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疑出現轉基因水稻非法種植

2010年03月19日  每日經濟新聞

2005年綠色和平曾對這一行為曝光，有村民稱目前仍存在非法種植，轉基因水稻種子也在暗地里銷售

(記者 徐超 19日發自武漢 北京)財新網記者3月上旬在武漢市江夏區五里界鎮中洲村調查時，多位村民表示村里存在種植轉基因水稻的情況。

目前，中國尚未批準任何一種轉基因主糧進入商業化生產，私自種植均屬非法。

而根據綠色和平的指控，非法種植的轉基因大米從稻田通往百姓餐桌的鏈條并未中斷。該組織3月15日對媒體披露，中百倉儲武漢市水果湖路店和沃爾瑪長沙市黃興南路店均檢測出轉基因大米。

農業部新聞辦公室于次日公開回應：“有網站報道湖南、湖北兩省個別超市銷售非法轉基因大米的消息，農業部已責成兩省農業行政主管部門會同省內相關部門調查核實，并將及時公布調查結果。”

與傳統雜交稻相比，轉基因抗蟲稻可以減少大幅度減少農藥的使用，也因此受到不少村民的歡迎。武漢市江夏區五里界鎮中洲村的村民們形象地將前者稱為“打藥的”，后者稱為“不打藥的”。

一位年輕的村民說，現在村里人很多不愿意干農活，年輕媳婦們要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大家更愿意掏錢請人來打農藥。與“打藥的”相比，“不打藥的”省時省力，每畝地要少花百把元的農藥錢。而且，錢是小事，如果被厲害的蟲子吃了，損失可能是幾百元錢，甚至是成千上萬元。

在外觀上，傳統雜交大米和轉基因抗蟲大米沒有區別。傳統雜交稻和轉基因抗蟲稻的稻田則很容易分辨。前者看上去有點蔫，因為藥打得再好，也會被蟲子吃一些；后者則全都是綠油油、直溜溜的，因為蟲子不吃。

有村民表示，現在沒有種轉基因水稻了，“2005年記者曝光之后，不讓種了”。

2005年，綠色和平曾對媒體披露說，湖北出現轉基因水稻的非法種植，且轉基因大米已經流入市場。湖北省農業廳后來“駁斥”了綠色和平組織關于武漢家樂福十升店檢測出轉基因大米等指控，但同時也承認，武漢科尼植物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在承擔轉基因水稻生產性試驗過程中，擅自擴大制種，農業執法機構已進行處罰，并對未按審批要求種植的轉基因水稻予以徹底鏟除。

也有村民說，村里不少人仍在種植轉基因水稻，一些不法商人也在偷偷兜售轉基因水稻的種子，“亂了套，沒人控制”。

一位年長的村民還帶著財新網記者去鎮上的種子站，購買轉基因水稻的種子。從種子站的倉庫出來后，這位村民手中多了11斤水稻種子，三袋3斤裝的，還有一包兩斤散裝的。

3斤裝的袋子上，寫有“抗優559”和“湖南省慈利縣種子公司”的字樣，并沒有轉基因抗蟲稻的標識。但上述村民肯定地說，這就是轉基因水稻的種子，普通的雜交稻種子是10多元一斤，而這個種子是25元一斤。“種子站都是藏著賣，認識的人才能買到”。

在是否食用轉基因水稻這個問題上，村民們的態度不一。有村民說，“不打藥的”能吃，只是沒有“打藥的”好吃，吃上去像糙米一樣。但也有村民誤認為，“不打藥的”對身體有壞處，蟲子都不吃人哪能吃。

監管不到位，很容易使轉基因水稻非法流入市場，并導致轉基因技術被進一步妖魔化。

3月18日，《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說，轉基因水稻種子曾經在汨羅銷售，疑似已經種植多年。有網民隨即發表評論稱：“湖南人有福了！祝賀并希望湖南因此降低生育率，人口有減。”

