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富士康連續自殺事件之我見--評郭臺銘及某些精英的說法和做法

富士康連續自殺事件之我見

——評郭臺銘及某些精英的說法和做法

奚兆永

富士康在短短五個月的時間里，連續發生十多起自殺事件，引起了全國人民的關注，也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富士康公司的總裁郭臺銘先生當然也感到事態嚴重，于5月26日親赴深圳，并且邀請了一百多家新聞媒體前去參觀采訪，試圖減弱這一事件所造成的影響。此事引起公眾和媒體的熱議，廣大群眾包括臺灣的勞工團體紛紛對自殺者及其家屬表示同情和支持，對富士康進行批評和指責，而與此同時，大陸、臺灣、香港的一些所謂精英人士也時有看法發表，他們對富士康表示同情和支持，臺灣政要王金平還提出要臺灣當局向郭臺銘“伸出援手”。應該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所受的教育也大不相同，人們對同一問題所持的立場、觀點、方法不同，所得出的結論自然也不一樣。這并不奇怪。毛澤東說，“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頁）誠哉斯言！竊以為，郭臺銘和一些精英、政要從其資產階級立場出發，所關心的只是資本家的利益，他們說的許多話都帶有開脫責任的辯護的性質，所采取的或建議采取的措施也只是做做表面文章，治標而不能治本，顯然，這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如果按照這樣一些說法和做法，相信自殺的事今后還會繼續不斷地發生。我國工人階級——所謂的“農民工”的悲慘命運還要繼續存在下去。有鑒于此，特針對他們的觀點撰寫此文，談談我對此問題的一些看法。

一、       富士康的自殺率究竟高不高？

在26日的記者會上，郭臺銘先生一方面表示要以“非常慎重、非常誠摯的態度致以最高的歉意”，他向死者和死者家屬鞠了三躬，并因此而贏得了在場的一些人的鼓掌喝彩。這掌聲顯然是一些人為了迎合郭臺銘而鼓的，時間不斷，似乎還顯得很熱烈。在我看來，在這種場合鼓掌是對死者和死者家屬的極大不敬，是本不應該發生的。與此同時郭又說，“心理專家說，目前的自殺率是比較合理的，如果把公司拆成四五家公司，自殺事件可能就不會那么集中。”我查了一下，郭臺銘說的那個心理專家，就是清華大學心理學系副主任樊富珉教授。樊在富士康發生“七連跳”后說，“按照衛生部統計，目前中國的自殺率大概是十萬分之十六左右。而富士康40多萬人，約十萬分之二三左右，……。如果從全國的自殺率來比的話，應該還是低。”

在富士康大老板郭臺銘和清華大學的精英學者樊富珉看來，富士康在深圳的企業不到5個月的時間連續發生那么多起自殺事件，還是“比較合理的”，“還是低”的。其根據是，這個自殺率還低于全國平均的自殺率。但是，常識告訴我們，不同階級、不同職業、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的人，其死亡率是不同的，其自殺率也是不同的。在中國，農村的自殺率遠遠高于城市（前者是后者的三倍）， 55歲以上的老年人的自殺率遠遠高于青年人（其自殺率是平均自殺率的兩倍，自殺人數占全部自殺人數的36%），直接拿富士康的城市青年工人的自殺率與全國平均的自殺率進行比較是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的。在網上，我查到，2000年中國城市的自殺率男性是5.76人/10萬，女性是5.32人/10萬，而富士康的自殺率是5.41人/10萬,與全國城市的自殺率相當，但是，如果考慮到富士康自殺的都是18-25歲的青年，與全國相應年齡的青年自殺率相比，其自殺率顯然就會高出許多，那位清華的教授怎么能夠說“自殺率低”呢？至于郭臺銘說富士康的自殺率是“比較合理的”，那就更不應該了。平均的自殺率并不就是正常的自殺率，更談不上是合理的自殺率。嚴格地說，自殺本身就屬于不正常死亡，哪里有什么“正常的”和“合理的”自殺率可言？更何況我國的自殺率在全世界來說都是屬于偏高的，怎么能夠以它為標準說什么“比較低”和“比較合理”呢？說富士康“自殺率低”和“比較合理”，不僅不符合事實，也暴露了講這樣話的人對于自殺者生命的冷漠和殘酷。那么些年輕而鮮活的生命在那么短的時間里離我們而去，這無論是對于其本人，還是對于其父母、親屬、師友來說，都是一個無比巨大的不幸，對任何一個良知尚未泯滅的人來說都會感到沉重的痛惜和悲哀，而郭總裁和樊教授竟然在這種情況下還大講這么高的自殺率是“比較合理的”、“還是低的”，你們的冷酷已經到了何種程度？！這不能不令人感到無比氣憤，如果說你們是冷血動物恐怕也不為過吧。

