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轉型中國的重慶突破

《瞭望》：轉型中國的重慶突破

2010-4-19  《瞭望》新聞周刊 劉亢 張桂林 湯耀國

 　　“要把改善民生作為出發點，不求經濟指標長得最快，但求老百姓生活改善最明顯；不求高樓大廈蓋得最多，但求老百姓過得最幸福。”

　　“共產黨人說話是說話算數，一定要說到做到。”

　　2008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赴重慶任市委書記半年后，提出了建設“五大重慶”的目標。2009年9月，他又在全市紀念新中國成立60周年大會上作出上述堅定表態。

　　薄熙來說，“‘五個重慶’就是科學發展觀的本地化。”他不止一次談到，對待中央強調的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能當成套話、口號，要以改革創新的思維將其變成具體的推進措施。

　　五個重慶：搭建經濟與民生協調并進的發展轉型模式

　　建設宜居重慶、暢通重慶、平安重慶、森林重慶、健康重慶的戰略，在2008年7月重慶市委三屆三次全委會上獲得通過。

　　經濟建設與民生建設，從全國來看還是一條腿長、一條腿短，而在待發達地區則是一條腿短、一條腿更短。在這種情況下，類似重慶這樣的待發達地區，究竟如何落實科學發展觀，能否實現經濟社會跨越式的轉軌發展？重慶在嚴肅的思考后走出解題的第一步。

　　這是一個突出科學發展主線的多維度契合轉軌的“戰略措施包”。薄熙來認為，“五個重慶”是全面推進重慶科學發展的重要載體，既是經濟建設，也是重要的民生建設，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接近20個月的實踐，這個“戰略措施包”帶給重慶怎樣的變化？或是重慶人對能預見的未來有了怎樣的希望？

　　重慶相關部門告訴本刊記者，去年全市在“五個重慶”上的投資額是2050億元，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40%，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7個百分點。這讓重慶在全球金融危機撞擊之下、全國為“保八”艱難努力之時，實現了GDP增長15%左右的增速。單是“森林重慶”建設就用工5000萬個，有20多億投資直接轉化為群眾的收入。

　　按薄熙來的直白的說法，“宜居重慶就是讓百姓住得舒服，而且買得起房。”重慶計劃到2010年，完成主城區剩余的400萬平方米危舊房拆遷改造，建成廉租房220萬平方米。今年還啟動了龐大的公租房計劃，未來10年，將建設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以一攬子解決30%左右的低收入群體住房問題。這讓生活在重慶的低收入群體，看到了實現“住有所居”的希望。

　　“暢通重慶就要讓主城不塞車、鄉村有油路。”道路建設在不斷推進，到2010年底，可新增通車里程288公里。2012年，再建1000公里高速公路，建成大運力的高速鐵路網和完善的市內輕軌網，實現“半小時主城”、“4小時重慶”、“6小時周邊”、“8小時出海”目標。

　　“平安重慶就是增強老百姓的安全感。”公檢法部門提供的統計數字是，截至今年1月底，共抓獲涉黑涉惡人員3330人，凍結、扣押、查封涉案資產21.8億元。各類安全死亡事故和死亡人數同比分別下降0.1%、2.7%，其中較大事故和死亡人數分別下降36.7%、38.8%。

　　“森林重慶就是讓老百姓多吸氧。”一年多來，重慶造林798萬畝，比前10年的總和還多出129萬畝，森林覆蓋率達35%。重慶市委副書記張軒對這一成績還不滿足，“作為一個大山區，這遠遠不夠。按熙來書記的話，各個山頭都要毛茸茸的，給老百姓提供一個好的環境。”建設森林重慶，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保護三峽水庫的水環境，打造長江上游綠色屏障。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教授說，當前中國需要從黑色發展向綠色發展轉型，從生態赤字經濟向生態盈余經濟轉型，“森林重慶”是實踐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具體體現，其綠色發展經濟可以為各地區所分享。

　　“健康重慶就是讓孩子長得壯、老人長壽、全民活得健康。”去年全年投入106.8億元，其中醫療衛生方面85.4億元，體育方面21.4億元。完成734個基層醫療設施改擴建項目，農村初級衛生保健提前2年實現國家規劃目標。

　　胡鞍鋼說，“五個重慶”建設，可稱之為特大型城市科學發展理念的嬗變。他認為，“森林重慶”側重環境，“暢通重慶”側重效率，“宜居重慶”側重舒適，“平安重慶”側重百姓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健康重慶”就是講人本身。“這些目標，都是現代化大都市發展的理想境界，既突出了發展是第一要務，又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全面協調可持續的要求。”

　　跟蹤觀察重慶社會發展變革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說，“五個重慶”一個個都實實在在，結合起來就是科學發展，而且豐富多彩，全部實現以后，會給重慶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五個重慶’將社會建設和經濟建設有機結合起來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部副主任貢森的評估是，“‘五個重慶’既為經濟增長創造良好環境，又有強烈的關注民生，是待發達地區的好經驗。”

　　香港《亞洲周刊》資深特派員紀碩鳴說：“如果說按照重慶的設想，‘五個重慶’能夠實現的話，那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和諧社會就看得到了。”

　　平安重慶：

　　公共安全供給的制度平臺

　　對重慶的城鄉百姓來言，近兩年一個明顯的切身感受是：生活更加安全。

　　事實上，在“五個重慶”中，平安重慶是特別值得書寫的，“打黑除惡”也最為外界關注。薄熙來說，一個地方要實現科學發展，有大出息，必須走正道，維護公平正義，把“流氓經濟”、“無賴經濟”徹底清理掉，營造科學、民主、法制的發展環境，讓百姓安居樂業。

　　進入21世紀，全球公共安全保障受到了巨大挑戰。從美國的“9·11”到倫敦的地鐵爆炸，再到最近莫斯科的地鐵爆炸事件，都說明了全球公共安全形勢的嚴峻性。就我國來說，目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各類經濟利益矛盾日趨復雜，群體性事件不斷增多，矛盾的危害及影響力也會借英特網急劇發酵增大。社會矛盾和官民矛盾、黑社會勢力和政治保護傘相互交織。要有效應對轉型給社會公共安全帶來的壓力、正確處理這個階段的各種矛盾，提供公共安全服務就顯得尤為重要。

　　重慶去年夏季以來震動全國的打黑除惡專項斗爭，抓獲了涉黑涉惡人員3330人，立案偵辦涉黑團伙62個1265人，破獲各類刑事案件3733起。尤其過去一直沒破的1000多起命案，一年之內破了560起，積累的眾多重傷害案件破了一大批。再加上一個“大下訪”，一年之內黨政配合，政府出錢，投入40多億元，把過去10年涉及上訪的85000件事情“一遭解決”，牽涉到的人口近200萬人，雙解職工就有幾十萬。這讓重慶人看到了貼近人心的平安重慶的希望。
　　平安重慶的意義已非以前運動式的“除黑除惡”所能概括，更有意義的是重慶在公共安全供給制度建設上的創新努力。

