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財產性收入”—一個觀察社會性質的視角

“財產性收入”—一個觀察社會性質的視角

財產：私人銀行的視角

個人“資產”總量

“資產”分布：群體分化觀察

思考之一：“中國根本不存在兩極分化”？

思考之二：“姓社姓資”？

思考之三：“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

思考之四：史鑒歷歷

十七大報告提出：“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這提示筆者：“財產”和“財產性收入”是觀察國民收入結構的一個獨特視角。

財產：私人銀行的視角

“財產性收入”在經濟學家那里被稱為“按要素分配”，據以參與分配的要素就是“資產”，誰擁有資產，誰就有權分享利潤，資產越多分享的份額越大。經濟學家們熱衷于論證這套機制的合理性，但對“財產”及“財產性收入”的規模、分布與發展趨勢則避而不談。《統計年鑒2008》上，在城調隊、農調隊的入戶調查數據中，2007年城鎮居民的人均“財產性收入”為348.53元，占其總收入的2.34%；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為100.95元，占其總收入的1.74%。這點收入對居民而言微不足道，而人均值掩蓋了全社會“財產”的規模、分布與發展趨勢。

最關心這個“財產”的規模、分布與發展趨勢的是“私人銀行業”。1996年，Lyn Bicker把私人銀行定義為：“私人銀行是為擁有高額凈財富的個人，提供財富管理、維護的服務，并提供投資服務與商品，以滿足個人的需求。”對這個行業而言，“財產”的規模、分布與發展趨勢決定了自己的市場環境，他們不能不進行研究。

2005年，金融界感到了金融脫媒的沉重壓力，存貸利差為銀行提供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窄，“商業銀行面臨資產方和負債方變革的雙重挑戰，‘金融脫媒’現象使得商業銀行面臨業務經營方式的轉型。”（李倩《金融脫媒深化 四大銀行尋求對策》2005年08月17日 金融時報）

在這個背景下，“私人銀行”業務成了銀行界眼中的新大陸。2007年，多家銀行都成立了自己的私人銀行中心，目標客戶直指最富有階層，為他們服務被視為銀行對抗金融脫媒的有效方式之一。當時招商銀行副行長唐志宏如此形容這個領域的興起：“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對抗金融脫媒 私人銀行競爭開局》 2007年12月27日 第一財經日報）

面對這片“新大陸”，從業人員需要進行理性而務實的市場分析。2009年3月30日招行與貝恩公司聯合推出了調查報告《2009 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國私人銀行業：坐看風起云涌》。2009年11月，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BCG）推出了類似的報告：《中國財富管理市場—為中國高端客戶度身打造最佳價值定位》。這為我們觀察“財產性收入”打開了一扇窗口。

招行報告關注的是“個人總體持有的可投資資產”，所謂“可投資資產”是個人投資性財富的總量，它包括個人的金融資產和投資性房產。其中金融資產包括：現金、存款、股票（指上市公司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下同）、債券、基金、保險、銀行理財產品、離岸資金和其他投資（商品期貨、黃金等）等；不包括自住房產、非上市公司股權及耐用消費品等資產。

而波士頓報告關注的是“包括所有家庭而不只是富有家庭的管理資產額”。所謂“管理資產”包括：現金存款、貨幣市場基金、直接或間接持有通過管理投資的股票、以及在岸和離岸資產。不包括投資者的自營企業、住宅和奢侈品投資。

波士頓報告的“管理資產”與招行報告的“可投資資產”大體相當， 但表述不同。招行報告逐一羅列了資產的類別，而波士頓報告中的“直接或間接持有通過管理投資的股票、以及在岸和離岸資產”比較含混，不知是否包括招行報告中提及的“保險、銀行理財產品”和“其他投資（商品期貨、黃金等）”。

由于沒找到學術性的研究報告，筆者只能退而求其次，通過這類商業性報告進行觀察。

個人“資產”總量

個人或家庭共有多少“可投資資產”或“管理資產”？兩個報告分別給出了評估（見圖一、二）。

圖一：中國 2006-2009 年全國個人可投資資產總體規模

（摘自招行-貝恩公司報告）

圖二：家庭管理資產總額：2003-2008年

（摘自波士頓報告）

    為比較這兩個報告，將波士頓報告提供的數據按當年匯率換算成人民幣，并用當年GDP來衡量這將兩組數據（見圖三）：

圖三：個人資產的規模及演變

我們看到，招行報告中的“個人可投資資產”大于波士頓報告中的“家庭管理資產”，但兩者的走勢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相對于GDP,兩者都已大到不可忽視的程度，追逐“財產性收入”的個人資本，事實上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體系中的重要動力。