實際上，目前沒有任何確鑿證據顯示，轉基因食品會影響人的生育能力。-

附文：

張啟發——一個中國學術界培養出來的超級學霸

作者：亦明  原載：天涯社區 寫于2007年11月

　　
　　提到中國的“轉基因科學家”，“內行”的人誰也不會把張啟發給漏掉。如果說在21世紀之前，陳章良是轉基因勢力在中國學術界內最有力的吹鼓手的話，那么，在進入新世紀之后，這個角色就逐漸地被張啟發所取代了。只不過是，與陳章良的“張揚人生”相比，張啟發較為低調，因此，除了在植物學、農學等與他的研究方向相近的領域、以及武漢、湖北、華中這塊他的居住地區，知道有這么一個牛人的人，并不很多。
　　
　　張啟發何許人也？綜合網絡上的資料，我們可以總結如下：
　　
　　張啟發，男，1953年12月生人，湖北公安人，1976年華中農學院畢業，1982年到美國留學，1985年獲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遺傳學系博士學位，1986年回到母校華中農大，擔任華中農業大學生命科學技術學院院長、教授等職。1993獲瑞典國王Baudouin獎，1994年獲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1998年獲中國青年科學家獎，1999年被聘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首批特聘教授，同年當選中科院院士，2003年獲何梁何利科學與技術進步獎，2006年當選中國科協副主席，2007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
　　
　　可以說，對於一個中國學人而言，今年尚且不滿55歲的張啟發，在國內基本上已經走到了地位和名望的頂峰。
　　
　　也許不是偶然的巧合，張啟發的人生道路與陳章良有很多相似之處。他們兩人都是國內農業院校畢業，都是在1982年出國，投的都是名校和名師（張啟發的導師Robert. W. Allard在1973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陳章良的導師Roger Beachy在1997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都是在畢業之后很快回國(張啟發1986年，陳章良1987年)，并且研究領域都是植物分子生物學——陳章良研究轉基因植物，張啟發研究植物遺傳性狀的分子標記。
　　
　　但是，張、陳二人的人生路途在他們回國之后開始分叉。陳章良1987年到北大生物系任副教授，以后基本上是每兩、三年登一個臺階：先是正教授（1989），然后是北大生物系主任（1992）、北大生命科學院院長（1993），35歲就任北大副校長（1995）。也就是說，陳章良在國內學術界獨領風騷十余年，除了搞學術不行，其他幾乎樣樣都行。但最終，陳章良不得不黯然離開學術界，成為職業官僚。而張啟發回國則早陳章良一年，但直到1992年39歲時才被提升為正教授。可是他堅持搞學術研究，最終在學術界坐大，成了中科院的院士，并且成為中國農學界的領軍人物。
　　
　　如果我們把陳章良的“成功”之路視為旁門左道的話，那么，張啟發的“成功”之路似乎是一個學者應該走的正途。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簡單。
　　
　　（1） 一個“打造”出來的院士
　　
　　張啟發的成功，雖然從個人角度講，走的是正路，但從中國學術界這個大環境來講，卻與陳章良的“成功”，并沒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他們二人的相同之處就在於，他們都是被“打造”出來的。
　　
　　2004年4月14日，《湖北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張啟發：投入與回報》的報道，詳細地介紹了張啟發的成才經過：
　　
　　“上世紀八十年代，華農利用世界銀行貸款將張啟發等一批有潛力的青年人送往世界科技前沿深造，張啟發歸國之時，當時的校長孫濟中教授就認定這個小伙子掌握著世界上最先進的生命科學研究方法，是華農的未來。
　　
　　“一窮二白。缺水，建水塔；沒電，買發電機。總而言之，砸鍋賣鐵，舉全校之力為張啟發搭建科研平臺。孫校長果斷拍板投入10萬元啟動資金，擠出400平方米實驗室，并采取超常措施從各院系強行調來超低溫冰箱、離心機等10大件儀器，專門為張啟發組建生物技術研究中心。與此同時，跨學科抽調一批嶄露頭角的學者給他充當助手，并專門開辦7年制本碩連讀的生物技術班，培養后備科研隊伍。
　　
　　“校方甚至專門為張啟發配備了一位實驗室總管——他過去的老師、曾經當過科技副縣長的章榮德，因為老章既懂業務又懂管理。老章犧牲了自己的科研前途，一門心思把總資產6千萬元的國家重點實驗室打理得井井有條。他告訴記者：華農不缺我搞科研，但張啟發需要我當助手，雖然實驗室產生的所有成果都沒有署我的名字，但我為每一項成果感到驕傲。每次張啟發他們感謝我的時候，我都覺得自己的犧牲很值得。
　　
　　“在張啟發的周圍，孫濟中不止一個，章榮德也不止一個，他們共同造就了張啟發。
　　
　　“今天大名鼎鼎的作物遺傳改良國家重點實驗室，以其兩名院士、三名長江學者的超強陣容，成為華中農業大學的核心競爭力，摘取了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承擔課題、科研經費、取得成果均占全校三分之一。
　　
　　“做大做強張啟發這個品牌，體現出華中農大的一貫思路：看準了就舍得投入，迅速形成局部優勢，最終將局部優勢化作亮點。按照這種模式，該校花二十余年時間打造出張啟發、傅廷棟、陳煥春、謝從華等新一代杰出人才。山高人為峰。尖子人才的高度決定了華中農大的高度。以人才為依托，華中農大躍上了一個新的平臺。”
　　
　　“砸鍋賣鐵”、“強行調來”、“共同造就”、“打造”、“做大做強XX品牌”，這些商場、官場氣息濃郁的詞匯，出現在一個學者的成長經歷之中，出現在一個大學的“思路”之中，我們不能不為中國學術界的過去和現在感到悲哀，并對它的未來感到擔心：現在中國的院士之中，有多少人是這樣“打造”出來的？換一個問法就是：用這樣的行政手段來“打造”，難道還有人不能成為“品牌”嗎？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打造出一個這樣“品牌”，華中農大需要犧牲多少其他學者的利益和機會？可以這么說，張啟發的“成才”經歷，暴露出了中國學術界的一個頑癥和痼疾：缺乏平等自由的競爭環境，因此就造成了“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這樣的局面。
　　
　　那么，張啟發本人到底是行，還是不行呢？據《張啟發：投入與回報》說，“他是我國生命科學領域大師級的科學家。連外國同行都說，搞生命科學研究，不注意張啟發不行。”這個牛未免吹得太大。實際上，不僅在“生命科學研究”中，張啟發鮮為人知，就是在水稻、小麥的數量遺傳學、分子標記領域，——也就是張啟發自己的地界——，他的水平最多也不過是中等偏上而已。證明如下。
　　
　　根據1998年頒發的“中國青年科學家”獎，張啟發“在國內外多種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63篇，多次在國際會議上特邀報告，論文被引用280余次。”（見：http://www.cycnet.com/cysn/hotspot/sciward/000328024.htm）。也就是說，在他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之前，他發表的論文，每篇平均被引用了4.4次。這樣的成績，能說是“搞生命科學研究，不注意張啟發不行”嗎？
　　
　　當然，在當上了院士之后，張啟發的論文數量和論文引用率都有大幅度地增長。2003年，張啟發獲得何梁何利基金 “科學與技術進步獎”。在獲獎介紹中，有這樣一句話：“張啟發課題組近十幾年來共發表論文120余篇，被SCI收錄雜志引用1200余次”。（見：http://www.hlhl.org.cn/news/findnews/showsub.asp?id=518）。也就是說，五年左右的時間，張啟發不僅論文數量增長了近一倍，連引用率都番了一翻還多。難道張啟發真的引起了“外國同行”的“注意”了？其實，如果我們稍微花費點兒心思探討一下這個問題，就會發現其中的奧秘。
　　
　　以張啟發為通訊作者的學術論文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是1997年發表在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上的Importance of epistasis as the genetic basis of heterosis in an elite rice hybrid，至今共被引用264次（2008年2月2日http://scholar.google.com檢索）。這個數字應該說是相當不錯的。但是如果仔細看一下那264篇論文，你就會發現，它們之中有四分之三的文章的作者全部是華人，并且是大陸華人。不僅如此，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文章幾乎全部都發表在2000年以后。這說明了什么呢？這說明，認為“搞生命科學研究，不注意張啟發不行”的，并不是什么“外國同行”，而是“國內同行”。“國內同行”為什么“不注意張啟發不行”呢？原因之一就是：張啟發是院士，手中握有生死予奪的大權。