　　重慶市將公共安全保障納入了政府公共服務體系，優先安排高額預算內資金，保證公共安全作為基礎性公共產品向市民和外來投資者提供。他們將公共安全支出界定為公共預算財政預算安排的優先領域之一，共安排財政預算資金155.2億元，為平安重慶建設提供財政支持，用于信息化建設、裝備建設、人才隊伍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

　　“這樣的安排，實際上是利用預算的剛性，來保證公共安全這一公共產品能夠源源不斷、高質量地生產。”胡鞍鋼說：公共安全本身是一種公共服務，之所以成為人民群眾最關心的突出問題，就是人民除了他們的人均收入作為私人消費需求以外，一定需要公共安全服務作為保障。

　　為讓黨委和政府真正負起把公共安全供給理念落到實處的責任，重慶市政府與各區縣、市級部門簽訂平安建設責任書，建立領導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度。市委、市政府還出臺了平安重慶建設工作考核辦法。

　　平安重慶建設從部門工作升級到“黨政工程”的轉變，等于黨委政府自己給自己套上“緊箍咒”，而群眾就是唐僧，群眾不安全了，黨委政府就要頭疼，就要難受。重慶市委副書記張軒說，“平安重慶建設就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也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

　　結合國家“十一五”規劃中對公共安全的定義，重慶市將老百姓最關注的社會安全、生產安全、食品藥品安全、交通安全、居住安全“五大安全”和法制環境、執法隊伍“兩大建設”等包涵進了平安建設的指標體系，指標中還包括群眾安全感指數、民間糾紛調解成功率、億元GDP生產安全事故死亡率，等等，平安重慶的指標體系不斷充實完成起來，而且力求“可定量、可評估”。

　　沒有先進完備的基礎設施，公共安全就是紙上談兵。重慶適應這一趨勢，為平安重慶的建設創造硬件基礎。全市有了集報案受理、查詢監督于一體的城鎮街頭“陽光警務服務平臺”終端機3083臺，設立起了農村報警電話服務網點和開通手機短信報警服務平臺，群眾報警更加方便。公安部門告訴記者，目前重慶主城區接警后10分鐘內就能到達現場處置。重慶還在城鎮的每個社區、農村，按每5000人左右建立一個警務室，實現一區一警或一區多警，提高群眾見警率。

　　重慶市推出了交巡警合一改革，被重慶市長黃奇帆戲稱為“商鞅變法”。他們說，此舉借鑒了美國、香港等的警務模式，交巡警由過去的單一職能轉變為復合型職能警種，集刑事、治安、交通執法管理于一身，市區已經建立起150個交巡警平臺，該模式2010年2月7日正式啟動，截至3月20日，主城11區刑事案件同比下降41%，主城區21年來首次出現街頭“兩搶”案件“零發案”。

　　這讓專家有了這樣的期望：重慶在平安建設方面的探索，或可為建設平安中國提供有益的經驗。

　　統籌城鄉：

　　西部待發達地區社會改革的試驗場

　　統籌城鄉發展是一個全國性的大難題、大課題，國家當然希望通過一個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地區進行定向的改革探索。2007年6月7日，國務院同意重慶作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先行先試。與中央在東部沿海地區已經設立的特區相比，重慶這個“試驗區”無疑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與特殊的歷史使命。薄熙來說，如果重慶主城越來越漂亮，城市人越來越富裕，但渝東南、渝東北地區幾十年山河依舊，就會形成巨大反差，就不是城鄉統籌。因此，他提出了要做好山的文章，通過貫徹中央林權改革，釋放貧困山區生產力，把荒山變成“秀山、寶山”，讓渝東南、渝東北老百姓致富。

　　重慶作為西部唯一的直轄市，不僅具有西部的特性，也有很多的獨特性，大城市、大農村、大庫區、大山區、少數民族地區疊加。重慶市委、市政府意識到，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成敗在改革，而改革必須走自己的路。

　　像全國其他地方一樣，以前重慶的區域發展差距大，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公共產品的提供不均衡。重慶著力改變過去向城市傾斜的公共產品提供模式，力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在城鄉之間的均等化。

　　比如在教育上，下狠心改善農村學校辦學條件，442.9萬平方米的中小學D級危房被全部消除；縣鎮、農村中小學教職工按同一標準編制，農村邊遠地區補充教師1萬多名，對19萬余名農村中小學教師進行全員培訓。

　　戶籍制度是城鄉統籌的核心問題。重慶已經確立了“架設城鄉戶籍通道，建立城鄉統籌一體化戶籍制度”的總目標。兩年來，全市凈增城鎮居民72萬余人；全市農村居民轉為城鎮居民總數64.9萬余人。今年再度明確戶籍改革分兩個階段推進，到2020年，將實現1000萬農村人群轉戶目標，力爭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

　　既有戶籍壁壘難破，源于綁架在其身上的不同利益，尤其是城鄉二元的社會保障制度。在推進戶改、加速農轉非的同時，重慶通過均衡的資源供給，拉平城鄉社保水平。2008年，重慶全面推行了農民工養老保險辦法，待遇水平與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大致接近，并從制度上解決了轉移接續問題。又如，整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逐步打破城鄉界限和戶籍界限。此外，還在國家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基礎上，于2009年探索建立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在15個區縣開展了試點。

　　胡鞍鋼認為，作為與京津滬不同的“大農村”直轄市，重慶要為巨量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開辟新的發展空間和就業機會，并提供基本公共服務，這既是重慶巨大的發展挑戰，也是巨大的發展機遇。“重慶不僅要解決這一社會轉型的基本問題，還要為西部乃至全國提供發展示范經驗”。

　　民本社會：

　　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制度創新

　　今年2月，在春節團拜會上，溫家寶總理第一次提出“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竹立家教授認為，建設一個以人為本的民本社會，是中國未來社會改革的方向，其核心就是追求公平正義，“讓人民更加幸福、更有尊嚴”。五個重慶也好，統籌發展也好，最根本的就是建設民本社會。

　　重慶財政對民生傾斜的程度，令許多觀察人士咋舌。2009年全市財政民生支出682億元，占一般預算支出比重達51.7%，創歷史最高紀錄。這已是連續第三年，民生支出占到總支出的半數以上。

　　重慶市財政局局長劉偉詳細解釋，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去年初重慶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同比大幅下降，增收壓力巨大，但全年仍然保障教育支出增長26.7%，社保支出增長33.5%，穩定就業支出增長23.3%，公共衛生支出增長48.8%，扶貧幫困支出增長36%。

　　鑒于渝東南、渝東北“兩翼”地區涵蓋全市50%農村人口、80%貧困人口，是城鄉統籌的重點和難點所在，今年初，重慶啟動“兩翼”農戶萬元增收工程，預計未來三年，財政性總投入近100億元。同時，重慶將公共服務預算增量的70%投向農村，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協調發展。

