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國”的階級現實與經濟形勢

美國經濟危機根源在資本主義制度而非美中貿易關系

（美）馬丁•哈特-蘭德貝格 魏文編譯　

   
                
    美國的經濟狀況很差，人們自然在尋求解決辦法，許多人受到媒體和政治家的鼓動，認為造成美國經濟結構沒落的主要責任在于對中國的貿易政策，為了恢復經濟首先必須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讓其實行“市場的自由化”和政治變革，實現美中貿易關系的平衡。
    盡管這種看法很普遍，它強調“國家-民族”之間的關系，理解美國和中國關系的活力是有嚴重缺陷的。它鼓勵人們將美國的工業問題看成是中國與美國對立的結果，這是虛假的命題，認為在這種對立中中國政府通過“不誠實的做法”，讓美國付出代價，去提高本國公民的福利，因此建議采取與之相反的政策。
    本文強調的是對理解與中國的貿易關系的一種選擇，在全球的資本主義活力的階級基礎之上進行分析。這樣做使經濟的概念和政治上的挑戰都大不相同。例如，事實表明對美國制造業活動的威脅不是來自中國，而是由于一種跨國的企業制度，在這個制度中中國作為全球生產最后裝配的平臺。當跨國資本和精英在中國靠這個制度獲利時，中國的勞動者付出了很高的代價; 事實上，中國工人的經歷有助于表明它對美國工人來說也帶來同樣負面的后果。這也說明為什么中國人和美國政府為了應對現在的世界危機設計了保持現狀的戰略，盡管這一決定對工人來帶來負面的后果。總之，通過我的分析揭露我們的經濟危機的根源不是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競爭，而是資本主義。那么，我們的挑戰是簡短地做出一個結論，其基礎是前面提及的想法，以便實施一項戰略能夠指明和反駁資本主義的破壞性邏輯; 一項任務是使美國的工人聲援中國的工人，而不是進行競爭。
    “國家-民族”的理由
    那些認為美國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的增長戰略的人，他們理由是：中國的國家政策將這個國家變成一個出口大國，它的主要目標是美國的市場。在開始階段，中國的出口主要是勞動力密集型和低技術的產品，如紡織品和鞋。但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也變成為一個出口高附加值產品的重要國家，即出口高技術產品如電腦、移動電話和其他的電子消費品。正如《商業周刊》指出的，這是一種遠離“正常的”發展。
    美國過去生存下來靠從日本、韓國和墨西哥的大量進口。20年來它靠從中國的進口。但是正在發生完全不同的事情。設想美國和其他工業化國家保持知識密集型工業的領導地位，而發展中國家則集中在勞動力密集的低級部門。這是現在討論的問題。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弗里曼說，“關于中國令人驚奇的是，我們第一次有一個巨大而貧窮的國家，它可以靠低工資與高技術努力競爭，將兩者結合起來，而美國則存在一個問題”。這種情況說明美國的制造業受到了破壞，生意的龍頭企業不行了，在制造業中就業和工資受到損害。美國家庭被迫借更多的債務來維持消費。這種消費支出的日益增加是用來購買中國其他國家生產的商品，政府為推動就業和生產做出的努力變得越來越沒有效益。為貿易赤字提供資金的結果也越來越需要更多的外債，特別是中國的外債，它幫助加速為美國的經濟提供資金，這是對美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設置附加限制。總之，這些傾向促成了個更加衰弱的增長進程，更不平衡和更不穩定的進程，為現在的危機打下基礎。從邏輯上說，對這些傾向的投資對美國經濟的重新資本化是關鍵，是通過重組美國與中的經濟關系而實現的最好結果。更具體地說，中國應當受到壓力，讓它的貨幣升值，向更多的美國商品開放市場，以市場接受的規則博弈，接受資本主義的競爭。采取這些步驟可以指望推動美國向中國的出口，減少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其結果是在美國 重新生產產品，提高“家庭的工資”，創造就業，減少本國的和外國的債務，恢復美國國家政策的效益。
    這種理由是有意或無意推銷下述看法：我們的任務是加強資本主義市場在中國的力量。這種視角的基礎是錯誤理解在中國博弈的力量（雖然是說資本主義的活力）和美國與中國工人的力量的結果。
