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連旭：論我國現階段的社會和階級矛盾（討論稿）

讀毛主席的書，論我國現階段的社會和階級矛盾（討論稿）　　

                  　　
楊連旭　　

2010-5-6　　　

毛澤東不僅領導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結束了我國長達半世紀的分裂和內戰，開創了至今的和平年代，而且在“一窮二白”的洋貨時代基礎上，在敵對勢力的包圍封鎖中，在不到30年內，建設成了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世界第六工業國、第十三科技國，擁有“兩彈一星核潛艇”名列前茅的軍事大國，人均壽命幾近翻番的第一人口大國，人民當家作主、群眾運動席卷全球、毛澤東著作風靡世界的第三政治大國。　　

至今，全世界也在推崇他，政治家們在仰慕他、軍事家們在學習他、勞動階級在懷念他、專家學者們在研究他、他的追隨者在各地奮斗著、……　　

　 　
 ——題記　　
　 　
一.《讀毛主席的書，心平氣和地面對社會現實》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5/148277.html　　
　 　
二. 《讀毛主席的書，掌握分析社會的科學原理》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5/150719.html　　
三、  讀毛主席的書，分析我國現階段的社會和階級矛盾。　　

讀毛主席的書，掌握了分析社會的科學原理，那么怎么具體應用于實踐指導革命呢？　　

毛主席指出：“只有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才能認清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和轉變。所以，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由此，要想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復興高潮的到來、努力回歸毛澤東路線，社會主義者必須首先認清我國社會的性質。　　

1984年10月10日，鄧小平指出：“中國現在發生的變化主要是從一九七八年底開始的，我指的是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次全會總結了歷史經驗，決定了一系列撥亂反正的政策。” （《我們把改革當作一種革命》，《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從此至今，我國就處在了改革開放時代，整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　　

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特別是自1998年實施“民進國退”以來，我國社會迅速進入了資本主義，不僅私有制成為了經濟基礎的主體，而且兩極分化名列世界前茅，城鄉差別世界之最、行業差別、地區差別擴大，行業、城鄉和地區內部同樣嚴重分化。　　

一是、2009年，新華社福州　4月21日　專電（記者康淼）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副局長鐘攸平20日在福州表示，目前，私營企業已占我國內資企業總數的70%以上，個體私營經濟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全國登記私營企業659.42萬戶，注冊資本11.74萬億元，分別比上一年底增長9.02%和25.02%。私營企業在內資企業的比重也由2007年底的63.25%上升至70.91%。　　

二是、2010年，京華時報　3月10日　的報道稱，記者昨天從九三學社中央提交的關于優化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提案中了解到，目前我國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指數已經達0.46，遠遠超過警戒線，10%左右的家庭占有了45%的城鎮居民總財產。　　

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根據　2009年10月26日　《中國經濟周刊》援引的世界銀行報告數據，1960年代，我國基尼系數大約為0.17—0.18，1980年代為0.21—0.27，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達到0.48。　　

三是、　2010年5月10日　 《 經濟參考報》報道《我國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紅線”》：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介紹，對我國的基尼系數目前各機構認識不一，被學界普遍認可的是世界銀行測算的0.47。“我國基尼系數在10年前越過0.4的國際公認警戒線后仍在逐年攀升，貧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認為，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正呈現全范圍多層次的擴大趨勢。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國際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業之間職工工資差距也很明顯，最高的與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體間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國有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
　　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從上世紀80年代起參與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調查。他說，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四是、 　2010年05月21日　 經濟參考報《新華社研究員：中國基尼系數實已超0.5 可能導致社會動亂》：國際上通常認為，基尼系數0.4是警戒線，一旦基尼系數超過0.4，表明財富已過度集中于少數人，該國社會處于可能發生動亂的“危險”狀態。我國基尼系數已從改革開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兩年不斷上升，實際已超過了0.5，這是十分嚴重的信號。　　

發達國家消費開支占GDP的比重達60%至75%。而我國消費開支占GDP的比重卻呈逐年下降趨勢，由1985年的52%下降到2008年的35.3%。　　

五是、　2009年6月19日　，《人民政協報》報道，中國財富的“集中度”問題在政協十一屆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專題討論會上受到常委和委員的熱切關注。政協委員蔡繼明說，“我國在社會財富增長加速的同時，出現了財富向少數人手中集中的傾向。中國權威部門的一份報告顯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高于美國。”　　