　　薄熙來曾這樣要求全市各級黨委、政府：“要把改善民生作為出發點，不求經濟指標長得最快，但求老百姓生活改善最明顯；不求高樓大廈蓋得最多，但求老百姓過得最幸福。”

　　“在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上的舉措，彰顯的是重慶市委、市政府的政治意愿與堅強決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部副主任貢森告訴本刊記者，對民生財政的傾力投入，以及體制機制保障，這一系列探索，貫穿了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理念，對全國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黃奇帆說，重慶之所以能做大“民生財政”，一方面得益于重慶國資每年上繳國資收益，為政府增加公共服務騰出了財力空間；另一方面還在于不斷創新財政資金籌措方式、拓寬籌措渠道，探索將基金和非稅收入等用于民生。

　　去年，重慶市著手解決近百萬征地農轉非人員的養老保險缺失問題。經測算，征地農轉非人員全部參保，需財政補貼124億元，按中央“每年可從土地出讓收益中提取6%”的政策，籌集這筆資金至少需要20年。因此，重慶市政府決定額外開征“征地統籌費”，預計5到8年就能夠把這部分資金籌集到位。

　　有了財政的強力支持，重慶目前已有90萬征地農轉非人員納入養老保險體系，33萬人已開始領取養老保險。

　　“唱讀講傳”、“三項制度”、“結窮親”：撿起為人民服務的創黨理念

　　有專家這樣說，“未來30年，中國要搞出一個讓人民幸福、尊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要有核心的價值觀支撐。”

　　2008年底，重慶市委宣傳部曾向全市干部群眾發放11萬份調查問卷。結果顯示，部分人理想信念缺失，價值觀錯位，有31.92%的人出現非馬克思主義傾向，13.67%的人對共產黨長期執政持不擁護和無所謂態度，有14.48%的人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持不擁護和無所謂態度，有20.13%的人推崇享樂主義，有14.13%的人推崇拜金主義。

　　重慶市委高層認為，如果沒有正確的價值觀，不僅發展沒有動力，而且會失去方向，“必須用健康向上的思想文化，構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2009年6月，重慶市委召開三屆五次全委會，薄熙來的講話題目是《唱響主旋律凝聚精氣神以社會主義文化促進重慶大發展》的講話，其中把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的“唱讀講傳”活動，作為要辦好的九件實事之首。

　　這一活動，被一些媒體簡化為“唱紅”，并引發了外界的議論。對此，薄熙來曾講過這樣一段話：“有些人說重慶的‘唱紅’是搞左的一套，不能這么認為。實際上，‘紅’講到底就是為人民服務，就是為老百姓服務，這是共產黨當時建黨的本意。共產黨成立就是要為老百姓服務。所以，‘唱紅’這個概念說到底就是為人民服務。今天中央倡導的以人為本，其實是一脈相承。一個社會不僅需要物質，而且需要精神，需要有精神追求。中華民族這么一個偉大的民族，總不能去追求、模仿哪一個民族，去COPY人家的精神追求。中國這么一個泱泱大國，總得有中國精神。唱讀講傳，就是想把中華民族的精神全整過來。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讓經濟實力大增，她的文化也應該是站得住腳的。所以，一個是中國歷史上的優秀文化，一個是共產黨的文化，這兩個文化我們要弘揚，這就叫唱紅。”

　　聯想到薄熙來多次談到的“一個社會要有精氣神”的說法，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原主任張國祚在重慶調研后說：“唱讀講傳實際上是增強軟實力的一個成功探索，是個創舉。”

　　與“唱讀講傳”同步的是，重慶在黨的建設上推出了“三項制度”。“三項制度”是指黨支部書記定期接訪、委員按期走訪和辦理并定期反饋。實施1年多來，接訪群眾368萬人，走訪群眾996萬戶，收到群眾反映問題275萬件，幫助解決209萬件群眾的煩心事、困難事，群眾滿意度為96.1%。薄熙來說，一個人，整天坐著不動，毛細血管就會栓塞，手腳麻木；我們也一樣，如果大家都浮在上邊，不跑農家地頭，遠離基層，脫離群眾，就要出“大毛病”。

　　與此同時，重慶在黨員干部中間推出的“大下訪”、“三進三同”、“結窮親”三項活動。兩年間，在中央統一部署的“大走訪”的基礎上，重慶組織20萬名干部“大下訪”，配套投入48.8億元用于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共解決各類信訪問題8.5萬余件，加上“大下訪”，一共解決了1.8萬個“積案”，其中80%是該解決而過去沒認真解決的群眾實際困難，直接受益群眾近200萬人。

　　“三進三同”則是黨員干部“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下去以后的同志，不管是來自城市的或者是原來從農村出來的，下去以后回來的感覺都不一樣。”重慶市委副書記張軒說，“政權機關對人民有了感情，有助于決策真正從實踐中來。”

　　“結窮親”活動開展以來，20萬名干部職工與近50萬戶貧困戶結了“親”，幫扶的錢物2.2億元，送去脫貧致富項目16萬個，幫助群眾解決具體困難問題29萬個。

　　重慶工商大學校長王崇舉說：“‘大下訪’、‘三進三同’，本質上是針對人民群眾，尤其是經過30年改革開放以后，生活仍然比較貧困、話語權比較微弱、積累的矛盾在他們身上仍然比較尖銳的居民，實實在在地解決他們的問題。”

　　“重慶撿起了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創黨理念。”紀碩鳴這樣評價。

　　經過30年多的改革開放，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向科學發展的轉型，不僅是經濟體制或發展模式的轉變，而且還是建立在經濟轉型基礎上的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這對下一個30年的發展來說是十分重大的課題。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正在進行時的重慶實踐，其意義在于他們用創新的理念開辟著轉型的路徑、建設著轉型的載體。□

《瞭望》：成規模建公租房 變革住房供給制度

2010-4-19  《瞭望》新聞周刊 劉健 朱薇 徐旭忠

　“住不起房子，還叫什么宜居？”

　　今年春天，重慶拋出一個讓全國震動的“民生住房賬本”：未來10年，重慶市將建設4000萬平方米的公共租賃房，以求一攬子解決30%左右的低收入群體住房問題。按計劃，今年開建500萬平方米，3年時間內完成2000萬平方米。

　　這讓生活在重慶的低收入群體，看到了“住有所居”的希望。

　　這一住房新政，從提出到實施僅用了兩個多月。去年12月20日，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全市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建設“宜居重慶”，就要把解決住房保障作為一個重大民生工程來抓。宜居重慶，絕不只是高收入者的宜居，也要是低收入者的宜居，“住不起房子，還叫什么宜居？”他還說，過去干革命，我們黨無權無錢，靠搞“土改”實現“耕者有其田”，從而得到群眾支持，取得勝利。今天，住房是老百姓最大的民生問題，我們黨要贏得民心，就要為老百姓蓋房子，努力實現“居者有其屋”，重慶一定要把這件事情辦好。

