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醫保體系不值得中國借鑒

甘道夫按：

丹尼爾-麥克法登先生是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身為一個外國人，能夠對中國的經濟狀況有如此了解，并提出對中國人民有實際意義的建議，我認為這是難能可貴的。

再看看中國的“專家”、“教授”、“精英”、“大師”們，又是什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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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法登：美國醫保體系不值得中國借鑒

網易財經1月14日訊 首屆網易經濟學家年會(NAEC)今日舉行，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首次共同來華，與厲以寧、茅于軾等國內50位頂級經濟學家共同對話和交流。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麥克法登在中西對話論壇二中表示，為了維持經濟高增長，中國必須擴大國內需求。這就要求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增加從最不發達國家進口便宜的產品，改善匯率政策，對銀行進行審慎的監管以減少風險。他認為，為保持經濟增長的動力，中國需要建立綜合的全國保險和社會保障計劃，減少私人儲蓄，鼓勵國內需求。

麥克法登認為，目前中國的社會醫療保障體制與美國相似，是一種以雇主為主體的制度。他認為，美國衛生保健制度的發展模式不是中國借鑒的榜樣。中國幾乎是從零開始，所以應當更好地設計衛生保健制度而不是采取市場導向的機制。

他還指出，中國經濟增長存在五方面障礙。一是工資收入的不平等；二是進口產品的高成本，這是因為中國匯率政策的關系，它影響了中國國內產品和工資水平；三是鼓勵國內產品向國外銷售；四是由于退休和健康關系使個人消費者面對風險；五是金融領域缺乏透明制造了高儲蓄，影響了國內需求。

以下是丹尼爾·麥克法登先生的發言實錄：

我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和大家討論關于中國經濟的故事，在過去30年，中國經濟經歷了經濟自由化和以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目前我們所面臨的全球經濟衰退影響了各國，包括中國。但中國的增長還是比其他發達國家在沒有經濟衰退之下的增長（更強），中國增長的表現主要是通過債務支持政府支出，也避免了經濟被太過影響，另外，匯率的措施有效降低了人民幣的價值，在過去兩年中支持中國的出口。

今天我要討論的是怎樣的經濟引擎能使中國持續其經濟增長，我要討論的是比較長期的結構，視角。首先來看中國碰到什么樣的狀況：這張是1985年到2004年人均GDP的圖，這些是到2008年的實際數據，國際貨幣基金延伸到了2014年，這是根據1992年到2005年的增長而制定的。一些國際機構提出的數據會不斷更改，但我們清楚看到這是一個趨勢，盡管數據不完全準確。

在這里我看到，兩個發達國家（法國、美國）的人均GDP和另外三個發展很快的（國家）巴西、印度和俄羅斯，再加上中國，他們是金磚四國，如果中國可以保持這樣的經濟增長，在2016年就會超越巴西，2014年超越俄羅斯，（超越）法國是在2023年，在2041年就超越美國了，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根據中國目前出口拉動增長（的模式），是不可能達到這樣的成果的。

在這里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幾個國家的開放性，開放性是出口加進口除以GDP得到的比重，這里是不斷往上的曲線，在全球化進程中，這些國家（的發展）越來越快，中國比印度和巴西開放，也比俄羅斯開放，這表示了全球貿易是多么重要，中國進口的數據已經占到了發達國家中重要的消費比重中。

在短期來說，中國的發展被限制，因為發達國家的經濟出現了問題，尤其是因為衰退而誘發的保護措施，下來看這幾十年，如果發達國家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增長，就不會限制中國的出口，如果中國在接下來幾十年也保證百分之九的增長，需要增加相當的內需。接下來幾十年中，消費是更為重要而且風險較低的增長方式，而不是依賴出口拉動增長。

下面這張圖是我要比較消費在GDP上的比重，其他國家消費占GDP的比重是百分之五十至七十，如果按照索洛增長模式這個最理想的增長方式（來比較），在一些成熟且有相當技術進步的國家來說，一般是這個區間，但中國這個數字遠遠低于百分之五十，它反映中國把主要投資都投到了出口產業中，而且中國人有很高的儲蓄率。

需要扭轉這個模式，我們需要的就是結構性的改變。

我們需要怎樣推動國內需求以使我們能長期獲得百分之八到九的平均GDP增長呢？在這里我列出了中國一些主要的障礙，然后評論一下中國經濟里對于風險的管理以及它與中國國內需求增長的相關性：

