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衛方終于坐不住了

1月7日，李莊的辯護律師陳有西先生在博客上轉載了賀衛方先生的一篇雄文：《律師被難日，國民遭殃時》的雄文，提出：“在一個法治社會里，把法院、檢察院和公安局統統動員起來進行所謂‘打黑’，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行為，也可以說就是踐踏法治的行為。”“在犯罪嫌疑人或者我們不喜歡的人們的人權得不到保障的地方，百姓的權利就更是蕩然無存。”還帶著恐嚇的口吻宣稱：“律師被難日，國民遭殃時。1957年律師幾乎全軍覆沒，但是隨之而來的就是砸爛公檢法，就是舉國上下的人人自危。法庭之上的法官與檢察官們，可不警乎？”應該說，這是迄今為止對重慶打黑最明白的最不加掩飾的表白了。　　

其實，賀衛方先生的這些觀點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先拿“在一個法治社會里，把法院、檢察院和公安局統統動員起來進行所謂‘打黑’，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行為，也可以說就是踐踏法治的行為。”來說吧。 沒錯，賀衛方先生所說的“法治社會”或者說是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確不曾把法院、檢察院和公安局統統動員起來進行所謂“打黑”，更不會有群眾參與的“打黑”。正因為如此，這些國家不也是黑社會比較猖獗的國家，“打黑”越打越黑嗎？例如，最民主的美國，也是黑社會最發達的國家之一。據統計，美國2004年的黑幫數量有2.5萬個左右，成員更是超過了75萬人，相比之下，2002年的數字為 73.15萬。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身亡，雖成千古迷案，但一直有猜測他違逆勝選前與黑社會的承諾有關。西歐也是如此。色情業、賭博業、吸毒都是黑社會主要的謀生手段，而在西歐竟有合法化之趨勢。亞洲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日本，居然黑社會在法律上都是合法的。黑社會都隨身攜帶名片，公開程度令人嘆為觀止。臭名昭著的山口組，竟然擁有39000多名成員，占日本幫會成員總數的近一半。意大利“凈手運動”是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是著名打黑反腐運動，結果在582個被宣判有罪的人中，僅有不到10人最終入獄。主要涉案人之一貝盧斯科尼地位反而增強了。如果按照賀衛方先生欣賞的“法治社會”的標準，中國的黑社會還遠遠沒有達標呢！　　

再拿 “在犯罪嫌疑人或者我們不喜歡的人們的人權得不到保障的地方，百姓的權利就更是蕩然無存。”來說吧。我想問賀衛方先生一句：貪官、奸商、黑社會及其御用文人等“我們不喜歡的人們”和百姓的利益究竟是一致還是根本對立的？難道保障百姓的權利還要通過保障貪官、奸商、黑社會及其御用文人等“我們不喜歡的人們的人權”來實現嗎？在實踐中看，僅以劉涌案為例。包括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著名刑事訴訟法學教授、法學會訴訟研究會會長陳光中，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刑法學專家陳興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院長、刑法學教授周振想等全國“第一流”的14位法學家，他們集體出具一份《沈陽劉涌涉黑案專家論證意見書》，認定劉涌應改判死緩。試問劉涌作案的受害者——普通百姓——能請得動、請得起全國“第一流”的14位法學家嗎？再拿李莊案來說，全中國能花150萬律師費請動李莊的又有幾人？　　

還有所謂的“律師被難日，國民遭殃時。1957年律師幾乎全軍覆沒，但是隨之而來的就是砸爛公檢法，就是舉國上下的人人自危。法庭之上的法官與檢察官們，可不警乎？”看上去賀衛方先生似乎十分關心法官與檢察官們。可是如果筆者沒有記錯的話，賀衛方先生曾經明確表示“黨與司法的關系，要逐步實現司法的非黨化，擔任法官應該避免具有任何政黨背景”。也就是說，所有公檢法部門的司法人員，只要是共產黨員、民主黨派成員以及和共產黨、民主黨派有關系的人員應該統統被清理出去。不知如果賀衛方先生的這一理想付諸實施，公檢法部門還能剩下幾人？與此相比，文化大革命中“砸爛公檢法”最激烈的北京，數萬司法人員中只揪出了1000多有問題的人，不過和重慶打黑揪出的公檢法中問題分子相仿。到底是誰讓法庭之上的法官與檢察官們“人人自危”？　　