至于郭臺銘說“如果把公司拆成四五家公司，自殺事件可能就不會那么集中”，這顯然是自欺欺人之談。其實，無論把深圳的富士康拆成四家還是五家，如果老板還是你郭臺銘，情況難道會有什么不同？問題是，我們這里討論的是自殺率這個相對數而不是自殺人數這個絕對數，在談論自殺率這一問題時已經把人口基數的大小這一因素排除了出去，它和企業職工人數的多少已經沒有關系，任何企業，不論其規模大小都可以相互比較，扯出這個問題除了是想為自己開脫而外，還能有什么意義？！

二、       把自殺歸之于員工個人該不該？

關于自殺的原因，郭臺銘說，富士康99.9 9%的員工都在正常生活和工作，他們生活得很快樂，工作得很愉快，只要賺錢就能享受人生。在他看來，跳樓自殺“與很多人天生的個性與基因有關系，或者是跟他的感情因素有關系，工廠管理并無問題。”

郭這樣說說得過去嗎？

自殺所反映的實際上是社會的某個個人和他所生活的社會環境的關系，當這種關系發展到十分尖銳的程度時，自殺現象就會出現。有人對自殺采取一概否定的態度，不過我們還是應該取分析的態度。實際上，自殺有兩種，一種是積極的自殺，其目的是以一己之死喚起人們對某個社會問題的關注和重視，喚起整個社會的覺醒。如蔣百里1913年在保定軍官學校當眾開槍自殺、續范亭1935年為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而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殺，還有周恩來在一首七律詩中寫的“難酬蹈海亦英雄”句，都屬于這一類。這種自殺是一個勇敢者敢于直面社會的問題與弊端、敢于挺身而出與之進行堅決斗爭的一種方式。應該說，這也是一種英雄的行為，它歷來為人們所稱贊。古人說，“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實際上也是對這種行為的一種肯定。還有一種自殺是消極的，那是基于個人對社會前途的絕望而采取的一種自我解脫的方式。這種自殺是處于弱勢地位的人在無路可走時的一種消極的抵抗。富士康員工的自殺究竟屬于哪一種，還值得人們去分析和探討，但是，把他們的自殺行為僅僅歸之于所謂個性、基因和情緒管理的問題，顯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求生是人和一切動物的本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自殺是違反自然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0頁）除了個別的例外，自殺都是由社會原因引起的，是一種社會現象，社會問題。用自然的原因是不能說明自殺現象的。把自殺歸結為自然的原因，歸結為個性、基因等原因，顯然帶有推卸責任的辯護性質，絕不是科學的負責任的態度。事實是，必定是因為某種社會環境使自殺者感到了絕望，才有可能使他們產生自殺的行動。當郭臺銘用人的個性、基因和情緒管理說明自殺問題時，人們要問，這些自殺者為什么不在之前就在他們的家鄉自殺，而要跑到數百里甚至數千里之外的富士康來自殺？應該說，這些自殺者一個個都年紀輕輕，他們背井離鄉、千里迢迢地來到深圳，來到富士康，是抱著滿腔希望而來的，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現，富士康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并不能使他們感到“快樂”和“愉快”，他們用大大超出常人的勞動的代價所賺得的那點錢也根本不能使他們過一個正常人的尊嚴而體面的生活，更不用說什么“享受人生”了。他們的希望完全落空了，希望變成了失望，失望又變成了絕望，他們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只有用一死來擺脫或解脫。恩格斯在講到一個多世紀前的英國無產階級時曾說，“不久以前自殺還是上等階級的值得羨慕的特權，現在在英國的無產階級中間也時髦起來了，許多窮人都以自殺來擺脫貧困，因為他們找不到別的出路。”（《馬克思惡搞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01頁）當然也不能排除在富士康的自殺者中會有這樣的人，他們想用自己的一死來表示對于資本主義剝削的抗議，以喚起社會的覺醒。我認為，富士康工人的自殺差不多都采取跳樓的形式，顯然就具有積極的自殺的意味。因為采取這樣的形式，會引起社會的廣泛的關注，能夠產生巨大的社會反響，這是向社會發出的吶喊，自有其積極的社會意義。如果只是為了消極地解脫個人的失望和痛苦，他們完全可以采取諸如服安眠藥或上吊等相對來說較為舒服、較為和緩的形式，但是他們沒有，他們采取了激烈的跳樓的方式。從這方面來看，他們的自殺是積極的自殺，而不是消極的自殺。就此而言，這樣的自殺者是我們時代的英雄，他們的死為我們吹起了反對不合理制度的戰斗的號角，敲響了資本主義的喪鐘。

