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周刊》：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應當慎行

蔣高明

本文以《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應當慎行》為題發表于《中國周刊》2010年第2期(總第115期), P 60-61

        在全球科學界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存在激烈分歧、各國政府對其嚴格限制的大背景下，中國有關方面卻悄悄地為轉基因水稻、玉米的商業種植發放了通行證。此事經媒體曝光后，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問題再次引起輿論關注。不久前，農業部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三名委員做客人民網，逐條駁斥媒體對轉基因作物的“質疑”。在他們眼里，轉基因食品不存在什么風險，可放心食用。他們批評媒體和公眾的負面輿論，阻礙了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進程。
針對專家們擔憂的“如果轉基因作物的基因通過授粉等途徑向四周‘漂移’，可能會引發生態危機”的問題，生物安全委員會辯稱：2020年我國糧食要比現在增產10%，而過去10年中國糧食增產僅為2.5%；常規育種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可是單靠常規育種不行；就目前全球資源少人口多的現狀來說，轉基因是解決糧食短缺現狀“唯一可取”技術；就中國制定的2020年新增糧食產量500億公斤的具體目標來看，轉基因技術商業化也是必由之路。

        上述所謂的答媒體疑問明顯是答非所問，有意轉移話題，而且“轉基因是提高糧食產量的唯一選擇”的觀點，也缺乏科學依據。

轉基因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水稻增產問題

        根據農作物種植的科學法則，影響糧食產量的因素包含“水、土、肥、種、密、保、管、工”八個方面，轉基因僅在“種”上做文章，其它要素則以生態和人為因素為主。顯見，轉基因僅占糧食構成要素的八分之一，而非唯一。多年來，限制我國糧食產量的因素在于人而不在于技術。由于種地不賺錢，農民不愿意伺候土地，用地不養地，單純依靠化肥，造成地力下降才是造成糧食產量下降的主要原因。過去30年來，我國耕地退化程度已遠超過過去幾百年，恢復地力需要大量有機肥還田，精耕細作。而轉基因是在大農藥、大化肥、專用除草劑的基礎上做“種”的文章，會讓人越來越賴，地越種越瘦，成本越來越高，導致農作物種植惡性循環。

        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從過去的300多公斤/畝，提高到700多公斤/畝，現在逼近900公斤/畝，那才是真增產。轉基因水稻只是對蟲害有所控制而已，與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相比并不增產，且連續種植幾代后畝產量就會越來越低。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已覆蓋了中國水稻種植面積的57%，即6000萬公頃；雜交水稻平均產量為7.2噸/公頃，比常規水稻單產高出1.4噸/公頃。我們放棄推廣非常成熟的雜交水稻的優勢，而轉向風險重重的轉基因水稻，實非明智之舉。
我們說轉基因作物不能增產，看美國的例子就知道了。美國是掌握轉基因技術最早、最多的國家，其技術遠比中國先進，但該國糧食總產量僅3.63億噸，遠低于中國5.01億噸；中國糧食單產為278公斤/畝，美國只有125公斤/畝。美國擁有全球最先進的農業技術包括轉基因技術，耕地還比中國多11億畝，為什么其糧食無論單產還是總產，反而不如中國呢？答案就在于“人”身上而不在“武器”身上。

        糧食產量的決定要素，一是單產，二是播種面積。在單產增幅不大的前提下，播種面積或播種季節減少導致產量下降。過去10年中國糧食增產僅為2.5%，不是品種不行，而是農民不愿意種地。如果農民改“兩季稻”為“一季稻”，再好的品種也保證不了產量，包括轉基因種子。

 轉基因水稻存在的風險不能忽視

        科學家們之所以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存在嚴重擔憂，原因在于某些抗蟲轉基因作物含有一種BT毒蛋白物質，蟲子食用后會被毒死，因而能夠產生防蟲效果。但水稻是人類的主糧，昆蟲無法下口，人類長期食用難道沒有害處嗎？即使對實驗動物，也不是沒有問題的。1998年，匈牙利籍英國科學家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在電視節目上宣稱，用轉基因馬鈴薯喂養大鼠，導致大鼠體重及器官重量嚴重減輕，免疫系統被損壞。這個實驗結果公布后，普斯陶伊教授受到排擠離開了英國羅威特研究所。但他被除名后，很多科學家出面為其辯護，極力維護其科學家的人品，他的文章也在著名醫學雜志《柳葉刀》上重新發表。英國皇家學會最后組織專家調研，也沒有完全推翻他的實驗結論。