說了半天，還沒有來得及向大家介紹一下賀衛方先生。賀衛方先生是何許人也？常關注時政的人都十分熟悉這個名字，此公曾做過1993年6-7月美國密執安大學、1996年6月-1997年1月哈佛法學院訪問學者，特別是在2006年3月4日的“西山會議”上語出驚人：“我們說圖窮匕首現，……我們天機不可預測，到底往哪方面走？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實際上現在說不得，將來一定要走這個道路，比如說多黨制度，比如說新聞自由，比如說這個國家的真正的個人的自由，……，比如說臺灣現在的模式，我們現在想中國應該朝這個方向走”。“任何政黨在法律范圍內活動的前提當然是這個政黨要登記在冊。” （中國共產黨沒有，所以是非法政黨）“我明確的說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希望軍隊國家化”。（現在）“整個權力架構的反憲政。人大本身的反議會性質。它不是一個議會”。“民法上的基礎就是私有制，尤其是農村的土地問題，下一步一定要推動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體制度的方式”。有人稱賀衛方先生是當代魯迅，賀衛方先生拒不接受，表示“還是稱我當代胡適更合適些”。可以說，賀衛方先生就是當今極右派在政法系的領軍人物。　　

　賀衛方先生對于所謂“法律價值觀”亦頗有精辟論述。賀衛方先生提出 “法學界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立的法律人利益群體，要有共同的法律價值觀”， “律師要保障他與客戶之間交流的信息永遠不被國家取證，正如牧師要保障他與信徒之間的交流信息不被取證一樣。律師職業的光榮和信譽奠基于此，動搖了這種基礎，則律師的價值和尊嚴就不復存在。” “我最為不齒的是某些領導人的秘書在這位領導人倒臺之后撰寫文章炮打、批判自己的領導，無論這個領導是對是錯，這個秘書的這種做派本身就嚴重損害了秘書作為一種職業的倫理道德和信譽基礎。” 賀衛方先生還對“我們現在的體制則是實質上讓法官和檢察官捆綁在一個戰車上，公檢法三方共同與犯罪分子作斗爭”，“而《刑法》第306條還專門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安排了一條律師偽證罪。”大為不滿，認為這些破壞了“法律價值觀”和“律師職業的倫理道德”。（不過筆者常常奇怪，賀衛方先生認為中國共產黨是沒有登記在冊的非法政黨，自己卻不僅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而且還宣稱“愛黨才這樣提意見”，這不是和賀衛方先生最為不齒的炮打、批判自己的領導的秘書的行為十分相似嗎？）　　

順便說一句，筆者常常想，如果賀衛方先生擔任李莊的辯護律師就好了。賀衛方先生一定會在法庭上大義凜然的表示：“中國共產黨本身就是沒有登記在冊的非法政黨，1949年推翻國民黨政府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更是沒有經過法律程序的非法行為。人大本身是反議會的非法機構，制定的法律自然也是非法規定。你們這些公檢法部門的人員都是具有中國共產黨背景的非法司法人員。律師要保障他與客戶之間交流的信息永遠不被國家取證，《刑法》第306條專門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安排了一條律師偽證罪本身就是損害律師職業的倫理道德的嚴重非法規定——既然共產黨、人大、政府、公檢法部門、《刑法》第306條本身全部是非法的，所以對李莊的審判更是完全非法的無效審判。因此，李莊無罪！”可惜李莊沒有請賀衛方先生而請了高子程和陳有西兩位先生，所托非人哪！　　

其實，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社會主義法制與改革開放的關系，鄧小平同志早就有精辟的論述：“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是強有力的。一旦發生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的腐朽東西。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政策和國家機器有力量去克服這些東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胡錦濤同志也強調：“堅持政治文明建設的正確方向，最根本的是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這是我們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必須遵循的基本方針，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區別于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本質特征。” 賀衛方先生等人鼓吹的那種拋棄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法治”，只能是為貪官、奸商、黑社會及其御用文人等“我們不喜歡的人們”服務的資產階級的、反人民的法治。　　

