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武漢大學戰略決策研究中心兩位學者所寫的時事隨筆
在過去短短的4、5年中，政府面對房價只令人困惑地提出控制房價上漲速度，似乎房價只能上漲一樣。中國兩次試圖控制房價，但在每次采取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上的政策方產生出一些效果時，政策突然又改弦更張，維護房價穩定，唯恐由此“天下大亂”。這樣，中國社會就面臨高房價產生的兩難問題。一方面是居民對高房價的怨聲載道，同時房價上升終會有泡沫破滅一天，二者都成為社會不穩定的一個根源，另一方面政府控制房價也是首尾兩端，高也不行，低也不成。如何破解這一世界難題呢？
今天中國社會矛盾多發、頻發，暗示了中國未來的前景有更多的不確定。正是由于這種顧慮，在對房地產業這一經濟發展“支柱產業”采取手術時，政府必然投鼠忌器。固然多個房地產企業都有利益集團，但導致中國政府投鼠忌器的首先不是官僚資本、不是官商勾結所形成的利益集團，也不是政府從房地產發展中得到的收入本身（盡管它們構成中國房地產影響中國社會分配和理性的根本原因，參見龍斧，王今朝，2009），而是支柱產業受到沖擊之后的經濟社會后果會突然把社會矛盾暴露、放大出來。畢竟，房地產企業很多都是缺少資金，嚴重“依賴”銀行貸款，嚴重“依賴”政府支持（龍斧，王今朝，2009），因此，房地產企業資金鏈的斷裂或許會在短期內形成銀行呆賬。但這還不是主要的。一旦房地產生產下降，則對水泥、鋼鐵、建材、裝修材料、家具等一系列的需求下降，對勞動力的需求下降。而政府在缺少房地產收入的時候，城市建設也會停滯，相關需求也會下降。更為重要的是，作為支撐中國經濟“支柱”的民營企業，實際上處于風雨飄搖的地位，一有風吹草動，其利潤率就會下降，必然導致宏觀需求的猛降。如果再加上來自世界其他國家的外部需求已經非常不可靠這一因素，再加上全國物價奇高，如果再對房地產施加以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上的辦法，人民生活就無法得到保障，結果就會形成對政治的強大沖擊。由此看來，中國當前在房地產政策上的搖擺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中國顯然并沒有完全遵循西方經濟學教科書開出的藥方。這是堅持中國獨立自主政策的又一實例。
然而，這種政策的合理性僅僅是短期內成立。首先，房價確實太高，不降不行，中國無法依靠提升人們的收入來使房價-收入比達到合理的區間（龍斧，王今朝，2009）。這說明，政府最終必須采取措施來降低房價，以解決人們的安居問題。否則，社會不會答應。其次，單純地降低房價不行，即使把它降低到勞動價值預測的水平（王今朝，龍斧，2009ab）也不行。在中國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下，如果單純地降低房價，而同時又允許房地產的自由市場交易，則房價降低的好處，就會被那些“先富”得到，他們就會無風險地大量地囤積住房（他們有錢，房價下降降低了他們的拿房成本），而普通勞動者被迫租住他們的房子遭受他們的剝削。普通勞動者得到自己的住房的愿望同樣無法得到滿足。這樣兩個理由就說明，中國破解高房價的問題最簡單最直接的辦法就是要否定住房市場的極端市場化。也就是說，至少要對住房實行配給制。比如，實行一種類似計劃經濟時期按照職稱、職務、年齡、婚否等標準來分配住房，使每個家庭只能擁有一套住房。只有實行配給制，才能讓那些有錢人的錢無處可用，從而也才能讓最廣大的工人、農民得到社會發展所帶來的住房的福利。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在分配住房問題上也有矛盾，不過那種矛盾遠不是今天這種階級矛盾、社會宏觀矛盾。
配給制可以用在比較豐裕的經濟中。住房建設耗費的資源、能源構成這一社會對自然的驚人索取（龍斧，王今朝，2009），中國人口眾多，經濟越發展，對住房的需求就越大，同時也就越無法承受這一資源配置的無效率所產生的巨大的浪費。按照美國人平均居住面積，按照現在的建筑模式，中國18億畝土地的紅線無法守住，更不用說它所涉及的電力供應、水供應、煤氣天然氣供應對生產所產生的要求。僅從這一點來看，實行配給制就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更不用說住房制度帶有明顯的社會福利性質、意識形態性質（龍斧，王今朝，2010）。反過來，不實行配給制，而實行自由市場制度，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就會反復地掀起價格上漲的波瀾——中國房地產今天的局面就是在自由市場制度下形成的。中國政府的精力就要反復地浪費在這一無聊的問題上，同時還要面臨高房價造成的社會不穩定、房價波動造成的社會不穩定。而由于住房制度的社會福利性質、意識形態性質，由于房地產的“核心性”，政府的信譽也就會被中國私人房地產商、“先富者”洗劫一空，社會主義在房地產領域就會名譽掃地。