　　
　　也許有人會說，只拿出一篇文章來當作例子，能說服人嗎？那么我們就多檢查幾篇。
　　
　　JP Hua, YZ Xing, CG Xu, XL Sun, SB Yu, Q Zhang. Genetic Dissection of an Elite Rice Hybrid Revealed That Heterozygotes Are Not Always Advantageous for Performance. Genetics, (2002) 162, 1885-1895.
　　共33篇論文引用，其中華人論文為27篇。
　　
　　Hua J., Xing Y., Wu W., Xu C., Sun X., Yu S., Zhang Q. Single-locus heterotic effects and dominance by dominance interactions can adequately explain the genetic basis of heterosis in an elite rice hybri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3) 100, 2574-2579.
　　共42篇論文引用，其中華人論文為30篇。
　　
　　SB Yu, JX Li, CG Xu, YF Tan, XH Li, Q Zhang. Identification of quantitative trait loci and epistatic interactions for plant height and heading date in rice.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 (2002) 104:619–625.
　　共40篇引用，其中華人引用30篇。
　　
　　總之，看張啟發論文的，“國內同行”占了四分之三。這其中，固然有研究水稻的科學家以中國人較多這一因素，但“外國同行”的關注目光也未免太弱。事實是，張啟發的國際學術論文，絕大多數發表在影響因子在3左右的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Molecular Breeding，Plant Molecular Biology這類雜志上。他在PNAS上發表研究論文，都是經過他的導師R. W. Allard推薦的，那是有推必發的。至今，張啟發沒有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過有學術性的綜述（他發表的兩篇綜述，都是以向西方介紹中國的科研狀況為主題）。
　　
　　據《財經》雜志(網絡版)2008年1月18日報道，針對謝華安競選中科院院士、但有人舉報他學術造假一事，中國科學院在2007年10月曾委派張啟發等三位院士赴福建調查。(王以超、李虎軍：《“院士造假”風波多棱鏡》。http://www.caijing.com.cn/zmb/hjykx/2008-01-18/45706.shtml)。最終結果當然是不了了之。因為根據自己的成才經歷，張啟發當然明白，福建農科院“打造”謝華安的過程，與華中農大打造他自己的過程，并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因此也就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了。（張啟發與謝華安還有另一層關系，下詳。）
　　
　　 (2) 超級學霸
　　
　　在《張啟發：投入與回報》的開頭，是這樣幾段話：
　　
　　 “‘張啟發打個噴嚏，華農就要感冒。’‘書記、校長管不了張啟發，張啟發管得了書記、校長。’人們私下里說的這些玩笑話，表明了一個人在一個單位的分量。
　　
　　“有事實為證。華中農大前些時整修校園，綠化科砍樹鋪草坪，校方準備對當事人搞‘下不為例’。張啟發心疼不已，‘不愛樹的人有什么資格管綠化！’逼著書記、校長把綠化科科長撤了職。
　　
　　“學校地處城郊，一段時期供電不盡如人意，全校只保兩個地方的用電，一是吃飯的食堂用電，一是張啟發實驗室用電，誰料發電機出故障，毀了正在生長的一批實驗種苗，校方立馬給火氣沖天的張啟發‘降溫’：當面道歉，照價賠償現金一萬元。”
　　
　　一名教授，敢於并且能夠“管得了書記、校長”，這在現在官本位的中國學術界，應該屬於“美談”。 但是，假如我們換一個角度來審視上面的兩個例子，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張典型的學霸面孔：張啟發在華中農大的行政職務只是生命科學學院的院長，但他卻可以“逼著書記、校長把綠化科科長撤了職”；整個學校只有食堂和張啟發的實驗室保證供電，但出現意外之后，張啟發竟可以“火氣沖天”，并且讓學校給他道歉、賠償。根據中國刑法，行為人不為意外事故擔負刑事責任；根據民法，行為人對於由非故意或非過失引起的事故，一般也不負民事責任。但張啟發卻有這個本事，在學校給予了他特殊的、天大的照顧之后（民以食為天，張啟發的實驗種苗和全校師生的吃飯問題同等重要），學校還要替他承擔意外風險。
　　
　　在《中國學術界的問題及其出路》中，我曾說過：
　　
　　“如果在中國的學術界隨便找一個人問問：‘在中國的學術界誰的權力最大？’絕大多數人都會回答說是院士。確實，說院士在控制中國的學術界一點兒也不過分。看一看中國科技部的正副部長們，看一看中國科學院的正副院長們，再看一看中國名牌大學的校長們，以及中國學術界的那幾個‘泰斗’，沒有幾個人沒有院士頭銜。即使是那些沒有正式官銜的院士，在各自的工作單位都被尊崇得象太上皇似的。所以說，院士們實際上是集有形和無形權力于一身的。”
　　
　　而張啟發就是“那些沒有正式官銜的院士”，在自己的工作單位“被尊崇得象太上皇似的”。這個太上皇可以“管得了書記、校長”、也可以“逼著書記、校長把綠化科科長撤了職”。難怪當“上面”想讓他當副校長是，他會誓死拒絕，說“再逼，我就離開華農”。
　　
　　象張啟發這樣的太上皇，在中國的學術界有成百上千，人們對此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但是，如果把這樣的怪人和怪事放到一個正常的環境之中，其不合理性、非正常性就可以立刻顯示出來。關于這一點，我們下面將會看到。
　　
　　除了能夠管書記、校長，張啟發還直接控制著大批的廉價勞動力——學術農民工。2004年11月1日，《楚天都市報》發表《武漢博導知多少？》一文，其中透露說：
　　
　　“華中農業大學的張啟發院士算得上是博導大戶，總共帶了50多個博士生，正在帶的還有31個。張院士是我國生命科學領域大師級的科學家，他先后主持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863計劃、水稻基因圖譜等十余項重大科研課題，手頭上正在做著總經費1.8億元的水稻基因項目。校方專門給他配了四、五個教授，聯合指導博士生，他負責大方向，教授們負責各自方向，學生則專攻各自的子課題。”
　　
　　張啟發的美國導師Robert. W. Allard從事高等教育工作長達半個多世紀，但他總共只帶過56個博士研究生。（Clegg, M. T. Robert Wayne Allard, 1919-2003, A Biographical Memoir.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Washington D. C., 2006.）而張啟發院士現在一年所帶的博士研究生就已經超過了乃師全部學術生涯的一半還多。不僅如此，他還有“四、五個教授”給他打下手，當保姆。這樣的待遇，Robert. W. Allard大概是做夢也想象不出來的。從本質上說，張啟發就是一個學術包工頭。事實是，在回國之初的三年間，1987-1989，張啟發總共發表了四篇論文。而在過去的三年間，2005-2007，有張啟發署名的論文達到了48篇。(根據http://scholar.google.com/，關鍵詞：zhang qifa)。在這個十二倍的增長數字的背后，到底蘊藏著什么樣的奧秘，凡是搞過學術研究的人，都再明白不過了。
　　
　　【注：在張啟發任主任的“作物遺傳改良國家重點實驗室”網站，有一個“關于研究生畢業時間及津貼發放的規定”，張貼時間是2006年3月1日。根據這個規定，研究生的津貼標準是：
　　
　　博士生：第一學期每月300元；第二學期每月350元；第三學期400元；以后每學年增加100元/月。碩士生：第一、二學期，每月150元；第三學期，每月200元；第四至六學期每月250元。
　　
　　見：http://www.ncpgr.cn/modules/news/index.php?storytopic=3&start=5&PHPSESSID=1b4a34d3db6524bc1fb92d135db9f9bf。
　　
　　這樣看來，張啟發的博士研究生的平均收入略等於農民工，碩士生的平均收入要低于農民工。關于研究生的待遇問題，請參見筆者五年前的文章：《東南大學：不許盤剝研究生》。】
　　
　　 (3) 張啟發與轉基因植物
　　