六是、　2005年09月04日　《經濟觀察報》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過數年跟蹤所做出的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顯示，近年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2010年05月21日　 經濟參考報《新華社研究員：中國基尼系數實已超0.5 可能導致社會動亂》：我國城鄉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 .8：1擴大到2007年的3.33：1。　　

在農村，不僅社保、醫保普及面小、福利低，而且長期在城市從事建設和服務業的農民工也是同工而得不到同等的社保和醫保。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國農村外出務工者達1 .51億人，其中參加養老保險者占15 .88%，參加醫療保險者占27.5%，參加失業保險者占10.1%，參加工傷保險者也僅占33.5%。按三人之家計算，1.5億農民工涉及到4.5億人的負擔。　　

七是、 　2010年03月27日　中國新聞網中新社北京　3月27日　電 (記者 俞嵐)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稱，2000年，西部和東部的人均GDP相差7000元，如今，這一差距拉大到了21000元。　　

李子彬也坦陳，西部地區相對落后、欠發達的狀況不可能在十年內得到解決。在生產總值、地區財政收入水平、人均生產總值水平上，“再經過100年(西部地區)也不一定能夠和東部地區拉平”。　　

八是、　2010年5月24日　南方日報報道《廣東最窮村落后全國30年 300人學校無廁所》：東塘村共有908戶3957人，處于貧困線以下的有468戶2021人，貧困率超過51%。按世界銀行統計，30年前中國的整體貧困率約為52%。也就是說，這里的生活水平還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談及貧困，省委書記汪洋曾很有感觸地說：全國最富的地方在廣東，最窮的地方也在廣東。到現在這個發展階段，最窮的地方還在廣東，這是廣東之恥，是先富地區之恥。　　

（二）　　

特別是1992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我國社會迅速出現官僚資本主義，形成了強大的超經濟剝奪力量，依靠權力及商業回扣、年節收禮、小金庫私分、慶典禮品等獲得的黑色收入，突飛猛進。　　

一是、　2009年11月19日　《參考消息》：【新加坡《聯合早報》11月18日報道】國際反腐組織“透明國際”發布全球腐敗感覺指數排名表，根據排名表，最廉潔的國家是新西蘭，指數為9.4，接下來是丹麥、新加坡、瑞典和瑞士。美國的指數從　7.3升　至7.5，但排名跌了一位，至19位；中國的指數維持在3.6，但排名跌了7位，至79位。　　

二是、 　2010年5月10日　 《 經濟參考報》報道《我國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紅線”》：調查證明，城鎮居民收入中沒有被統計到的收入估計高達4.8萬億元，遺漏主要發生在占城鎮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戶，占全部遺漏收入的3/4。與此同時，頻發的腐敗案也暴露出個別干部對公共財富的巨額侵占。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統計，僅2009年，全國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大案18191件：查辦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2670人，其中廳局級204人、省部級8人。中石化原董事長陳同海受賄近2億元，創下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單筆受賄額1.6億元的紀錄。　　

三是、2009年，新華網北京　9月16日　電 (記者 樊曦 朱立毅) 2002年，中國開始推行國企高管年薪制，規定高管年薪不得超過職工平均工資的12倍。不過，此后伴隨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國企贏利的增長，這一數字早已被突破。以2007年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24932元為例，乘以12倍后，高管年薪不過31.25萬元。事實上，一些金融、電信、石油、煙草等國企高管薪酬遠遠逾過這一紅線。在金融業，很多高管薪酬是職工平均薪酬的數十甚至數百倍。　　

四是、　2010年5月10日　 《 經濟參考報》報道《我國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紅線”》：清　華大學　教授魏杰、陜西省社科院副院長石英等人說，長期以來，我國收入分配領域一直存在著“屁股決定腰包”的怪現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聰明才智和勤奮勞動，而是靠“搶身份”和“搶行業”。如果能“搶”到電力、電信、石油、金融、煙草等壟斷行業，或是“搶”到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身份，就等于“搶”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階層。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機關公務員退休金水平是企業的2.1倍，事業單位月均養老金是企業的1.8倍。　　

五是、　2010年05月21日　 經濟參考報《新華社研究員：中國基尼系數實已超0.5 可能導致社會動亂》：據國家統計局統計，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三個行業中，證券業平均17.21萬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業人均8.767萬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1倍，航空業人均7.58萬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6倍。而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國有行業的職工不足全國職工總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卻相當于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　　