　　經過密集調研和籌劃，今年2月19日，市長黃奇帆主持召開市政府常務會議，研究細化公租房計劃。

　　作為省部級高官，黃奇帆去年以來與普通民眾一道，公開指責地價推高房價，“地方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顛狂房價與“蝸居”人群

　　公租房計劃在重慶的出臺，恰逢房價在全國成為眾矢之的之時。

　　我國城市住房制度以上世紀90年代為分水嶺，之前主要實行公房配置，住房供應嚴重短缺。之后通過商品化、市場化改革，部分居民住房條件明顯改善，但房價過快上漲，導致相當部分中低收入群眾無力購房。

　　“攢錢的速度永遠趕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電視劇《蝸居》的熱播，折射大都市“房奴”的辛酸苦辣。

　　今春全國兩會，從土地壟斷供給、收費過多、房地產暴利、土地財政等諸多側面，代表委員痛批“高房價”，認為快速升高的房價會影響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損害百姓利益，需要充分考慮“民生性”。

　　而全國兩會剛一結束，3月15日一天之內，北京便又誕生3個新“地王”，隨后北京房價的高歌猛進，成交均價迅速突破每平方米2.5萬元。目前全國不少一線城市的房價仍在“高罵”中躥升。

　　“如果房價太高，普通百姓辛苦幾十年，還住不上一套像樣的房子，那怎么行？！我們是人民的政府，當然要為人民群眾把基本住房解決好。”回到重慶傳達全國兩會精神，薄熙來說出了一席極富感性的話。

　　“一定要轉變一根筋的思維方式和發展模式。”黃奇帆說，房產具有保障性和商品性的雙重屬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由市場供給的“單軌制”都存在制度設計上的不足。

　　他認為，盡管近年來，我國住房制度設計上也部分填補了保障房的空缺，主要是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但實踐中，現有經濟適用房政策容易產生利益輸送和腐敗問題，而且廉租房針對的是“低保群眾”，一般只占當地城市居民的3%左右，90%以上的群眾還只能靠購買商品房一條路解決住房問題。

　　“一個社會總有30%左右的低收入群體基本買不起房，努力保障他們的住房需求，是政府的責任所在。”黃奇帆說，建設公租房是大勢所趨。他認為，住房供給體系的合理結構，應該是30%為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70%是市場主導的商品房。

　　重慶市決定把住房供應比例調控在1:6:3左右，即10%高收入人群購買高檔商品住房；60%中等收入家庭，6.5年的家庭收入能購買中小套型、中低價位的商品住房；30%低收入群體通過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予以解決，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場、高端有約束”的雙軌運行的城市住房供給體系。

　　“夾心層”得到“全覆蓋”

　　推出公租房計劃之前，像許多其他城市一樣，重慶市已有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危舊房和棚戶區改造安置房、城中村改造安置房、農民工公寓5種保障房，覆蓋了城市原住民和農民工。

　　黃奇帆說，新生代城市居民、大學畢業生、外來工作人員、新就業人群等“社會夾心層”群眾，被排除在現有的住房體制之外，他們既享受不到保障房，短時期內也買不起商品房，這部分人群占住房需求總人數的30%。

　　“這部分人中有不少是有知識、有技術的人才，也是將來最有可能成長為中產階級的群體，高房價過度透支他們的未來收入，也會制約他們的發展前景。”黃奇帆說。

　　重慶把公租房定義為：在住房市場化大背景下，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套型面積和提供優惠租賃價格，由國有企業持有產權，面向在本市就業的無住房人員或住房困難家庭租賃的房屋。其指向的重點就是解決“夾心層”人群的住房，與前5種保障方式相疊加，形成“1＋5”保障性住房體系，力爭實現城市保障性住房的“全覆蓋”。

　　公租房由政府出錢建設，低價租給中低收入者。重慶市國土資源和房屋局局長張定宇說，只要年滿18周歲，在重慶主城區具有穩定就業崗位和收入來源，本市無房戶或住房面積低于城市住房保障標準的城鄉居民、具有租金支付能力的都納入申請范圍，不設戶籍限制，打破了城鄉和內外差別，租金價格控制在市場租金價的60%以內，收取的租金主要用于兌付建房款利息，租賃期最長為5年。

　　今年2月28日，位于重慶北部新區鴛鴦組團的公共租賃房聚居區——“民心佳苑”正式開工建設，這是重慶首個開工建設的公共租賃房聚居區，新建小區為高層電梯房，戶型在80平方米以下，主力戶型為50平方米至60平方米，將容納住戶1.2萬戶至1.5萬戶。

　　聽說公租房開建的消息，讓畢業3年仍租房住的李丹蕾十分高興。

　　3年前，她大學畢業后來到重慶工作，月收入不到3000元。“工作3年只攢了五六萬塊錢，這點錢即使在主城區買套小戶型的房子，靠我一個人還不夠按揭首付款。”她拿著自已的工資卡說，如果租房，顯然租政府修建的公租房要劃算。目前，她與同事在新牌坊一帶合租了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租金每月1300元，如租公租房，同樣的房子只需約一半租金。

　　會是新“貧民窯”嗎？

　　大體量地建設公租房，會不會出現“貧民窟”？如何防止租客的“賴租”行為？會否出現新的腐敗問題？針對可能出現的問題與外界的疑慮，重慶市設計了一套公租房建設的營運方式。

　　本刊記者在已開建的首個公共租賃房聚居區——“民心佳苑”小區規劃圖上看到，這里有運動場地、超市、水體、小學、幼兒園及中心景觀綠地，配套設施較為齊全，在主城區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樓盤，并由專業物業公司實施現代化管理。小區距即將通車的輕軌500米左右，交通相當方便。

　　重慶市規劃局副局長邱建林告知，重慶市將在主城區一、二環線之間規劃的21個聚居區中布局21個公租房建設點，公租房均分布在輕軌沿線或交通、環境、配套等條件較好的地區，平均容積率控制在3.8。

　　承建首批公租房建設的重慶地產集團總經理蒙毅介紹，重慶公租房完全參照商業樓盤的標準建設，同時與商業樓盤實行“混搭”，配套同樣的學校、醫院、商場、健身等公共服務設施和場地。

　　重慶市社科院孫元明研究員認為，在整體規劃中將公租房住戶與商品房住戶完全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共享小區環境和專業物業公司的管理，均衡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不會造成不同收入人群的心理落差，不會形成新的城市“貧民窟”。

