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日新：評“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分配問題，是不久前召開的兩會議論的熱點問題之一，理論界在廣泛開展討論，境外媒體也很關注。英國《衛報》報導，“中國承諾縮小貧富差距。”《參考消息》3月7日頭版頭條用黑體大號字標題：“中國政府面對‘分蛋糕’新課題”。有學者稱：“收入分配改革成為關鍵時期的關鍵改革。”不少媒體指出，政府工作報告有一個新提法引起熱議，即改革分配制度，把蛋糕做大分好。

　　溫家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在2010年主要任務一節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我們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兼顧效率與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要抓緊制定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財政、稅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調節作用。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二要深化壟斷行業收入制度改革。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嚴格規范國有企業、金融機構經營管理人員特別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監管辦法。三要進一步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逐步形成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分配秩序，堅決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這就是中外媒體關注的官方“分蛋糕”新課題、新辦法的準確的說道。西化“精英”秀才們在這里絞盡了腦汁，對分配制度體現的理念、現在的分配制度及其格局、調整的政策措施、規范分配秩序、要求達到的目標等等，講得面面俱到，條條是道。對改革內容連續用了許多個“要”字，乍一看表述得天衣無縫，娓娓動聽，簡直是無懈可擊。本文評論下面再說，先要指出的是，媒體、學者對這個問題的感覺、從而突出宣傳的是一個“新”字。但這對我來說，講實在話，絲毫不感到“新”，而是一個早就提出而久拖未決的“老”問題。因為我在六七年以前曾經兩度上書國家發改委和中央領導，指出：“老百姓分享的蛋糕現在比改革開放前小了”，“十一、五”規劃應著力解決這個問題。我還參加過老教授協會財經研究所承擔國家發改委關于收入分配方面的研究課題，據實提出過自己的意見。

　　2004年春節，沒想到我這份“為民請命”的上書，竟然有了回饋。國家發改委以人事司賀年的名義書面表揚說：“多年來，您虛心治學，敬業求實，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提出了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對政府部門的決策作出了重要貢獻。”其實，我這兩次上書主要是講“分蛋糕”的問題，而表揚卻擴大了范圍，把以前我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文章和建議多方面的內容都包括進來了，而且評價甚高，感到過譽了。在此本意是想講一點過去我對“分蛋糕”提過意見的事實，聽起來可能讓讀者感到有點“王婆賣瓜”的味道了。

　　回顧我這個在國家計委工作幾十年的離休研究員，現在更應當在自己的研究領域里，堅定地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路線，特別是毛主席的社會主義繼續革命的思想，理論聯系實際，深入研究當前的經濟問題，不阿諛奉承，隨風使舵，大膽提出自己獨立的見解，交給人民和領導參考。我以兩句古詩自勉：“老牛亦解韶光貴，不待揚鞭自奮蹄。”

　　下面言歸正傳，本文擬講以下兩個問題：

　　一、 目前“蛋糕”分配的狀況

　　我是研究宏觀經濟的，現在主要從宏觀上看全國一年生產的成果是怎樣分配的，不過多地去分析研究各個行業、各個地區、各個階層的具體分配情況。且從以下幾個方面觀察一下“蛋糕”分配的狀況：

　　1、先把居民當作一個整體，看他們在一年生產成果中所占份額(居民消費率)的變化情況。

　　改革開放后，官方在理論上和方法上信奉西方經濟學，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制度，由物質生產體系(MPS)，改為實行國民核算體系(SNA)，把一年境內生產的成果叫做國內生產總值(GDP)。如果把這比作一塊大蛋糕，國家統計局按照三大需求劃分：最終消費需求(人們習慣簡稱“消費”)、資本形成需求(人們習慣簡稱“投資”)、貨物和服務凈出口(人們習慣簡稱“出口”)。最終消費需求這個統計指標，包括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政府消費在統計上以前也叫“社會消費”)兩部分。我國不少學者不知底細，把最終消費需求當成居民消費看待，以此來判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情況，這很不妥。因為在最終消費需求中，政府消費占有很大份額(目前由改革開放初的21%上升至28%)，比外國大得多(如美國目前政府消費只占17%左右)。眾所周知，我國的“三公消費”(公費吃喝、公費娛樂、公費出國旅游)，據媒體報導一年達9000億元之巨。外國的統計比我國的統計透明度大，如美國的統計把居民消費這一塊單獨列出，非常醒目，一看便知，叫“個人消費率”(也有譯為“私人消費率”的)，即個人消費的部分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目前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其個人消費率大體為70%左右，比我國這個“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我們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個人消費率要高得多。

　　我在自己多年前的文章，對現行統計制度中的“居民最終消費率” 指標，用通俗的話語說，叫“老百姓分享的蛋糕”。實際上，這是在分配領域首先對政府與居民個人之間的分配進行分析。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居民最終消費率(或老百姓分享的蛋糕)的變化情況如何呢?