據統計，我國現有央企155家，央企管理層年薪動輒數十萬、數百萬甚至上千萬，而大多數員工月工資一兩千元，差距懸殊。新近發生職工罷工和流血事件的通化鋼鐵集團，據職工們反映，企業高管年薪上百萬，而不少工人每月工資僅300元。　　

《世界工資研究》作者劉植榮用翔實的數據和圖表比較了全世界的工資水平和社會保障情況。他發現，中國公務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世界平均是2倍；中國行業工資差高達3000%，世界平均則是70%。　　

六是、　2005年6月17日　，新華社發布的圖表顯示，2000年至2004年，僅四年時間，國家財政收入就翻了一番，而工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則下降到12%。依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1979-2007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4.1%；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7.2%；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7.1%。1980年至2005年，扣除物價因素后， 25年來，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只是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1/2，農民的收入增長只有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1/3。　　

七是、　　2008年11月28日　晚上　，中央電視臺“新聞１＋　１”　節目中，央視特邀觀察員、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特約研究員王錫鋅肯定地說：“公款接待、公費出國考察、公車，也就是三公，一年9000億，占這個行政開支的30%。”　　

　2010年05月21日　 經濟參考報《新華社研究員：中國基尼系數實已超0.5 可能導致社會動亂》：據統計，2007年我國政府開支占財政收入的29%，美國為9%，歐洲為5%，而日本僅占4%。這些年我國GDP每年增長不到10%，但稅收和行政開支的增長速度卻是百分之二三十。　　

八是、　2010年05月21日　 經濟參考報《新華社研究員：中國基尼系數實已超0.5 可能導致社會動亂》：央行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政府存款”項目下的資金額從1999年的1785億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億元，猛增了9.5倍！20年來在勞動報酬和居民儲蓄所占份額越來越萎縮的同時，政府儲蓄率卻在節節攀升，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0.95%升至20.57%，若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占到了國民收入的30%。　　

因此，表面看起來中國的儲蓄率很高，但其中真正屬于百姓的儲蓄占比并不高，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2007年我國企業儲蓄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從10年前的12%上升到23%，而家庭儲蓄所占比重卻一直徘徊在20%左右。醫療及社會保障不到位，百姓的大量儲蓄也不敢輕易花掉，從而導致居民消費能力受到嚴重抑制。　　

（三）　　

自1979年開放以市場換技術以來，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同世界接軌、全球化以來，我國社會迅速進入了半殖民地經濟階段，成為了舉世公認的世界工廠和“中美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社會經濟處于維持低科技含量增長的狀態。　　

一是、2010年2月22日　財新網（記者 鮑有斌）：在　2月21日　召開的工業和信息化部干部大會上，工信部部長李毅中指出，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達60%，過分依賴國外市場。　　

二是、2010年4月28日　中國經濟時報《在華外資企業不是中國企業》披露：近十年來，外資對中國制造業的市場平均控制率已接近1/3，超過一般行業市場控制度的警戒線。外資對中國電子信息產業市場的控制度在2004年以后均在80%以上，對中國經濟轉型意義重大的高新技術產業，總體外資控制度近幾年來也保持在70%的水平。外資企業已控制中國80%以上的超市。2009年，中國進口大豆4255萬噸，比2008年凈增加500萬噸，中國已到“確保國產大豆30%市場份額”的地步。在中國現有97家大型油脂企業中，已有64家被跨國公司控股。目前，美歐四大跨國公司“ABCD”（ADM、邦吉、嘉吉和路易達孚）已控制中國75%以上的油脂市場。美國孟山都公司已控制中國約50%的蔬菜種子。中國海關總署統計局　2009年1月4日　發出預警：外資企業在中國糧食領域的控制力正在加強。　　

三是、2009年7月7日　中央政府門戶：　7月6日　，意大利《共和國報》刊發了商務部長陳德銘的署名文章《中國言行一致反對保護主義》，截至2008年底，中國實際利用外資超過8500億美元，現存運營外資企業約28萬家，絕大多數實現盈利。在汽車、手機、化妝品、家電等重要消費品領域，外國品牌和進口產品分別占據了中國市場70%、75%、75%和50%的份額。　　