“資產”分布：群體分化觀察

如此巨額的“可投資資產”在國民中是如何分布的？招行報告定義了兩個人群：

高凈值人群：指可投資資產超過 1 千萬人民幣的個人；

超高凈值人群：指可投資資產超過 1 億人民幣的個人定義為超高凈值人士。

顯然，這是兩個嵌套型的定義，高凈值人群包含了超高凈值人群。高凈值人群的人數和擁有的可投資資產見圖四、五（注：其中2009年為預測值）：

圖四：中國 2006-2009 年高凈值人群數量及構成

（摘自招行-貝恩公司報告）

圖五：中國 2006-2009 年高凈值人群財富總量及分布

（摘自招行-貝恩公司報告）

    由圖四、五提供的數據可計算出高凈值人均可投資資產和這個人群占個人可投資資產總額的比重（見圖六、七）

圖六：高凈值人群人均可投資資產

圖七：高凈值人群占個人可投資資產總額總量的比重

可見高凈值人群人均占有可投資資產在2870萬元以上，占個人可投資資產總額總量的比重在20%以上。

報告進一步指出：2008年超高凈值人群接近 1 萬人，不到當年全國人口比重的0.00075%，這個群體持有的可投資資產達到 1.4 萬億人民幣，在高凈值人群內部占到16%。

按可投資資產擁有量，報告提供的數據事實上將全體國民分成了四組：1000萬元以下、1000萬-5000萬元、5000萬元-1億元、1億元以上（見圖四、五）。2008年，每組占國民總量的比重見圖八，可見高凈值人群僅占國民的0.0227%。

圖八: 各組人數占國民比重

而每組人均可投資資產見圖九：

圖九: 各組人均可投資資產

對比圖八、九可知，99.98%的國民人均可投資資產微不足道。

至于波士頓報告，圖十顯示了不同組人群占管理資產的份額。

圖十：2003-2008年，中國財富市場細分

（管理資產額%）（摘自波士頓報告）

波士頓報告的缺點在于沒有各組內家庭的數量。但報告提供了一個重要信息：100萬-500萬美元和500萬美元以上兩組的家庭數量占家庭總數的約0.1%。由此可知，2008年約0.1%的最富裕家庭擁有家庭財富總量的45.8%（見圖十）。

如果我們有更密、分布更均勻的人群分組數據，可先按人均擁有量從低到高排序，再分別計算人口與可投資資產額的累計比重，由此可畫出資產的分布曲線，其預期形態形應如圖十一中綠色虛線：在累計人口為0時，累計可投資資產為0；在累計人口為100%時，累計可投資資產為100%；在其間則是單調、加速上升。據此，可將國民分為三個群體，在其高端，少數的國民擁有大量的資產，是名副其實的有產者；在其低端，大量的國民幾乎沒有資產，是名副其實的無產者；而處于中部的人群，則分享有限的資產。用時髦的術語，這個中部群體就是“中產階級”，而用馬克思的術語，它就是“小資產階級”，在市面上，則被簡稱為“小資”。我們的經濟學家們賦予“中產階級”重大的意義，傳媒上通常這樣描述這個階級：

“擁有少量財富的中產階級恰恰是一個社會中最能夠起到穩定劑作用的群體。沒有一定數量的中產階級的社會注定是不穩定和極端化的，許多矛盾會一觸即發。”

“從社會結構上來說，西方社會的穩定源自中產階級的崛起。歐美在保持政治社會的穩定方面，中產階級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無論哪一個政黨執政，都必須贏得中產階級多數的支持。在亞洲的一些一黨獨大的國家，例如日本和新加坡，龐大的中產階級也是執政黨能夠長期執政的社會結構基礎。”（《中產階級“受傷” 社會穩定受損》2009-12-27 廣州日報）