　　張啟發的本專業是數量遺傳學，后來發展到搞基因的分子標記，也就是用分子生物學手段來確定某個基因在染色體上的大致位置。從實用的角度來講，分子標記的主要作用是為育種家提供選擇雜交后代的手段和工具；而從分子生物學的角度來說，張啟發所作的工作，其最終目的則是要把確定了位點的基因克隆出來，然后根據克隆到的基因，來分析其結構和功能，如果這個基因具有特殊功能，如抗病、抗蟲、耐逆境，則用它來轉化農作物，培育成新的品種。確實，在1998年立項的973項目——《農作物核心種質構建、重要新基因發掘與有效利用研究》——中，張啟發負責的是“水稻重要新基因的發掘與有效利用研究”分項（見：http://icgr.caas.net.cn/973/gaikuan.htm）。但是，盡管作了大量的標記和定位工作，張啟發的實驗室在2004年之前實際上沒有克隆到任何基因。這就象是一名足球運動員，其傳球帶球技藝超群，可以象高俅似的把足球擺弄得如同黏到自己身上一般，但就是臨門一腳不過硬，總也不能把球射進大門。
　　
　　【注：在一般情況下，根據圖譜來克隆基因，既非十分容易，也不是異常艱難。在比較順利的情況下，一個人在三到五年的時間可以完成這項工作。張啟發實驗室從2004年起陸續克隆到一些水稻基因，但那是在水稻基因組序列已經測定完畢之后，克隆基因的難度要比以前低得多。另外，張啟發實驗室克隆的基因多數是微效基因，就目前來說，不太可能用于轉基因植物的開發。】
　　
　　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下，從2000年起，張啟發這個幾乎沒有從事過多少轉基因植物研究、也從來就沒有對轉基因問題公開發表過意見的人，開始了對轉基因植物的大力提倡。且看下面的下面的目錄：
　　
　　Zhang, Qifa. 2000. “China: Ag Biotech Opportunities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Food Production.” In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and the Po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technology, convened by CGIAR and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Section 3.
　　
　　張啟發：《基因科技知識》，中南海講座，2001年10月30日。
　　
　　張啟發：《面對轉基因食品是否需要"如臨大敵"》，《文匯報》2002年3月18日第8版。
　　
　　張啟發：《轉基因研究發展與產業化》，中國科協年會講演，2002年9月8日。
　　
　　張啟發：《轉基因作物: 研發, 產業化, 安全性與管理》，《中國大學教學》2003年第3期35-40頁。
　　
　　張啟發：《轉基因作物的研發產業化及安全性與管理(一) 》，《華夏星火》2003年第8期 6-8頁。
　　
　　張啟發：《轉基因農作物: 研發, 產業化, 安全性和管理》，中科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學術報告會，2004年 6月5日。
　　
　　張啟發等：《對我國轉基因作物研究和產業化發展策略的建議》，《中國科學院院刊》2004年第5期330-332頁。
　　
　　張啟發：《轉基因食品是評價最透徹 管理最嚴格的食品》，中國科協年會開幕式講話，2006年9月16日。
　　
　　張啟發：《轉基因作物將為中國農業發展提供根本出路》，《科技導報》2007年25卷第4期1頁。
　　
　　【注：在2000年之前，張啟發曾在下面兩篇關于轉基因的研究論文上署名：
　　
　　曹孟良、周智、張啟發：《PSAG12-IPT轉基因植物的抗早衰研究》，《云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1999年21(4) ：25-26頁。
　　
　　張賽群、葉志彪、吳昌銀、張啟發：《異戊烯基轉移酶基因導入番茄及轉基因植株再生》，《園藝學報》1999年26（6）：376-379頁。（通訊作者：葉志彪）。】
　　
　　從各方面的跡象來看，張啟發最終成為“轉基因科學家”的領隊，其原因就是下面這篇發表在2000年10月Nature Biotechnology上的論文：
　　
　　Jumin Tu, Guoan Zhang, Karabi Datta, Caiguo Xu, Yuqing He, Qifa Zhang, Gurdev Singh Khush & Swapan Kumar Datta. (2000). Field performance of transgenic elite commercial hybrid rice expressing Bacillus thuringiensis -endotoxin. Nature Biotechnology 18, 1101-1104.
　　
　　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就是報告Bt轉基因的水稻恢復系明恢63及其雜交后代汕優63在田間既抗蟲、又增產。雖然這項研究所使用的轉基因來自中國農業科學院的范云六，水稻材料明恢63和汕優63是謝華安培育出來的，并且田間實驗是在武漢進行的，但這篇文章的通訊作者卻是國際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的Swapan Kumar Datta。很可能當時張啟發的實驗室還沒有掌握研制轉基因水稻的關鍵技術。但是，張啟發似乎掌握著這個轉基因水稻在中國的知識產權。
　　
　　2004年，由張啟發領銜的“中國科學院學部‘我國轉基因作物研究和產業化發展策略’咨詢組”(成員有：中科院院士：張啟發、李振聲、石元春、李家洋；中國工程院院士：范云六；研究員：賈士榮、陳受宜、朱禎、黃季焜、夏友富、楊曉光、黃大方、彭于發；處長：安道昌、程金根；副教授：林擁軍) 向國務院提交了一份題為《對我國轉基因作物研究和產業化發展策略的建議》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他們總共提出了四項建議，但其中最有實質性的建議是第二條：“在繼續擴大抗蟲棉種植的同時，重點推進轉基因水稻的產業化。”
　　
　　這份報告的直接后果，就是農業部在2004年底召開的一個神秘的會議。在那個會議結束的第二天，有“中國轉基因水稻第一股”之稱的“豐樂種業”的股票突然漲停。顯然，會議的結果對轉基因水稻是利多。確實，在2004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國雜志Newsweek上，就有一篇文章說，“根據農業部的科學顧問，批準極為可能實現，這意味著中國最早在2006年春季就可以開始商業化種植轉基因水稻。”(“According to scientists advising the Agriculture Ministry, approval will most likely be forthcoming, which means that China could start planting GM rice as soon as spring 2006.”見：Craig Simons. Of Rice and Man. NEWSWEEK, Dec 20, 2004. http://www.newsweek.com/id/56089)。這篇文章采訪的“農業部的科學顧問”，就包括張啟發和陳章良——陳章良是那次會議的主席。這兩個人，在經過十多年的不同人生經歷之后，在轉基因問題上，又殊途同歸了。
　　
　　不過，轉基因科學家們很可能是過於樂觀了。就在那個神秘的會議閉幕不久，綠色和平組織出來攪局，指稱那些推動轉基因水稻商品化的科學家是受個人利益的驅使。12月9日，《南方周末》發表長文《轉基因稻米：13億人主糧后的利益懸疑》，不僅披露了那個秘密會議的內容，而且點了張啟發、賈士榮、黃季焜的名字：“張啟發是轉基因科學家，這次北京會議，就討論了他的一個轉基因水稻品種。”
　　
　　《南方周末》這篇文章在全國掀起軒然大波，當然也把方舟子惹得火冒三丈，他當即把它給“立此存照”。 不過，方舟子在虛擬空間可以張牙舞爪、暴跳如雷，但在現實世界，卻并沒有誰拿他當真。半年后，農業部再次召開“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據一篇報道說：“一位參與此次會議的專家向記者透露，轉基因政策可能趨于‘保守’，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申請可能擱置。”（見：《轉基因水稻商業化擱置只許實驗田種植》，《新京報》2005年6月25日。）
　　
　　時至今日，轉基因水稻在中國的商業化種植，還沒有得到最后批準。
　　
　　（4） 湖北非法種植Bt轉基因水稻事件
　　
　　為什么馬力十足的轉基因水稻商業化航船突然間擱淺了呢？《南方周末》的文章固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更大的原因，卻是來自張啟發。在上面提到的那篇Newsweek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
　　
　　“張啟發說，在進行著中國最大的轉基因水稻田間試驗的武漢，‘一家種子公司獲得了轉基因水稻的種子，并已經開始向當地的農民銷售。’張啟發還說，有超過100 公頃轉基因水稻正在被種植。”
　　
