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頭”、“誰”與“冒犯者”--當下公民與公民社會話語的意識形態功能

匪言匪語之二十一：

“拳頭”、“誰”與“冒犯者”

——當下公民與公民社會話語的意識形態功能

匪兵

1、“公民之年”和“中產之殤”

在2009年歲末各大都市媒體、雜志的盤點中，有一個詞匯和一個人物格外引人注目，這就是“公民”和“公民韓寒”。《新周刊》把2009年書寫為“公民之年”，因為“公民維權是2009年的主題。從4萬億之爭到政府信息公開，從鄧玉嬌事件到釣魚執法再到社區維權，無不展現公民的身影，各類維權QQ群更是遍布網絡”[1]；而《南方人物周刊》評選的年度人物是三位“推動者”，分別是揮舞“法律斧頭”的公民郝勁松、番禺業主/網友“櫻桃白”和“公共預算觀察”志愿者吳君亮[2]，正是在他們的“推動”之下，上海釣魚事件“水落石出”、廣州番禺垃圾焚燒廠被緩建、政府部門預算正在逐步公開。在這些推動者中，有一位“模范公民”，這就是2008年以來因博客評論而再度聞名的80后作家、賽車手、雜志主編韓寒。自《南都周刊》以“公民韓寒”為封面故事（2009年11月），韓寒就成為了“公民模范”和“公民樣板”，當選歲末多個“年度人物”、“十大公民”等，其獲獎理由也是“公民立場之美”（《新京報》）、“年度公民寫作”（《南方周末》）、“青春公民VS權力”（亞洲周刊）。不僅如此，他還被《中國新聞周刊》評選為“十年影響力人物”的文化藝術界代表，甚至《新世紀周刊》以“選韓寒當市長”為主題封面。

在“公民之年”及“公民韓寒”的背后是“公民社會”的力量。如廣州番禺業主抗議垃圾焚燒事件被描述為“番禺力量”和“公民社會曙光”[3]。“如果說，中國是2009年世界經濟的主要推動者，那么，我們2009年的年度人物給予的是這一年中國社會的推動者”、“一個個公民微力的聚合推動，中國的崛起才有了最為扎實的根基”[4]。在“公民”這個命名周圍還經常漂浮著一些其他的能指。如《中國新聞周刊》“十年影響力特別致敬”中，提名是“納稅人”和“網民”（分別是兩個穿著西裝沒有面孔的男性），獲獎者是“納稅人”，在獲獎詞中“納稅行為催生現代公民意識：自己是國家的主人；納稅人有權要求法治，要求政府對民眾負責，要求建立公共財政制度。中國社會所取得的每一個重要進步，都與公民的納稅人意識之覺醒，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他們是納稅人，他們愿承擔必要的義務，也理應享有與之匹配的權利。二者的生動呼應才是建立公民社會的前提”[5]，這種納稅人的權利和義務“重新界定國家和公民之間的關系”[6]；還如“2009年的中國人終于明白，不推進公民社會建設，所謂中產不過是虛幻”[7]等。從這些敘述中，可以看出公民的多重身份：業主、志愿者、網民、納稅人和中產，或許還有消費者。這些彼此重疊的能指共同拼貼出一副公民的完美形象。

與這種公民、公民社會的“樂觀”表述不同，在一本“財經”類雜志中以“2010，中產之殤？”為封面主題，“2010年房價跌不跌、通脹來不來、股票漲不漲”成為在中國剛剛獲得“正名”的中產階級的軟肋和“心腹大患”，而2010年初從大洋彼岸傳來的“優貸危機”已經使得作為全球中產階級“樣板國”的美國率先遭遇“中產之殤”。在這個“金融危機”的時代，“做中產其實好難，再努力未必能變富人，可稍不留神就‘中低收入’啦”[8]。無獨有偶，《中國新聞周刊》也在2010年之初策劃了《“被消失”的中產》，講述“不再中產”的故事，“中國中產階層向上流動困難，大部分向下沉淪為中下產，中產的后備軍成長堪憂，難以補充這個階層，中產階層壯大之路越走越艱難”[9]。而《南方人物周刊》也策劃了一個《80后失夢的一代》的專題，講述這些準中產階級主體“逃離北上廣，回歸體制內”的“夢想難以照進現實”的處境，其“夢想”無疑指認著一個大城市當中的中產階級式的生活，但是這種“夢想”在2009年變成了“蝸居”、“蟻族”的現實，這些被堵塞的中產之路在近一兩年被具象化為“房價”之痛。諸如“誰偷走了中產的幸福”、“中產階級的沉淪”、“中產階級將倒掉”等話題也成為金融危機下國內外中產階級的噩夢。可以說，這是一個公民獲得命名的時代，也是一個中產階級“人人自危”的時代。