　　1978年洋躍進，過去批判那時投資擠消費，不顧人民生活，當年居民最終消費率為48.8%。“六五”計劃時期為了還清消費欠帳，職工大漲工資，農產品收購價格大幅度提高，從而居民消費率提高到51.7%。但從“七五”時期開始，到“十五”時期，連續四個五年計劃即二十年時間，這個比重逐步下降，由百分之五十、四十、下降到三十幾，用一句俗話說：“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比喻是基本切合實際的。

　　近幾年的情況是：2005年即“十五”計劃末期，國家發改委原訂居民消費率由2000年的46.4%，提高到50%。計劃執行的結果，居民消費率沒有完成計劃，只達到37.7%。以后幾年大體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2006年為36.3%，2007年原為35.3%(摘自2008年《中國統計摘要》第35頁。但2009年國家統計局將2007年的35.3%更改為35.6%)，2008年繼續為35.3%(摘自2009年《中國統計摘要》第35頁)其實，這樣任意更改革統計數字，實際上是造假，以掩飾比重下降。即使如此，2008年同1978年相比，人口增加了36543萬人，但居民消費率卻下降了13.5個百分點。用經濟學的語言說，消費比重下降，標志著廣大居民特別是城鄉貧困人口更加“相對貧困化”了。

　　2、再看居民內部窮、富兩部分人收入分配差距(吉尼系數)的變化情況。

　　觀察“蛋糕”分配狀況，除了從政府與個人的分配角度看居民消費率外，還應看居民內部窮人和富人分配差距拉大的情況。先看國內比較權威的著作，再看國外的評價。

　　《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4〕》，這是由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專家編著，王春正、朱之鑫(國家發改委兩位副主任)為顧問，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該書指出：2002年“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應比例為1.4%。”(該書第3頁)這就是說，貧富差距為32.1倍。

　　近幾年隨著經濟發展和相關政策的實施，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2009年12月初《半月談》文章，透露國家發改委社會所所長、研究員楊宜勇說：“收入差距擴大累積的結果是財產差距的不斷擴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80%的中等收入的家庭僅占有財產總額的一半。”這就是說，目前貧富差距擴大到50倍之多。

　　再看國外評價。西方經濟學有一個指標“吉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是衡量收入分配不均的重要指標。當系數的最大值為1時，表示分配絕對不均;最小值為0時，表示絕對平均。這是一個中性指標，不帶意識形態性質，目前世界各國都在使用。《紐約時報》2006年2月26日文章，根據聯合國提出的幾個主要國家2003年的吉尼系數，并作對比說：“中國大陸的貧富不均狀況(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2004年中國的吉尼系數為0.47)已超過美國的0.408(美國是發達國家貧富最懸殊的國家)、日本的0.249、韓國的0.318、印度的0.329(印度是發展中國家種性制度對立、貧富懸殊最突出的國家)。事實上，它已接近1949年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水平，也就是說，就貧富差距而言，中國已經接近‘回到解放前’了。”文章說：“中國至今雖仍自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需要的社會架構已蕩然無存。”

　　鄧小平曾多次說：“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139頁)現在社會主義所需的社會架構已蕩然無存，中外有目共睹，事實不是宣告中國的改革已經失敗了嗎?

　　某些西化“精英”為了為現狀辯護，故意貶低過去，顛倒是非，竟然說：“毛澤東時代貧富差距最大。”這里不想用語言駁斥他們信口開河，且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64年吉尼系數為0.184，1978年為0.2，1984年為0.24，90年代突破0.4，2004年為0.47。中國的吉尼系數改革開放后二十年翻了一番，速度之快世所罕見。世界銀行說：“全世界還沒有一個國家在這么短的時間內收入差距變化如此之大。”事實勝于雄辯，那些西化“精英”嘴里吐出來的話，不是無端的污蔑嗎?