三、       富士康是不是“血汗工廠”？

曾經有人指出富士康是“血汗工廠”，郭臺銘斷然地回答說，“富士康絕對不是血汗工廠”，而另一些人則說，”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廠，而是壓力鍋”；“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廠，而是鐵血兵營”。國外還有媒體說，富士康是“精神血汗工廠”。

究竟富士康是不是血汗工廠？

不列顛百科全書“血汗工廠（sweatshop）”詞條的解釋是，“工作條件令人窒息、極不衛生和對工人任意剝削的工作場所。‘血汗’一詞是19世紀40年代在英國描寫工資很低的單調工作所受的壓榨。在美國，對血汗的報怨，開始于19世紀60年代美國內戰中士兵的妻子被雇傭做制服的時候。‘血汗工廠’一詞創始于美國，時間可追溯到1867年。最初這個詞是用于服裝工業的轉包合同條件的，后來就普遍地擴大到其他方面去了。”（《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8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年版，第735-736頁）不過，從馬克思在《資本論》里的有關論述看，不列顛百科全書的這一解釋并不十分準確。實際上，早在1867年以前（《資本論》第1卷初版就出版于這一年）英國就有這種“轉包合同”了，而當時也就和“血汗”一詞聯系在了一起。在《資本論》里，馬克思寫道：“計件工資的形式既形成前面所說的現代家庭勞動的基礎，也形成層層剝削和壓迫的制度的基礎。后一種制度有兩種基本形式。一方面，計件工資使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寄生者中間盤剝即包工制（subletting of labour）更容易進行。中間人的利潤完全來自資本家支付的勞動價格和中間人實際支付的勞動價格之間的差額。在英國，這種制度有一個特別的稱呼《sweating-system》(血汗制度)。另一方面，計件工作使資本家能與工頭（在手工工場是組長，在礦井是采煤工人等等，在工廠是真正的機器工人）簽訂按件計酬的合同，以便工頭按照合同規定的價格自己負責招募幫手和支付他們的工資。”（《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06頁；考慮到現行的中譯本是根據德文第四版翻譯的，我又查了根據第一版翻譯的譯文，結果也完全相同，見馬克思：《資本論》，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530頁）應該說，這就是最初的“血汗工廠”。