由兩個報告給出的數據，我們可以算出資產的分布曲線上包括0、100%在內的若干點（圖十一中的紅色園點、藍色菱形點）。由這些點擬合出分布曲線，卻得出了出人意料的結果（圖十一中的藍色折線）。

圖十一：2008年資產分布曲線探討

這意味著可投資資產高度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圖十二是對圖十一高端的放大。圖十二顯示：不超過1 %的國民擁有了幾乎全部資產（“可投資資產”或“管理財富”）。

圖十二：資產分布曲線的高端

需要說明，圖十、十一不是調研分析的結果，只是對兩個報告所提供數據的內插。招行報告稱：  

“本報告通過權威的統計數據，使用嚴謹的方式推導中國私人財富分布曲線，并以此為基礎，科學地估算中國富裕人士的數量及所擁有的私人財富總額”

可惜兩個報告均并未提供“中國私人財富分布曲線”，筆者只能根據報告提供的有限數據反演分布曲線。所得結果只能粗略（卻形象地）顯示中國私人財富的分布。我們由此看到了“私人財富”的高度集中，看到了能獲得“財產性收入”的人群之稀少與強勢。

思考之一：“中國根本不存在兩極分化”？

我們的權威學者一再否認中國存在兩極分化，厲以寧的高論眾所周知，中國社科院前副院長劉吉干脆直言：“社會差距是好事，中國根本不存在兩極分化”（朱紅軍《劉吉：社會差距是好事 中國根本不存在兩極分化》2007-2-8 南方周末）。

“社會差距”是否是“好事”，這是價值判斷，取決于判斷者的立場。地位不同，立場相左，判斷各異，這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問題。

而是否存在“兩極分化”是事實判斷。資產分布曲線（圖十一、十二），表明：不足0.8%的國民擁有不低于99%的資產，這是明顯的有產者群體，他們靠“財產性收入”為生；而99%的國民擁有的資產不足0.2%，這是明顯的無產者群體，只能給有產者打工，靠工資為生。而位于兩者之間的“中產階級”，人口總量不足0.5%，占資產總量不足4.65%。

數據顯示：無產者群體占有絕對的人口優勢，而經濟實力近乎零；資產者群體擁有絕對的經濟實力，而占人口比重微乎其微；至于被經濟學家寄以厚望的“中產階級”，無論從人口的角度還是從資產的角度，都無足輕重。可見在30年內，國民從接近平均主義的狀態十分清晰地分化成了兩大集群。

兩個集群清晰分化的背后，是人與資產的分離：由國民創造的財富，變為了外在的異己力量，成為自己的對立面。至于“私人銀行”業關注的“高凈值”人群，作為食利者，本能地追逐利潤極大化，“人格化的資本”是他們必然的角色。事實上，有產者之所以能獲得“財產性收入”，是因為幾乎全體國民依賴于“工資性收入”。

在這確鑿無疑的事實面前，繼續辯稱“不存在兩極分化”，難免讓人懷疑：經濟學家到底是學者還是有產者群體的意識形態辯護士。

思考之二：“姓社姓資”？

國民與資產的分離，已經回答了多年糾纏不清的“姓社姓資”問題。

有人從“所有制”的角度看問題，雖然在各種所有制中，國有經濟已不占絕對大頭，但相對比例仍居第一，能否據此判斷經濟體的性質？對國民而言，感受經濟體性質的是就業狀態，據《中國統計年鑒2008》，可算出2007年在國有企業就業的國民，占全社會就業人員的8.34%，在集體企業就業者，僅0.93%，城鄉個體就業者占7.14%。可見有83.58%的就業者，是將自己的勞動作為商品出賣給追逐利潤極大化的企業。決定社會性質的是這83.58%國民的感受，還是8.34%國民的感受？

即使國有企業，也同樣是追逐資本利潤極大化。這不是在批評國有企業，作為企業，不這樣做就會在市場經濟中破產。（事實上各界對國有企業的批評，很大程度集中在盈利能力弱，只能靠壟斷維持上。）但在這樣的企業中，勞動力只能是商品——與在其他企業無質的差別。