無論是公民之年，還是中產之殤，關于公民權力和中產消失的雙重故事成為當下最引人注目的社會議題。更為重要的是，以公民/中產為視角的故事成為社會講述的基本策略和方式。如關于弱勢群體的故事被講述為中產階級及其公民階層如何幫助其維權或捐助的故事，而關于富裕階層的故事則被講述為如何像有道德感的中產階級一樣勇于承擔社會責任、做好慈善的故事。即使對于金融危機、壟斷資本的批判和反省，也被講述中產階級如何獲救以及自我拯救的故事，如2009年兩部好萊塢巨片《2012》和《阿凡達》都是以中產階級下層為主角講述他們在“自然”災難和遇挫的外星殖民中拯救家庭并拯救自我的故事，三流作家/藍領司機憑己之力換回了頻臨終結的家庭并成為登臨諾亞方舟的“上帝選民”，殘廢的前海軍陸戰員換上阿凡達的面具不僅“站”起來，而且俘獲了納維公主的愛情并成為納維人的救世主，還有比這更能撫慰災難深重的美國/全球中產階級遭受創傷的心靈嗎？還恰如兩本針對當下中國社會的暢銷書《仇富——當下中國的貧富之爭》（“中國公眾意見領袖”薛涌著）和《新帝國主義在中國》（“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良心話”郎咸平著）[10]，分別對“新自由主義”下“右翼專制主義”和跨國壟斷公司對中國社會的盤剝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不過，這種批判的基點是維系自由競爭的中小企業主或中產階級的利益。也就是說，前者對壟斷集團的批判是為了維護中產階級能夠繼續參與社會競爭的資格/入場卷（如果中產階級都不能參與競爭了，這游戲還玩的下去嗎？），而后者則引用列寧關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老調來講述“新帝國主義”如何剝削中小生產者（專利、金融壟斷剝奪了更多人自由競爭的權利）。也許這個危機時代的悖論和荒誕在于，一種左翼話語被挪用為右翼的自我批判[11]。

不得不說的是，90年代末期和21世紀之初，關于中產階級、公民社會的討論還“猶抱琵琶半遮面”（正如2001年《新周刊》以“忽然中產”為題來描述這些新富階層），那么經過近十年的過程，“審慎而理性”的公民/中產終于成為社會的標桿和典范。尤其是近兩年來，公民“正大光明”地出現在維權、環保、捐助等各個“耀眼”的社會舞臺之上（不僅在媒體、雜志上成為“公民勞模”，而且也入選央視評選的年度法治人物、年度道德模范、年度十大責任公民等）。正如《新周刊》描述這是一個“公民社會到來，‘人民’應該退位”的時代。如果把《南方人物周刊》封面人物中的三個大頭像看成一種隱喻，那么在這種由兩男一女組成的封面中主體置換已然發生。一種由鋼鐵工人、麥穗姑娘和持槍解放軍組成的“工農兵群像”（同樣是兩男一女）變成了這樣三個對抗體制、維護權益的公民主體（暫且不討論50-70年代是否有效地建構了一種工農兵的主體想象），這種主體置換或轉移本身成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從“人民”蛻變為“公民”的標志（也是依法治國、以人為本的結果）。或者說在經歷了90年代中期社會階層急劇分化的過程之后，“公民/中產”終于被建構為和諧社會的和諧主體。

這種公民及公民社會的想象成為重構當下中國社會的重要力量和合法性來源，在公民/中產顯影為社會主體的過程中，關于社會的“進步”和社會的“憂傷”都具有了清晰的中產位置，“進步”是公民社會和公民權力的進步，“憂傷”是無法維系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的憂傷（蝸居/房奴之痛和既要開車又要少開一天車的既現代又有環保的生活）。這種主體位置的凸顯也許是新世紀十年來最為重要的社會及文化現象，其所具有的意識形態功能有效地回應了90年代中期市場化改革中所出現的貧富/階級分化的現實。與90年代中期對階級話語的禁忌和拒絕不同（拒絕在于“階級”話語自身帶有原罪色彩，在80年代以來反思左翼文化尤其是作為文革意識形態“千萬不能忘記階級斗爭”的過程中，階級話語自身攜帶著50-70年革命的色彩，所以直到新世紀之交，階級依然是話語禁忌，人們和專家選擇用中性/社會學術語的“階層”來取代階級表述），社會區分和貧富分布已經成為人們“心安理得”所接受的社會現實。在以中產/公民作為社會“中間/中堅”的想象里，弱勢群體的存在并不可怕，也沒必要大驚小怪（相比無法實現的人人富裕和平等的烏托邦來說，人們學會說服自己接受和容忍并不如意的現實），因為中產階級相信，他們會和越來越具有慈善精神和社會責任感的富裕階層一樣會“始終不渝”地幫助弱勢群體，這一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群體也將“始終不渝”地扮演著被拯救的角色。

2、“拳頭”的故事

在這篇刊登在《南方人物周刊》“年末特刊人物”的首篇報道《番禺力量》中，有一個醒目的插圖，是一個肌肉發達而緊握的拳頭，喻指著文章標題中的“力量”。這種版畫風格似乎借鑒于“咱們工人階級有力量”的特定修辭，不過這個握緊的拳頭不再是打碎一個舊世界或者打倒美帝國主義的“人民的”鐵拳，而是一個沒有主體的拳頭，或者說是主體缺席的拳頭。但是這種缺席的主體出現文章開頭左手頁，是一副全家福式的照片，照片下面有“阿加西、郭老、巴索風云、Kingbird”等網友的名字，這是發起并積極參與“番禺事件”的業主們，從這些網名的命名中，也可以看出這個緊握的拳頭借助于網絡的積聚。這樣一個空洞的拳頭/能指，已經完成了從人民到公民的主體置換，成為“用自己的理性和行動，保衛了自己的家園”的公民社會的表征。