　　(“In the Yangtze city of Wuhan, where scientists run China’s largest GM-rice-test fields, ‘a local company got some of the GM [rice] seed and began selling it to local farmers, ’ Zhang says. Today, he says, more than 100 hectares of GM rice are being cultivated.”)
　　
　　那個被方舟子稱為“反科學恐怖主義組織”的綠色和平組織，根據這個線索，在2005年春季到湖北調查，其結果就是2005年4月13日公布的一份震驚世界的調查報告：《非法轉基因水稻污染中國大米》。下面是該報告摘要的前半部分：
　　
　　綠色和平于2005 年2 月到2005 年4 月期間，分別四次到湖北省進行實地深入調查，結果，我們發現：
　　
　　1. 湖北多個地方的種子市場、農技站和種子站已經在非法售賣還沒有通過安全審批的轉基因水稻，售賣非法轉基因水稻種子的地方集中在武漢市、武漢周邊地區和松滋市；
　　
　　2. 種植非法轉基因水稻的地區包括江夏區五里界鎮、法泗鎮、云夢市下辛店鎮和松滋市的王家橋鎮，在部份地區最少已經種植了兩年的時間，而且非法種子可能已經流入孝感市其它地區、咸寧市和其它地區；
　　
　　3. 轉基因大米已經污染了湖北的大米市場，并很可能銷售到湖北以外的市場，污染大米、米制品和加工食品；
　　
　　4. 我們把調查過程中所采得的25 份樣本送到德國的實驗室進行檢測，檢測結果顯示19 個樣本為轉基因水稻，部分樣本為植入了Bt 基因的抗蟲轉基因水稻；
　　
　　5. 至少有5 種不同包裝的轉基因水稻種子在湖北的種子市場上流通，顯示種子來源可能不只一個；
　　
　　6. 實驗室的檢測結果顯示可能有多于一種轉基因水稻在市場上銷售；
　　
　　7. 出售轉基因水稻的種子公司和農技站普遍知道轉基因水稻還未得到國家的正式審批，是不能合法地進行銷售的，但抗蟲轉基因水稻種子的價位一般是12-18 元/斤，而普通雜交稻只是5-7 元/斤，種子公司和農技站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知法犯法；
　　
　　8. 種植轉基因水稻的農民一般不知道這是轉基因品種，只知道是抗蟲的；
　　
　　9. 制種基地至少包括湖北省的松滋市；
　　
　　10. 綜合各方面的資料和實驗室的檢測結果，非法銷售的轉基因水稻可能就是華中農業大學張啟發院士等科學家正在研究的轉Bt 基因抗蟲稻，而且我們有理由認為華中農業大學可能就是污染源頭。
　　
　　根據種子公司和農民所提供的數據，我們綜合估計湖北去年最少有950－1200 噸轉基因大米已經流入市場。今年的種植面積至少為20000－25000 畝，如果不加阻止的話，可產轉基因大米10000-12500 噸。而且，因為轉基因大米會被混入到普通大米，因此受污染的大米數量遠不止此數字。由于轉基因大米與普通大米外表無異，而且沒有標示，湖北省和其它地區的消費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吃了還沒有經過國家批準的轉基因大米，對公眾健康構成巨大的威脅。
　　
　　http://www.greenpeace.org/raw/content/china/zh/press/reports/119222.pdf
　　
　　這份報告中，還有這樣一段采訪記錄：
　　
　　“武漢市華星種業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員向我們表示：‘華農有個張啟發教授，他受農業部委托，搞了一個抗蟲汕優63 的實驗，安全期實驗現在還沒有完，第四年了，抗蟲轉基因水稻。……張啟發教授搞的抗蟲63 是從2001 年開始示范的，整個中國只有張啟發教授受農業部委托搞。在湖北有個科尼公司專門搞轉基因，科尼公司是張啟發教授任董事長，但現在他的主要精力沒有放在上面。……科尼委托松滋制種，松滋這個公司注冊資本金有700 萬，可以制雜交種。科尼把親本給它，然后回收種子。多了是它（松滋）的，科尼賣也不賣，因為它只賣給內部的。……華農大也有一個公司賣這個東西的，但不是松滋制種，是自己制種。’”
　　
　　這份報告在末尾有一個《附錄一：相關科學家及公司背景》，其中說：
　　
　　“張啟發教授所研制的轉基因抗蟲水稻品種正在申請農業部的生物安全證明書，以獲得進行商業化生產的許可，他同時還出任武漢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
　　
　　“武漢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于2001 年2 月成立，由張啟發院士出任首席執行官。該公司曾在網上公開招引‘轉基因抗病、蟲水稻及品質改良’專案的投資，投資額為1 億元。有跡象表明該公司參與了制售轉基因抗蟲水稻種子。”
　　
　　根據大量的直接和間接證據，現在誰都明白，湖北農民非法種植轉基因水稻，種子只能來自華中農大的實驗田；華中農大的種子公司、張啟發的種子公司都直接參與了這些非法種子的制作、銷售；張啟發本人對此是清楚的，并且還曾向外國記者炫耀。
　　
　　【注：《鳳凰周刊》2005年15期(總184期)上有一篇文章，題目是：《湖北轉基因水稻非法入市事件調查》（作者歐陽斌）。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一位專家對記者說，搞轉基因研究的專家很多人并不缺錢，但是他們希望能夠早點將自己的成果推廣，按照現有的程序，很可能很長時間都批不下來。‘有意或者無意的泄露一些種子，一方面可以形成一種既成事實，另一方面也可以將這些轉基因的種子作為普通的雜交稻種到地方上進行申請，按國家規定只有轉基因的種子才必須由國家批準，這樣難度也就減少了。’”
　　
　　http://www.ifeng.com/phoenixtv/72944908511477760/20050628/575423.shtml
　　
　　由此可見，在“業內”，這種“有意或者無意的泄露一些種子”，早已是轉基因科學家們踐踏國法的常規手段了。他們當然不會“無意的泄露一些種子”，因為那樣對他們毫無益處。】
　　
　　
　　這個“非法種植轉基因水稻”事件被揭露之后，農業部的表態最有戲劇性。首先，它宣布自己沒有從綠色和平組織那里得到檢測報告。其次，它宣布，“在中國境內進行轉基因產品的調查和檢測，必須遵照中國頒布的相關國家標準或行業標準，并由農業部委托的檢測機構進行檢測。”也就是說，綠色和平組織委托歐洲基因時代公司所作的檢測結果不僅無效，而且有違法的嫌疑。最后，農業部把調查、處理這一事件的責任推給了湖北農業廳。
　　
　　【注：《湖北轉基因水稻非法入市事件調查》中有這樣一段話：
　　
　　“農業部曾經向媒體公布了一份聲明，表示對‘綠色和平’采用的轉基因檢測方法并不認同。施鵬翔對記者說，‘綠色和平’選擇德國的獨立公司進行檢測，是因為這家公司在國際上被公認為是最為權威的。他說：‘我們也知道中國有自己的檢測標準，所以在農業部的聲明發表后，我們很快就快遞了樣品和一封信給他們，但是就在當天，這個快遞被對方退回，只留下了我們的信件。’對此，方向東對記者說，并不是所有公民或者組織的采樣都會被采用。她說采樣要按照國家標準進行，而且方法也要符合法定程序，只有有資質的機構才可以進行這樣的工作。她還說，按照《種子法》的規定，把作為國家資源的種子拿到國外，是一種不合法的行為。施鵬翔解釋稱，所有送往德國進行檢測的種子全都是被磨碎的，使其不再具行可繁殖性。施鵬翔說：‘我們的任何調查都不是要打擊政府，也不是要具備法律效力，而是希望它能有科學的參考價值。’”】
　　
　　而湖北省農業廳則出面正式駁斥綠色和平組織的報告，說該廳委托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檢測機構進行檢測核實，在大米樣品中并未檢測到 Bt基因成分。(見：張靜：《轉基因稻米走到十字路口》，《新民周刊》2006年9月13日）。
　　
　　當然，紙是包不住火的。綠色和平組織接著在2005年 6月 13日公布了《非法轉基因水稻污染中國大米第二次調查報告》，2005年 8月 3日又公布了《致家樂福的信：發現轉基因大米》。湖北省農業廳最終在2005年8月發表聲明，宣布對三家種子公司進行處罰，并徹底鏟除田間的轉基因水稻。2006年1月，該廳又向全省發布通知，禁止銷售未經農業部批準的轉基因作物種子。（見：綠色和平：《非法轉基因稻米驚現亨氏嬰兒米粉——常見問題解答》。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zh/press/reports/heinz-baby-food-q-n-a）。
　　
　　但張啟發卻毫發未傷。
　　
　　再后來，綠色和平組織在2006年3月宣布，在北京超市貨架上銷售的“亨氏嬰兒米粉”發現Bt轉基因。半年后，該組織在歐洲發現來自中國的大米含有Bt轉基因成分。據他們判斷，污染源就是華中農大的實驗田。2006年9月5日，Natue雜志在自己的網站上發布了一條消息：“Escaped Chinese GM rice reaches Europe”。至此，湖北非法轉基因水稻事件，成了國際事件，并且使中國繼美國之后，成為第二個輸出轉基因污染糧食的國家。
　　
　　2006年5月，張啟發當選為中國科協副主席。2007年5月，張啟發更上一層樓，成為美國國家科學院的外籍院士。
　　