筆者在《為黑律師聲辯背后是極右派推動改旗易幟的陰謀》一文中曾經說過：“極右派希望建立一個黑社會發揮重要作用的‘正常’國家。他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藍本是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而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本質上是一種金權政治，或者說是權錢交易。大體上呈‘我資助你選舉，你上臺照顧我，下臺我再給你一些股票或公司的職務補償’三部曲，即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但是僅僅依靠金權政治，玩得太多了也會受到老百姓唾棄，有錢也未必能賣到選票。為避免發生選舉‘共產主義瘋子’上臺之類的意外，黑社會發揮重要作用就很有必要了。通過黑社會的監督，在選舉中實行‘資本家買票，黑社會催票，政客得票’的三部曲，便可以有效避免發生選舉‘共產主義瘋子’上臺之類的意外。”“極右派不斷炮轟薄熙來同志‘打黑除惡’，究其原因，無非是薄熙來同志‘打黑除惡’充分發動了群眾，打黑比較徹底。如果重慶式‘打黑除惡’公開推廣到全國，把黑社會徹底掃清。……他們還怎么改旗易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呢？” 當今極右派在政法系的領軍人物，“西山會議派”巨頭，“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最積極的鼓吹者賀衛方先生寫《律師被難日，國民遭殃時》一文為李莊聲辯再次證明了筆者的論斷。　　

最后我想說：賀衛方終于坐不住了，很好，這恰恰重慶“打黑除惡”打中了極右派的要害，恰恰從反面說明了重慶“打黑除惡”的成績。從“天價撈黑”的李莊，到宣稱李鴻章的“的賣國之舉是為當年這個孱弱的民族在撐持”的陳有西，再到當今極右派在政法系的領軍人物，“西山會議派”巨頭賀衛方，一條通過反對打黑除惡來實現改旗易幟、亡黨亂國的線索已經逐漸清晰了。《08憲章》的起草人，“要讓中國做300年殖民地”的劉曉波已經被判了11年徒刑，這些人又能風光多久呢？就讓他們統統跳出來吧！　　

（關于賀衛方等人鼓吹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民主”的本質，應該說在2009年已經暴露的很充分了。筆者將在下一篇文章《“民主”的破產》中加以介紹。）　　

附1：律師被難日 國民遭殃時

http://chenyouxivip.blog.sohu.com/141607051.html　　

——答“行者”君問　　

賀衛方　　

關于李莊律師的案件，我在博嘮閣里轉載了陳有西律師在法庭上的部分辯詞。在我的按語以及元月一日所寫的元旦社論里，對于這次審判表達了擔憂和不樂觀的預期。4日，一位署名“行者”的網友以跟帖的方式給我寫了一封信，內容如下：-----------------

　賀　老師，新年好。　　

我對你有關我國法制建設及法院機制改革的觀點一致深感贊同，但對你有關律師李莊的一些意見不敢恭維。　　

不管怎么樣，律師可以教導或指點被告人以事實和法律為依據進行辯護，但誘導或教唆被告人違背事實不符進行詭辯就不對了；告知被告人某同伙在逃以暗示有些罪責可以推托或缺乏證據可以拒不認罪，這些也都是違背律師職責和操守的，違反刑法有關規定，追究他的刑事責任并無不當。　　

我國的律師建設需要發展，這一點我同意　賀　老師的意見，但李莊這樣的律師只能破壞律師群體的健康發展。本人一直非　常崇拜　先生，但一段時間以來看到先生在這兩點上的態度感到有些不妥，不吐不快，請諒解。　　

首先，我十分感謝行者網友善意的批評。近來，在這里經常可以看到某些朋友過于情緒化的言論，雖然我也理解人們對于貪官、惡霸的憤怒，現實中也的確有些律師存在著行為不端甚至賄賂法官的問題，不過，就事論事，對于李莊律師的案件，我們仍需要以理性的態度發表議論。行者君在這里表現的就是一種坦誠而理性的態度，我也愿意專門作出一點回應，以就教于行者以及各位網友。　　