　　會出現“賴租”嗎？

　　為防止租客的“賴租”行為，重慶也未雨綢繆，設計了公租房退出機制：按每套35～80平方米設計建設，這讓收入增至高收入群體者會為改善居住條件自動選擇搬離；對承租人實行年度收入申報核實制度，租賃期一般為5年，期滿退出；由于收入提高和自購房等原因不再符合條件的，政府收回保障性租賃房，再租給其他符合條件的對象；承租人不得轉租、出租或改變房屋使用性質，一旦違規，將取消租賃資格；空置6個月以上不住，或通過其他方式獲得住房的，也必須退出；拒不退出的將計入個人信用檔案，并依法強制退出。

　　張定宇介紹說，公租房租客住滿5年后，可以成本價＋銀行利息購買自住(其中成本價是指土地成本、建安成本等綜合成本，并交納部分稅費)，購房時可選擇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一次性付款后，不再支付租金；分期付款時，未付款面積按照規定繳納租金。

　　同時，重慶明確規定，公租房不得上市交易，購買人如需要轉讓，由政府回購，回購價格為原銷售價格加同期銀行活期存款利息，不會隨房價的上漲而上漲。管住公租房上市交易是規避制度漏洞的一個關鍵，退出的住房將保持在保障性住房系統之內循環。“管住了公租房上市交易的閘門，沒有利潤可圖，就很難發生腐敗問題。”黃奇帆說，“公租保障房絕不能搞成私有的、沒幾年就可上市的所謂保障房，否則公租保障房就失去本來的意義，就會成為國家財富流失和為灰色收益創造條件的無底洞。”

　　據了解，為管理好公租房，重慶市將組建一個副局級單位——公租房管理局，作為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的二級局，專門負責主城九區公共租賃房的管理。

　　如此龐大公租房的運營，肯定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系統工程。有專家就建議，重慶負責公共租賃房管理的部門，應加強與銀行、勞動保障、稅務、交通、公安等部門的信息共享，加快建設信息共享平臺，多渠道核實申請者的收入和資產狀況，甄別出真正符合條件的申請者。

　　“小賬”與“大賬”

　　對大規模的公租房計劃，重慶市內與外界都有人擔心：地方財力是否可以承受，“如果沒有雄厚的資金支撐，公共租賃房模式能否長期持續下去？”

　　對此，黃奇帆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在主城建設2000萬平方米的公租房，約需3萬畝土地，土地出讓金等政府減收近500億元。此外，公租房建設成本約需500億元，總體算來，2000萬平方米公租房，約需成本1000億元。這些房產是不動產，收取房租，存在現金流，不會形成壞賬。有了源源不斷的租金收入，這塊房產不但可以升值，還可以用來抵押融資。

　　在籌資方面，重慶市政府副秘書長、國資委主任崔堅介紹，重慶的公租房建設并不是用政府的欠債來籌集資金，而是依賴國有資本發揮“第三財政”的作用。公租房的先期試點由重慶市地產集團為建設主體，以后會擴展至重慶市城投集團。投資建設主體擁有所建租賃房的完全產權，享有升值收益，但無房屋定價權和轉讓權。

　　重慶市地產集團董事長周天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開工的500萬平方米公共租賃房投資總額約150億元，計劃先期籌措并投入資金70億元，其中市財政安排土地出讓收入5億元，由于廉租住房與公共租賃房一體，重慶將把國家對廉租住房的補貼集中放在里面，計有5億元；此外，重慶市地產集團將用它的國資預算以及融資能力，通過住房公積金貸款30億元，爭取政策性和商業性銀行貸款30億元，共計60億元。

　　重慶市多名相關負責人認為，建設公租房，雖然在土地出讓金、財政投入等方面，從短期賬面看“吃虧”，但是政府眼光看得更遠一些，主動放棄賣地生財的小賬，在投資環境、民生工程方面多投入，藏富于民，為民生財，一座城市就會有可持續發展的永續動力與勃勃生機。這才是一筆可持續發展的“大賬”。

　　黃奇帆說，按照重慶市發展規劃，十年之內，市區將增加人口400萬，假定有20萬人是投資者，人均投資是100萬元，可以增加產業性資金投入2000億元；假定20萬家企業年平均營業額400萬元，全年總產值就高達8000億元，而營業稅則可達到500億元；另外，400萬人就業，按年收入4萬元計算，拉動消費達1000多億元。

　　重慶工商大學經濟學專家唐路元談到，過去幾年，房價飆升，逼走了眾多就業者，自然也逼走了眾多創業者。重慶大規模推出公租房，能夠解決就業者的居住問題，相當于改善投資環境，可吸引更多企業來渝投資，由此增加的財政收入，可能遠遠超過在公租房方面的支出。□

《瞭望》：“垂直整合”：發展模式創意

2010-4-19  《瞭望》新聞周刊 劉亢 張桂林 湯耀國

 　　“進去不到三分鐘，一個開場白就讓他跳起來”

　　“感覺非常震驚！”受邀參加本刊在重慶主辦的研討會并實地調研后，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外經所所長張燕生說道，“沒有想到在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下，重慶不僅僅是引進一些項目，而是引進一個大的產業集群。”

　　他看到的是重慶西永微電子園，全球最大的筆記本電腦廠商惠普公司重慶基地就落戶在這里，日前已正式投產。來自臺灣的國際IT業代工巨頭富士康、英業達、廣達等也紛紛跟進，國內外上百家零部件配套企業爭相落戶重慶。

　　一個以外銷為主、年產4000萬臺筆記本電腦、產值2000多億元的IT業集群，正在中國西部崛起。

　　張燕生認為，內陸如何對外開放，是一個國家級、世界級的難題，重慶不照搬沿海，而靠創新外向型經濟模式的做法，非常值得總結。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解釋其間“玄機”時，“輕描淡寫”地表示：重慶賣的是一個創意。“不是簡單的西部開發政策的成功，也不是簡單的我們幾個領導的人脈或者魅力把外商引來，而是一個開放戰略和開放模式的勝利。”

　　這個戰略就是內陸開放戰略，這個模式就叫做“垂直整合”。

　　創意先行

　　其實，早在全球金融危機剛發生的2008年7月，薄熙來到重慶后召開的第一個全委會上就堅定提出，要實現胡錦濤總書記對重慶的“314”總體部署，解決好“重慶問題”，必須擴大開放，走出一條內陸開放的新路子。

　　近幾年隨勞動力、運輸等成本的推升，沿海發達地區原本“兩頭在外(原材料和產品銷售)、大進大出”的出口加工貿易模式遇到重重挑戰。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則加劇了這一進程。國外大廠商開始多方尋求成本相對低廉的加工貿易地，國內眾多中西部地區則看到了曙光，紛紛提出要做沿海出口加工貿易轉移承接地。

　　而實際情況卻是，東南亞國家借位居沿海、物流成本較低的便利，搶走了越來越多的承接機會。

　　此時，重慶沒有盲動。市委書記薄熙來提出，要更新觀念、打開思路、善于創新、捕捉機遇，要創造內陸型加工貿易新模式，建設我國內陸開放高地。

　　重慶市黨政一把手薄熙來、黃奇帆分別具有涉外經濟部門和沿海大城市工作的履歷。不簡單重復沿海地區發展之路，是重慶決策層的共識。“沒有具體可行的創新措施，轉變發展方式就等于口號”，在這一理念的驅動下，重慶決策層有意識地創新思維，尋找推進轉變發展方式的切入點。