　　在21世紀，世界上總共爆發了三起轉基因植物污染事件，除了華中農大的Bt轉基因水稻事件之外，另兩起分別是2000年美國StarLink玉米事件和2006年美國LLRICE 601稻米事件。但是，華中農大的Bt轉基因水稻事件與前兩起事件有著本質的不同：第一，前兩起事件至多只是管理失誤所致，并不存在人為的故意擴散和污染。而華中農大事件屬於知法犯法，明知國家政策明令禁止非法種植，但仍舊為了牟取暴利而以身試法。第二，前兩起事件的責任方或者已經、或者將要蒙受極為慘重的損失，但華中農大事件的責任方——華中農大以及張啟發等人——則沒有受到任何法律和道義上的制裁。實際上，張啟發不僅沒有任何的悔過表現，反倒變本加厲，在2006年中國科協年會的開幕式上大聲叫喊：“轉基因食品是評價最透徹 管理最嚴格的食品”，“政府批準上市的轉基因食品絕對安全”。
　　（見：http://scitech.people.com.cn/GB/4823916.html）。
　　
　　這說明，任何一個人，不論地位多么高、知識多么豐富，都有可能被利益沖昏了頭腦，并且喪失理智和良知。
　　
　　【注：為了讓中國的公眾見識一下中國的科學家是如何踐踏國法的，筆者下面簡述另外兩起轉基因植物污染事件。
　　
　　StarLink玉米事件
　　
　　StarLink玉米是Aventis公司注冊的一種Bt轉基因玉米，美國環保署在1998年批準它作為飼料生產，不得將這種玉米與人類食用的玉米相混淆。2000年9月，環保組織Genetically Engineered Food Alert宣布，美國食品公司Kraft Foods制造的食品中，含有StarLink玉米。這導致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大批已經上架的食品被招回，玉米加工廠將懷疑含有StarLink玉米的原料退還給供應商，Tyson Foods宣布不用StarLink玉米飼喂家禽，Kellogg 公司甚至關閉了一個工廠。12月，日本將一整船的玉米原封遣返，因為其中含有StarLink玉米。最終，Aventis宣布向美國農民買回StarLink玉米及在緩沖帶種植的正常玉米，賠償農民、加工廠的損失，外加訴訟費用。這個事件為Aventis造成的經濟損失總值高達十億美元。Aventis的作物科學部門三名對此事件負責的高級主管被開除，整個部門被賣給了德國的拜耳公司。另外，盡管在2000年以后美國就不再種植StarLink玉米，但遲至2003年底，StarLink玉米仍舊污染著美國玉米的1%。也就是說，想要完全徹底地清除污染，并非易事。
　　
　　LLRICE 601稻米事件
　　
　　LLRICE 601水稻是德國拜耳公司研制的抗除草劑水稻，沒有被美國政府批準進行商業生產，只在2001年曾經作過田間試驗。但是，在2006年8月的一次抽檢中，這個水稻品種卻被在美國的谷倉中發現。消息傳出，日本政府馬上宣布停止進口美國長粒大米，并且告誡國內商家不要加工和銷售來自美國的長粒米。9月，檢測結果證實，歐洲進口的美國大米含有LLRICE 601。這導致美國向歐洲出口的水稻一年間下降了80%以上，美國期貨市場上大米價格下跌了一半。據綠色和平組織估計，這一事件造成的損失超過12億元。現在，拜耳公司仍舊是這一事件的被告。2007年11月，綠色和平組織在北京的超市中發現LLRICE 601大米。據悉，“我國農業部高度重視，已經對此事展開了調查。”（見：中國食品產業網2007年11月27日消息：《我國農業部將調查非法轉基因大米》。】
　　
　　（5） 方舟子與張啟發
　　
　　根據筆者上面對張啟發院士的介紹和分析，相信多數人都會認同這樣的結論：按照方舟子的標準，張啟發不僅有假可打，并且已經嚴重超標。且不說他的院士頭銜是打造出來的，也不提他是一個無法無天的學霸，更不要提他為了一己之私而觸犯國法、讓國家在經濟上受損、在名譽上蒙羞，僅憑他這個“博導大戶”，就夠得上方舟子所謂的學術腐敗了。（方舟子在2004年8月28日說：“在現有的招生制度下，已使得中國的研究生教育出現了種種腐敗現象，例如……一個教授帶四、五十名研究生，甚至到學生畢業了都不認識……。”（方舟子：《如何限制博導的權力》）。
　　
　　但是，在方舟子一再聲稱的、他的數百起打假業績之中，有張啟發的名字嗎？當然不可能有。因為張啟發是方舟子在轉基因戰場上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是友軍，是盟軍，方舟子肩負著保護他們的重任。
　　
　　也許有人會說，在中國，象張啟發這類的學閥鋪天蓋地，假如沒有人舉報，方舟子未必能夠知道張啟發的上述事跡。所以，他不打張啟發的假，或許是因為不知情，而不是因為他們在轉基因問題上有共同的利益。事實是這樣嗎？
　　
　　2005年4月15日，也就是綠色和平組織的湖北轉基因水稻污染事件調查報告公布之后兩天，新語絲讀書論壇上有人把《科技日報》上的一篇文章，《Bt轉基因水稻真的有毒嗎》，貼了出來。這篇文章，實際上就是側面報道綠色和平組織的那份報告的。在這個帖子下面，有方舟子的兩個跟帖。一個是：
　　
　　“看過一個專訪袁隆平的電視節目，他也說對BT作物要慎重，‘蟲都不吃，人吃了會不會有事呢？’對此人的敬意因此大減。”
　　
　　http://www.xys.org/forum/db/83/254.html
　　
　　另一個跟帖是對一個網友提出的“這種大米至少應該在出售包裝上標識：請勿讓兒童接觸”，做出著名的方氏“反震”：
　　
　　“對你壓根兒不懂的事不能少說幾句？人的小腸沒有內毒素的受體，即使沒有消化的BT在小腸中被轉換成內毒素，也危害不了人。”
　　
　　http://www.xys.org/forum/db/83/144.html
　　
　　也就是說，方舟子是知道張啟發觸犯了國法的。但是，他既不敢為張啟發公開辯護（所以他沒有張牙舞爪地把綠色和平的報告“立此存照”），又不肯對張啟發的作為發出任何非議，於是他把矛頭指向了對轉基因水稻發出非議的袁隆平，宣稱“對此人的敬意因此大減”。而對那些認為轉基因食品應該加上標識的人，他也是一如既往地要求人家“閉嘴”——“少說幾句”。
　　
　　其實，方舟子對袁隆平并不僅僅是“敬意大減”，他還與袁隆平從此結了大仇。半年之后，袁隆平獲世界糧食獎。為此，方舟子特別撰寫了一篇文章，《從袁隆平獲國際大獎想到的》。（載2004年10月20日《北京科技報》）。從袁隆平獲國際大獎，方舟子想到了什么呢？當然是想到了半年前袁隆平曾非議轉基因水稻。所以，他借題發揮，先是貶低袁隆平的成就，然后為轉基因水稻張目。看看下面的幾段話：
　　
　　“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這些研究工作能夠獲獎的主要原因，在于水稻是一種極為重要的農作物，是由于其重大的經濟價值而獲獎，并不意味著中國在生物技術的開發和理論研究方面已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恰恰相反，在這些方面我們還與發達國家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我們還應該意識到，這些大獎，是對中國育種工作者在過去應用傳統育種方法所做出的成果的表彰，但是傳統育種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現在以及未來是屬于遺傳工程特別是轉基因技術的。”
　　
　　 “中國在轉基因水稻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1996年在世界上首次研究出了抗除草劑轉基因雜交稻，最近有報道說我國抗蟲轉基因水稻規模化育種技術已趨成熟，已經具備產業化的基礎。”
　　
　　http://xys.dropin.org/xys/netters/Fang-Zhouzi/bkb/yuanlongping.txt
　　
　　看明白了嗎？如果有哪位讀者沒有理解方舟子那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想明明白白說出來但又沒有那個膽量的苦心，我不妨學學肉唐僧，替他把話挑明：袁隆平發現水稻的雜交優勢不過是瞎貓碰到了死耗子，他對雜交優勢的機理根本就沒有研究，即使研究了也搞不明白。國際上給他頒獎，并不說明他的學術水平有多高，相反，是在宣告“傳統育種時代”已經走到了頭，以后就是轉基因技術的時代了。而中國張啟發研制的“抗蟲轉基因水稻規模化育種技術已趨成熟，已經具備產業化的基礎。”
　　
　　淺薄無知的方舟子當然不會知道，不僅就目前而言，即使是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任何“轉基因育種技術”，都離不開“傳統育種方法”。當年世界上第一個商品化轉基因植物，——Flavr Savr西紅柿——，最后之所以夭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Calgene沒有注意到“傳統育種方法”的重要性，結果耽誤了商機。(見：Charles, D. Lords of The Harvest. Perseus Publishing. 2001.)而張啟發的抗蟲轉基因水稻，其育種技術也是以“傳統育種方法”為基礎的：張啟發等人用抗蟲基因轉化的是水稻恢復系明恢63，它與另一親本雜交，才能夠產生供大田種植的“抗蟲汕優63”。方舟子以為所謂的“轉基因育種”只要把目的基因轉移到植物之中就萬事大吉了，簡直是愚昧無知得可笑。請問方博士，體外受精技術早已成熟，你是不是要拋棄傳統的人類繁殖方式，而采用這個更科學、更“屬於未來”的新技術來繁殖自己的后代啊？
　　
　　為了保護一個觸犯了國法的“轉基因科學家”，方舟子不惜誣蔑貶低一位對中國社會有著巨大實質性貢獻的科學家，可見轉基因對他是何等重要，也可見他已經喪心病狂到了何種程度！當然，我們更可以看清方舟子所謂打假的實質：不過是在假打假、真保假，以假打假，打真保假！