    中國采取出口推動增長的戰略
    中國已經變成為一個出口大國。從1990年2008年中國占世界出口的份額由1.8%增加到9.1%。2009年國已經走上變成世界上最大出口國的道路，超過了德國。這個對出口的方針代表著過去中國增長活力的一種重要變化。在毛澤東時期（1949-1976）的中國，實行計劃和高度集中的經濟，生產是由國有企業組織的，其方針是滿足國內需求。那時出口很少，出口主要是為了支付必要的進口。在這個期間中國實現了快速增長和工業化。正如毛里塞•梅斯內所說的：“在50年代中國從一個比比利時的業還小的工業基礎出發……到毛澤東時代末期，中成為世界上六個最大的工業生產國之一”。另一方面，在毛澤東時期的大多數年代，由于中國孤立于國際貿易和投資之外，中國被迫提高自己的技術能力。比如，安德雷•羅斯在觀察中國的信息部門時指出，“在50年代，共產黨國家建立了新的科學和I及D網的技術，采用蘇聯制度的模式，它們的電子工業部門生產了幾代電子計算機，在很多情況下與資本主義大國生產的電子計算機差別不大或是沒有任何區別。中國的第一臺計算機1958年生產出來，只比日本晚了一年，它的第一套綜合電路生產于1964年，只比美國的專利晚5年。1977年中國生產了微型電腦（甚至在IBM推出它的微型電腦之前），一臺微型處理器和一臺超級計算機，1983年中國生產的個人電腦可以與IBM相比”。
    在毛澤東去世后不久，鄧小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決定靠市場的力量大力提高經濟的獨立性。他認為，為了在增長中解決國家的經濟問題，這項措施是必要的，這些問題是由于國家計劃和生產過分集中的體制造成的。盡管出現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變化，這是大多數中國人所希望的，人民要求探討通過其他的渠道而不是市場的改革。1978年以后的改革計劃改變了中國的經濟。與改革前不同的是，幾乎所有的經濟活動都由市場決定，國家繼續控制許多戰略的部門，比如財政、能源、運輸，在所有重要的生產部門大多數附加值是私營企業追求利潤的產物。更重要的是，外國資本現在在中國經濟中發揮著主導的作用，特別是制造業。制造業的活動將國家變成為一種由出口推動的經濟：出口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1990年的16%增加到2006年的40%，外國資本參與出口的比例從1985年的2%增加到2005年的58%（高技術的出口則增加到88%）.外資企業的出口大幅度增加。
    在90年代繼續改革，中國經濟的活力越來越依賴跨國企業的投資和出口活動。結果中國的經濟越來越卷入一個東亞更廣闊的由跨國公司建立和推動的重組進程、受控制的跨國界企業的生產網絡，將所有的經濟都包括在內。換句話說，中國的經驗特別是它的出口活動，只有在資本主義活力的總框架內才能理解。
    中國與重組的活力
    跨國界網絡的擴張主要是由想降低技術產品如機器和運輸設備的生產成本的跨國公司造成的，重要的是信息和通信設施、計算機和辦公室機器、電信設備以及視頻設備，還有電子產品。這兩方面的產品2006-2007年占亞太地區所有出口產品近四分之三。在這個地區的貿易活動中，用于生產這些產品的零配件成為地區內進出口的主要內容。正如亞洲開發銀行指出的，“一方面，工業的交流與終端產品分離，另一方面，在亞洲地區內的貿易中主要集中在這些產品的零配件上，最近10年亞洲地區內零配件的份額增加了近20個百分點，在2005-2006年達到62%，比同期的制造業全部貿易高出8個百分點”。
    中國不僅停留在這個地區重組的進程中，并已經變成為這一進程發揮作用的基礎。亞洲開發銀行認為，地區內貿易日益重要主要是因為零配件的貿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亞洲生產網中終端產品的裝配中心，中國從東亞進口的制造業產品的零配件的比例從1994-1995年的18%增加到2006-2007年的44%。同期機器和運輸設備零配件的進口比例從46.1%增加到73.3%。中國作為地區終端產品生產的平臺，應強調的是中國是唯一在地區零配件貿易中有逆差的國家，中國的出口多數是終端產品。這種唯一的地位使中國增加了向世界出口的機器和電信產品的份額，從1992年的3%增加到2006年的24%，它的電子產品的份額同期從4%增加到21%。
    美國和中國的雙邊貿易關系
