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退民進”的結果就是顏色革命--以保鑄改制為例

“國退民進”的結果就是顏色革命--以保鑄改制為例

雨夾雪

保定鑄造機械廠改制就是通過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國退民進”發展權貴資本主義的一個典型案例。（這一部分參考了《關于保定鑄造機械廠緣何破產的調查報告》）

保定鑄造機械廠（以下簡稱“保鑄”）原隸屬于國家一機部大型國營企業，是20世紀50年代國家在保定市建立的八大企業之一，該廠建于1956年，擁有資產3億多元（人民幣當時幣值），職工2000余人，建廠50多年來，生產形勢一直很好，從未停過工、停過產，在全國同行業中是龍頭企業，就在文革期間，因生產等各項指標完成的好，曾受到一機部的表彰，成為該行業全國的優秀樣板，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在2007年，生產總值達到4.2個億，是歷史以來最好水平。可就在這年年底“保鑄”卻被莫名其妙地宣布破產了，其原因是領導層為了侵吞國有資產，以肢解國企入股私企和在“保鑄”內建立寄生私企的手段搞垮了該廠。

發展權貴資本主義的第一步是利用廠長經理負責制，大搞“鐵腕治廠”，把工廠變成廠長經理的一言堂。1996年肖中庶擔任“保鑄”廠長，此時的“保鑄”已經實行了廠長負責制。肖中庶擔任“保鑄”廠長后不久，就強令600多名職工下崗。通過這種“鐵腕治廠”，“保鑄”完全變成了肖中庶的一言堂。1997年“保鑄”依照當時河北省主要負責人程維高（因腐敗被處分）的指示，合并于田野汽車集團，遂改名為“河北省田野汽車集團保定鑄造機械有限公司”，肖中庶任總經理，但其性質仍為國有企業。在經營形式上依舊延續原來的獨立核算，自主經營，和田野集團沒有實質上的聯系。肖中庶對“保鑄”仍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可以獨斷專行，做出任何決定，無人監管，無制度約束，這就為他侵吞國有資產洞開了方便之門。

發展權貴資本主義的第二步是在廠內建立私企，啃噬國有資產。2001年12月7月，“保鑄”總經理肖中庶在“保鑄”內成立股份制私有企業——“保定維爾鑄造機械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維爾”）肖中庶為總經理。這樣，肖中庶就有了雙重身份，既為“保鑄”法人代表，又重疊著“維爾”的法人代表。實質上“維爾”是個既無資金，又無實質性經營場地，也無人員構成的空殼。“維爾”建立后，肖中庶雙腳踏跨“保鑄”“維爾”公私兩個企業，統一操控，分別運營。他精心構思了這樣一種運營模式，啃噬“保鑄”，養育“維爾”。整個生產經營系統仍然是原“保鑄”一套人馬。“保鑄”一如既往的，按部就班的生產，但生產出的產品卻貼上“維爾”的產品標簽，以“維爾”名義銷售，利潤自然流入“維爾”帳戶，而產品生產者的工資，各種保險，社會統籌、稅金等卻都由“保鑄”負擔，記在保鑄開支的費用里。就連職工身穿印有“維爾公司”字樣的工作服，也均由“保鑄”出錢購買，總之就是這樣，吃“保鑄”育“維爾”，削瘦了國企“保鑄”，養肥了私企“維爾”。

發展權貴資本主義的第三步是肢解國企，將國企的優良資產切劃給私人企業。2002年7月12日，“保鑄”和私營企業“亞新鋼鐵公司”（以下簡稱“亞新”）簽訂協議，以入股“亞新”的名義，將“保鑄”廠區南部和東部一側近250畝地的場地及附著物肢解，以不可思議的條件廉價割劃給“亞新”。評估的總地價額為5034.59萬元，也就是說土地價格為27.13萬元/畝。當時該地段農田價為50萬元左右/畝，現已升值百萬元以上了。企業場地價格應該更高。既便按當時市場農田價計算，244畝地應為1.22億元，按土地資源局所評估的185.55畝計算地價總額應為9277.2萬元。實際較之評估價額5034.59萬元，差額為7165.41萬元。國土資源局的評估即壓了土地額，又壓了地價，僅此一項就造成國有資產流失7165.41萬元。加上其他方面，“保鑄”和私營企業“亞新”的合作共使1.3億元的國有資產流進了私企及個人腰包。