行者說得很對，假如律師誘導或教唆被告人進行詭辯當然是一種不妥的行為，但是，目前這只是檢方所作的指控。李莊究竟跟被告人進行了怎樣的交流，似乎還是一筆糊涂賬。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律師，在會見被告人時詢問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的事實，并且要求在存在這一事實的情況下在法庭上明確地說出來，這沒有任何不妥，甚至可以說這正是律師的職責所在。在這次庭審中，由　于龔鋼模　先生本人就是檢方所謂指控李莊律師的人，那么他就是一個至為關鍵的證人。李莊及其律師有權利要求龔鋼模出庭接受質證，以查清事實。但是，奇怪的是，龔以及涉及到本案的其他七位證人卻一概不出庭作證，律師的要求居然被法庭一口回絕。如此這般，法官如何能夠對于這樣的指控進行判斷？假如龔鋼模是因為受到脅迫或者意圖誣告律師以換取較輕的懲罰，法庭又何從辨別？在為此案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我明確表達了這樣的觀點：涉及到一個人罪與非罪的重大問題，相關證人必須出庭接受質證，否則我國刑事訴訟法中所規定的證人證言必須在質證之后才可以為法院接受的規則就會成為一紙具文。說實話，法庭拒絕證人（尤其是在押的證人）出庭的做法表明對于李莊的指控其實是見不得人的，有些人害怕李莊與龔鋼模面對面的對質。或許也可以說，法院——甚至檢察院——在這個案件中根本沒有任何獨立性，都不過是牽線木偶而已。　　

 坦率地說，我對李莊律師沒有任何了解，對于他在代理龔鋼模案件中的行為也一無所知。我只是就程序本身提出自己的疑問。行者說“李莊這樣的律師只會破壞律師群體的健康發展”，我不知道你對于這位律師究竟有多少了解？如果只是根據檢方或媒體的報道和指控作出判斷，是否會失之草率？　　

 我還想就近期重慶轟轟烈烈的所謂“打黑”說幾句話。在一個法治社會里，把法院、檢察院和公安局統統動員起來進行所謂“打黑”，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行為，也可以說就是踐踏法治的行為。假如是公安局，還可以對于某種表現特別突出的犯罪行為進行集中的偵查，并將相關材料移送檢察機關并請求檢方盡快作出起訴，以維護社會治安。但是，作為司法機關的檢察院和法院卻必須堅持理性的立場，尤其是法院，必須嚴格地依據法律對于每一起案件作出公正的判決。只有這種理性和公正的司法才能保障每一個公民的自由和社會的長治久安。相反，那種運動式的執法與司法則足以給人權與社會秩序帶來劇烈而深遠的傷害。坦率地說，當看到電視報道中排成一大排一大排的被告人在法庭上受審，當律師也被要求“服務大局”，這樣的所謂“打黑”實在是難逃“黑打”的嫌疑。在依法治國的口號已經喊了三十多年的今天，這種文革式的運動——連同那些歌頌文革的所謂“紅歌”——又一次卷土重來，究竟目的何在是大可懷疑的。　　

可悲的是，一些網友仿佛著了魔一般，只要聽說“打黑”就以為對自己有利；看到律師受到打壓就歡呼雀躍。其實，就人類的歷史而言，在犯罪嫌疑人或者我們不喜歡的人們的人權得不到保障的地方，百姓的權利就更是蕩然無存。律師被難日，國民遭殃時。1957年律師幾乎全軍覆沒，但是隨之而來的就是砸爛公檢法，就是舉國上下的人人自危。法庭之上的法官與檢察官們，可不警乎？　　

附2：　賀衛方　教授上財講座十五點--修辭學視角下的中國司法改革　　

（節錄，全文見http://qianliju945.fyfz.cn/blog/qianliju945/index.aspx?blogid=249331）　　

近兩年的司法改革戛然而止、無疾而終。　　

過去十多年間，中國的司法改革在諸多方面成績斐然，但就在最近兩年左右，戛然而止、無疾而終。上峰已經發話，任何進一步的改革都不能采取地方的嘗試性發起的形式，而必須在中央政法委的統一領導下進行，尤其要防止別有用心的人借推動司法改革販賣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那套黑貨。 　　