后來，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美國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泰羅的機械工程師發明了一個自稱是“科學”的制度：他通過對工人的操作進行研究，分析出工人在加工產品時哪些動作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從而研究出最經濟的、效率最高的工作方法；結果，在同樣的一個工作日里資本家就能從工人身上榨取比原來多兩倍的勞動。這就是所謂“泰羅制”。而泰羅本人也因為這個“科學制度”被資本家及其御用學者吹捧為“科學管理之父”。列寧對“泰羅制”進行了無情的批判，稱它為“榨取血汗的‘科學’制度”，指出它“無情地耗盡他（工人）的全部力量，以三倍于原來的速度把雇傭奴隸的神經和肌肉的點滴能力都榨取干凈。但是他過早地死去呢？大門外還有許多人呢！”（《列寧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8頁）在這里，列寧把這種“榨取血汗的‘科學’制度”和“工人過早地死去”聯系在一起不是沒有道理的。30年前，我曾在一本書里看到過一篇關于日本生產線上工人勞動情景的報道，它說“從生產線上可以聽到工人的嘆息聲”，還說“自殺的人特別多。”

也許有人會說，這都是過去的事了，富士康是一個現代化的企業，把它說成是血汗工廠能夠成立嗎？

當然，富士康很現代，它成立的時間還不長，但是，它和血汗工廠卻有著天生的不解之緣。首先，它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資本主義企業，有著所有資本主義企業都有的共性。這個共性不是別的，就是馬克思早就說過的，“這里涉及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頁）問題不在于是哪個人，而在于它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而資本就是為利潤、為剩余價值而存在的。馬克思曾在《資本論》里引用英國工會活動家登寧的話：“資本害怕沒有利潤和利潤太少，就像自然害怕真空一樣。”（見《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頁）他在講到資本家對工人階級剩余價值的榨取時，還引用恩格斯的話說，“實際上，他（指工人——引者）‘只要還有一塊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指資本家——引者）就決不罷休。”，（同上，第334-335頁）可以說，哪個資本家不想從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這不是哪個人的問題，而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造成的，我們并不是要反對一個富士康或一個郭臺銘，而是要反對這樣一種生產關系，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血汗工廠”吮吸工人血汗的現象。

除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共性外，富士康也有它的特點，這種特點也使它與血汗工廠緊緊地聯系在一起。我們知道，富士康是一個代工廠，而且是個代工王，即世界最大的代工企業。所謂“代工廠”是一個新名詞，在《現代漢語詞典》都查不到。在網上查，始知其英文縮寫為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的簡寫)譯成中文就是“原設備制造者”。這種“代工廠”接受外國品牌企業的訂單，只管加工制造，不管產品銷售，自己也沒有品牌。以富士康為例，它為蘋果、惠普、戴爾等品牌企業加工生產產品，然后貼上這些企業的品牌，但是卻沒有富士康品牌的產品。實際上，它和歷史上“血汗工廠”從轉包中進行中間剝削的包工頭非常相像，代工廠的廠主其實就是總承包人，只不過規模更大也更現代化而已。代工廠由于自己沒有品牌，利潤的主要部分為國外品牌企業的資本家所有，這樣代工廠廠主獲得利潤的空間自然就比較小了。基于資本的本性，為了獲得更高的利潤，它當然就會進一步加強對員工的剝削。在所謂的代工企業里，員工們實際上要忍受兩種資本家的雙重剝削，他們的命運當然也就更加悲苦了。