    前面強調的跨國生產的活力使東亞國家（中國除外）改變它們的出口活動，一般來說，從美國和歐盟轉向東亞特別是中國。同時也使中國擴大和重新安排其在東亞以外的出口活動，轉向美國和歐盟。1992-1993年和2004-2005年東亞在中國終端產品的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從49.5%下降到26.5%，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日本和韓國除外）所占的比例則從29.3%增加到50.1%。于是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值從1990年的160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3400億美元。2003年中國變成為向美國出口的第二個大國，僅次于加拿大。從那時以來，在這兩個國家中中國的地位有變動，到2007年和2009年變成為美國最大的出口國。美國向中國的出口也增加了，盡管更慢：從1990年的50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650億美元。結果是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大幅度增加，從1990年的1100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740億美元，超過美國對其他任何國家的貿易逆差。
    雖然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大多數是制造業產品（約占96%），它的構成隨著時間而變化。一部分制造業產品如玩具、服裝和鞋從1995-1996年的58.5%下降到2005-2006年的37.7%，同期機器和運輸設備產品的進口從26.3%增加到44.1%。不僅中國從美國進口越來越多的更為尖端的產品，而且中國也越來越成為這些產品主要的外國供應國。比如1995-1996年中國從美國進口的電信產品只占6.5%，到2005-2006年增加到33%.
    這種傾向表明為什么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受到那么多關注。從對東亞跨國積累的活動的分析來說，也表明中國這類尖端產品的出口實際上只是在中國組裝的。由于中國對美貿易逆差的增加，這一點就更明顯，東亞其他國家的比例則下降了。從1999年到2007年中國在美國貿易逆差中的比例從20.4%增加到32.1%.同期在東亞所占的比例則從20.1%下降到10.2%。東亞其他國家加起來所占的比例從16%下降到7.9%。總之，對美國制造業生產活動的威脅不是來自中國，而是來自跨國資本利潤最大化的戰略。
    雖然東亞的企業在本地區跨國生產網絡的制造和擴張中發揮了主要的作用，但是美國的企業也從中獲利，幫助這一擴張行動。其中獲利最多的是一些美國的進口和經營中國出口產品的企業，沃爾馬特和戴爾是進口量最大的公司。
    美國生產機器和運輸設備的工業企業也參與這些網絡。比如，提供美國機器的零配件，對中國的運輸設備的出口從1995-1996年的36.1%增加到2005-2006年的50.8%.同期提供的零配件在來自中國的機器和運輸設備進口中從25%降至24.2%.
    這樣，美國的生產廠商不在美國生產終端產品，越來越多地致力于提供中國生產的零配件，在美國生產這些產品。美國零配件向東亞的出口特別是向東盟國家的出口遠高于對中國的出口。這種情況與研究美國設在東亞的企業集中在地區生產網的結果是一致的。
    對中國經濟的經驗的關鍵性評估
    多數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的工人從這個國家作為本地區出口的平臺發揮的中心作用而獲利，他們傾向于將中國出口的成績與國家的發展進步放在平等地位。但是更直接地檢查經濟政策如何影響中國工人的生活，技術上的重組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最為明顯的也許是，國家出口的迅速增長并沒有創造適當的就業機會。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統計，城市工業就業的總人數從1990年的5390萬人減少到2002年的3730萬人。這樣，中國制造業的工人與美國制造業工人一樣，遭遇了就業機會的后退。雖然在這個時期城市總的就業人數有所增長，但幾乎全部增長都是非正規就業，這意味著領取非正規的工資，或是不同部門的個體戶，一般來說在建筑業、保潔部門、零售商業、流動商販、修理服務或家政服務就業。更具體地說，在這個時期3年內城市就業增加了8170萬人，但其中8000萬人在非正規部門就業。結果在中國非正規工人現在占城市就業的大多數。