《番禺力量》講述了2009年9月23日廣州市宣布在番禺興建垃圾焚燒發電廠之后，番禺社區居民進行了和平抵制、請愿和抗議的故事。一些業主在得知政府要在附近興建號稱是“絕無污染”的垃圾焚燒廠時，從網絡上查詢到垃圾焚燒所帶來的空氣污染和危害，然后在社區BBS上討論此事。其中有網友建議在廣州市環衛局接待日表達自己的訴求和意見，并起草《番禺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起訴書》，這種方式少有響應。為了讓更多業主參與到“反垃圾焚燒”的行動中來，開始由“網友”的QQ群討論延續到“志愿者”在街頭發傳單和收集簽名。這種網絡論壇與“地面”宣傳相結合的動員方式，不僅獲得更多業主的參與，而且也引起了廣州當地媒體的注意（因為業主中就有記者）。在一些具有法律知識的業主的倡議下，這次維權行為援引“環保不達標”對工程建設有一票否決權的法律依據，于是向市環衛局提交業主簽名的《反對興建垃圾焚燒處理廠的意見書》，但政府反響平平。其中有兩件事提高了人們對此事的關注。一件是某些番禺業主去廣州市第一個垃圾焚燒發電廠所在地李坑村實地考察，得知這種號稱“潔凈、明亮，也沒什么臭味”的先進垃圾處理廠事實上嚴重污染了當地村民的居住環境，并導致患癌癥的人數逐年遞增，這種“前車之鑒”給番禺業主們帶來了很大“震驚”；第二是名叫“櫻桃白”的網友手拿著“反對垃圾焚燒，保護綠色廣州”的環保口號在地鐵、中心購物廣場游走，并把此經歷發布網上，這篇帖子迅速走紅并被網友圍觀，櫻桃白也獲得“史上最牛環保妹妹”的稱號。伴隨著番禺事件被外地媒體和網絡熱議，使得番禺建垃圾焚燒廠的問題上升為“垃圾焚燒是全廣州乃至全中國的問題”，“于是，他們將抗爭目標從一開始的番禺不建垃圾焚燒廠，改成了推行垃圾分類，杜絕一切垃圾焚燒項目”[12]。后來網友還挖出垃圾焚燒廠的投資商與主管部門的裙帶關系，最終在12月初番禺區政府決定緩建此項目，待到亞運會后再重新選址，可謂“歷經三月，番禺人用自己的理性和行動，保衛了自己的家園”。這種自發維護自身權益，并迫使政府讓步的行為被認為是2009年公民社會的勝利，也被作為公民集體維權成功的典范。

從這次事件中，可以看到網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為發起、醞釀、提升、聚合業主力量的重要媒介，“網民，是這次事件的中堅力量，互聯網聚合了眾多民間高手，每個人的有點聚合在一起，就衍生出了更為強大的力量”。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媒體的介入，“作為華南地區新聞媒體大本營的廣州，此時充分顯示了自己媒體重鎮的實力。它們從各個角度對本次事件進行剖析，各有側重，完成了知識啟蒙與引導民意的作用”。從維護切身利益出發，到借助網絡來聯絡業主，再到有理有序地在政府接訪日向有關部門申訴意見，最終番禺事件取得了階段性勝利。在這種業主、網民、志愿者的身份之后，體現的是一種中產階級的理性和行動，正如一位時評人評價“番禺的業主們非常聰明，他們都是中產階級，有知識、有文化，學習能力很強。所以往往能夠群策群力，很快找到最有效的方法”、“他們有著中產階級特有的審慎與理性”。這種理性在于政府要求民眾“派代表”來商談，而番禺業主充分意識到“我們不要被代表”，而且借助網絡上的“自由表達和辯論”，使得“所有的活動都是‘無組織，有理性’，‘沒人愿意當領袖’”的自發性或志愿性。不過，這種“中產階級特有的審慎與理性”的前提是他們都具有番禺地區業主身份，所謂“我的地盤，我做主”（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是“業主/公民當家作主”）。也就是說，這種維權、環保的主體是在都市中擁有住房的人，這種所有權衍生出一種共同的利益共同體，正如姚姨在搜集簽名時堅持“沒有入住的我們絕對不會冒充去簽，人不在家的不簽，即使是租客也不讓簽——只有業主才能在上面簽字”，只有“業主”才有發言的資格和身份，才是這幕公民維權大戲的真正“主人翁”。

這種“業主=網友=公民=媒體人=中產階級”的“親密無間”，有著堅持的空間基礎，就是他們都居住在相鄰的商業樓盤，這些相距不足1公里的社區，“由于沒有化工廠和重工業建設，空氣清新，環境優美，廣州市區及周邊的許多白領與中產一族都喜歡在此置業”，垃圾焚燒廠損害了這些業主的利益，而這些中產階級可以把環保議題借網絡和媒體力量有效地轉化為公共話題。與李坑村在沒有任何抵抗的情況下就修建垃圾焚燒廠不同，這些番禺的業主們擁有充分的知識、理性來組織反垃圾焚燒運動，從這里也可以看出番禺業主與李坑村民的區別在于一種中產階級的身份和界限。更為重要的是李坑村因建“無污染垃圾廠”而被污染的事件通過番禺業主的“實地調查”得以曝光，李坑村是在番禺業主的目光中呈現或追溯出來的。也就是說，這種中產階級的“審慎與理性”不僅體現在維護自身權益，而且在于幫助非中產的村民。從《番禺力量》中可以看出其公民社會的前提在于中產階級主體，因為其作為社會“中堅”的想象具象為在都市空間中擁有房產，所以他們無需被代表，他們可以代表自己或代表其他階層（如不會上網的李坑村民），而“番禺反燒”之所以能成功在于“從北方遷居廣州番禺的那批中產階層，尤其是其中的媒體人”[13]，中產與媒體人之間不需要“中介”，他們是“公共領域”的構建者。他們可以把自身關注的議題如環保轉化為一種公共話題和普遍議題，如同作為中產階級外殼的“房價”就成為當下社會關注的共同議題，對于早就被排除在商品房之外的下崗工人、農民工來說，他們根本沒有資格抱怨房價（因為他們已經先在被市場經濟/公民社會放逐其外），也只有這些被高房價所拋棄的中產階級才尤為感受到蝸居/房奴之殼的沉重。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蝸居》、《蟻族》成為2009年下半年的流行文本，并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注（中產階級并非“沉默的大多數”，而是擁有話語權/媒體的人）。

