發表過看法，但是，由于他們大多是在被媒體采訪的情況下，就事論事發表了一些不同意見，我以為可以暫且置之不論。問題是，此后，還有幾篇很認真寫就的與王文爭辯的文字，如鐘彪的《駁王彬彬的誣蔑：學術“私律”與莫須有》、舒煒的《“王彬彬式的攪拌”對學術的危害》、魏行的《媒體暴力與學術獨立——關于一起媒體公共事件的備忘錄》，這些文章與網絡上的許多所謂“倒汪”和“挺汪”的意見和言論有所不同，是嚴謹的，是對相關材料作了認真研究的，是針對王文（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文章）有的放矢，提出了不同的具體材料和論據，逐條與王彬彬等人商榷的。

本來，我以為這幾篇文字出現之后，會有一個雖然激烈但是相當說理的辯論局面。但是，這樣的局面延至今日并沒有出現。

我想這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其一是，這樣一場對汪暉涉嫌“抄襲”的大批判（文革結束以來，這樣的場面已經十分罕見），雖然始自《文藝研究》，但發動者和推動者實際上都不是學術刊物，而是大眾媒體，對于開展一場具有相當學術性的辯論（諸如對《反抗絕望》一書各版本之間注釋異同的繁瑣比較），這樣的平臺顯然有其局限性。為此，如何在學術和輿論之間做好溝通和平衡，已經成為當前如何究竟是非的一個十分關鍵的難點。

現在，由于你介入這個論辯，我以為有可能形成一個好的轉機。為什么？因為你是學界公認的一位嚴肅的學者，人們有充分的理由期盼你的介入是嚴肅的，公正的，無論對輿論，無論對學界，都會充分表達你的嚴肅和公正。

不過，仔細讀過你的相關談話，以及這些談話中的意見和結論之后，坦白說，我相當失望。因為，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你在《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上的言論完全沒有提及對汪暉涉嫌“抄襲”還有不同意見，還有辯論，白紙黑字，還有鐘、舒、魏諸人的文章，正是這一點使我產生很大的疑惑。我想，雖然你在談話里最核心的一點意見，是提出清華大學應該組織調查委員會（如果清華大學不這樣做，校長就應該下臺），但讀過你談話的人，任誰都明白，其實你已經做出汪暉是抄襲者，甚至是個“搶奪”者的結論。這當然是一個很嚴重的結論。實際上，經過這幾天各種紙媒和網絡媒體的散播，你的說法已經對一位目前只是“涉嫌”的學者形成極大的傷害，甚至可能影響他的終生。

我還想，以你多年在美國大學執教的經歷，應該明白一個學者對自己的一位同行作出這樣的指控，都負有什么法律和道義的責任。不過，我這樣說并沒有指責你的意思，我只想給你一個具體的建議：你能否寫一篇文章，針對鐘、舒、魏諸人的文章做一次認真的分析和辯駁，看經過這樣的辯駁之后，你現有的對汪暉的評判和結論是否還能站得住，是否還能服眾。
　　我想，鑒于汪暉涉嫌抄襲的爭辯已經形成一個很大的事件，我的建議和要求并不過分。“建立穩定、公平、合理的學術秩序，對于學術發展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因為在這種學術秩序之內，學者們才能自由地相互切磋、啟迪、討論。沒有健康的學術交流，很難有學術的進展。而有成果的學術交流，只能建立在學者們彼此信任的基礎之上。”這不僅是學術界里大家都贊成的，更是所有關心中國學術發展的人都贊成的。寫一篇論辯文字可能要花費你一些時間，但是，想到不僅別的人，就是你自己，也應該擔起相應的政治與法律的責任，寫這樣一篇文章不僅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
　　還有一點我想應當在這里提及，你的談話有一點和近來媒體的言說不同，就是把關于汪暉是否涉嫌“抄襲”問題的辯論邊界擴大了，即把汪暉的思想和學術的政治內涵、政治傾向也放了進來。這讓我又想起另一件事，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在美國費城舉行的亞洲協會的年會上，加拿大的邱慧芬教授相當出人意料地發表了一個題為《基本人權和西方民主》的對汪暉的學術研究和理論立場進行全面批評的發言（王彬彬的文章在《南方周末》發表，也是三月二十五日，與這個發言同時，一個很有意思的巧合），這個發言最近又發表于香港《開放》雜志，并特別申明“最初的英文發言稿，曾由我的啟蒙老師林毓生先生過目，并給與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由此我不能不猜想，你對汪暉問題的關切，不只限于“抄襲”，而是有更大的想法，關系到當今中國和世界讀書人都在思考和爭論的很多大問題。如果我這猜想不差的話，我希望你也就此寫出文章，更系統地在學理層面做出詳細的闡述，把隱約中的論爭表面化，尖銳化。如果有這樣的文章開局，我相信定會形成一場意義重大的論爭，還相信這論爭絕不會僅限于你和汪暉之間，一定會有更多的人參與其中，大狗叫，小狗也叫，百家爭鳴，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局面？先生何樂而不為？

當然，這樣做也有些具體的困難，例如，如何選擇最合適的論爭平臺，就很麻煩。鑒于我們彼此都明白的一些原因，也鑒于中國的大學和學界問題叢生，種種學術腐敗已經深入肺腑，為此，選擇一個合適做這樣活動的平臺，并不容易。在這方面，如你贊成這個想法，還希望能提出更好的建議。
　　大概是九三年初夏（具體時間記不清楚了），我和汪暉趁去芝加哥參加一個會議之便，特意彎路到威斯康辛去看你，那時你正籌劃寫作一部多卷本的中國政治史，因此，見面之后，一個很重要的話題，就是中國古代政治的特征和性質。我清楚地記得，由于自己是作文學批評的，對你和汪暉的熱烈討論完全外行，插不上嘴，就上樓，到客房睡覺去了；好像是夜里四點多鐘，我被你和汪暉大聲爭辯的聲音吵醒，下樓一看，你們二位竟然困意全無，越爭越熱鬧，不禁十分欽佩，更為你的學術熱情深深感動。驀然回首，不覺近二十年的光陰悄然飄過，但一直沒聽到你的中國政治史出版的消息，也許至今還在寫作中？另，聽說你已經從威斯康辛大學退休，現在香港城市大學任教，不知寫作和研究是否如意？香港是個好地方，宜居，易讀書，唯夏日酷熱，還望注意身體，勞而逸，逸而勞，則于健康大有益。
　　順頌
　　夏祺！
　　李陀
　　2010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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