發展權貴資本主義的最后一步是千方百計謀劃國企破產，借機吃光掏盡剩余的國有資產。2007年12月21日，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08）保破字第2-10號民事裁定”宣告：“河北省田野集團保定鑄造機械有限公司破產”。通知中說：債務人實際資產總額為134253794.08元，負債總額為163183045.94元，資產負債率為121.55%。從字面數字看“保鑄”實際虧損資產額為28929251.86元。但保鑄實際財產卻遠遠超出評估財產。在評估資產時，肖中庶隱瞞了價值近3個億的兩大部分廠區，一是原屬于“保鑄”后被肖中庶私自拆除的科研樓、大禮堂等十幾處建筑，現又建為“維爾”的大型組裝車間廠區。這一部分價值1億多元。另一部分為保鑄生活區的建筑群。這些建筑有20棟單身宿舍樓、托爾所、供熱站等價值2億元。2009年1月5日，對“保鑄”的拍賣活動設在肖中庶的小會議室進行，那天，廠公安處人員傾巢出動，嚴密封鎖通道，嚴禁其它競拍者和“保鑄”工人們進入，這就保證了肖中庶在毫無競爭對手的情況下，以9466萬元的代價買下了評估值1.5億元，實際價值5億多元資產的國企，（440畝土地現按農田每畝100多萬元，光土地就價值5億元）。致此，“保鑄”全部歸為“維爾”所有，成了肖中庶享用不盡的美餐。

就這樣，通過一系列“國退民進”的改制，肖中庶個人發了財，從昔日的窮光蛋，變為今日的千萬富翁，成為了新興的權貴。他在房改時沒錢買房，到處告借才湊夠幾千元的購房款。今日，全家三口各有一輛高級轎車，其愛人由一個農婦變為一個滿身帶金（金耳環、金項鏈、金戒指）的豪門富婆，每天開著高級轎車進出賭場；家有豪宅4棟，“維爾”賬面上還有99萬元的股份，還有大量其它財產。他又相繼把其兒子、妹子、妹夫、七大姑、八大姨十余人弄到廠內，安排到科室任要職，拿高薪。更可笑的是親自把其兒子提拔為室主任，享受中層干部待遇，真是一人當官，全家沾光。廣大“保鑄”工人則在“國退民進”的改制倒了大霉。“保鑄”工人們平均每月拿到800元左右的工資，買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供不起子女上學，娶不上媳婦，在最低生活水準下掙扎。此外，肖中庶拖欠全廠職工的工資，醫藥費，保命錢等達1.1億元至今不給，還想借破產“程序終結”一筆勾銷。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肖中庶通過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國退民進”發展權貴資本主義是得到了政府有關部門極力支持的。僅以肖中庶伙同“亞新”肢解“保鑄”為例，2002年7月15日，肖中庶向保定市政府秘書長苑豐平（肖的老鄉）副市長李文泉呈報“關于以廠區南部土地入股保定亞新鋼鐵有限公司”報告中這樣寫著：“最近，在市有關領導和部門的撮合下……保鑄將廠區南部和東部一側約200畝基本閑置的土地經評估后入股“亞新”……2002年7月30日，保定國土資源局向市政府呈報的“關于對河北省田野集團保定鑄造機械公司以劃拔土地入股亞新鋼鐵有限公司的意見中了寫著”根據市政府領導批示，保定鑄造機械有限公司用閑置土地約200畝入股保定亞新鋼鐵有限公司擴大再生產。2002年8月28日，保定市主管副市長陳永久在該國土資源局的意見書上批示了“同意”二字。還有工人不斷的同肖中庶斗爭，但是都受到了政府有關部門的壓制。例如，當工人們氣憤地將肖中庶侵吞下崗職工的社會保險費的問題向有關部門反映，審計部門也進行了查證，情況屬實，將材料轉到市紀委。但當檢察院對此要立案偵案時，市紀委一位常委卻詭稱“材料丟失了，沒法查了”。

看看保定鑄造機械廠“國退民進”的“改制”歷程，短短十多年的時間，一共差不多10億原屬于人民的資產就被肖中庶為代表一小撮人侵吞。這不是權貴資本主義是什么？這不是“持權搶劫”是什么？然而，保定鑄造機械廠絕非個別現象，不過是30年來通過“國退民進”的“改制”被侵吞的數十萬家國企之一。像作為《抉擇》原型的那家紡織廠每年的招待費就一千多萬元。每個廠長經理退休，發給一百萬元辦三產，也就是個人小紡織廠。于是大紡織廠周圍布滿了小紡織廠，國家的資金、原料、市場都流到了小紡織廠。小廠紅紅火火，大廠一點一點被蠶食。大廠的工人失業，被小廠以低價招來，一天干十幾個小時，隨意壓榨剝削。大家身邊都有“國退民進”的“改制”實例，包括農村的集體企業“改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和保定鑄造機械廠的情況大同小異。“國退民進”就是“國退資進”，就是“人民退權貴進”，就是發展權貴資本主義，就是“持權搶劫”。難道還有疑問嗎？

權貴集團的后續計劃：從“深化改革”到“顏色革命”