附文2：相關新聞

沃爾瑪出售非法轉基因大米

2010-03-15 　來源: 網易探索

http://discover.news.163.com/10/0315/10/61QGB5J1000125LI.html

北京，2010年3月15日：在國際消費者權益日當天，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公布了最新的《超市生鮮散裝食品調查報告》，調查發現沃爾瑪出售非法轉基因大米、伊藤洋華堂超市出售非法轉基因木瓜，同時其蔬果樣品上還被檢測出含有國家明令禁止生產和使用的農藥。

網易探索3月15日報道 北京，2010年3月15日：在國際消費者權益日當天，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公布了最新的《超市生鮮散裝食品調查報告》，調查發現沃爾瑪出售非法轉基因大米、伊藤洋華堂超市出售非法轉基因木瓜，同時其蔬果樣品上還被檢測出含有國家明令禁止生產和使用的農藥。綠色和平要求沃爾瑪和伊藤洋華堂立即采取行動，切實承擔起為消費者提供安全健康食品的責任，為消費者提供放心的購物環境和安全的食品質量。

此次的調查在我國8個城市的9家大型連鎖超市的19個門店展開，綠色和平在其生鮮散裝產品（蔬菜、水果和大米）柜臺隨機購買了83份樣品，并委托有資質的專業檢測機構對這些樣品分別進行轉基因成分檢測和農藥殘留檢測。“轉基因食品一直備受爭議，許多研究報告對其長期安全性提出警示，并表明轉基因食品對健康具有不可預知的后果。”綠色和平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王偉康說。