    雖然改革的進程讓國家的工人付出了特別高昂的代價，在私人部門的就業特別是為出口生產的企業的就業增加了。不幸的是，多數新的就業崗位工資低，勞動條件很差。甚至在2002至2005年中國出口企業工人的平均工資增加了一倍，每小時也只有0.6美元，而墨西哥是每小時2.46美元。為跨國公司負責任的企業實踐提供咨詢的一家美國企業提出的關于中國勞工實踐的報告稱，在中國出口工廠支付的實踐中存在系統的問題，至少偷走了工人15%的工資。勞工安全是一個更大的問題。
    首先，中國的勞工政策的設計是為了吸引外國投資和增加在中國經營的出口企業的競爭力。工資和消費的傾向表明了這項政策的成功。在中國工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1992年約53%下降到2006年的40%以下。同期私人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也下降了，從47%下降到36%。比較而言，在英國、澳大利亞、意大利、德國、印度、日本、法國、韓國私人消費都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0%以上，在美國則超過70%。正如《經濟學家》雜志所說的，最近幾十年工人收入的比例在許多國家都下降了，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下降的幅度都沒有中國那么大。
    這一“成功”的關鍵之一是中國國家對國內移民的政策，他們占制造業約70%的勞動力，占建筑業80%的勞動力。最近25年有1.5至2億中國人從農村到城市尋求就業。盡管大多數是合法流動，但是他們受到嚴重的歧視。比如由于他們在中國的登記系統的框架內被分類為農村居民，為了登記成為臨時城市居民應當支付很高的手續費，他們沒有任何享受公共服務的權利，而在城市出生的居民能享受這些權利（包括自由的或有補貼的教育、衛生、住房和退休金）。對他們的孩子也是同樣的情況，甚至是對在城市出生的孩子。
    這些合法的區別使企業容易剝削它們的工人。Foxconn的勞動條件差，作為蘋果、戴爾這些大企業的一個臺灣分包商有代表性，它在四川的工廠的生產線上的工人每月工資只有32美元，每周工作60個小時，雖然企業向工人提供住房、宿舍和伙食。蘋果公司聘用Foxconn一個工廠的研究人員做課題，發現他們利用公司的懲罰作為紀律，工人一周連續工作6天以上，盡管中國的法律規定工人至少每周休息一天。
    對生活和工作條件逐漸受到破壞感到氣憤，包括市場的改革解散了國家醫療、住房和退休保險制度，越來越多的人不論在城市或是農村表示已充分準備好與雇主和官員對立，維護他們的權利。公共秩序的騷亂事件升級，從2003年的58.萬起增加到2004年的7.4萬起，2006年9.4萬起，2008年12萬起，2009年第一季度5.8萬起（全年可能達到創紀錄的23萬起）。共產黨的領導人特別擔心行動的性質發生變化，工人越來越支持采取直接行動，參加地區一級工業部門的抗議活動，增加他們的要求。共產黨試圖進行一系列政治改革，改善中國的增長戰略造成的不良后果，因而激烈地改變方向。2008年1月開始實行新的勞動合同法。法律要求企業向工人提供一份書面合同（多數人沒有合同或從未見過），支付加班費和周末的勞動報酬。雖然法律使仲裁案件大量增加，但它對就業條件的影響是有限的。中國決心保持以出口為基礎的增長戰略，對積極回答民眾不滿能做的事情不多。
    國家的技術能力
    由于跨國公司的重組，中國的技術能力正在流失。在改革開始以前，中國有很強大的科研隊伍和基礎設施的發展。但國家的計劃體制是高度集中的，大部分利潤用于重工業、化學部門和軍工部門，用于消費品工業的資金不多，這些工業沒有鼓勵或資金去進行自己的革新。這是中國經濟體制的局限之一，需要從根本上改變。改革的分權原則沒帶來技術的活力,外資在工業部門的控制使國家的發展能力流失，這從中國高技術工業在改革后的變化中可以看出，特別是信息工業。80年代中國政府開始減少對國家的各研究所的直接撥款，目的是迫使它們實現資金自給。在政府的支持下，這些沒有贏利目標的研究所建立了新的虧損企業。為了增加成功的可能，這些新的企業出讓管理的獨立性，更重要的是自由簽署合同。聯想等信息企業有能力快速增長，控制家用電腦的市場，在相對有利的條件下吸收外國的技術設備，開發了中文處理系統。