　　這里還需補充的是，居民內部不僅收入差距拉大，而且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世界銀行2006年12月發布的《貧困評估報告》指出，中國在經濟高速度發展(按：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1—2003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平均每年增長9.1%)的同時，中國的窮人更加貧窮了，不是相對貧窮，而是絕對貧窮。“從2001年至2003年，10%的窮人實際收入下降了2.4%。”用經濟學的語言說，實際收入下降即生活水平下降，意味著“絕對貧困化。”《發展經濟學》這個西方經濟學的分支，研究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得出一個結論，叫“水漲船高”的理論：即隨著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也相應提高。但中國經濟的發展，打破了這個理論：經濟高速度發展，窮人的生活水平卻下降了，出現“絕對貧困化”現象，引起了舉世震驚。

　　3、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新生資產階級(名列前茅的是官僚資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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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這是對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的絕妙注解。這也使一批健在的老革命痛心疾首，想當年跟隨毛主席干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其中一座就是官僚資本主義。怎么幾十年后，我們自己隊伍里也產生了一個官僚資產階級呢?還是毛主席生前提出的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正確，不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一個舊的官僚資產階級，又產生一個新的官僚資產階級，共產主義怎么能有希望呢?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最諱言改革開放會出現新生資產階級。1986年9月2日，鄧小平接見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說：“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政策是不許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坦率地說，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中國不會出現百萬富翁。百萬富翁很難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產生。”《人民日報》1986年9月15日，報導了這一段話。但這一段話在1993年9月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時，把最后一句“中國不會出現百萬富翁。百萬富翁很難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產生”砍掉了。文選的編委、特別是逐篇審定了全部文稿的作者鄧小平本人，這樣做，也是煞費苦心。因為此時的中國，不但出現了大量百萬富翁，也出現了千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鄧小平文選》不砍掉這一段話，豈不是與現實矛盾嗎?但砍掉了，又豈不是欲蓋彌彰嗎?因為《人民日報》是向海內外發行的中國的大報，中外讀者是有據可查的。一些正直的報刊曾經揭露過這個問題，有的被查封了。一個領導人的文章，如此出爾反爾，弄巧反拙，實不多見，適足充分暴露其走資派的窘態而已!

　　4、我國的工農基本勞動群眾，現在重新被拋到收入分配金字塔的底層。

　　改革開放前，工人階級原來在政治上是領導階級，在經濟上實行八級工資制，工資收入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不斷增加;對身家生活是有保障的，除了供自己消費外，還可養家糊口，供子女上學?，F在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發生了天大的變化，已下降為雇傭勞動者，貶稱“打工崽”;在經濟上遭受“新的三座大山”的壓迫，淪為弱勢群體。特別是幾千萬下崗工人，城鎮八九百萬失業工人，他們生活艱難，處于社會的底層。

　　資本主義改革派厲以寧說：“中國貧富差距大嗎?中國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為了達到改革的目的，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三千萬老工人。八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的巨大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這哪里有一點經世濟民的經濟學家的味道，完全是一付赤裸裸的兇狠資本家的嘴臉!據媒體透露，這個“厲股份”兼官僚(全國政協經委會副主任)，與其家屬聚斂的資財已在成億元以上。

　　農民是最大的貧困群體。國家統計局按照國務院扶貧辦的貧困標準，2007年為每人每年收入785元，全國農村共有貧困人口1479萬人，占農村人口的1.6%。由于這個數字太小了，完全不符合實際，遭到國內外的批評，誰都不相信。2008年他們把貧困標準增為每人每年收入1196元，全國農村共有貧困人口4007萬人，占農村人口的4.2%。這樣，就符合實際了嗎?

　　世界銀行的報告批露，2003年按貧困線每人每天生活費不足1美元(適用于世界各國包括非洲國家)，中國共有貧困人口21400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8%，不但農村有窮人，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都可以發現窮人。世行2008年發布2005年貧困線新標準：每人每天生活費1.25美元，按當年匯率計算，則中國農民每人全年生活費應為3737元。據國家統計局資料，當年農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只有2555元。這就是說，2005年全國7.45億多農民的生活消費水平低于世界公用的貧困線，即全體農民還沒有脫貧。