而“番禺事件”之所以被作為公民社會的勝利是因為在公民社會/國家（政府）之間的沖突和博弈中，政府最終妥協了，這種妥協印證了公民社會的力量。也就是說，國家以及代表國家的政府和官方體制是公民社會的對立面。這種公民/國家相互對立的想象建立在納稅人與國家的經濟契約關系之上，這些納稅的中產階級擁有監督政府的權利和義務。在公民社會的想象中，政府最好是社會及國家的守門人，不主動干預自由市場的經濟活動，其行政權力也要以保障市場經濟環境中公民權益不被侵害為主（也就是“以人/公民為本”）。所以，“推開公共預算之門”、“口罩男質疑城區改造工程”[14]等就被作為公民行動的典范；所以，薛涌、郎咸平對權貴資本主義、壟斷特權利益的批判，也在于其損害了市場經濟下中小企業主、中產階級的利益，讓他們處在如同下崗工人、農民工等市場經濟體制的底層位置上。正如“蟻族”這些準中產階級主體被放逐到“農民工、下崗職工、農民”之后的第四大弱勢群體。正如邁克爾·摩爾在講述金融危機下美國中產階級悲慘生活的紀錄片《資本主義：一個愛情故事》中，那個幸福的與資本主義愛情的蜜月期處在二戰后和里根總統上臺之前，分享這份甜蜜的是戰后嬰兒潮的一代，因為他們在福利制度及經濟增長中成為中產階級（這種藍領工人白領化的過程，顯然與戰后歐洲重建以及七十年代制造業開始轉移到東亞區域有關），而噩夢開始于里根所實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這種政策最終導致金融危機爆發而剝奪中產階級曾經擁有的“舒適生活”跌落底層（中產階級被打回了“無產階級”的原型）。或許與美國中產階級之痛不同的是，中國的中產階級遠不是社會大多數，但是這并不影響中產階級話語成為中國社會各階層所分享的意識形態霸權，也不影響中國的“意見領袖”把站在美國中產階級立場的批判移植到中國來，而“蟻族”和“蝸居”也正是做中產而不得、做房奴而不得的故事。

3、這個“誰”是“誰”？

在《南方人物周刊》“年末特刊·年度人物”的前言《推動者有力量》中，具體講述了“誰”是“中國社會推動者”：“他們可以是一個勇敢捍衛自身權益的普通人”（如鄧玉嬌、張海超、孫中界等）、“他們可以使一個有良知的專業人士”（幫孫中界打官司的郝勁松等）、“他們可以是一個有進取心的媒體記者”（報道“開胸檢肺”的記者等）、“他們可以使一個鍥而不舍的志愿者”（“公共預算觀察”的志愿者等）、“他們可以是一群理性的社區居民”（反對建垃圾焚燒廠的番禺業主等）、“他們可以是官員”（公布財政預算的地方領導等），最后“他們更可以是你——3億多網民、6億多手機用戶以及13億中國公民。在這個‘微傳播時代’，你的每一次微傳播，帶來的是微動力，而微動力的聚合，則是變革的大力量。正是由一個個公民微動力的聚合推動，中國的崛起才有了最為扎實的根基”[15]。在這個長長的關于“推動者”的光榮榜中，不僅羅列了2009年參與公民事件的所有主體，而且對讀者/“你”發出了強有力的詢喚，不管“你”是“誰”，都可以成為“社會推動者”，都可以成為模范公民。在這種“公民”取代“人民”的普遍主義敘述，“你”真的包括“13億中國”嗎？