四是、2006年，中評社香港　9月4日　電／　8月8日　，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最近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據國家工商總局調查，電腦操作系統、軟包裝產品、感光材料、子午線輪胎、手機等行業，外資均占有絕對壟斷地位。而在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等行業，外資公司的產品已占據1/3以上的市場份額。  　　

五是、2006年5月24日　，第九屆科博會中國高新企業發展國際論壇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在演講強調：“我想用這么幾個數字來說明問題：一是我們現在技術對外依存度超過50%，這說明一半以上的技術是靠引進；二是我們現在真正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在全國只有萬分之三左右。” 　　

六是、2009年9月10日　新華網大連　9月10日　電（記者 蔡擁軍、鄭曉奕）：世界經濟論壇《2009－2010全球競爭力報告》起草負責人詹妮弗·布蘭克10日說，中國科技競爭力近年來逐步提高，但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2009－2010全球競爭力報告》對全球133個經濟體進行了剖析和排名，中國因優良的商業環境和創新能力增加了很多分值，綜合排名較去年的第30名上升一位至第29名。但是，在12項打分指標中，與科技相關的一些指標中國排名較低，如科技成熟度僅排名第79名，高等教育及培訓指標位列第61名。　　

詹妮弗·布蘭克在此間舉行的夏季達沃斯年會新聞發布會上解讀報告時說，競爭力排名的打分項目相互之間存在關聯，中國在科技成熟度方面排名偏低與中國高校和科研機構水平較低有關。　　

七是、　2010年3月6日　中國新聞網：中新社北京　3月6日　電 (記者 田張夢)“中國的科研成果市場競爭力不強，急需推進技術創新體系的建設，并下決心破除利益格局的障礙。”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冠華6日在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記者會上如是說。徐冠華表示，中國科學技術過去幾年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國際入選的科學技術論文總數已經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科學技術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貢獻率并沒有居于世界前列。 　　

（四）　　

自1983年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達到峰值后，特別是自1998年實施“民進國退”以來，我國社會迅速進入了資本主義的原始階段，不僅突破人類文明底線，以犧牲他人的生命和鮮血榨取“血色收入”的“血汗工廠”、“黑磚窯”生產方式遍地開花，而且勞動階級呈現出貧困化、乃至絕對貧困化趨勢。　　

一是、2010年，新京報　5月12日　報道 中華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日前接受中工網采訪。根據他列舉的數據，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經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而從1978年到2005年，與勞動報酬比重的持續下降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　　

全國總工會近期一項調查顯示，23.4%的職工5年未增加工資；75.2%的職工認為當前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　　

二是、2010年，京華時報　3月10日　的報道稱，記者昨天從九三學社中央提交的關于優化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提案中了解到，這份提案認為，我國收入分配結構失衡的一個原因是勞資機制不健全，勞動者工資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50%。　　

三是、　2010年5月10日　 《 經濟參考報》報道《我國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紅線”》：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說，當前初次分配過于“親資本”，勞動者報酬占比總體偏低，勞動者工資增長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蘇海南說，在發達國家，工資一般會占企業運營成本的50%左右，而在我國則不到10%。　　

而在二次分配中，由于現有社保制度不夠完善，二次分配領域甚至出現“逆向調節”現象。據全國總工會透露，在城鎮就業人員中，養老、醫療保險參保率僅為62%和60%；農民工的參保水平更低。　　

四是、2010年，新浪財經訊 　3月20日　早間消息，國家統計局發布《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稱，2009年度全國外出農民工1.45億人，月平均工資1417元。每周工作時間超過勞動法規定的44小時的外出農民工占89.8%，其中住宿餐飲業農民工每周工作時間超60小時。制造業農民工平均每周工作時間58.2小時，建筑業59.4小時，服務業58.5小時，住宿餐飲業61.3小時，批發零售業59.6小時。平均勞動時間最長的是住宿餐飲業的農民工，他們每周的工作時間超過60小時。近六成農民工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參加社會保險的水平總體較低，雇主或單位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的比例分別為7.6%、21.8%、12.2%、3.9%和2.3%。　　

五是、　2010年05月21日　 經濟參考報《新華社研究員：中國基尼系數實已超0.5 可能導致社會動亂》：從中國與發達國家小時工資水平比較看，中國大約是0.2美元左右 ，歐美國家大體上是25—30美元。中國工人平均工資至今仍只是美國工人平均工資的6%。而且沒有什么社會保障。　　