　　按世行新的貧困線的這個評估，與國內對農民、農村有深入調查研究的著名人士的觀點是一致的。曾向國務院總理反映農村情況的湖北省的一個鄉黨委書記李昌平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我國輿論界和官方原先談論的“三農問題”由此而來。但慢慢地在媒體上變成了“三農”(與“農”字有關的農民、農村、農業三個方面)的問題，把這個嚴峻、緊迫、危險的問題淡化了，這實際上反映了富人和官僚資產階級各色人等對這個問題的輕視看法。

　　安徽省兩個作家陳佳棣、春 桃，對全省廣大農村進行了兩年細致的調查，寫出《中國農民調查》(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3萬冊，復印、盜版不計其數)，深刻的反映了農民階級的狀況。這本暢銷書講了農村和農民“八個想象不到”：想象不到的貧窮、苦難、罪惡、無奈、抗爭、沉默、感動、悲壯。安徽省如此，全國其他省區的農村和農民何嘗不是如此!

　　現在農村又出現新情況，如所謂“土地流轉”，實際上是強迫要農民把土地給賣了。十幾年前，我在上報給國務院的一篇文章《促進九十年代農業穩定發展的建議》(國務院領導作了重要批示，并要辦公廳作為1997年參閱文件印發，上送中央領導，下發各省區市和有關部門)，提出中國不能重演英國“圈地運動”的歷史，給農民帶來災難。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F在，他們正在用文的、武的各種辦法保護他們的命根子，包括上訪，組織護地隊。不少上訪農民，被勸阻回去，送進了精神病醫院、勞教所。這樣搞，農民不會被“逼上梁山”嗎?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工農勞動基本群眾和其他弱勢群體，由于受剝削打壓，生活不下去了，生命受到威脅，于是就鬧事，現在被稱為“群體性事件”，實際上是造反。前幾年官方人員透露，一天達二三百起。據有關部門訊息，去年因工資福利問題、農村征地、城鎮房屋拆遷、企業改制、就業問題、對政策不滿，環境污染等原因誘發的群體性事件大幅度上升。從參與人群看，過去主要是失地農民、國企下崗職工、退役軍人，現在新參與的人群有出租司機、中小學教師、城鎮居民、個體工商戶等。這些群體性事件越來越采取極端方式，如圍堵沖擊、阻塞交通、甚至打砸搶燒黨政機關，傷害干部、警察等暴力行動。他們用現代化手段如互聯網和手機，進行聯絡組織，使用特定語言，隱藏性強，煽動面廣，號召力大。對付這樣的群體性事件，用專政手段是錯誤的，只會愈弄愈糟，而且是治標;還是應從誘發的根本原因—改革一系列政策不對頭做起，改弦更張，才是治本。

　　2007年，我經過認真調查研究，對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寫過一篇文章：“中國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世界之最”。首先，引用了國內外權威單位的資料，列舉了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事實;其次，分析了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西方經濟學誤導了改革，大搞私有化加劇了這種態勢。片面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似乎抓分配是軟道理。還提出了一些錯誤的口號，如“一切向錢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等。最后，提出了解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對策，主要是農村重新實行合作化，城市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恢復這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通過財政政策打富濟貧，防止收入差距繼續拉大。隨著時間的推移，官方毫不動搖地執行倒行逆施的措施，促使貧富分化愈演愈烈，因此這篇文章至今仍然是符合實際情況，站得住腳的。所以，本文不擬重復上述這些事實和觀點，下面著重評論一下在目前的情況下，實行官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能否解決當前存在的嚴重問題。

　　二、 官方能把“蛋糕”分好嗎?

　　中國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問題之大，情況之嚴重，已屬世界之最，超過了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資本主義國家印度，或如聯合國所稱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Developing Market Economies);也超過了世界上最大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或如聯合國所稱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Developed Market Economies)。中國導致今天的狀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是三十年改革，學美國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積弊所致。要改變這種局面，決非易事，可以說是一個世界性的大難題。境外媒體有的也擔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這個民間反映最強烈的問題，能否落實，有待觀察。下面從理論到政策對這項改革作些評論。

　　首先，我們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應當是社會主義改革，理所當然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作為指導思想。但《政府工作報告》說：“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溫家寶總理答記者問甚至還說：“我認為，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又說：我們各方面的改革，“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中國的現代化絕不僅僅指經濟的發達，它還應該包括社會的公平、正義和道德的力量。在我在任的最后幾年，我將為這件事情盡最大的努力。”