《南方人物周刊》從上面這些眾多的“推動者”中，只選出三個公民“吳君亮”（“公告預算觀察”）、“櫻桃白”（番禺業主）和“郝勁松”（“釣魚受害者”的代理律師）作為封面人物，內文也分別詳細介紹了這些“公民中的公民”的光榮事跡。有趣的是，在這個以《推動者有力量》為題的年度特刊中，卻組織了四篇文章。除了《番禺力量》、《推開公共預算之門》、《郝勁松 揮舞“法律斧頭”的公民》之外，還有一篇講述張海超“開胸驗肺”的文章，但是張海超卻非常恰當地沒有出現“封面人物”中，為什么張海超無法與吳君亮、櫻桃白、郝勁松比肩呢？這篇文章的標題已然給出了答案。與另外三篇文章的標題都是肯定句不同，《誰推動了‘開胸驗肺’事件？》這篇文章使用了一個疑問句，這個“誰”究竟又是“誰”呢？相比其他三篇文章的標題中已經寫明了敘述的主體（吳君亮、番禺業主和郝勁松），這篇文章的主體與其說是“開胸驗肺”的張海超，不如說是這個“誰”。正如文中所述“是誰讓張海超不得不‘開胸驗肺’，又是誰讓他成為了萬千職業病維權者的‘幸運兒’、推動著‘開胸驗肺’一步步成為全國焦點？”[16]這個“誰”就是使得此事件“大白于天下”的公民們：敢于確認“職業病塵肺”的開胸醫生程哲、河南《東方今報》記者申子仲、批示者徐光春，分別對應于上面提到的“專業人士”、“媒體記者”和“官員”。在這里，“張海超”沒有成為推動者，反而是被推動者，或者說是被推動的對象，是如中了社會彩票的“幸運兒”。在這個意義上，鄧玉嬌、孫中界也是如此的“幸運兒”。換句話說，無論是番禺事件、還是郝勁松、吳君亮，都無需被代表、被推動，因為他們的中產階級身份使其“天然”就是“推動者”，而張海超們則是需要被代表、被中介的客體。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張海超們無法放置在這些公民群像里面，或者說他們只能“被公民”。既然如此，為什么在這個公民群像中，張海超又是一個無法缺席的能指/在場呢？張海超必然在封面人物中“缺席”但又必須在內文里“出場”，因為沒有張海超這個他者，這些作為中產階級主體的公民無法建構更為完美的自我。且看張海超們又擁有什么樣的社會身份呢？

張海超（1981年出生）原是河南某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的工人，“他在這個離家僅幾公里之遙的公司先后從事雜工、破碎、開壓力機等多種大量接觸粉塵的有害工種”，“辭職后的他，為了生機，還在鄭州一家汽車不銹鋼廠打工，身體不好，他只能一邊看病一邊干活”，張海超多次去醫院檢查，查處肺部已經患上了塵肺，但是原公司與職業病防治所卻無法“確診”其職業病的身份。顯然，張海超是一名從事危險行業而沒有社會保險的農民工。鄧玉嬌（1987年出生）原本在家鄉所屬鄉鎮賓館做服務員，因不堪性騷擾而自衛殺人，鄧玉嬌案發后，網絡上出現《烈女鄧玉嬌傳》、《俠女鄧玉嬌傳》、《生女當如鄧玉嬌》等，網絡輿論一邊倒向受害者/殺人者鄧玉嬌，她也是一個打工妹。更為年輕的孫中界（1991年出生）只來上海打工第三天，就因助人為樂而掉進“釣魚執法”的陷阱，成為“守株待兔”的獵物，其身份也是上海某公司司機，同樣也是一名農民工。這樣三個在2009年因媒體或網絡關注而轟動全國的事件，其三位受害人都是80后、90后農民工，或者說是農民工第二代，他們在政府、媒體及律師的多方介入下，最終歸還了清白。張海超事件還推動了對職業病的鑒定和賠償，孫中界事件則掀開了“釣魚執法”的冰山，就如同2003年孫志剛事件而廢除收留制度一樣，這些個人的犧牲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社會制度的完善（不得不提的是，孫志剛事件的轟動效應在于其大學生畢業生的身份）。但是他們作為弱勢群體的身份（盡管在2010年兩會期間溫總理承認農民工作為工人階級主體的位置），卻無法填充那個“誰”的位置，他們只有依靠媒體人、網友等中產階級主體的中介才能成為“幸運兒”，或者說，他們的困難、痛苦只能轉化為或感動中產階級的目光才能獲得顯影，正如李坑村民的故事一樣。在這個意義上，張海超們發揮著印證這種中產階級主體救助弱勢群體的功能。如果說在“吳君亮”、“櫻桃白”和“郝勁松”的公民主體中，審慎而理性的中產階級是其自我的鏡像，那么張海超、鄧玉嬌、孫中界則是建構中產階級主體位置的他者，是需要被中產階級“推動”、“捐助”和“代表”的弱勢群體（此時被作為工農兵主體的“人民”已經轉化為農民工、下崗工人和農民等弱勢群體）。所以說，在這幕中產階級的鏡像結構中，他們/他者是在場的缺席，又是缺席的在場。