政法委一位最高領導不久前在《求是》雜志撰寫了一篇定調子性質的重磅文章，實際上也不點名地對我多年來倡導的一些觀點進行了駁斥和批判，由于其級別實在太高，我也無法與他商榷，即便想商榷恐怕也無法公開發表，就此作罷。
在這位政法委最高領導定調之后，實際上最高法的一些同志們轉入“消極抗戰”，這從最高法的許多領導的公開講話中可以品出，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做一天和尚裝一天鐘，擱淺進一步的改革嘗試。 　　

所以歸根結底這是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政治體制改革不進，其他任何領域搞得再風風火火，最終都將遭遇瓶頸，而實質上所有的變化就都可能成為幻影。　　

司法不獨立，復辟毛主席 　　

廣東的番禺事件、四川的漢源事件以及早年的仁壽事件等等，都是缺乏法治有效監督和保障下的市場化過程中，農民合法權益遭到公權力大舉侵犯而引發的農民群體性事件。 　　

北京有些人認為上訪是對國家的一種威脅，是有損國家顏面的一件可恥行為，而個別地方政府也持同樣的態度圍追堵截。 　　

四級法院這樣的覆蓋各個區域和層面的法制體系也不能把正義的陽光輸送到每一個公民的家門口，很多事情必須捅到最高層、捅到北京才能得到解決，建國五十余年，這種情況沒有徹底改觀，是悲哀。 　　

我們的總理是一個好總理，這可以從他的表情看出，他經常流眼淚，還親自為一個農民工討薪，但這也從側面映射出中國司法力量之孱弱，是恥辱。 　　

司法不獨立，人們就不會有一個長遠的預期，握有正義的一方也仍然會心有所懼，他不知道最終的結果，因為最終的結果并不基于正義，而是存在某些“不可抗力”。 　　

和基層的法院的法官、律師們交談中，時常會發現他們豎起大拇指無奈地往上一舉，“我也沒辦法，這是上邊的意思”。上海最近也遭遇到一起比較復雜的大案。這個案子當然是表面上看來都是公開審判的，但實際上刻意安排在一個空間很狹小的法庭，在此基礎上再人為地撤掉幾排椅子，就可以對外稱不能容納更多的記者了。社保基金案的審理需要在社會的公開監督下進行，而不能僅僅依據“上邊的意思”搞小動作。 　　

由于司法的不獨立，中國基層許多老百姓已經開始產生了濃厚的“回到過去”的向往，在毛主席的家鄉湖南，老百姓們交口稱贊毛主席那時候多么多么好，毛主席那時候貪官貪了一萬就槍斃了，毛主席那時候夜不閉戶，毛主席那時候大鍋飯人人平均沒有差距，毛主席自己也艱苦樸素啊，“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毛主席就不吃肉了。當然，后來我在查到了一點資料，有人寫了一篇懷念毛主席的文章，把他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的菜譜貼出來了，我發現他老人家雖然不吃肉了，但是改吃海鮮了。 　　

政治體制改革的停滯、司法的不獨立，使得法律的尊嚴黯然無光，人們就只好求諸強人政治、政治強人。　　

律師的職業道德和信譽基礎 　　

從最優秀的律師中選取法官也有助于建立律師與法官的職業共同體。法官從律師中來，會更加理解律師的思維方式，會分享共同的職業倫理和價值判斷。 　　

我們現在的體制則是實質上讓法官和檢察官捆綁在一個戰車上，公檢法三方共同與犯罪分子作斗爭。未審之前，早已有了一個先入為主的公論擺在臺下，法庭的辯論也就成為一場兒戲。因而我們看到一些法官當庭毆打律師、檢察官走出法院就當場逮捕律師這類的怪現狀也就見怪不怪了。 　　

1995年制定的《法官法》第30條和《檢察官法》第32條中都有這樣一個說法，有下列表現之一的應當給予獎勵，其中有一款就是“勇于同犯罪行為做斗爭”，這就是讓法官必須有一個超脫于其職業身份之外的先在的價值主張。 　　