今天，我國采取的這種國際化、市場化、私有化、產業化的權貴資本主義發展方式已經走到了盡頭。一方面產能相對過剩，生產出來的產品賣不出去，另一方面消費需求長期不足，人民購買不起。一方面大搞出口退稅等低價補貼微利甚至虧本出口，另一方面又盲目擴大進口，大力購買西方國家利潤率高的高科技商品。加之貧富兩級分化、官商勾結的金權政治和貪污腐敗等等問題日益嚴重。呈現出長期性、制度化的危機。廣大人民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結不起婚、生不起孩子、養不起老、甚至死了喪葬費都付不起……甚至最擁護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的人也很難為其辯解。面對廣大人民的覺醒，權貴集團惶恐萬分，因此極力企圖通過“深化改革”到“顏色革命”，把30年來“國退民進”、“持權搶劫”的成果合法化。大體說來，又包括三步：

第一步，賊喊捉賊。

權貴集團為了避免人民的清算，極力利用他們掌握的輿論工具，把毛主席時代根部不存在的，30年來他們推行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造成的生產相對過剩、貧富兩級分化、官商勾結的金權政治等等問題的責任統統推到毛主席身上，推到共產黨身上，推到社會主義制度身上，宣稱這些問題都是“舊體制的遺留問題”，“改革不徹底不到位造成的”，即“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決”。例如：

——“支持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改革的人們認為，既然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不公是由市場化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嚴重滯后，權力不但頑固地不肯退出市場，反而強化對市場自由交換活動干預壓制等尋租活動基礎所造成的，根本解決之道就只能是堅持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鏟除權貴資本主義存在的經濟基礎，并使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決方法，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極‘左’路線支配下的舊體制去。一些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諉過于市場化改革，將腐敗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極現象的正當不滿，南轅北轍地引向反對改革開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輪改革大辨論。”（吳敬璉《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挑戰權貴資本主義》）

——“為什么消費需求長期不足，以致GDP增長如此高度地依賴投資拉動，且越來越依賴政府投資？因為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相對于政府和企業的收入，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持續下降，而收入結構說到底是由要素占有的狀況決定的。在政府、壟斷性國企控制著金融、土地、能源等基本資源，不斷向各種利源擴張，多方與民爭利的情況下，在民間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發展以至生存長期面臨融資、稅費、市場準入等諸多方面的困難，且宏觀政策一旦擴張就主要擴張國有部門，一旦緊縮就首先打擊民間經濟的情況下，民眾的就業、創業一定遭遇日趨惡化的條件，收入結構一定發生居民所占比重下降的趨向。……在這種情況下，不解決體制上的扭曲，而簡單地講刺激消費、擴大內需是不得要領的，也是不合邏輯的。”（周為民《問題在體制在改革》）

——“建國以后，黨逐漸變質了，前30年是專制獨裁，餓死3755萬人，后30年經濟搞上去了，出現了嚴重的、大面積的、不可遏止的貪污腐敗。‘共產黨’這件衣服上沾滿了血淚和污穢。它不代表工人農民，也不代表資產階級，成為權貴集團自利性的組織，可以說已經人心喪盡。”（辛子陵《必須大規模讓利于民才能繼續保持執政黨地位》）

——“不打破行政壟斷，不把國有企業從競爭性經濟領域退出來，不解除政府部門對經濟活動的不合理管制，用管理取代管制，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根本不可能的。連出租汽車這樣的行政壟斷都打破不了，想從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可能的。”（《中國青年報：分配改革方案被批是妥協方案試圖繞開利益集團》）

……

這樣一來，所有反對權貴集團推行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反對權貴集團通過“國退民進”來“持權搶劫”的人反倒成了“權貴集團”，一方面可以把反對權貴集團，支持社會主義的黨內健康力量和廣大人民統統打成“權貴集團”加以迫害。另一方面也為“深化改革”作了準備。

第二步，“深化改革”。

所謂“深化改革”主要是在兩個方面“深化”：

一方面是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必然會造成土地兼并，只要實行土地私有化，分散、脆弱的農業個體經濟不可能永久性的抵御天災人禍，個體經濟之間的惡性競爭必然會導致農民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必然會造成越來越多的農民破產，被迫出賣土地，最終只能導致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里。這一切問題只有集體化、合作化、公社化才能解決。而且，“目前，無地農民只占中國農村人口的5%。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如埃及、印度、巴西（在這些國家里，無地農民占農村人口20至30%或更多）相比，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人口。這一差異主要歸功于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土地改革的成功，和一直堅持到現在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幾乎在所有的土地糾紛案件中，都能清楚地看到集體所有制的主要作用，不論對手是腐敗的政府官員還是不法的開發商，農民總是聯合起來，保衛土地。假如土地私有化了，一家一戶的農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來保衛土地了。……今天的中國農村，集體欠債高達數千億元。向個體農民或地方政府貸款的債主大都是當官的或他們的親戚朋友。如果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土地私有化，大部分土地都會用來抵債，留給農家的還有什么呢？”（《文佳筠：關于土地私有化和真實民主的辯論》）這樣一來，農民的土地也就到權貴集團手里了。