現在中國社會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空賬高達萬億之巨，而且空賬每年還以1000多億元的規模擴大，而個人賬戶現有實際資金的總額不超過500億元。　　

全國總工會2010年4月發布的一個調研顯示，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而資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卻大幅提高。從1997年到2007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到39.74%；企業盈余占GDP比重從21.23%上升到31.29%，而在發達國家，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　　

六是、《世界工資研究》作者劉植榮用翔實的數據和圖表比較了全世界的工資水平和社會保障情況，他發現，中國最低工資是平均工資的21%，世界平均為50%；中國最低工資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為58%；中國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資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同樣為159位，甚至低于32個非洲國家。　　

七是、2009年中新網　4月10日　電 《日本新華僑報》10日刊發署名王錦思的評論文章指出，世界銀行近日《從貧困地區到貧困人群：中國扶貧議程的演進》的報告指出，按2005年美元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仍然有2.54億人口每天的花費少于國際最新貧困線，這一貧困人口數字遠高于中國官方估計的農村1500萬貧困人口，相當于日本總人口的兩倍。中國每天生活費用不足2美元的人口近7億，占總人口的50%以上，這也稱高貧困線，而這也是世界銀行列出的中低收入國家大多采用的標準。　　

2006年，中新社天津　五月十四日　電(記者孫志民)為期兩天的首屆中國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戰略論壇，今天在此間落下帷幕，并發表《天津濱海宣言》。《宣言》指出，按照人均每天消費一美元的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總數僅次于印度，列世界第二位。　　

　2010年05月21日　 經濟參考報《新華社研究員：中國基尼系數實已超0.5 可能導致社會動亂》：中國貧困人口數按照國際標準測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我國政府2008年確定的貧困線僅為人均年收入785元，人均每天僅0.3美元，這與世界銀行推薦的人均每天1.25美元的貧困線差距極為懸殊。　　

八是、　2008年11月30日　法制網記者蔡巖紅：前不久，中國職業安全健康協會第四屆理事會上透露，目前，我國從事有毒有害生產的企業數量約1600萬家，接觸職業危害因素的人數約2億人左右。 　　

而來自衛生部的消息也不容樂觀，目前，我國職業病危害接觸人數、患病人數和新發病人數均居世界前列。職業病危害分布廣，尤其是一些中小企業勞動保護條件差、職業病危害嚴重；勞動者流動性大，自我保護意識低；嚴重職業病危害沒有得到有效控制。 　　

而根據有關部門的粗略估算，我國每年因職業病、工傷事故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約達1000億元，間接經濟損失約達2000億元。　　

九是、　2005年08月12日　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報道：作為世界最大的產煤國，2004年，我國共產煤16.6億噸，占世界33.2%，但是全國的礦難死亡人數是6027人，占全世界礦難死亡總人數的80%。　　

十是、　2010年1月28日　，國際在線專稿：據美國《紐約時報》　1月27日　報道，由美國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聯合推出的“年度全球環境績效指數”排名日前出爐，北歐島國冰島排名第一。而作為世界上最大經濟體的美國，卻從去年的第39位狂降至第61位。中國排名也有所下降，由去年的第105位降至第121位。
    十一是、2007年中廣網北京　1月31日　消息 美國旅行雜志《國際生活》公布了2006年度“全球生活質量指數”，法國在綜合評比中連續第二年高居榜首，而中國在195個國家中位居中游，排名116位。　　

十二是、中國人口約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自殺人數則占世界自殺人數的四分之一，為全球自殺人數最多的國家。根據衛生部2003年發布的統計數字，我國每年至少有25萬人死于自殺，有200萬人自殺未遂。而專業研究機構根據文獻和調查結果推算出來的數字比這還要高。　　

（五）　　

自1978年改革以來，無論經濟基礎發生了怎樣的演化，然而中國共產黨不僅依然穩固的執政掌權，而且頑強地堅守著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　　

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序言》明確：“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四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2009年2月28日最新修正版刑法)》之第一百零五條規定：“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對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六）　　