     90年代中期，條件變化了。中國的經濟變得依賴外國的資本，卷入地區的網絡。國家準備改變增長的戰略，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放棄對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市場的限制。競爭的結果使中國的龍頭企業付出了代價，包括信息工業。在中國聯想繼續是出售個人電腦最多的企業，但是利潤減少了，面對迅速擴大銷售網的惠普和戴爾它的陣地縮小了，從2006年的36%下降到2007年的29%.其他的計算機廠家遇到嚴重的問題。
    就在中國企業在本國市場上為其生存繼續斗爭的同時，高技術的出口實際上已經消失，中國現在是世界上計算機主要的出口大國，占世界手提電腦和臺式電腦裝備的80%。但是中國主要的貢獻只限于提供廉價的勞動力和裝配的地方。中國計算機出口占主導地位是因為控制全世界最新設計的計算機生產廠商將其生產轉移到中國大陸。2001年臺灣計算機廠商只占中國計算機生產的4%，5年以后占100%。中國計算機出口八成是臺灣廠商的。
    在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5年后，經濟學家韓德強說，對中國控制自主工業和技術發展的能力的損害增加了，在中國任何工業想開發自己的技術或自己的市場遇到越來越大的障礙。美國《商業周刊》指出，“盡管中國戰略性的工業取得深入的進展，但它還沒有做好發揮世界經濟領導者的作用的準備”。熟悉中國成就的專家贊揚中國在生產商業飛機和類似發達國家的高速火車的技術。2008年中國出口了4160億美元的高技術商品，但是在中國大陸多數是由臺灣廠商生產的，與諾基亞、三星等外國公司相比，中國的電子產品所占的分量不高。一些中國企業如聯想集團由于兼并和收購，已經成為主要的國際競爭者之一，但是這些成就表明一個國家在對外貿易上的成績，表明它的國家發展能力大大增強。在這方面，中國正在取得成效。由于它與跨國資本的地區生產網絡日益緊密結合，中國的經濟緩慢，對外國技術的依賴在不斷增加。中國的生產和市場對工人來說是一個不好的預兆。
    中國的階級現實
    無可爭議的事實是中國的生產創造了巨大的財富。遺憾的是這些財富有很多使少數人獲利，造成嚴重的不平等，形成新的階級關系。亞洲開發銀行對東亞22個發展中國家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認為中國已經成為本地區第二個最不平等的國家，僅次于尼泊爾。這并不令人驚奇，考慮到從90年代到2000年初這10年間中國在本地區不平等指數的增加占第二位。但這還沒有適當反映中國經濟改革中財富的實際集中情況。美國波士頓咨詢集團稱，2005年中國有25萬個百萬（美元）富翁家庭（不包括主要住房的價值）。他們只占中國家庭的0.4%，估計占國家財富的70%。美國一家雜志列舉中國年度最富有1000人，從2003年的零上升到2009年的260人，多于除美國之外的任何國家。這些“新的富人”在花錢時是膽怯的。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生產廠家路易斯計劃每年在中國開兩家至3家分店，在中國奢侈品的消費每年增加50%。世界第二大首飾生產商里奇蒙特年內將在中國的銷售額增加3倍。一個明顯的理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動和堅定地維護增長的戰略，盡管存在不平等和結構上的混亂。外商利用中國改革的進程和走向世界而從中獲利。一些官員和他們的家人也利用國家的資源而致富，在經濟的改組中迅速出現了資本家。
    中國準備與國際資本分享國家生產的成果，盡管因為分配問題的斗爭日益尖銳，因為國際資本加強它在中國的地位，而國際資本的參與對新中國經濟的作用有重要的作用，中國的領導人決心確保國家的利益。同時中國對外國資本的參與開放的部門數量空前……當局加強了對其他經濟部門的控制。很多私人的中小企業開始停滯和萎縮。
    世界經濟的衰退對于中國領導人重新安排國家的增長戰略作用不大。盡管中國的出口大幅度下降，但它比多數國家都做得更好。事實上，2009年中國已經超過德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可是在世界貿易停滯的時期，中國利潤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一塊縮小的蛋糕爭得了較大的一塊。換句話說，盡管中國出口比去年減少，但通過吸收其他國家市場份額增加了從美國和歐盟的進口。《紐約時報》說，中國政府做必要的事情以保障中國廠商的生產能力，因價格迅速下跌，工資下降，生產地區的成本經常取決于移動的工人。工人的最低工資和勞工保險也后退了。