　　這些話表明，溫家寶宣布的官方的這項改革，是以公平、正義和道德等理念作指導，并且把它吹捧得比太陽還要光輝，恐怕是很不妥當、是很成問題的。因為在分配領域，提出公平正義這類意識形態的范疇，是被馬列主義一再批判過的資產階級貨色，只是說來好聽的。馬克思在論述社會主義分配問題的綱領性文獻《哥達綱領批判》、《資本論》等著作中，就批判過“公平的”分配的概念。資產階級不是說：資本家得到利潤，地主得到地租，工人得到工資，就是“公平的”分配嗎?實際上，工資只是工人為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必要勞動，工人還有一部分剩余勞動要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這就是資本家利潤的泉源，工人被剝削、榨取的奧秘所在。這哪里是什么公平、平等的分配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8頁，第二卷第203-204頁、272-273頁，等等)

　　馬列主義認為，對公平正義的分配，要作階級分析。什么是階級?列寧說：“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他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 顯然，為了完全消滅階級，不僅要推翻剝削者即地主和資本家，不僅要廢除他們的所有制，而且要廢除任何生產資料私有制，要消滅城鄉之間、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列寧選集》第四卷第10-11頁)這段話告訴我們，由于存在私有制，剝削階級就在分配中，無償占有勞動階級創造的社會財富。所以，社會財富分配的方式和分配的多寡，是階級關系決定的，不是什么公平、正義和道德的力量決定的。公平、正義和道德等等，是一些意識形態的范疇，不同階級有不同的看法和標準。馬克思主義哲學總的認為，存在決定意識，而不是意識決定存在。這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定律。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指出：“據杜林先生的意見，分配是和生產根本沒有聯系的，在他看來，分配不是由生產來決定，而是由純粹的意志行為來決定的”。關于分配是和生產的聯系下面再作論述，且先理解恩格斯在這里指出杜林的“純粹的意志行為”。其實，這就是杜林在他的書中一再提到的“普遍的公平原則”，“平等原則”。(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337-339頁)我們這里把官方改革分配制度要體現公平正義的理念，與杜林在分配上要實現公平、平等的原則，兩相對照，就會發現，溫家寶的語言不是同杜林的語言一脈相承嗎?他甚至把公平正義與太陽相比，較之杜林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關于公平、平等這類意識形態范疇，馬列主義與資產階級有不同的理解。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認為只有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了階級，消滅了剝削和壓迫，共產了，大家在生產資料公有制面前，才會人人平等，才算公平。否則，空喊公平、平等之類的話，那是資產階級騙人的口號。列寧一再斬釘截鐵的說：“我們要爭取的平等就是消滅階級。”他還引證：“恩格斯說得萬分正確：平等的概念如果與消滅階級無關，那就是一種極端愚蠢而荒謬的偏見。”(《列寧選集》第三卷第838頁)

　　其實，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早就批判了資產階級的所謂“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義等等”，并且公開宣布：“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71-272頁)

　　這里人們不免要問：作為一個社會主義中國的總理，中共中央常委，為什么講分配，不講一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盡講一些被馬列主義批判過的傳統觀念、資產階級騙人的語言呢?試問靠這些騙人的花言巧語，能解決中國當前由于分配造成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嚴峻局面嗎?

　　其次，關于分配和生產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是社會再生產的幾個環節，它們是相互聯系，也是相互制約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深刻的論證了它們之間的辯證關系。這里著重要指出的是，馬克思認為，在再生產過程中，“生產是實際的起點，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消費，作為必需，作為需要，本身就是生產活動的內在要素。”“在產品和生產者之間插進了分配，分配借社會規律決定生產者在產品世界中的份額，因而插在生產和消費之間。”資產階級經濟學“照淺薄的理解，分配表現為產品的分配，因此它仿佛離開生產很遠，對生產是獨立的。”于是他們“不是把生產而是把分配說成現代經濟學的本題。”實際上，“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91-102頁》

　　簡言之，就分配談分配，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錯誤觀點。官方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就是持這種觀點。“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和西化“精英”學者都不能正確理解和對待生產和分配的關系?？傇O計師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片面的只抓發展，忽視分配，說什么“發展是硬道理”，似乎抓分配是軟道理。到了晚年，1993年又說：“分配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少數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鄧小平年譜》第三1363頁)某些“精英”把這前后兩種片面性、形而上學的觀點，加以程式化，奉為圭臬。說什么過去抓發展，把“蛋糕”做大，是合理的;現在抓分配，把“蛋糕”分好，又是必要的。試問這樣就分配談分配，能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好嗎?

