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作為一線制造工人潛入富士康科技集團，起因是五個月內在那里發生的九次自殺事件。當時，墜樓致死的富士康員工就達七人。而現在，已有十人遇難。
參與觀察法是我進入新聞界后的幾年間里，作為調查記者的主要采訪方法之一。這不是一種巧合。近年來，日漸擴大的貧富差距和不同社會群體間為捍衛其根本利益而頻繁發生的各類沖突，賦予了調查報道和參與觀察法空前廣闊的空間，尤其是后者，因為它能幫助記者和讀者更好理解此類事件背后的深層原因。
在富士康深圳廠區發生的一系列自殺事件并未令我感到驚異。我和我的愛人都有在深圳工作的經歷，對將勞動者與其勞動產品、與其生產活動、包括與其他個體相異化的生產方式已習以為常。和很多在深圳的青年人一樣，我們都把自己看作是一家更大的富士康里的居民。在這里，維持機器高速運轉的基礎是驚人的經濟數據，而維持驚人經濟數據的基礎則是龐大的居民基數。居民們以自己的健康為代價，付出最多的勞動，換取最低的報酬，維持自己的生計和機器的運行。
但近期富士康連續自殺事件的主角是底層勞動者。都市的主流群體已慣于在漠視其存在的同時，認可以其犧牲為基石的發展模式。而在近期事件中，他們的反抗之決絕，體現了新一代底層勞動者意識的轉變。
在深圳關外初夏的烈日下，我自稱為來自北京農村，在深圳浸淫多年的高中畢業生，與多是同樣交錢進廠做普通工人的千百人一道被強令站在緊密的隊列里等待如同過場的體檢。那些企業“教官”們的終日斥責、嘲諷與羞辱雖然刺耳，但不再重要。我所關注的是富士康與其他制造業工廠的不同。究竟是什么讓這里的青年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墜樓赴死？
我不能夠證實外界對富士康環安課在跳樓事件中所起到作用的傳說。但或許一切另有隱情。除去把工人價值降到最低、報酬也壓到最低，使工人重復機械勞動的流水線以外（幾乎人人都能交錢進廠，也都能被隨時代替），普工們被系統化地培育為高度服從于金錢、服從于老板、服從于洋人（客戶）、服從于任何權力的個體。在逐個摧毀其整體意識后，他們都成為了完全碎片化的個體。
我相信這種企業文化是連續跳樓事件的主因之一。
從農村來到世界工廠制造重鎮的每個孩子，都有著他們的“中國夢”。但到頭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卻以自己的犧牲，實現了極少數與其毫無關聯的群體和個人的夢想。而在這里，企業文化和社會環境的麻痹使得任何形式的組織和群體行為都被認定是不僅無益，而且落后的事情。這樣，人們在夢想失敗后就只有一個選擇了。
自殺是人作為個體最激烈的抗爭形式。然而，只有群體的抗爭才能真正促使社會變革。依附于完全虛幻的成功傳奇上，在完成別人的夢想之后，一旦發現無法實現自己的夢想就去死，其意義無異于向鮮血滿地的世界證明自己的確是最卑微的存在。
路畢竟是人走出來的，不是跳出來的。這就是為什么深圳的故事是絕望，而佛山的、平頂山的、蘭州的故事是希望。這個希望，如果改述馬克思的話就是，巨大的歷史事變第一次是以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以喜劇出現。愿我們的社會多些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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