　　位于中國大西南地區的重慶，距沿海一兩千公里，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單是每一集裝標箱的運費就要增加4000多元的成本。

　　重慶經信委副主任沐華平說，當時他們分析的結果是，因為內陸比沿海多出的運輸距離，由此形成的物流成本，會抵消任何勞動力、土地、煤電油低成本的優勢。這也是20多年來，我國已形成上萬億元的加工貿易規模中99%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很少向內陸成功轉移的制約因素所在。

　　“內陸地區不管你有什么優勢，你如果不解決加工貿易‘兩頭在外’中的物流問題，任何善良的出發點都是癡心妄想。”黃奇帆說。

　　新創意、新模式已呼之欲出：在產業鏈整合創新上下功夫，實現配套物流成本最小化，改“兩頭在外”為“一頭(原材料)在內，一頭(銷售)在外”。

　　黃奇帆還將其命名為相對理論化的“垂直整合”，加工與原材料、零部件生產基地在同一地區，而以前的沿海模式是“水平分工”，借《世界是平的》題名意思，即國際大公司做研發做設計，加工基地、零部件分布在不同地區，通過現代物流、通信的辦法串起來。

　　“當原油成本10美元一桶的時候是可以這樣做的，當原油變成100美元一桶的時候，你靠物流這樣運輸，是浪費能源，世界就不是平的了。”黃奇帆說。

　　分頭公關

　　接下來是危機之中尋找具體的機會。

　　重慶決策層注意到IT業界提供的一個信息，在國際金融危機中，全球筆記本電腦市場不僅沒有萎縮，反而年均增長30%，2008年全球銷量達1.6億臺，預計到2013年銷量會翻一番達到3.2億臺，他們從中看到了新技術產業增長的曙光。

　　隨即展開了深入調研，得出了隨著集成電路技術的演進、面板顯示屏的更新、無線上網技術的普及，筆記本電腦消費快速增長成為可能的結論。同時，也敏銳地發現了世界幾大IT巨頭在新增產能落腳點上的謀劃動向與決策苦惱，包括我國沿海地區筆記本電腦產能已達1億臺，而中西部地區的產能卻是零的現實。

　　2009年初，黃奇帆率重慶市政府代表團與惠普公司展開協商談判。此時的惠普公司正在多方進行新增產能的選址工作，他們先后考察了印度、馬來西亞及我國的多個城市。

　　重慶拿出了產業鏈一體化的“垂直整合”方案，指出隨著國際原油價格不斷攀升，“大進大出”、“水平分工”模式所帶來的能源浪費及物流成本增長正愈發明顯，“在未來的IT制造業中，誰是零部件加整機的一體化基地，誰就將成為世界供應高地。”

　　黃奇帆介紹，所謂垂直整合，即一方面通過整機銷售企業帶動零部件生產企業的進入，或者零部件生產企業延伸生產整機；另一方面切實發展本地物流產業，形成協同效應，強化地區競爭優勢。具體來講，就是做到80%的原材料零部件在本地生產、供應，實現“一頭在內”的目標，進而最大限度降低進項物流成本。

　　“惠普一下就意識到重慶方案的巨大價值”。黃奇帆說，按照這個模式，把項目放在重慶，其物流成本比“水平分工”模式下的上海、廣東都要低，重慶的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優勢，自然會更加充分地顯現出來。

　　機遇降臨到了重慶：惠普決定將新增4000萬臺產能的項目放在重慶。

　　與惠普談判后，去年2月9日，黃奇帆馬不停蹄趕赴臺灣，找IT代工巨頭富士康老板郭臺銘談。“進去不到三分鐘，一個開場白就讓他興奮地跳起來。”黃奇帆說，“我對他講，我不是來招商的，而是要給你一單生意。”富士康是全球筆記本電腦最大的零部件制造商，但沒有造一臺整機。惠普有意在重慶投放巨大產能，是富士康造整機的機會。“郭臺銘為造整機朝思暮想5年了，我們一拍即合。”

　　到8月份，重慶一邊與惠普簽約，一邊就與富士康簽約了。去年底、今年初，又分別與另外兩家代工巨頭英業達、廣達簽約。

　　接著，重慶官方便輕松了：幾家有競爭關系的代工巨頭一邊爭先恐后開工，一邊你追我趕主動去拓展零部件供應鏈；液晶顯示器、硬盤驅動器、電源、鍵盤、鼠標等近百家配套企業則迅速跟進落渝。

　　據重慶市介紹，未來三四年內，這個信息產業集群將形成近1000億美元的進出口總額，年均5000億元到6000億元的銷售值，占重慶工業經濟的比重超過四分之一，進而成為重慶的第一支柱產業。至“十二五”末，重慶的筆記本電腦產能可達到8000萬臺，由此成為亞洲乃至世界最大的電腦制造基地。

　　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認為，重慶此舉可以說在筆記本電腦生產上“重組了世界”，形成全產業鏈的近距離緊密且穩固聯系的IT產業聚集，不僅降低了生產企業間的配套物流成本，而且推進了加工貿易方式的轉變，并給上下游企業創造了可持續投資的環境，為中西部地區推進跨越式的轉型發展，開辟了一條具有啟示意義的路徑。

　　高“附加值”

　　事成之后，重慶市主管經濟的官員才發現，“垂直整合”不僅把企業、產業鏈引了進來，還有更多的妙處顯現。

　　重慶市發改委主任楊慶育說，沿海二三十年的“兩頭在外”式的加工貿易，缺陷在于把產業“微笑曲線”中附加值最高的研發與銷售都留給了國外，而國內生產基地淪為了組裝工廠和搬運工。

　　而在“垂直整合”新模式下，“越是做零部件越是技術核心”的特點，就決定了當一個基地是零部件加整機制造時，自然就會成為了核心技術的研發基地。

　　比如，筆記本電腦的芯片和液晶面板等，實際上電腦零部件的投資占總投資的70%，惠普、廣達、英業達在簽約時都承諾將研發中心放在重慶，由此，重慶成為了這些世界知名企業的第二研發總部。

　　具有突破性意義的還在于重慶抓住了收益甚大的加工貿易結算中心。

　　黃奇帆介紹說，現階段，中國大陸每年進出口總額2.5萬億美元中，加工貿易約為1.2萬億美元，但加工貿易的巨大好處——金融結算業務幾乎全都在新加坡、香港、東京和臺灣等地，結算的印花稅、交易稅等稅收每年流失到海外的數量比加工貿易本身的收入還要多。