在富士康的特點中還有一點，也是使它與血汗工廠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的。在一般的資本主義企業里都實行泰羅的“榨取血汗的‘科學’制度”，在富士康或郭臺銘的企業里當然也不例外。在富士康，一進生產線就要緊張地站滿四個小時，工作是七秒鐘一個循環，勞動強度之大可想而知。這在一般人是很難受得了的。軍隊站崗還兩小時換一次班，而他們一天要站12小時！郭臺銘說，“富士康最大的目標是標準化作業”，甚至工人是抬左腿還是抬右腿，眨眼的時間都由ISO認證。按照郭的說法，他要讓工人成為“智力的機器”，在過的這種理念下，工人的勞動還有什么樂趣？這里還要指出的是，富士康還有一些其它企業所沒有的“特色”，這就是所謂軍事化的管理。這是富士康和某些臺企所特有的東西。我們知道，臺灣實行強制的義務兵役制，每個男青年都要服兵役，郭臺銘當然當過兵，于是他就把軍隊的一套管理辦法帶到了富士康。在富士康的管理中很強調服從，下級必須絕對服從上級，所謂“官大一級壓死人”。大陸的員工不僅在經濟上要受工資過低、勞動時間過長、勞動強度過大的剝削，還要在精神上受絕對服從觀念的壓制，思想上是壓抑的、苦悶的。一些曾在富士康工作過的人對此都有深刻的記憶，他們對于富士康在管理上強調絕對服從、完全否定民主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這無疑給富士康的員工在精神上造成了極大的痛苦。富士康還擁有一支龐大的對付普通員工的保安隊伍，這些人狐假虎威，行為粗暴，打罵員工的事件時有發生。在自殺者中有些人——比如所謂第九跳的死者據知情人說就是被保安打死的。還有，于1月23日在富士康深圳廠區意外身亡的馬向前，最初警方發布的消息為猝死，在死者家屬要求下，深圳警方于2月12日上午對馬向前的尸體進行第一次解剖，晚間發出鑒定結論，認定馬向前系生前高空墜樓死亡。死者家屬質疑警方并未對馬向前身上及頭部的多處不明原因傷口做出合理解釋，隨后要求再次進行尸檢，并希望指定讓位于上海的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來進行鑒定。深圳警方于2月22日同意了這一要求，并在2月25日進行二次尸檢。鑒定結果為死因不明。死者家屬質疑警方并未對馬向前身上及頭部的多處不明原因傷口做出合理解釋，隨后要求再次進行尸檢，隨后，死者家屬(家屬博客) 持續不懈要求警方進行解剖尸檢，以查出真正死因。隔了一個多月，直到4月1日，警方通知家屬，稱在馬向前尸體的血液、尿液和胃內容物中均檢出利培酮成分，血液中的利培酮質量濃度為0.18ng/ml。家屬對此表示不能接受。至今，有關死者身上及頭部多處不明傷口仍未得到說明，使人對馬向前究竟是自殺還是被打死仍然不能得出明確的結論。這件事顯然也增加了人們對富士康在管理方面的懷疑。諸如此類的事對于大陸員工及其家屬來說也是感到非常痛苦和不能接受的。

郭臺銘還認為“與工作壓力并無直接關系”，但是我們從郭臺銘特意安排的“參觀”里看到，盡管富士康設立了諸如宣泄室、悠閑圖書室和游泳池等一些釋放壓力的設施，但是，在這些設施里，我們卻只能“見物不見人”、看不到有員工利用這些設施從事相應的活動。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只要想想，這些員工每天要從事十二個小時強度很高的勞動，又沒有雙休天，他們連睡眠的時間都不夠，哪里還有時間和精力從事這樣一些活動？！結果是，這些設施只不過是給富士康作為擺擺樣子、做做宣傳的道具罷了。