如果做一點追溯，“弱勢群體”和“中產階級”作為一種社會命名方式，幾乎在同一時期出現，他們在新世紀之初分別獲得了各自所屬的身份。2002年時任總理的朱镕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對弱勢群體給予特殊的就業援助”[17]，把包括進城農民工在內的下崗職工、“體制外”的人和較早退休的“體制內”人員歸入“弱勢群體”。這是面對90年代中后期出現的下崗工人以及新世紀之交日益凸顯的“三農問題”的情況下，“弱勢群體”成為一種被官方和社會普遍認可的命名，這種命名把下崗工人和農民工都放置在需要被特殊援助的位置。而其間的錯位在于，與工人從國有大中型企業轉型中下崗不同（工人大面積下崗與90年代中期實行的“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有關，發揮就業功能的主要是中小國有企業），農民工則是90年代所開啟的以沿海為中心的世界制造業加工廠的主體，是以廉價勞動力的方式支撐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動力。就在弱勢群體成功而有效地規訓著這些底層群體之時，一種出現在80年代末期、在90年代被作為公民社會主體的中產階級話語開始在世紀之交浮現出來[18]，如《格調》、《當代社會階層研究》等學術暢銷書開始正面討論改革開放20年來的“階層之謎”，《新周刊》2001年以來分別以《忽然中產》、《給中產一個定位》為選題，討論“向中產看齊——一個階層和它引領的生活”的話題[19]。“公民社會”/“民間社會”作為一種針對東歐社會主義內部瓦解共產黨體制的力量，在冷戰后成為批判社會主義專制體制的空間，這種批判話語在90年代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扮演著推進市場化以瓦解專制政體的功能。這種市場經濟作為公民社會孵化器的想象與市場化的官方意識形態之間存在著沖突而又合謀的關系。“中產階級”想象來自于80年代對美國社會以及經濟奇跡下的亞洲四小龍都是中產階級社會的描述[20]，從而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現代化和中產階級社會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被賦予雙重想象，一方面是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紡錘型社會成為社會結構穩定及合理化的象征（如美國等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另一方面這種中產階級主體的理性社會與民主化訴求存在著或多或少的聯系（如70年代末期拉美軍人政權倒臺出現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及80年代中后期韓國、臺灣等東亞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在這些反對威權政體尤其是軍人政體的過程中，借著經濟高速發展而催生的中產階級成為民主化的主力軍），也就是說，中產階級具有保守和激進的雙重特征和兩面性（既軟弱、溫順、審慎而理性，又容易被動員成為激烈變革的主體）。

這種市場經濟、公民社會與中產階級的討論成為新世紀以來重要的社會話題，尤其是新一屆領導人上臺以來，在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一系列意識形態調整中，保障公民權利、救助弱勢群體、慈善、捐助、志愿者等議題逐漸成為中產階級與官方意識形態高度共享的空間。關于公民社會的功能也基本上限定在兩個向度上，一個是維護公民權利（“維權”也是近幾年的社會話題），二是在環保、慈善中發揮中產階級社會責任感。這樣兩個維度正好對應著公民/中產階級的權利與責任，也代表著公民身份討論的自由主義傳統（強調國家及政府不能侵害公民個人權利，是一種消極公民）和共和主義傳統（強調公民的公共責任和奉獻，是一種積極公民）[21]。正是這種中產階級話語使得弱勢群體的問題被轉移為如何救助和幫助弱勢群體的問題，而不再追問為什么會成為弱勢群體的問題。在這種清晰的社會身份及區隔中，弱勢群體必須借助中產階級的目光才能變成公共議題，從而顯影在法治、媒體（網絡、電視等）等公共空間中。

4、韓寒=冒犯者=意見領袖=模范公民=反體制者

2009年歲末，許多報紙雜志選擇把韓寒作為專題主角和年度人物。如《南都周刊》以“公民韓寒”為封面故事（2009年11月2日）；《南方人物周刊》“2009中國魅力榜·民間”認為韓寒是“天性之魅”（2009年12月29日）；《新世紀周刊》“2009年度人物”是“選韓寒當市長”（2009 年12月21期）；《新周刊》“2009大盤點十大公民”是《韓寒：我只是一個公民》；《南方周末》“年度人物”首位也是“韓寒者，冒犯也”，并且也榮登“年度公民寫作”；《Vista看天下》年度特別策劃“2009世說新語中國人民有話說”韓寒說“我只好跟整個社會玩”（2009年12月28日）；《中國新聞周刊》“十年影響力人物·文化藝術”韓寒說“關注社會，是一個作者生來必須的職責”；《亞洲周刊》“2009年度風云人物”是韓寒“青春公民VS權力”（2009年12月29日）；《新京報》評選“2009中國最美50人”第四位是韓寒“公民立場之美”（2009年12月31日）[22]；《經濟觀察報》“年終策劃”是“韓寒：少年得志”（2009年12月31日）；在“寫給2010年為了一個美好的世界”的祝福是“公民韓寒們的崛起”（2010年1月1日）[23]；韓寒是“2009年最in的文化人”[24]和“ 十大公民之首”[25]等等。可以說，韓寒已經不僅僅是一個80后作家（其創作再也沒有引起如處女作《三重門》式的反響），而且是當下博客點擊量最大的博主和公共意見的領袖。也許沒有一個人物能像韓寒這樣成為“公民”的典范，具有如此清醒的自我定位和指認。