中國農業部在兩會期間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強調，目前我國仍未允許轉基因大米的商業化生產和進入市場流通。“顯然，此次在湖南長沙沃爾瑪超市黃興南路分店出售的轉基因大米屬于非法轉基因大米。”王偉康指出，“與此相類似的，依據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四川成都伊藤洋華堂超市雙楠店出售的轉基因木瓜也屬于違法出售。”

除了違法的轉基因大米和木瓜外，此次調查的超市出售的蔬果中還發現了危害較大的幾類農藥，而超過三分之一的被檢測食品樣品上混合農藥殘留十分嚴重。來自包括這兩家在內的多家大型連鎖超市的豇豆和草莓等生鮮蔬果上，甚至殘留有國家已經明令禁止生產或使用的農藥以及違法使用的農藥。其中，問題最為嚴重的是伊藤洋華堂超市。在北京伊藤洋華堂超市西直門店抽取的草莓樣品上，檢測出含有國家明令禁止生產和使用的農藥甲胺磷。

同時，王偉康表示，沃爾瑪和伊藤洋華堂這些超市完全可以做到為消費者提供更加安全健康的食品。在中國違法出售散裝轉基因大米的沃爾瑪超市，在英國已經向消費者做出“非轉基因”政策承諾，即不會向英國消費者出售任何轉基因產品；而在中國農藥殘留問題嚴重的伊藤洋華堂超市，在日本已經建立了完善的產品追溯和控制體系，并且承諾將其產品上的農藥使用量減至平均值的一半。“超市的這種政策對中國消費者顯然不公平。”王偉康質疑道。

案例:綠色和平調查湖北擴大種植轉基因水稻

http://tech.163.com/06/0303/10/2B9JODDS00091537.html

為了推廣可再生能源，綠色和平開展了“拉風行動”

披露香港新界地區存在國際電子垃圾轉運中心；指責惠普公司在產品中使用有毒物質；反對金光集團APP在海南省采林；調查湖北省擴大種植轉基因水稻，并將調查報告提交給農業部……2005年綠色和平在中國的活動逐漸活躍，參與的很多事件都吸引了公眾和媒體的關注。綠色和平，它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組織？

“以高調、非暴力直接行動來引起及提升公眾的關注和討論”———綠色和平這樣介紹自己

2005年，綠色和平項目組對湖北非法擴大種植轉基因水稻的行為進行了歷時4個月的調查，并先后撰寫了兩份調查報告，通過媒體向社會公布，并遞交給農業部，而農業部也一直在對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問題進行討論和評估。當時農業部針對綠色和平所遞交報告的回應是，報告的科學性和真實性還有待證實。也有人指出，綠色和平在此時發布關于轉基因水稻的調查報告居心叵測，是在制造一種輿論氛圍。一時之間，轉基因水稻和綠色和平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綠色和平究竟為何如此關注湖北轉基因水稻事件，一份調查報告的出爐，綠色和平要經過哪些調查步驟？他們又如何保證報告的科學性和真實性呢？

湖北調查轉基因水稻

線索源自美國《新聞周刊》對中國科學家張啟發的采訪

“2004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國《新聞周刊》(國際版)采訪了中國從事轉基因研究的科學家張啟發。這篇文章引述張啟發的講話‘在進行著中國最大的轉基因水稻田間試驗的武漢，‘一家種子公司獲得了轉基因水稻的種子，并已經開始向當地的農民銷售。’張表示至今已有超過100公頃轉基因水稻在種植。”

就這樣，湖北轉基因水稻進入了中國綠色和平的視野。項目組負責人馬天杰告訴記者，農業部并沒有批準任何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如果有公司向農民銷售轉基因水稻，肯定屬于違法行為。

于是，歷時4個月的調查真相行動開始了。

第一次湖北調查，購得40公斤抗蟲稻種

2005年2月5日，在武漢種子一條街(武漢中山路)，調查人員走訪了大約七八家賣水稻種子的公司。他們發現，有一半以上知道“抗蟲汕優63”, 同時表示知道是轉基因品種。其中，三家種子公司透露，在前一年已經開始售賣，而且過年后還會有新的種子售賣。

第一次湖北調查，綠色和平還是得到了40公斤抗蟲稻種。春節過后的兩周左右，遠在德國的基因時代公司下屬實驗室傳來了檢測結果———確認該種子為轉基因水稻種子。

第二次調查，找到種植轉基因水稻的地區

2月25日，綠色和平調查人員再次來到了湖北。一樣是短暫的三天時間，這一次，調查人員來到了武漢市江夏區五里界鎮。

這里，剛過完年。農民們已經開始忙著購種了。近2年，他們大量種植抗蟲稻，“而這些種子的包裝還不止一種。”馬天杰告訴記者，農民對于轉基因的東西是完全沒有概念的，他們對種子的看法是，確實有抗蟲的效果，但是并不知道這個種子是轉基因的。

這一次湖北之行，綠色和平調查人員找到了種植轉基因水稻的地區，而且武漢市場、江夏區各鎮市場、松滋市場上均有抗蟲稻銷售。

將采集到的25個樣本送到權威機構進行檢驗

3月18日，第三次湖北調查開始了。

在云夢市，一種被當地稱為“藥稻”的水稻在一年前就有農民開始種植了。綠色和平將田里的水稻、云夢和武漢大米市場及加工廠的大米進行了采樣。

“后來發現大量樣本為轉基因Bt陽性。其中，江夏區國誠米廠等所產大米所受污染最為嚴重。”馬天杰透露。

這一次，綠色和平不僅找到了除武漢之外的轉基因水稻種植區，還發現了在市場中流通的轉基因稻米。4月5日，綠色和平開始了調查報告發布前的最后一次湖北之行，時間僅有兩天。

武漢市江夏區國誠米廠老板告訴綠色和平，該廠所產的大米銷往福建(福州和廈門)、廣州。在武漢市武南及徐東糧油批發市場，綠色和平發現其大米除了供應省內的零售市場，也有運到其他省市，主要是南方市場。

四次湖北實地調查，綠色和平向權威檢測機構德國基因時代公司下屬實驗室一共送檢了25個樣本，19個樣本在DNA檢測中呈陽性，為轉基因水稻。其中，5個樣本為水稻種子，4個為稻谷，10個為大米。

實驗室緊接著又開始了第二輪檢測。

這是對19個被檢測為轉基因水稻的樣本進行Bt蛋白的測試。到2005年4月13日，實驗室只是完成了2個Bt蛋白測試，但2個樣本對Bt蛋白都呈陽性結果，它們為轉Bt基因抗蟲稻。

兩份調查報告相繼發布，第一份報告同時遞交農業部

2005年4月13日，綠色和平對媒體發布了《非法轉基因水稻污染中國大米》調查報告；這份報告同時被綠色和平遞交給了農業部。

兩個月后的2005年6月13日，綠色和平發布了《非法轉基因水稻污染中國大米第二次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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