四、       著眼于防只能是防不勝防，要從根源上找原因和解決辦法，

解決富士康的連續自殺事件首先當然是富士康的責任。

不能說富士康在員工連續自殺后什么事也沒有做，而應該說，他們也作了不少事。郭臺銘說，“我跟幾個專家開會開了六、七個小時，研究怎么樣來防止自殺。”比如，他們請了心理專家進行心理師的培訓。他們還正在建設防跳樓自殺的安全網，包括天網、地網、隱性網，這“天羅地網”有150萬平方米，用郭的話說，“你跳下來，我把你網住。”更加可笑的是，他們甚至還請了山西五臺山的高僧來主持法會，為死者者“超度亡靈”。但是，這些辦法有用嗎？在我看來，防止自殺這個提法本身就是消極的，是在自殺之念產生之后的防止之法。而根本的問題，是要在自殺之念產生之前，造成良好的生產和生活的環境，使他不致產生自殺的念頭。也就是說，要從源頭上解決導致產生自殺念頭的問題，這才是治本之道。如果只是立足于防，那對于一個已經產生了自殺念頭的人，那是防不勝防的，雖然不能說絕對沒有效果，但是其效果畢竟是極其有限的。

從源頭上解決問題，首先是要切實改善員工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從生產條件來說，現在富士康員工的勞動時間過長是一個極大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帶根本性的問題。本來，經過工人階級長期的斗爭，早在上上世紀（即19世紀）中葉的1850年，英國就已經通過了《10小時工作日法案》。1866年9月，馬克思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一國際的代表大會上又進一步提出限制工作日問題。他認為，“限制工作日是一個先決條件，沒有這個條件，一切進一步謀求改善工人狀況和工人解放的嘗試，都將遭到失敗。它不僅對于工人恢復構成每個民族骨干的工人階級的健康和體力是必需的，而且對于保證工人有機會發展智力，進行社交活動以及社會活動，也是必需的。”他建議 “通過立法手續把工作日限制為8小時。這種限制是美國工人的共同要求；代表大會的決定將使它成為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共同綱領。”（《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5-216頁）1886年5月1日，美國芝加哥工人為爭取8小時工作日的斗爭雖然遭到警察的鎮壓，但是斗爭仍一直在繼續。1989年7月，第二國際在巴黎舉行代表大會，會上通過決議，為了紀念芝加哥工人爭取8小時工作日的斗爭，把5月1日規定為國際勞動節，在每年的這一天檢閱工人階級斗爭的成果。經過長期的堅持不懈的斗爭，到20世紀，8小時工作日得到了普遍的承認；二戰后在一些發達的國家還實行了五天工作周。新中國也長期實行8小時工作制，90年代后又實行了五天工作周。但是，這一切，在許多私營企業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他們以所謂加班的名義大大地延長了工人的工作日，使工人每天勞動的時間長達12小時甚至更多。資本家說，工人加班是自愿的，甚至說，是工人自己要求加班的。這些說法顯然是謊言。工人每天勞動得精疲力竭、疲憊不堪，他么怎么不要休息而要加班？說穿了，是因為工資太低不敷需要而不得不進行加班。這正是工人對其生活現狀不滿的一種無奈的表現，也正是有的職工最后走上自殺道路的一個重要原因，——他感到除了勞動還是勞動，勞動成了他生活的一切，因而失去了生活的樂趣，覺得這樣的生活還不如死。退一步講，就是從資本家角度來考慮，縮短勞動時間對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也是有利的。馬克思曾說，“工作日縮短的第一個結果，是由一個顯而易見的規律引起的，即勞動力的活動能力同它的活動時間成反比。因此，在一定的限度內，力的作用時間的損失，可由力的作用程度來補償。”（《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0頁）這個道理并不復雜，發達國家的資本家懂得這個道理，能夠縮短工人的工作日和工作周，難道中國的資本家就不懂得這個道理嗎？