        轉基因食品安全不止“轉基因馬鈴薯事件”一個案例。2007年，法國科學家證實：孟山都公司出產的一種轉基因玉米對人體肝臟和腎臟具有毒性。2008年，美國科學家也證實了長時間喂食轉基因玉米，小白鼠的免疫系統會受到損害，該研究成果發表在同年《農業與食品化學》雜志上。2009年12月22日，法國生物技術委員會最終宣布，轉基因玉米“弊大于利”，這等于轉基因作物種植在法國被永久廢除。

        轉基因作物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即基因污染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2001年發生的“墨西哥玉米基因污染事件”、2002年的“轉基因玉米混進美國大豆事件”、2006年“轉基因大馬哈魚逃逸事件”，等等，都成為轉基因作物（動物）實驗或商業化種植過程中，基因污染對生態環境影響的典型案例。

        由此可見，轉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確定性：一是轉基因對生命結構改變后的連鎖反應不確定；二是轉基因導致食物鏈“潛在風險”不確定；三是轉基因污染、增殖、擴散及其清除途徑不確定。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帶頭將Bt基因轉入13億人的主食，害莫大焉！轉基因生物一旦出了問題，根本無法控制，所轉移的基因不會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轉基因水稻商業化其利在“商”

        既然轉基因作物存在那么多不確定因素，為什么還有人樂此不疲呢？答案就藏在轉基因作物商業化中的“商”字里頭。在轉基因作物無形利益鏈中，科學家、種子公司、專利持有人、轉基因專用農藥和肥料公司等，早就將目光盯在轉基因作物商業化后的巨大利潤上了。僅就轉基因研發而言，我們從2008年就啟動了名為“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的科技重大專項，這是一個與大飛機研制并列的重大項目，研究資金高達200多億元。有些轉基因項目主持人一下子就控制了上億元的科研經費，隨便與轉基因沾邊的研究人員也有幾百萬的經費可以支配。

        對生物公司而言，商業化研發轉基因作物，引領了植物轉基因技術發展的潮流，為公司收獲了巨額經濟利潤，從而形成了一套動力機制。轉基因水稻目標并不在“種子”本身，其背后的化學產品，農藥、化肥和除草劑，也會給生物公司帶來滾滾利潤。如轉基因大豆就需要“開小灶”，除了照樣使用大量農藥、化肥外，在雜草控制方面，還需使用專用除草劑——抗農達。這種除草劑，農民只能向他們購買。而讓人家賺錢的同時，苦果卻留給了當地農民。孟山都專用農藥不僅殺死了阿根廷的莊稼，還傷害了牲畜，造成動植物畸形。長期接觸那些農藥，人也頻繁出現惡心、腹瀉、嘔吐，造成皮膚傷害。

警惕“科學利益共同體”危害

        以生物技術公司為背景的轉基因科學家群體，形成了特殊的“科學利益共同體”。受雇于生物公司的某些所謂“自由撰稿人”，在倡導轉基因方面呼聲頗高。一些人士鼓吹，轉基因食品安全、綠色、營養全面，而且能解決世界糧食危機；在中國銷售轉基因食品，完全可以不加標注；反對轉基因的人都是無知的、反科學的、制造恐慌和玩弄陰謀的分子；對于支持轉基因的人，都是無私的、正直的和為科學獻身的。

        “科學利益共同體”維護其團體利益的過程，就是剔除異己的過程。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的很多專家，持有轉基因專利，或正在申報專利，有些還有自己的轉基因公司。這樣，他們就不愿意聽到反對的聲音，也不愿意公開討論。他們對公眾顯示的實驗結果是，轉基因水稻對試驗動物大鼠未見不良影響，據此推測出轉基因水稻對人體沒有負面影響，長期食用無任何危害。

        “長期食用無任何危害!”，這樣輕描淡寫的言論顯然是不負責任的。世界上還沒有一例長期安全食用轉基因稻米的成功例子。對轉基因技術的科學研究，作為高技術儲備我們當然需要重視，面對轉基因水稻將要進行商業化種植，讓其進入食物鏈，則事關每一個人的健康和我們的子孫萬代，必須慎之又慎，絕不能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犧牲公眾利益和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

        “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如果罔顧安全問題，只為眼前商業利益，那么，轉基因水稻等主糧的商業化推廣，很可能就是利在當代，禍及千秋的愚昧之舉，應當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