另一方面是國企徹底私有化。即權貴集團將通過“改制”把剩下的所有能夠盈利的國企統統變成自己的私產，并通過水價、電價、氣價……的“市場化”來大幅度漲價以牟取暴利，實行新一輪“持權搶劫”。這個問題前文已有論述，就不再多說了。

第三步，“顏色革命”。

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權貴集團30年來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廣大人民的血腥掠奪完全是非法的罪惡行徑。現有黨章、憲法仍然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思想地位，依據現有的黨章、憲法，權貴集團30年來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廣大人民的血腥掠奪同樣是非法的罪惡行徑。盡管30年來黨章、憲法早已被權貴集團踐踏的不成樣子，但是他們仍然極度恐懼有關規定，擔心有朝一日廣大人民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依據黨章、憲法的有關規定，索回30年來被權貴集團奪去的一切，并懲處權貴集團。因此，權貴集團極力推動全盤西化的“政治體制改革”，謀求廢除黨章、憲法的有關規定，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思想地位，宣布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徹底赦免權貴集團的“原罪”，將30年來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廣大人民的血腥掠奪合法化。“顏色革命”又包括以下幾個步驟：

首先，進一步妖魔化毛主席。“看來，要推進政治改革，維護社會穩定，建設和諧社會,重新評價毛澤東的功過,還原歷史真相,徹底否定反右和文革等歷次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運動,是不能繞過去的關。現在是按本文開頭所引小平同志指示和廣大黨的干部和群眾的意愿，重新評價這段黨史和晚年毛澤東的罪錯的時機了。《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勢非重寫不可。”（郭道暉《四千老干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眾所周知，毛主席一向反對權貴資本主義，特別是堅決主張通過群眾大民主的方式和權貴分子斗爭，這打中了權貴集團的要害。同時妖魔化毛主席還可以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搞臭，堵死反對權貴資本主義的唯一正確道路。因此，要“顏色革命”必先妖魔化毛主席。

然后，進行清黨，把所有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力圖依據黨章、憲法的有關規定懲處“改革派”權貴集團的黨內健康力量統統趕出黨。“在黨的改造過程中，可以允許毛派分裂出去單獨組黨。保留一個左翼政黨，對照顧弱勢群體利益，保持社會利益的相對平衡和穩定有好處。中國的兩黨制只能從中共分裂中產生。只有像毛派這樣的在野黨才能對執政黨起監督和制衡作用。”（辛子陵《必須大規模讓利于民才能繼續保持執政黨地位》）

接下來，正式改旗易幟。“共產黨的名稱在理論上也失去了根據。鄧小平提出改名人民黨或社會黨，我支持鄧公的意見。改變名稱是黨自救，自贖。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后種種譬如今日生。與空想社會主義告別，與暴力社會主義告別，與封建社會主義告別，與權貴社會主義告別，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民主社會主義超越了意識形態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孰優孰劣的百年爭論，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優點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顧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實際生活證明行得通的辦法、政策和道路，是積極的中性化。人類的前途不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而是兩者的結合、交融，成為一種新制度，這個新制度就是民主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就在這里。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正在成為人類共同認可的道路，將人類帶入一個和平發展的新世紀。”（辛子陵《必須大規模讓利于民才能繼續保持執政黨地位》）前往已經說了，“民主社會主義”就是權貴資本主義。

最后，通過搞多黨制讓共產黨下臺。“用不著顧慮普選，多少個黨出來競選，多數選民還是會投共產黨的票。隨著報禁、黨禁的開放，貪污腐敗會得到根治，這是一種自然的良性互動。……在民主憲政中，黨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績，像瑞典社會民主黨那樣，連選連任，出現在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當然，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誤出現政黨輪替的思想準備，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贏得大選的信心。無論在朝在野，這個在轉型中新生的政黨都是民主憲政的支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辛子陵《必須大規模讓利于民才能繼續保持執政黨地位》）

經過以上步驟，中國權貴集團不僅可以再次推行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對廣大人民的“持權搶劫”，而且可以讓自己30年來勾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廣大人民的“持權搶劫”合法化，同時還可以取媚于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必要時可以為保護30年來從廣大人民身上掠奪的巨額財富，鎮壓人民反抗而引入外國軍隊乃至支持外國瓜分中國，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眾所周知，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一直極力支持全盤西化的“政治體制改革”，這顯然不是希望中國富強起來和它們競爭，而是希望一直和它們勾結掠奪廣大人民的“改革派”權貴集團執政，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就這樣，在國家和人民的災難中，權貴集團可以徹底把中國變成一個帶有濃厚殖民地色彩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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