從生活條件來說，現在富士康員工的工資太低是急需解決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工資是勞動力價值和價格的轉化形式。馬克思說，“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的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而“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總和，要包括工人的補償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資料，只有這樣，這種特殊商品所有者的種族才能在商品市場上永遠延續下去。”并且，“要改變一般人的本性，使他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和專門的勞動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訓練，而這就得或多或少的商品等價物。”（《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4-195頁）但是，深圳富士康員工的基本工資只有區區900元，它能夠抵償勞動力的耗費，實現勞動力的再生產嗎？顯然不能。他要結婚，但是，如今的房價和房屋的租金那么高，他能夠用自己的工資解決住房嗎？他要是有了孩子，他能夠用這個工資解決孩子的學費和醫療費用嗎？顯然，這個工資是不能滿足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的，他們的工資應該大大提高才行。當然郭臺銘也很清楚這一點，他在5月26日的講話里許諾從6月份起給員工要加20%的工資。這當然很好，但是加20%的幅度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考慮到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和珠三角地區已經好多年未加薪的情況，這個幅度應該更大得多才能夠解決問題。今天在網上看到，加薪的幅度已經提高到30%，這對于富士康的應該來說當然是個好消息，但是，由于以往工資過低，加薪的步伐還應該進一步加快，最好能夠形成一個與利潤同步增長的機制。這些年，富士康的財富增長很快，它已經跳躍式地進入全球500強，而且名次還在向前移動。在這方面，員工的工資也應該與之相適應，而過去直接創造財富的一線工人卻長期處在深圳最低工資的水平上，這怎么說也是不相稱的，也是不能調動工人積極性的。一旦工人由于勞動時間的減少和大大提高了工資，就能夠過上體面和由尊嚴的生活：他們有了業余的時間，不僅可以看書學習，提高自己的文化和技術水平，而且可以通過社交活動和社會活動接觸外界，他們的戀愛和婚姻問題的解決也就不再是一個難題；而工資收入的增加，更使他們能夠買得起或租得起房，除了在工廠勞動還能過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會想自殺嗎？

解決富士康連續自殺事件同時也是國家的責任。

在解決像富士康連續自殺事件這樣的問題上，除了有關企業的責任外，國家也是有責任的。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年來，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熱心于引進外資和發展民營企業，而對于發展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卻很不熱心。“公有制為主體”只是寫在憲法上，而沒有表現黨和政府的行動上。結果是，在我們這樣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經濟越來越削弱，而中外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越來越壯大。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當然也就越來越發揮其作用。其基本的規律就是剩余價值規律。馬克思說，“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9頁）因此，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增加對工人階級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占有，乃是必然的合乎規律的現象。顯然，社會主義國家對于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不應該是無限制的，而應該是有限制的。孫中山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口號。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也引用孫中山的話，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何況我們早就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更應該知道其發展的限度。但是，事實卻不是這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已經變成了毫無限制的大發展、大躍進，并且是以一步步取代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姿態在擴張著和發展著。這是造成我國社會分配不公和兩極分化的一個最根本的因素，也是造成工人階級領導地位下降，社會不穩定的一個最根本的因素。在我看來，當今中國一切社會問題的總根源就在這里。作為以實現共產主義為偉大目標的中國共產黨，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機器的中央政府和各級政府，再也不能對此熟視無睹了。

具體一點說吧。國家雖然制訂了勞動法，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勞動時間和休息時間，但是有關行政執法部門對于違反勞動法的一些資本主義企業卻不予追究，讓他們為所欲為，極大地損害了工人階級的合法權益。比如《勞動法》第三十六條規定，“ 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十四小時的工時制度。”但是，當富士康等企業明顯違背此項規定，每周六的時間遠遠超過44小時時，并沒有受到法律的追究。又比如《勞動法》第三十八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保證勞動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而為安徽此規定執行的富士康等企業也沒有受到法律的追究。而且法律本身也自相矛盾。如《勞動法》第三十九條居然有這樣的規定：“企業因生產特點不能實行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八條規定的，經勞動行政部門批準，可以實行其他工作和休息辦法。”又如第四十一條規定，“用人單位由于生產經營需要，經與工會和勞動者協商后可以延長工作時間，一般每日不得超過一小時；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長工作時間的，在保障勞動者身體健康的條件下延長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三小時，但是每月不得超過三十六小時。”這樣一來，具有強制性的法律就變成勞動行政部門和工會可以隨意違反的豆腐條款。這樣一些條款顯然都是為了照顧資本家而預先留下的空間，使資本家可以非常方便地鉆法律的空子，哪里還有有什么法律的嚴肅性可言？，