　　第三、馬列主義主義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消費資料的分配。現在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對這個問題是不能回避的。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資料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為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接著，馬克思舉例說明，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在這樣兩種社會經濟制度下，必然出現兩種分配方式。

　　“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就在于：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的手中，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產生消費資料的現在這樣的分配。如果物質的生產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末同樣要產生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13頁)

　　資本主義私有制及其分配方式，必然出現貧富差別。恩格斯指出：“一方面是不可計量財富和購買者無法對付的產品過剩，另一方面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口無產階級化，變成雇傭工人，因而無力獲得這些過剩的產品。社會分裂為人數不多的過分富有的階級和人數眾多的無產的雇傭工人階級，這就使得這個社會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時它的極大多數成員卻幾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極度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348頁)

　　當前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狀況如何呢?多年來官方文件和“精英”學者反復說，現在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但實際上，近年有關幾個主要政府部門公布的數據，恰好與此相反，如：

　　1、據去年國家統計局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資料，在二三產業企業資產總額中，公有制企業資產所占比重為32.8%，其中國有企業為30.6%。另據《中國統計年鑒2006年》第505頁公布的2004年工業總產值計算，國有工業所占比重為15.3%，遠低于國家統計局以前公布的1997年國有工業所占比重25.5%，和1949年國營工業的比重26.2%。老百姓說：“改革三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這個數目字就是印證有余。按照近幾年國有工業比重每年下降2個百分點估算，現在恐怕其比重已微乎其微，只有百分之幾了，遠不如解放初期。這說明什么問題呢?說明我們的國有工業倒退了六十年，這不是改革在開歷史的倒車，促使歷史大倒退嗎?

　　2、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2009年9月14日給國務院十幾個部委作報告，指出在去年的國內生產總值中，由私有企業生產的部分占60%以上。(見2009年9月16日《人民日報》張平文章)

　　3、全國工商聯發布2006年報告指出，內外民營經濟在2005年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為65%。根據近幾年民營經濟所占比重每年提高2個百分點估算，因此目前其比重當在73%左右;相應的公有制經濟的比重可能在27%左右。

　　根據以上幾個官方機關的數據，目前中國經濟總的情況，無可否認，是以私有制經濟為主了。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外都說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就所有制來說，是符合實際情況的。這樣，與私有制相適應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只能是按要素分配實際是按資分配了。官方文件說，我國現行的分配制度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是根本不符合實際情況的說道。這里提按勞分配，不過是一個幌子罷了。按勞分配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現在既然私有制已經基本取代了公有制，哪來的按勞分配制度?

　　官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還提出“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必須指出，在現行制度下，這也是不可能的。例如，在日本，許多年來工人有“春斗”“秋斗”，為增加工資而舉行罷工游行，與資方進行斗爭，并且常常取得勝利。因而日本的吉尼系數較小，貧富差距不很大。而在中國，改革以來已經取消了工人階級舉行罷工游行的權力。政府還規定“最低工資”，表面上說是維護工人的利益，實際上是站在資本家一邊，限制工資(勞動力的價格)的增加，保障資本的利潤。馬克思在《雇用勞動與資本》一書中，對資本主義條件下，“最低工資”應當包括的內容：“這種維持生存和延續后代的費用的價格就是工資。這樣決定的工資就叫做最低工資。”(《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361頁)

　　我國官方規定的“最低工資”，達不到資本主義制度下最低工資的要求，既維持不了工人本身的生存，也不夠延續后代的費用?，F在工人群眾普遍受著住房難、看病難、(孩子)上學難這樣“新的三座大山”的壓迫，就是充分的證明。社會主義國家的最低工資，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提出的資本主義最低工資竟相差這么遠!為此，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政府首先就要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大幅度增加最低工資。然后，普遍提高所有在崗工人的工資，改變中國雇傭勞動力的價格是世界上最低賤的形象，付給他們在國際上享有應有的尊嚴的報酬，與中國在經濟上已是世界大國地位相適應。這樣，才能真正“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是一場嚴厲的斗爭。初次分配主要在基層企業中進行，通過改革，現在各行業的企業已經私有化了。利潤和工資的矛盾，反映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利益的對立。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是私有企業的絕對規律。政府如果不站在工人一邊，堅決支持工人維護自身的利益，是改變不了現在這種狀態的。

　　因此,目前中國同美國這個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實行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社會上出現貧富懸殊、兩極分化，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再加上我們中國的一些特色：如提出“一切向錢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口號，特別是幾千年封建傳統的影響，升官發財，“老子大官兒大款”，官商勾結等等，于是中國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超過美國就不難理解了。在這樣的條件下，要改變收入分配的現狀，調整各種既得利益集團和富裕階級的利益，我們的官方有這種膽量和能耐嗎?