把我國現階段社會定性為“資本主義的原始階段半殖民地經濟”，或許有人在感情上不能接受，要矢口否認的。　　

那么，我們關于我國現階段社會的定性是不是有些言過其實了呢？　　

不，不是的！而是恰如其分的。　　

其一、且不論據說早在1989年2月，陳云就改革的路線問題提出的四點意見中就強調：　　

“現在搞‘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實際上搞的是無計劃的商品經濟，不講有計劃按比例，把整個國家推進‘自由競爭’的糞坑中去‘實驗’，結果帶來這么大的混亂，和資本主義初期發展階段沒有什么兩樣，這是放棄社會主義目標造成的惡果。”　　

單就說，大面積的“血汗工廠”和“黑磚窯”式的生產方式，只能出現在資本主義初期階段，到成熟階段就基本淘汰了。　　

其二、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狀況，基本符合　趙德馨　先生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的基本特征》中，分析的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的基本特征：　　

一、社會生產力的多層次結構。　　

在現代工業中，重工業的比重很小。據估算，在工業總產值中，重工業產值占的比重1936年為23%左右，1949年28.8%。　　

在農業方面，生產經營是以個體手工勞動為特征，以家庭為經營單位，勞動生產率很低，每個農業勞動者生產的產品少，產值低。　　

二、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充分性。　　

市場經濟處于初級階段，直到1949年，以手工勞動為特征、以家庭為經營單位的小規模的個體經濟，在生產單位中占絕大部分。從全國農民經濟來看，商品化的程度不高，處于半自給自足的狀態。　　

三、所有制結構的復雜性。　　

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包括8種所有制：①原始氏族所有制。②奴隸主所有制。③領主所有制。④地主所有制。⑤資本家所有制。⑥國家所有制。⑦在華外國資本所有制。⑧勞動者個體所有制。前3種所有制只存在于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后5種存在于廣大地區，國家資本在鐵路、公路、郵電業中長期占壟斷地位。

四、對發達國家及其控制的世界市場的依附性。　　

半殖民地性質在經濟上的主要表現，就是中國經濟在對外關系方面，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中，處于依附的地位。其實質是依附于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及其控制的世界市場。　　

外國資本在一個時期內控制中國的工礦業、交通運輸業、對外貿易、金融業、關稅及財政。這些部門的依附程度、表現形式與發生時間不盡相同。從總體上說，是從流通領域到生產領域。　　

在工業方面，首先是機器、設備、技術依附外國；一些工礦的資金要靠在華的外國銀行調劑，部分工業原料、材料、燃料要從外國進口。其次，在工業結構與部門方面，那些為外國資本在中國進行侵略與掠奪活動服務的行業優先得到發展，如船舶修理業、出口商品加工業、打包業、運輸業、礦砂開采業等。在地區上，工業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口岸城市。　　

五、地區間發展不平衡。　　

沿海地區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經濟、現代工礦交通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人均收入以及半殖民地經濟特征的演進程度，都高于內地的狀況。1842年后這種從東向西波及內地的現代化擴散路線，形成了從東向西的梯形地區經濟結構。　　

現代工業生產力的分布和現代經濟從沿邊向內地，從東向西、從南向北散布，主要是沿著沿海線，鐵路線與內河航線，其中主要是長江航運線和隴海線，三者恰似一個橫放著的“Ⅱ”字形。　　

就工業產值言，面積約占全國總面積12%的沿海一帶，現代工業凈產值占全國現代工業凈產值的70%；占全國面積的88%的其余地區的工業凈產值，卻只占30%。這30%又主要集中在武漢、重慶等幾個城市。　　

六、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　　

首先表現為城市發展快，農村發展慢。農村的資金與人口向城市集中。大批失業的農民涌人城市尋找生計，使少數城市畸形發展，成為特大城市。　　

七、部門之間發展不平衡。　　

商業與金融業超越生產事業，得到畸形發展。在同一經濟部門內，各部類各行業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例如，　　

在農業內部，某些經濟作物，由于出口量大和工業需求多，有所發展，糧食產量增加不多。　　

在工業內部，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生產嚴重不平衡，生產資料生產的部門非凡薄弱，消費資料生產部門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輕工業與重工業發展不平衡。　　

在重工業內部，冶金業和金屬加工業發展不平衡。在冶金業中，采礦業又和冶煉業不平衡。在冶煉業中，煉鐵能力又與煉鋼能力增長不平衡。煉鋼能力又與軋鋼能力增長不平衡。　　

這些不平衡，大都是由于國民經濟的半殖民地性質造成的。　　

（七）　　

同資本主義相同，我國現階段社會的基本矛盾，就是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如今我國經濟出現的經常性的危機，農副產品價格的暴漲暴跌，其根源也就在于此。　　