在韓寒“跟整個社會玩”之前，還有其他幾件引人注目的事件。2006年有“韓白之爭”，韓寒對文學評論家白燁關于80后作家的評價不滿（白燁認為“從文學的角度來看，‘80后’寫作從整體上說還不是文學寫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學的‘票友’寫作”），韓寒認為“文壇是個屁，誰都別裝逼”；2007年有多位80后作家申請加入中國作協，“韓寒接受采訪時稱，作協的存在是可笑的；中國這幫二奶作家，作協是二奶協會”、“我的立場一如既往，我絕不加入作協，打死我也不干。我認為，真正的藝術家應該永遠獨立，絕不能被組織左右”[26]；2008年韓寒在與陳丹青的電視節目中炮轟多位文學大師（“稱老舍、茅盾、巴金等人的‘文筆很差’，‘冰心的完全沒法看’”）；不久韓寒又與河南作協副主席打嘴仗，認為體制內作家只會寫官樣文章，“作協要解散”[27]。這些與文學有關的爭吵雖然沒有連續性，但韓寒的姿態和立場是一致性，就是對代表文學體制的評論家、經典作家以及作協制度表示不滿，因為在他看來，“真正的藝術家應該永遠獨立，絕不能被組織左右”。在這里，“組織”有著清晰地指認，就是社會主義文學制度、生活在組織里面的作家只能是官方及政治的傳聲筒。這種“批判”似乎很張狂，但又是如此老舊。在90年代末期以韓東、朱文為主的60后作家曾經發起“斷裂”的調查問卷，表達了與經典作家和作協制度的“斷裂”，而90年代中期另一位早逝的作家王小波也曾經用犀利的雜文書寫過50-70年代的荒誕故事以及要做“特立獨行的豬”（其也被認為是成功地體制外的自由撰稿人），再往前80年末期的王朔在文學內/外嘲諷過這些無效的革命話語（并且是第一位擁有市場的作家），再往前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對政治文學以及“政治第一，藝術第二”的創作原則無疑進行了最為徹底的批判。從這個角度來說，韓寒對于文學脫離“組織”的理解并不新鮮，可以說是80年代以來關于文學的主流看法。有趣的是，這種改革開放以來早已成為主流的文學觀念（或者稱為純文學，或者稱為去政治化的文學）卻要不斷地通過對已經“名存實亡”的舊體制的批判來確認自身的合法性，以至于那個被反復嘲諷的社會主義體制仿佛還依然影響和主宰著當下文學的生產[28]。

從2006年開始，韓寒已經不滿足于只對文壇發言（或許早已被市場邊緣化的文學畢竟是個小舞臺），開始通過博客對各類社會事件發表不同于“官方說法”的評論和質疑。正如一位網友在《2009十大公民》中如此總結韓寒：“從2006年開博以來，韓寒的公眾形象就不再僅是一名作者或賽車手。對于各種社會熱點事件，他的眼睛、大腦和嘴巴從未缺席。他的‘叛逆’變得更加無處不在，時刻有話要說，對任何事都要‘指手畫腳’。今年，韓寒對北川政府采購、公務員嫖娼、綠壩、真假70碼胡斌、油價上漲、上海樓塌塌、2億元換路牌、被盼世博、荊州撈尸、閔行釣魚等事件一個不漏地發出聲音，每篇博文都引起巨大關注和爭議。其博客也贏得了近3億的國內最高點擊量，成為個人獨立媒介，反復傳導一種‘是這樣嗎?!’的公民腔調。有媒體稱其為‘公共知識分子’，甚至‘下一個魯迅’，他卻坦言：我只是公民韓寒。”[29]韓寒由一個80后作家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和“魯迅第二”[30]，正如《南方周末》請另一位知名體育/文化評論家李承鵬（同樣是對“體制”懷有深刻批判意識的媒體人，把中國足球的最大內幕指向“舉國體制”）所寫的評價是“韓寒者，冒犯也”。這種冒犯在于應邀參加“世博論壇暨第四屆嘉定汽車論壇”，卻發表“城市讓生活更糟糕”（戲仿世博會的宣傳語“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演講。《新世紀周刊》“選韓寒當市長”的專題如此描述“韓寒的體制外十年”：“10年前他退學了，成千上萬當時的成年人等著看他天才泯然眾人的笑話。10年后，成千上萬的成年人說他是公共知識分子、社會良心，還有人說要選他當市長”[31]。這種體制外的身份以及對體制/官方說法的不屑和批判成為韓式語錄的基本策略。為什么韓寒這個80后的代表與體制存在著如此大的裂隙呢？或者說，80后與這種反體制/反官方的主體位置之間存在著什么關系呢（正如在《80后失夢的一代》中要把“回歸體制內”作為80后“失夢”的標志）？這種反體制/反官方的主體位置為什么也是公民/中產階級的主體結構呢？

這種對體制的批判，某種程度上來自于韓寒的成長經歷，從1999年參加新概念大賽成名開始，到從高中退學，再到靠出版養活自己，再到成為職業賽車手等。可以說，韓寒不依靠學校、家庭而“獨立自主”被認為是一種非體制和體制外的成功。這種對學校/家庭體制的不屑與其說來自于青春期的反叛，不如說來自于新概念大賽、文學市場所標識的成功之路。相對于被體制養活的作家，韓寒可以自豪地如王朔、王小波一樣宣稱自己是靠文學市場獲得“獨立”的作家（那些社會主義作家及其作協作家都是“吃軟飯”的），仿佛市場經濟下的文學生產就是一條逃離體制的自由之路。但是這依然無法解釋如韓寒一樣的80后顯然沒有親身體驗過那種他所批判的文學體制，又為何對后者始終耿耿于懷呢？這與80年代以來對于“體制=保守=懶惰=守舊=不思進取”的修辭有關，也就是說反體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主旋律。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作為改革開放之后出生的80后依然可以在相對滯后的中小學教育中感受到一些50-70年代殘存的意識形態符號（如少先隊、紅領巾、學雷鋒等儀式以及《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社會主義好》等革命歌曲），這種僵化的道德說教為80后建構了一份關于體制、官方意識形態的經驗，而這種經驗/經歷恰好起到反身建構一種反體制/反官方的主體結構的作用。正如韓寒在《這一代人》的博文中寫到“而所謂的不關心政治，其實也是無稽之談。在當今的環境下，政治還不是可以用來關心的。以前那批人，只是情不自禁被政治關心了，而他們所扮演的只是政治潮流的小嘍嘍和被害者，被害不能成為一種談資，就好比被強奸其實不能算在自己的性愛經歷里一樣。政治可以關心的時代暫時還沒有到來”、“但是，我們其實可以很高興的發現，大群體素質的提高正是從這一代開始，從最基本的不亂扔垃圾，不隨地吐痰，不插隊，都是從文革后接受教育的那批人開始慢慢培養成。很多社會陋習和低素質表現，恰恰也是老一輩的光榮傳統。”[32]也就是說，在韓寒的記憶中，這種“政治潮流的小嘍嘍和被害者”以及文革前及文革中所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沒有“素質”，這種關于50-70年代的負面經驗與這種反體制/反官方的主體位置有著密切關系。