　　他說，結算中心的好處有三：一是“結稅”，1.2萬億美元的加工貿易，一年有幾億美元的稅收結算；二是“結匯”，一個幾百億美元的賬戶一年可為銀行帶來幾十億元人民幣的中間收入；第三是“結人”，可以提供幾千乃至上萬個高級會計師等“金領”崗位。

　　經國家批準試點，重慶在引進筆記本電腦項目時，與惠普達成協議，將其亞太結算中心放在重慶。去年10月份正式運轉，今年1季度已上繳重慶4億元的稅收，預計全年可達16億元，明年可達30多億元。

　　“一頭在內”還帶來一個“附加值”。到重慶調研的中國社科院財貿所所長裴長洪說，出口加工貿易是我國面臨外貿摩擦的一個原因，傳統的“兩頭在外”模式，原材料大多來自海外，國家出口退稅實際上相當部分補貼到了海外來料上，等于是為國外企業補貼。而像重慶“一頭在內”的模式，出口加工產品中大部分是國內企業生產的，國家出口退稅的大頭就補貼到自己身上，進而使創匯模式也發生了一個轉變。□

《瞭望》：重慶國資 第三財政實踐

2010-4-19  《瞭望》新聞周刊 劉亢 張桂林 湯耀國

 　　“重慶不是國進民退，而是國進民也進”

　　“當時重慶差點兒拖了國企全面脫困的后腿，2000年后全國整體扭虧為盈，重慶的國企還有70%嚴重虧損，國有資產負債率高達80%以上，其中一半是壞賬。”

　　提及重慶國資的艱難時光，重慶市政府副秘書長、國資委主任崔堅記憶猶新，2003年市國資委組建時，總量僅1700多億元的國有資產，分散在60多個企業集團，1500多個子、孫公司手中，全市國有經濟領域一派“小、散、亂”的景象。

　　6年光景，滄海桑田。

　　截至今年一季度，重慶38戶市屬國有重點企業資產總額突破萬億元，凈資產超過2500億元，負債率穩定在60%左右的合理范圍，經營性國資總量由2003年的全國第十九位，躍居第四位。6年時間里，重慶國資增長了6倍。

　　比迅猛增長的資產更驚人的是，重慶國資憑借八大城建和企業重組改制投融資平臺(俗稱“八大投”)，強力整合土地等各類資源，以時間換空間，使經營利潤和資產增值收益連年翻番，每年貢獻市級財政上百億元。

　　重慶的國有企業還與城市發展、政府工作緊密聯系，廣泛承擔了道路、橋梁等基礎設施建設，危舊房改造、公租房建設，以及中小企業融資擔保、工商業海外并購平臺等社會職責。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認為，重慶的國資儼然充當了政府預算內、預算外之外的“第三財政”，“在發展硬件不足、市場失誤或市場信號缺損的情況下，重慶國資甚至演進成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外，為發展托底的‘第三只手’”。

　　薄熙來對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發展，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我們的改革最后把過去的一套徹底否定，把西方的一套原原本本拿來，我覺得這不叫改革。也就是說，不完全把西方的那套經營模式純而又純的私有化的東西給拿過來，我們應該有國有的東西，而且應該從國有這個東西里邊汲取它體制上的精華，發揮它機制上的優勢，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更靈活有效，在目標上應該體現為廣大的民眾更好地服務，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的優越性，這就是有聲有色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是改革的成功。我們在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應該本領更大一點，比資本主義的更優越。”

　　“渝富模式”

　　對于市屬重點國企重慶機電集團來說，最近的一年可謂好戲連臺：成功研發我國首臺百萬千瓦級核電上充泵，打破國外長期壟斷；收購英國精密技術集團公司，多項機床技術躋身世界一流水平；與中石油聯合組建的金融租賃公司即將掛牌……董事長謝華駿甚至在市府面前立下“軍令狀”：5年后集團銷售收入突破1000億元。

　　然而就在6年前，同樣是這家公司，資產負債率超過110%，僅在中國工商銀行的不良債務就達25億元，企業年度虧損上億元，職工生活困難，群體性事件時常發生，不少旁觀者曾評價說，這艘“破船”在市場的大風大浪中，注定要沉沒。

　　是何種神奇的力量讓曾經百病纏身的重慶機電集團峰回路轉？謝華駿說，這首先要歸功于渝富公司“打包”處置不良資產，亦即已廣為人知的“渝富模式”。

　　重慶渝富，這家由重慶市國資委直接操控的資產經營管理公司，成立于重慶國企脫困攻堅的2004年，它肩負著為重慶國有企業數百億元不良債務“解套”和為國企發展提供資源支撐的使命。

　　渝富的第一單“買賣”就讓人印象深刻。成立當年，渝富從國家開發銀行獲得“搭橋”貸款，利用27億元整體收購了包括重慶機電集團在內的重慶1160戶國企在中國工商銀行的157億元不良貸款本息，再由各企業回購銷賬，一舉破除銀企債務“死結”，成功解救國企，同時為銀行降低了資產不良率。

　　渝富公司董事長何智亞介紹，遵循“打包”處置這一思路，6年時間里，渝富累計處置各類金融不良資產300多億元，為國有企業的破產周轉、土地置換和改革發展提供了200多億元的資金周轉性支持，推動市級工商企業的資產負債率下降二十幾個百分點，基本解決了銀行高不良資產和企業高負債率的問題，使重慶國企各種拖欠和歷史積案得到破解，大批國有企業得以恢復元氣、輕裝上陣。

　　崔之元認為，渝富公司進行的重組和改造非常成功，實現了重組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增值。

　　他還分析，通過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對“有毒資產”定價問題的解釋，可以理解渝富成功的原因。不論工行還是渝富，都是國企，因此初始定價問題的敏感度沒有那么強烈，當年的談判并沒有那么困難，渝富以不到20%的價格就從工行手中買下千多家國企壞賬，后來，重慶國企便迅速剝離壞賬，重振旗鼓。

　　“八大投”

　　渝富還僅是重慶國資故事中的一小段。

　　為解決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滯后的問題，自2002年起，重慶先后以國債、規費、土地、存量資產、稅收等“五大注入”，組建了資本金近1500億元的城投、地產、水務、高速、交旅、開投、水投、渝富等城建和企業重組改制投融資平臺，即“八大投”，形成了“國有投資集團-市場-建設”新型投融資模式。

　　崔堅說，“八大投”就是將原來政府直接舉債為主的投資方式，轉變為由投資集團向社會融資，通過市場“放大效應”，形成國企主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的多元投融資格局。

　　據初步統計，“八大投”已通過購買、承擔項目、關破搬遷企業等方式累計儲備土地45.1萬畝，“招拍掛”近3萬畝。另一方面，通過合理的資本聚集，將分散的資源、資產、資金整合轉化為資本，并以此為杠桿，通過銀行、債券、股市、信托、海外等五個市場融資。