國有企業，尤其是壟斷性國有企業，一個顯著特點是其職工實際所得明顯高于其他行業同等素質勞動者的收入。這是否是就社會主義特色？這一特色為社會公眾廣泛詬病，如果這就是社會主義，那社會主義就是為公眾詬病的、破壞公平的主義。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前副院長劉福垣指出這是國企“職工侵犯了全民產權的結果。”

國有企業的另一顯著特點是身份制：正式工、合同工、農民工，同工不同酬，甚至有不同的社會地位。劉福垣指出指出，它是“封建等級制度按權力分配的超經濟剝削關系。”（劉福垣《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保障主義》）可謂一針見血。

國有企業的資本按字面意義屬于全體國民，其利潤也應歸全體國民，但從1994年起，國有企業未向財政提交一毛錢的利潤，反而從1985年起，一直從財政領取大量的“虧損補貼”（見圖十三）。

圖十三：財政與國企的經濟關系

2006年12月財政部發布《企業財務通則》，于2007年1月1日起生效，要求國企上繳利潤。其中規定，中央企業紅利上繳比例為：

煙草、石油石化、電力、電信、煤炭五個資源性行業，上繳比例為10%，

鋼鐵、運輸、電子、貿易、施工等一般競爭性企業上繳比例為5%，

軍工企業轉制科研院所企業三年內暫不上繳。

可惜的是，在2008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沒有了“國家財政分項目收入”表，我們無法將圖十三向后擴展，無法得知《企業財務通則》的實施情況。

即使國企上繳了利潤，有什么實際運行的制度、規則保障這些利潤能轉化為實在的“全民所有”？國民感受到的是，“社會保障”要靠自己積累，而各級政府的樓堂館所、出國旅游、公務消費根本不受國民的制約。

“姓社姓資”還需爭議嗎？

思考之三：“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

面對客觀存在的兩極分化，必然導致一個問題：如何應對？經濟學家林毅夫稱：“我國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窮人太窮。”（《林毅夫：縮小中國貧富差距關鍵是讓窮人富起來 》2005年10月19日 19:11 新浪財經）。于是“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就成了順理成章的口號。

如果提出這一口號的是位文學家，到情有可原。然而提出者是經濟學家，難免令人懷疑他不是學養太差，就是偽善。這其實是法國人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Claude Frederic Bastiat, 1801--1850)在《和諧經濟論》中的論點，他斷言在資本的增長中，勞動從中提取的絕對額和相對額都會增加，這就“證明勞動者及其雇主之間顯然就存在著利益的和諧”。但這之前、之后的經濟史和左、右翼的許多經濟學家都表明，在資本的增長中，資本家手中的資本越來越多，勞動者的相對提取額在降低。事實上，只要利潤極大化是要素配置的首要機制，邏輯上資本集中就是不可遏止的趨勢，歷年胡潤榜就證實了這一點（見圖十四）。

圖十四：2004年至2007年的胡潤百富榜

每年同一位次的財富都較上一年顯著增加（注意，圖十四的縱坐標為指數坐標）。這暗示我們，盡管具體的上榜者，其財富有增有減，整個財富頂端的群體，其擁有的財富增速可觀。表一將上榜富豪的財富與全國的GDP貨幣發行量對比，可見在社會總財富中，財富頂端的群體占有比重在加速擴張，在這樣的經濟機制下，如何能“讓窮人富起來”？

表一：用GDP和貨幣發行量衡量胡潤榜上榜者財富

在為利潤極大化原則辯護方面，我們的經濟學家遠不如馬爾薩斯誠實。馬爾薩斯認為：社會永遠是“分成所有者階級和勞動者階級、并以利己心作為那龐大機器(即社會)的主要動力”。他進一步指出：“僅靠勞動階級的消費能力無法促進資本的利用，認識到這一點確實是最重要的。……工人階級消費的巨大增長必然大幅增加生產成本，這一定會降低利潤，減少或者毀滅積累的動機。”（轉引自夏小林《讀“經濟思想史：—種批判性的視角”札記》）

“財產性收入”源于利潤，馬爾薩斯事實上承認是利潤極大化導致了勞資利益對立和兩極分化。

思考之四：史鑒歷歷

我們三十年來的經驗再次證實,利潤極大化機制必然造成三大失衡：資產性收入與工資性收入失衡；產能與內需失衡；追逐利潤的貨幣與祭獻利潤的貨幣失衡。這三大失衡導致經濟體中的貨幣不可逆地淤積為逐利資金，終將導致貨幣循環無以為繼。（王中宇《貨幣循環的另類觀察--系統動力學的視角》科學時報2009年11月5日A3版）