    美國的經濟形勢
    我們看到美國和中國的經濟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傳統的智慧是這一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國出口的進攻性政策，這對中國有利，但美國的經濟顯得軟弱和不平衡。實際上這一結果是世界資本主義力量形成的，反映了主要的階級現實：跨國資本和它的盟友在兩個國家出現，同時兩國的工人被迫互相競爭，集體受到損害。
    作為這一現實的反應，現在的世界危機對美國和中國的經濟戰略帶來后果，從規模來說影響到雙邊貿易關系。兩國政府提出了刺激經濟的計劃，以便支持增長而不必改變現有的經濟活動格局。事實上，兩國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加強經濟格局。中國政府積極介入提高出口的競爭力。美國政府通過大規模的補貼積極干預，支持第一流的金融公司。
    由于美國認為現在的問題是由中國造成的，美國想迫使中國的貨幣升值，對美國出口開放它的市場，實行競爭性的資本主義的游戲規則。遺憾的是這些政策是適得其反的。比如，讓中國的貨幣升值將不會提高美國生產。而是會鼓勵中國政府壓制工人，以補償匯率的變化，使跨國資本改變在其他國家生產的部分進程。
    要求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開放其市場可能對美國的經濟效果極小。美國的多數大企業在結構上與跨國的網絡聯系在一起，不可能改組它的生產。此外，中國的工人對購買足夠的美國生的產品繼續過于貧窮，不能大量減少雙邊貿易赤字，中國人的消費總額只是美國人消費總額的16%.
    最后，要求中國根據資本主義競爭所接受的準則行事，效果甚微。中國政府已經改變了國家的經濟，工業生產主要是由私人企業（多數是跨國企業）進行的，由獲利的目的所推動。勞動市場是很靈活的。沒有組織的工人是多數（或是沒有代表性的，甚至是存在一個官方的工會），他們的保險最低，不論是勞動的或勞動以外。由于美國資本主義競爭的性質，這種要求只能意味著美國的資本為了在中國生產尋求更多的優勢。
    美國這類政策的目的是鼓動工人相信現在的問題的原因不在于美國經濟制度的職能，或者說不在于一般的資本主義，而是在于外國政府的表現。不幸的是在美國太多的工人過急地將問題歸罪于其他國家（中國的或拉丁美洲的）工人，以贏得在危機條件下的生存，使勞動條件下降。
    對當前的危機一種適當的回答，必須是挑戰資本主義和它的強制原則。目標之一必須是資本的流動。我們已經看到資本自由流動的破壞性后果。因此，必須找到加強運動尋求取消自由貿易協議的方式，取消作為其基礎的更廣泛的世界機構，如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另一個目標必須是為了贏利目的而生產。尋求資本的利潤建立了一種不滿足我們的需要的經濟，不論是作為個人的工人或是作為更廣泛的社區成員。對前者，我們必須加大我們的努力，對勞工法律進行激進的改革，以有助于保障有尊嚴的工資和組織工會的權利。對后者，我們必須得到支持，要求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被聘用參加商品和必要的服務的生產（由社區民主地決定）。這不僅需要改造和加強公共部門，使其能夠控制私人部門（生產、投資和貿易）的決定，而且直接計劃、組織和參加生產。這也意味著我們應當為扭轉在富人和公司支付稅收方面長期受到的破壞，努力提高公共部門工會的能力，以便代表和保衛普遍公共利益。這些普遍的要求有重要意義，可以日益鼓勵越來越多的中國工人的熱情。這不應當令人驚奇，因為在美國工人受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壓迫。如果我們成功地在我們的組織中使人理解這些，我們有可能找到寶貴的盟友。
    （《環球視野》2010年5月4日第290期，摘譯自2010年4月7日西班牙《起義報》）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