　　崔之元認為，重慶不搞土地財政，不搞地王，成功地把土地規劃與土地儲備有機結合起來。政府以土地儲備抵押貸款來搞項目，比“項目換土地”的慣有方式要好，這樣政府能代表人民更多地獲得土地增值收益。

　　在資金動力推動下，“八大投”目前資產總額已經達到4139億元，在公共設施建設領域，累計投入建設資金2413億元，年均投資300億元以上，先后承擔了2000公里高速公路、5000多公里的高等級公路、20多座橋梁、150公里城市軌道、100多億元的文化設施和100多億元的大學城建設任務，占全市重大基礎設施和公共領域投資75%以上。

　　“第三口袋”

　　今年1月舉行的重慶兩會上，新任市長黃奇帆高調宣布，2009年重慶財政民生支出資金682億元，占一般預算支出比重達51.7%，再創歷史新高。據悉，這已是連續第三年，重慶將半數以上的財政支出用于民生。

　　“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有企業的貢獻”，重慶市社科院研究員李勇說。

　　當一些省市的國企至今仍在依靠財政支撐時，重慶國企早在2005年就率先實現“財政斷奶”。不僅如此，經過重慶國企已經成為政府收入的又一源泉。

　　崔堅介紹，幾年來通過“財政斷奶”，重慶國企減少財政支出、上繳國資經營收益、幫助政府投入共計908億元，其中僅“八大投”就累計上繳財政土地轉讓收益560億元，并通過市場化融資，累計向全市重大基礎設施、公共設施投資2000億元。

　　2009年，重慶又在全國率先實現國資委所屬企業收益上繳全覆蓋，當年上繳國有資本經營收益8.9億元，投入基礎設施建設568億元，承擔過去一般由財政投入的企業資本金、周轉金、環保搬遷資金114億元。

　　黃奇帆介紹，最近三四年，重慶國企每年至少向市財政貢獻100多億元，使重慶的財政變成了“三個口袋”。他解釋說，第一個口袋是預算內的財政，“保吃飯”，包括政府機關運行經費，社會養老、醫療保障體系等；第二個口袋是土地出讓金等預算外收入，保建設，如修路、修橋等基礎設施；第三個口袋就是國資預算。

　　黃奇帆說：“第三口袋使得重慶并不寬裕的財政可以騰出一部分錢來，更多地用在民生上。”他舉例分析，近幾年，中國大陸31個省區市，只有重慶這個“窮地方”4年來教育支出占GDP比例都超過4%，達到了教育法的要求。為什么？如果地方政府只有預算內、預算外兩個口袋，往往可能克扣公共服務的支出而用到基礎設施上面。如果國資不補進去，民生這塊就要少花。所以，重慶國資為重慶財政更多地用于民生發揮了戰略意義。

　　另外，在西部12省市中，重慶是唯一一個仍然按西部大開發優惠政策，對企業只征15%所得稅的；全國多數城市購房契稅是1%～3%，重慶的購房契稅一直維持在1%。黃奇帆說，國資預算大大增強了政府蘊財于企、藏富于民的底氣。

　　重慶市國資委有關負責人還透露，目前正在研究進一步強化國企支持財政的機制，比如市國資委與巫溪等貧困縣簽訂了共建國有重點企業助推“兩翼發展試點縣戰略合作協議”，以此探索國資推動區域統籌發展的路子，最大限度發揮國資財政的作用。

　　國民共進

　　重慶國有企業的強勢發展，一度讓市外一些民營企業感到不公，一些人直斥重慶“大搞國進民退”。

　　實際情況究竟怎樣？統計顯示，重慶近年來非公經濟年均增速達到20%以上，占全市GDP的比重由1997年直轄之初的26%提高到2009年的60%。重慶國資迅猛擴張的這幾年，也是重慶非公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

　　“重慶不是國進民退，而是國進民也進。”在崔之元看來，一方面重慶國資通過增值收益上繳財政，普遍降低了稅率，起到藏富于民的效果，另一方面，重慶國資承擔了基礎設施建設等諸多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為民營經濟增長提供了機會。

　　“更重要的是，在發展硬件不足、市場失誤的情況下，重慶國資還起到了激活市場信號的作用，某種意義上成為為發展托底，政府和市場之外的‘第三只手’”。崔之元說。

　　黃奇帆舉例說，重慶這幾年修了1500公里的高速公路，全部由國有的重慶高速公路發展有限公司承擔。“這不是政府和國企在搞壟斷，而是當初招商時，民營老板沒有一個愿意出錢來修。”

　　原因是，由于獨特的山城地理形態，在重慶修高速公路，每100公里就有60公里的隧道、橋梁，每公里投入高達8000萬元，比東部地區高一倍，而運行初期的車流量只有東部的1/3。

　　再如金融業，2005年以前，重慶地方國有經濟在金融業里面的份額幾乎是零，而現在重慶五大地方金融企業，基本由國有企業控股。“這是不是國有企業巧取豪奪呢？恰恰相反，重慶國有金融資產可說是在‘抗震救災’過程中積累起來的”。黃奇帆說。

　　重慶商業銀行在2005年時僅有2.5億元資本金，卻有70億元的貸款，還有32億元的壞賬，一度被業界視為“倒閉十次也不夠”的爛攤子，還有西南證券、三峽銀行等，都曾瀕臨崩盤。“當時如果哪個民營企業、外資企業想要來入股，政府閉著眼睛都同意。可那時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啊。”黃奇帆說，想到這些企業倒閉了，政府也得拿錢辦喪事，還不如用這些錢去救市，所以國有企業花了幾十億元去剝離壞賬、重組企業，現在這幾十億對應的股權增值到幾百億。

　　崔堅表示，經過多年摸爬滾打，重慶國資運作的基本原則已逐漸清晰，即在市場信號一時缺損、其他資本不愿進入的領域，在投資風險大、其他資本不敢投入的領域，在關系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新型經濟領域，通過國有集團先投先試，激活市場信號，搭建市場平臺，為各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

　　2004年以來，重慶多家國企出資60億元，先后成立8家擔保公司，可為重慶中小企業提供近500億元的融資擔保。日前，重慶國企又在策劃成立總資本金達數十億元的租賃機構，主要為中小企業提供服務。

　　此外，重慶還專門組建國有的外經貿集團，為全市各類企業海外收購提供平臺，目前已促成礦石、農業、機械等多項收購成功實施；組建西永微電園公司、保稅港區公司、江北嘴中央商務公司，成為重慶建設內陸開放高地的重要平臺。

　　“在一些市場信號逐漸活躍起來的領域，重慶國企盡量不去‘與民爭食’，甚至會審時度勢，主動退出一部分。”崔堅說，近幾年，通過BOT(建設-經營-移交)、BT(建設-移交)、TOT(移交-經營-移交)等模式，重慶已經引導大量社會資金參與城市建設。”崔堅說，在上萬億元的市屬國有重點企業資產中，非公經濟參股占比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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