馬爾薩斯時代的英國，同樣的失衡提出了尖銳的問題，其一是如何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喚起的、前所未有的生產力持續地滿負荷運行，以保障資本擁有者的利潤；其二是如何保障廣大的社會公眾的起碼的生存條件，以防激起民變。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恩格斯出版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描述了當時英國工人令人觸目驚心的惡劣處境。史實告訴我們，英國的應對之策是向全球擴張。英國本土只有24萬平方公里，1800年，英帝國包括15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和2000萬人口；1900年英帝國擁有110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和3.9億人口；到一戰爆發時，英帝國擁有127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和4.31億人口，占當時全球總人口的1/4及全球面積的1/4。英國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殖民大帝國，號稱“日不落帝國”。

到1865年，英國經濟學家杰文斯這樣描述當時的英國：

“北美和俄國的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芝加哥和奧得薩是我們的糧倉；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是我們的林區；澳大利亞有我們的牧羊場，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有我們的牛群；秘魯送來白銀，南非和澳大利亞的黃金流向倫敦；印度人和中國人為我們種植茶葉，我們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種植園遍布東印度群島。西班牙和法國是我們的葡萄園，地中海是我們的果園；我們的棉花長期以來栽培在美國南部，現已擴展到地球每個溫暖地區。”

擴張使前所未有的生產力能以全球為其原料來源地和市場，并建立起了英國的壟斷地位。在這一過程中，英鎊從國內貨幣擴張為事實上的全球貨幣。來自海外的原材料與利潤使英國有可能緩解內部矛盾。到1892年恩格斯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譯文寫序的時候，英國工人階級的處境已經有所改善，對此，恩格斯分析道：

“當英國工業壟斷地位還保存著的時候，英國工人階級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過這一壟斷地位的利益。這些利益在工人階級中間分配得極不均勻：取得絕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權的少數，但廣大群眾至少有時也能沾到一點。而這就是自從歐文主義滅絕以后，英國未曾有過社會主義的原因。”

事實上，擴張是資本主義工商文明得以生存之必需，它不但為英國的歷史證明，也為其后美國、法國、德國、日本、俄（蘇）的歷史所證明。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后發資本主義國家的擴張都必然觸及先發國家的核心利益，都遭到先發國家的鐵腕遏制，其最終的結果無不是戰爭。

1840年以來，在西方工商文明的強勢攻擊下，中國一直在艱難地尋找自己的道路。所有的努力都歸結為追求“現代化”。其所“化”的對象就是存在了數千年的自然經濟。目前巨大的民工潮說明，鄉村中自然經濟正在加速瓦解，我國勞動力的主體已經轉化為商品，而貨幣已經轉化為資本。從資本視角看到，國民的經濟地位已經兩極分化，這表明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內在矛盾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體的核心矛盾。但我們可以追隨先發資本主義國家解決矛盾的出路嗎？

先發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人口中的比重極小，這使他們有可能靠巨大的外部利益輸入緩解內部矛盾。2006年，G7國家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1%，杰文斯描述的場景對這少數人而言是可行的。而中國就占世界人口的20%，況且人口大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都在追逐“現代化”，中、印、巴、俄四國占全球人口的42.12%，這條道路依然可行嗎？它們的擴張空間何在？

當年資本主義工商文明踹開中國大門時，李鴻章看到的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兒女奮斗了一個半世紀，終于與這個“先進文明”接軌后，卻遇到了一個人類社會從未遇到過的全球性困境，這對中國的學界提出了嚴重的挑戰。面這對客觀存在的社會現實，學界應該做甚么？是在“不爭論”的旗號下繼續散布有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說教，還是為憤激的情緒所支配？

作為學界，唯一的選擇應是直面現實，深入思考，直言不諱。學術上有不同的見解是正常的，但誠實是學界的基本品格，誠實地面對現實，誠實地闡述自己的見解，是學界之為學界的底線。否則曖昧躲閃的理論加上華而不實的口號，只能將國家引向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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