解決富士康連續自殺事件也是社會各方面的責任。

除了富士康應負主要責任，國家也重要責任外，社會有關部門無疑也是有責任的。首先是工會。工會是工人階級的娘家人，維護工人階級的權益本來是他們責無旁貸的神圣職責，但是，我國的工會，似乎只是一個擺設，從來聽不到他們強有力的聲音，也看不到他們有什么積極的行動。他們和一些地方官員一樣，倒是常常站在資本家一邊。試問，這樣的工會對于工人階級究竟有什么用呢？

還有計生部門。富士康的自殺者基本上是80-90年代出生的青年，這些青年許多都是獨生子女。由于獨生子女在家里很多是“小皇帝”，備受家長寵愛，比較脆弱，經不起巨大的壓力和社會的挫折，這也是他們容易想不通或想不開而產生絕望情緒乃至萌生自殺念頭的原因之一。在這方面，家長固然有一定的責任，而計生部門多年來堅持“只生一胎”的政策也難辭起咎。“只生一胎”的政策，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對青少年的健康成長都有極大危害，長期以來，許多有識之士都呼吁改變這一政策，但是決策者由于錯誤的思想理論指導，始終不愿傾聽這一呼聲。大學生和青年工人中自殺率上升的嚴酷現實不知是不是能夠使他們稍微清醒一些？

還有教育部門。多年來教育部門不重視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注意培養他們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使得我們的青少年缺乏崇高的理想和正確的信念，缺乏堅忍不拔的精神，更有甚者，還讓一些思想反動不適合做教育工作的人把持課堂，向青少年散布種種毒素，使他們不能健康成長。毫無疑問，這對他們的進入社會肯定也會產生消極的影響。

解決富士康連續自殺事件工人階級自身的責任。

出現富士康連續自殺事件，工人階級自身也有責任。富士康的問題不是一天兩天的問題，而是一個長期積累的問題。對于這樣的問題，工人階級應該怎樣來應對呢？應該團結起來與資本家進行斗爭，迫使資本家來解決這些問題。在這方面，馬克思早就教導我們說：“為了‘抵御’折磨他們（指工人——引者）的毒蛇，工人必須把他們的頭聚在一起；作為一個階級來強行爭得一項國家法律，一個強有力的社會屏障，使自己不致通過自愿與資本締結的契約而把自己和后代賣出去送死和受奴役。”（《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5頁）過去富士康工人與資本家簽訂的那些自愿加班的合同就具有這樣的性質。工人不能因為某種蠅頭小利而把自己出賣給了資本家。這樣做只能對資本家有利而傷害了自己。如果要增加工資或有其他要求，完全可以學習通鋼和本田的榜樣，團結成像一個人一樣，向資本家提出自己的合理要求。這一次本田工人罷工的勝利證明了他們團結和戰斗的力量。相信當所有的工人階級都認識到了這一點并且團結起來進行斗爭時，他們就一定會無往而不勝！《國際歌》里唱道：“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吸盡了我們的血肉。一旦把它們消滅干凈，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奈爾就一定要實現。”工人兄弟們，讓我們團結起來進行斗爭，最后的勝利一定是屬于我們的。

總而言之，企業、國家、社會和工人階級自身都應該負起自己的責任。當然，上面講到的四個方面也并不是等量齊觀的，就富士康的連續自殺事件而論，其最主要的責任者應該還是富士康。由于富士康是直接責任者，資本家理應負起首要的責任。臺灣勞工團體在抗議紅海集團（即富士康）時高呼的口號是：“生產線殺人，資本家償命！”在我看來，資本家既然從工人身上吮吸了那么多的血汗，要他們來負這個責任也是完全應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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