同資本主義不同，“事情不是那么簡單，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 （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占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 （《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所以，我國現階段的資產階級，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唯一選擇，就是勾結官僚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以簡單的方式、粗暴的手段、野蠻的辦法，殘酷剝削勞動階級、瘋狂掠奪自然資源。“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正如鄧小平所言：“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的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困，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1頁）　　

由此，我國經濟盡管在改革開放中增長舉世矚目，少數人富可敵國，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階級卻持續貧困、乃至絕對貧困，不僅導致了鄧小平所指出的“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而且導致了國內市場有效需求嚴重不足，國家投資乏力，民族資本圖利艱難、投資不足，經濟危機重重。　　

由此，國家被迫不得不：一方面對資產階級步步退讓，不斷開放投資領域、提供優惠政策，誘導資本家擴大投資規模，另一方面嚴重依賴于引資和出口維持增長。從而，不僅擴大、加重了資本主義化的范圍及程度，而且還淪落成了半殖民地的附屬國經濟，資本主義列強經濟一打噴嚏，我國經濟就感冒。這反過來，又極大地加劇了勞動階級的貧困、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正因如此，我國社會處在了矛盾重重的危機狀態。僅就階級矛盾而論，就有勞動階級同官僚階級、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資產官僚階級、國際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官僚階級同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資產官僚階級、國際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資產階級同官僚資產階級、資產官僚階級、國際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官僚資產階級和資產官僚階級同國際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等等。　　

不僅如此，作為資本人格化的資本家，以利潤最大化為行為準則和終極目的，自這也是他們對待科學技術的態度的依據。無論是否有利于社會，科學技術的研究應用只要有利于利潤最大化，他們就會不顧一切地研究應用；只要是不利于利潤最大化，他們就會義無反顧地阻撓破壞。發達國家由于失去了引進先進科學技術的可能，利潤的最大化壓迫著資本家必須、也只能不停頓的實現新科學新技術的產業化。為此，西方的私有企業必須斥資進行科學技術研究。可落后國家因為落后具有引進成熟技術的便利，資本家自然傾向于“以市場換技術”。　　

由此，我國經濟主要是以消耗勞力和資源為主、實現的低科技含量的增長。這樣，一旦勞力和資源優勢喪失必然崩潰。到那時，中華民族必將陷入災難深重的社會動亂和發展停滯狀態。　　

（八）　　

說起來也是件很滑稽的咄咄怪事，以國家獨立民族解放、消滅私有制為己任的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開始革命，犧牲了成千上萬的仁人志士，到如今卻竟然出現這樣問題。　　

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的事業之所以出現了現今這么個悖論，完全是由于修正主義影響的結果。所以，我國要想脫離資本主義原始階段的半殖民地經濟、官僚資本主義、資本官僚主義，完成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歷史使命，首要的就是回歸社會主義路線。　　

正因如此，當前我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就是社會主義路線同這條修正主義路線的矛盾，是要求回歸毛澤東路線的廣大勞動人民同維護和發展修正主義路線的官僚階級、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資產官僚階級之間的矛盾。　　

毛主席強調：“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于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于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于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所以，社會主義者要想戰勝維護和發展修正主義路線的官僚階級、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資產官僚階級，就必須首先偵察搞清這條修正主義路線的成因，然后進行“聯貫起來的思索”作出正確的判斷。　　

那么，什么是修正主義路線呢？其實，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掛共產主義的招牌，實行資本主義政策”（接見老撾愛國戰錢黨文工團團長、副團長和主要成員時的談話）。　　

以包產到戶為主的所謂農村改革，在改革開放的發展中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包產到戶、解散人民公社的改革，使廣大農村回歸到了“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 （《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使廣大農民回歸到了任人宰割的一盤散沙狀態，成了只有交稅費義務，卻無國家投資政策的政治弱勢群體；成了信息不暢、消息閉塞，無力抗衡市場風險的經濟弱勢群體；成了有出賣勞力自由，卻無討薪實力的法律弱勢群體。由此，成就了城市順暢掠奪農村的畸形繁榮、延遲了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的總爆發、形成了嚴重的“三農”問題。 　　

“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頁）

然而盡管包產到戶是修正主義路線最主要內容之一，卻并不是我國改革開放和修正主義路線形成的開端。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