其實，如果把這種對僵硬體制的嬉笑怒罵再往前追溯，反體制、藐視權威正好也是具有毛澤東所提倡的孫悟空式的造反精神的紅衛兵的基本特征（如果簡單地把文革發動的動因之一看成是對以蘇聯為代表的官僚新階級的批判的話）。在這個意義上，反體制/反官方的韓寒也并不外在于50-70年代的精神傳統，可謂優秀的“共產主義接班人”。只是紅衛兵式的對于體制的批判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發生了一次有趣的倒置。在這種撥亂反正、重建秩序的轉折時期，社會主義體制被作為僵化、落后、束縛的代表（這種體制在政治上表現為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國家、在經濟上表現為計劃經濟體制、在社會領域呈現為“單位制”：城市是國有大中型企業、農村則是人民公社制度），對這種體制的批判（借助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修辭是把50-70年代重新指認為封建專制或封建法西斯主義的復辟）就成為論述改革開放合法性的基本來源。在這個意義上，這種反體制/反官方的主體位置離改革開放的“官方說法”并沒有想象的那么遙遠。

5、“我們在它的快車道上疾馳，發出巨大的轟鳴”

這些關于公民的自我敘述中，“我們”作為一種主體身份被呈現出來。在這期《南方人物周刊》的“新年獻辭”中清晰地訴說著“我們”是一群什么樣的人？

“這未知的世紀，我們曾引頸翹望，懷著多少夢想，多少期望！這神奇的世紀，這復興的世紀，我們在它的快車道上疾馳，發出巨大的轟鳴。”[33]在這個“復興的世紀”中“我們曾經和世界老死不相往來，現在我們與它朝夕交接，不可分割；我們曾經安于貧窮，安于停滯，如今我們為復興奮斗，不舍晝夜”。這種“曾經”與“如今”的時間跨越就是從“閉關鎖國”的毛時代到“與世界接軌”的全球化時代（暫且不討論這種“世界”想象指的是第一世界、發達資本主義世界，而50-70年代所出現的與亞非拉第三世界的“朝夕交接，不可分割”顯然不屬于這種“世界”想象），以前30年為負面他者來確認后30年合法性的敘述出現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改革開放的開啟就建立在對50-70年代的重新反思和定位之上）。不過，這種改革時代的官方意識形態書寫也成為這些中產階級主體的自我敘述，原因在于這種公民社會的主體位置也是建立在對共產黨體制的他者化之上，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公民恰好與改革開放時代的意識形態表述是吻合的，或者說這種反官方/反體制的主體位置是被改革時代的意識形態所內在詢喚的。不過，這些近幾年來浮現出來的“大國崛起”和“復興之路”的官方敘述也被“我們”這些反官方/反體制的中產階級主體所共同分享。

然后，“我們”創造了“更多的財富，更多的摩天樓，未必保證我們登上時代的金字塔尖。如果沒有平等和公正作為底座，沒有科學與理性去引導，它們就僅僅是一些數字，一推漂亮的鋼筋水泥”。所以，在實現經濟的復興同時，“我們”的職責就是保護“蔚藍的天空”：“如果消費是我們的引擎，如果汽車是我們的翅膀，如果大都會是我們的樂園，至少我們要將大地尊為母親，惟有在她懷里，我們才能永存”、“我們不會放棄我們對于正義的信念，我們不會畏懼我們與邪惡的對壘，我們不會忘記我們對于弱者的同情，我們不會推卸我們對于世界的責任”。顯然，“我們”是生活在消費、汽車、大都會中并且具有環保、救助弱者等道德品質的中產階級。有趣的是，這篇新年獻辭發表于2010年一月份，卻已然預言了三月份兩會期間才公布的政府工作報告的論述基調，正如溫總理所說“我們國家的發展不僅是要搞好經濟建設，而且要推進社會的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和自由的發展，這三者不可偏廢。……勿庸諱言，我們現在的社會還存在許多不公平現象，收入分配不公、司法不公，這些都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我曾經講過，一個正確的經濟學同高尚的倫理學是不可分離的。也就是說，我們的經濟工作和社會發展都要更多地關注窮人，關注弱勢群體，因為他們在我們的社會中還占大多數”[34]。無論是堅固“經濟建設”和“社會的公平正義”，還是關乎“社會不公”和“救助弱勢群體”，可以說與公民社會的基本理念相差無幾，這似乎再一次印證了當下的官方說法與中產階級主體之間是如此“和諧”和“心心相惜”，盡管這些公民/中產階級總是以反官方/反體制的面孔出現。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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