因此，破解高房價的難題就是清算所謂“自由市場制度”。從自由本質來看，馬克思主義者都說過，從來沒有抽象的自由。當年，列寧在俄國爭取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難道這種自由是一般農民所享受的嗎？不是的，農民有什么可以出版的呢？就是普通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什么可以出版的呢（今天許多教授出版都出過書，但產生了什么社會影響呢？銷售往往還要靠向學生強賣）？出版自由的爭取是列寧為出版自己和同志的馬克思主義作品所作的斗爭；言論自由是列寧為爭取表達出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思想觀所作的斗爭；集會自由是列寧為爭取更多的群眾起來反抗封建反動統治、資本家反動所作統治所作的斗爭。同樣道理，今天，在中國，那些爭取“市場自由”的人就是資本家或為資本家所作的的斗爭。列寧當年的這種斗爭也并不是流血的，今天中國許多大學學者所宣揚的自由也沒有流血，但都是政治斗爭、階級斗爭，只是今天中國一些學者的自由市場權利的爭取是歷史的倒退，而列寧的權利爭取是歷史的進步。從市場制度本質來看，如果它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也就是它是私人房地產商進行商業化操作的結果，是為了獲得私人的利潤，那么，它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甚至就是原始資本主義私有制，它就是用資本的統治替代人民民主的專政。讓這種生產關系在社會主義中國大地上發生、發展、蔓延，它就會損害中國政治、社會，損害中國政府的社會基礎，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龍斧，王今朝，劉媛媛，2010）。所以，無論從自由的本質看，還是從市場經濟的本質看，中國房地產的市場化、利潤化、商業化、私有化（龍斧，王今朝，2009）就是中國今天社會的階級斗爭、政治斗爭。既然中國政府賦予了那種自由，產生今天這種結果就是必然的了。而產生了今天這種結果，如果想要消除它，就必須取消這種自由。因此，也就必須實行配給制。
西方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在總體上是錯誤的（王今朝，龍斧，2010），但在從全局來考慮問題的這一點上是正確的。這一點就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全面、聯系地看待問題有不謀而合、相反相成之處。把這一原理用于徹底分析中國破解高房價問題，就可以看到，當中國運用配給制度解決了高房價問題后，這一問題就會在其他行業、其它領域復制出來。因為，中國龐大的貨幣供給中原來投入房地產投機的部分就必然流向其他領域。比如，中國不僅全國各地房地產出現舉世矚目的價格投機，就是在鐵礦石、煤炭、大蒜、綠豆市場上都出現巨大的投機，更不用說在股票、期貨上的投機了。不僅如此，既然中國這樣相信市場機制，那么，世界的資本家也就會設計圈套，讓中國在全世界都買高價產品，如石油、鐵礦石、美國債券。這正與1949年建國后上海資本家的投機有異曲同工之處。這表明，房地產價格僅僅是中國經濟社會政治問題的一角，同時也是世界經濟政治問題的一角。在這樣復雜的國際國內政治社會經濟關系中，中國政府應該怎樣做？很簡單，就是要把市場機制置于合適的位置上去，也就是要堅決地控制其以資本的私有制為基礎的發展，這決不是一個簡單的凱恩斯主義（不管新舊）的宏觀調控而已，而是必須回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道路上去，回到真正的、科學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今天這種投鼠忌器、騎虎難下正是各級政府官員那種大膽推進資本主義私有制，只要經濟發展，哪怕洪水滔天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思維的必然結果。如果中國改革開放中在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上謹小慎微的話，就不會有今天這種投鼠忌器、騎虎難下的兩難了。反過來，面對今天局面，如果中國在自由市場問題上改弦更張，真正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投鼠忌器、騎虎難下的兩難也就消失無形了。這大概也就是佛學中的“孽由自造，魔由心生”的道理吧！
（注：文中參考文獻大都可以在武漢大學戰略決策研究中心網頁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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