　　第四、制定政策措施，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恐怕也難以奏效。從前幾年的實踐看，這次政府工作報告宣布的幾條，將來很可能會不了了之，無濟于事。如保護合法收入，獲暴利的資本家會說：“我辦廠，你(政府)收稅”(體改委的西化“精英”替他們說過的話)，我們替社會解決了就業問題，工人拿了工資，我們得了利潤，是公平正義，完全合法的，政府應該保護我們。如要增加稅收，那是“殺富濟貧”(北大又一位“精英”的話)，是不道德的，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你要開征新的稅種，增加稅負，我的資本就流向海外“最舒服的地方去。”(資本家語，即最賺錢的地方)又如取締非法收入，好說難做。從揭露出來的貪腐案件看，大量的非法收入往往是官商勾結，警匪一家。行政系統、公安系統的廳長、部長本人就是最大的非法收入者，怎么取締得了?關于調節過高收入，前幾年修訂《個人所得稅法》，為了提高起征點，遭到抵制，拖了幾年才免強通過。但對那些高收入者、開發商、暴發戶，始終沒有觸動一根毫毛。

　　關于壟斷行業和國企(實際上主要是少數央企)、金融機構經理及高管的工資偏高，需要加強監管的問題。這些人員工資過高，都是錯誤的改革造成的。國家體改委在改革初期，對確定工人與廠長工資差距的問題，征求過國家計委的意見。國家計委當時有一項任務：主管計劃體制改革，參與經濟體制改革，我們這些人在這方面做些具體工作。我曾向體改委提出，工人與廠長工資差距最大應限制在三、五倍之內。后來，我這種意見被批評是平均主義思想。體改委和他們的主任趙紫陽提出要反對平均主義(實際上是反對按勞分配原則)，拉開工廠員工的工資差距;獎金實行下不保底，上不封頂;培養企業家，要大幅度增加廠長工資。這樣，企業工人群眾說，現在我們是為老板打工。這樣一句話就把問題的性質說清楚了。有的工廠加上廠長作風粗暴，動不動處罰工人，取消獎金，甚至開除，于是接連出現工人打廠長的暴力事件。經過工人這種自發的斗爭，改革又稍許收斂一點。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精英”們提出，現代企業應當是沒有“婆婆”的企業等奇談怪論。我反對這種觀點，寫了一篇《關于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幾個問題》(中央政研室和國務院研究室合辦的《學習、研究、參考》，《新華文摘》，社科院《經濟學動態》，《光明日報》等報刊都予以轉載)。文章以法國的國有企業為例，提出企業是有“婆婆”的：國家控制企業的決策，國家任命企業的負責人，企業的經濟技術活動，包括工資、價格、投資由國家有關部門實行監管。這些意見，體改部門聽不進去。

　　西化派進一步提出，向企業擴權，不應當是“有限主權”，應當是“無限主權”。企業的法人財產權，應當包括國家投資在內的全部財產所有權。這實際上是“精英”們在一些法學名詞上撓彎子，要把國有企業改革成私有企業，實行資本主義自由企業制度。既然企業可以沒有“婆婆”，生產規模和工資制度均可自己定，這樣國家對國有企業的管理就導致失控。據媒體報導，目前平安公司的老總年薪6000多萬元，中海油董事長年薪1200多萬元，中國銀行信貸總監年薪1180多萬元，建行、交行、中行的行長的年薪在150-170多萬元。根據歷史經驗，工資上去容易下來難?，F在要實行像前三十年那樣對國營企業實行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能行得通嗎?且拭目以待吧!

　　境外媒體對中國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能否成功抱懷疑態度，因為這涉及到利益問題。各個利益集團會對擬議中的改革方案，進行激烈的抵制。個人認為，這種分析和懷疑是有道理的。

　　(20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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