而《刑法》第306條還專門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安排了一條律師偽證罪。 　　

著名的律師田文昌到北大去講座，期間一個學生動情地站起來對他提問，說“　田　老師我一直很敬重你，但這次你居然為劉涌這樣一個流氓辯護，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徹底倒掉了，你走吧你”，我很難理解一個接受了法學專業訓練的學生竟然如此地不理解律師的職業道德。 　　

律師要保障他與客戶之間交流的信息永遠不被國家取證，正如牧師要保障他與信徒之間的交流信息不被取證一樣。律師職業的光榮和信譽奠基于此，動搖了這種基礎，則律師的價值和尊嚴就不復存在。 　　

對這種職業倫理的破壞，文革時期最為嚴重。鼓勵老子揭發兒子，兒子揭發老子，夫妻之間劃清界限，互打小報告。我最為不齒的是某些領導人的秘書在這位領導人倒臺之后撰寫文章炮打、批判自己的領導，無論這個領導是對是錯，這個秘書的這種做派本身就嚴重損害了秘書作為一種職業的倫理道德和信譽基礎。　　

戰時與閑時 　　

剛才這位同學問到我今天的講座主題是否有些隔靴搔癢。我需要解釋一下。 　　

首先，我從不認為形式上的東西不重要，我也不認為形式與內容有著截然的界限。形式就是內容本身，沒有了形式就沒有了內容，所以講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是唇亡齒寒的關系。 　　

其次，眾所周知，近年來我個人的確卷入了一些論戰，也親身參與了推動司法改革的進程。我期待著能夠盡自己的一點綿薄之力。期間有些事件非常劇烈，有些事件令人寒心，有些事件給人很大壓力。有關部門明確表示希望暢所欲言，沒有媒體參加，不會秋后算賬，于是在去年3月的西山會議，提出了被人總結為“賀七條”的這么一個意見。后來有些人在最高層運作推動對我進行處理。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態度是堅持理性，激烈的同時要堅持建設性。 　　

我始終認為“政黨登記”這一條是一個法律范圍內的ABC級別的常識，任何政黨在法律范圍內活動的前提當然是這個政黨要登記在冊。這完全是一個法律程序的常識性問題。 　　

當年　胡適　先生在國民黨內推動憲政舉步維艱之時，論戰之余，專心考證《水經注》聊以調劑。我自問沒有　胡　先生那般博大的知識駕馭能力，無法跨越過多的領域，只好把我所關注的法學領域做一個區分，有一些是戰火紛飛的硝煙戰場，有一些則是風花雪月的小憩之處。所以閑時做點浪漫的研究，也算調節心情。當然，有一些閑時的研究其實也含著一些用意，讀者當可看出。　　

政治體制改革的要點 　　

這位同學如果由于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過于敏感而不便詳述的話，只要我稍作列舉即可。感謝同學的好意。我想一個話題的敏感性也是會隨著時間和歷史條件而變化的。我們有時候需要去敏感化。當很多人都無論是出于作秀還是出于真心在談論一個所謂敏感話題的時候，其實他就早已經不敏感了。
簡單地說，我認為政治體制改革要有這樣幾點：
第一，政黨制度要改革，學習西方；
第二，人大制度要議會化，不要搞成一年一度世界上最大的party，而要在選舉制度、立法程序、行政監督方面強化人大職能，如果再不走上議會化道路，人大不要翻譯成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了，直接音譯為Ren Da，以顯示作為一個專有名詞的特殊性吧；
第三，新聞自由，要真正的新聞自由；
第四，司法獨立；
第五，軍隊國家化；
第六，切實保護私有財產，可以考慮土地私有化的可能性問題；
第七，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具體到中國司法制度改革，我認為則應該注意這么三點：
第一，保證每個法官的獨立性，賦予法官獨立審判權的同時也確保了對審判結果的真正負責；
第二，逐漸形成不同于行政區劃的司法區劃，這有助于法院擺脫地方黨政機關的干擾；
第三，黨與司法的關系，要逐步實現司法的非黨化，擔任法官應該避免具有任何政黨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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