一是工資收入的不平等；二是進口產品的高成本，這是因為中國匯率政策的關系，它影響了中國國內產品和工資（水平）；三是鼓勵國內產品向國外銷售；四是由于退休和健康關系使個人消費者面對風險；五是金融領域缺乏透明性創造了（高）儲蓄，還有財政的風險，這當然也會影響國內的需求。

盡管中國沿海城市十分現代化，但農村和西部地區還是十分欠發達，很多中國人還生活在貧困當中，根據世行2006、2007年的數據，還有2.19億人和16.6%的中國人生活在極度貧困當中，每天少于五塊錢，如果少于五塊錢的人是六億兩千萬人，大概是人口的百分之十七，這些人都是十分脆弱的群體，即使是很小的災難也使他們沒有辦法支付得起保健和教育。基尼系數是測量收入不公平性（的工具），中國的基尼系數是百分之四十五，比美國、歐盟更為不平等，除了尼泊爾以外，（這個數字）是亞洲最大的。在我所比較的國家中，巴西也是這樣的情況，因為他們有貴族，所以有不平等，中國也有來自技術和出口的增長。

在中國有很多缺乏競爭力的人，低學歷低技能，他們的工資也變得越來越低，要拉動內需繼續增長，很重要的就是使這些低技能人的收入增加，提高非正式領域工人的收入來拉動內需。

也就是說，我們要使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但不影響高收入人群目前得到的激勵措施，比如鼓勵企業家創業精神和生產率，但也要改善對貧困人口的教育，改善國內移民、改善農民工的狀況、地方政府要改善創業環境、投資環境，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和西部地區。

中國要把以前的成功措施、成功經驗重新用于中國西部和農村地區。

在很多發達國家，比如美國的一些成功措施也可以考慮在中國使用，因此地方政府必須要鼓勵私營企業而不要（征收）不必要的課稅，中央需要（出臺一些）措施避免省與省之間的對抗。

中國的匯率措施是與美元掛鉤的，以至于它的產品比發達國家（生產的產品）便宜，在過去幾年中，美元的匯率低于歐元，人民幣比其它國家貨幣的價值低，當然這也驅動了中國的出口，讓中國避免向其它發達國家一樣陷入衰退的狀況，但它也有一些對中國不利的影響、對中國的貿易伙伴有不利的影響，一些國家從不發達國家進口產品（的量）是很高的，這是一些以勞動力為代價的低成本產品，發達國家也沒有辦法把他們的產品銷進中國市場。

中國不僅僅要生產材料，還要從最不發達國家進口消費品等，中國面臨的挑戰是要重新調整國家的匯率政策，進一步促進以國內需求帶動的增長，而不僅僅是用來促進出口，這樣做有兩個好處：

一是可以減少風險，中國也會受到貿易伙伴的影響，因為貿易伙伴會因為衰退壓力產生貿易保護主義。

二是可以增加從發達國家的進口，以更低的成本從欠發達國家進口，中國將會發展，這將促進欠發達國家的發展，使這些國家成為中國穩定的貿易伙伴。

為了促進國內市場的發展，要求國內市場能達到較高的規模，為了做到這一點，生產廠家需要把商品賣到全國各地而不遭受到監管或稅收的障礙，比如全國零售商可以去全國各地銷售，如果中國使用日本的模型，可能會導致日本那種國內需求的滯脹。

同時，中國國內產品的質量也需要提高，需要加強對安全的監管，提高品牌的知名度，還需要促進國內消費品的增長，比如為本國居民生產較便宜的汽車，還必須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高產品升級換代的水平，這方面的挑戰就是為大規模國內便宜產品的生產創造好的環境，就像中國出口產品一樣，但質量要提高，現在在舊金山買中國制的商品可能比在北京買還要便宜，為了促進國內市場的發展，這種局勢必須改變。

我們面臨的挑戰是促進國內產品的生產朝中西部轉移，使得農民能被納入到正規的生產部門中，提高他們的工資，促進國內的（消費）需求，這已經是中國的政策了，如果國內需求要領導增長，對于國內市場的發展就應當給予優先的考慮。

中國有一個特點我感到非常擔憂，缺乏適當的社會保障體系，尤其是對于退休人員和衛生保障方面，過去的國有企業很難為工人提供終身的安全防護網，而他們未能滿足的需求只能由政府部分滿足，這就帶來很大的風險，他們不得不靠儲蓄來養老，這種風險是可以分散的，因為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社會保險。

政府已經認識到了衛生保險、健康保障的需求，現在的挑戰就是盡快實施國家社會保險計劃和健康保險計劃，并且要設計的適當合理，待會兒我會談一談農民以及農民工的問題，同時也需要提高地方治理效率，使之更好地為老人和病人提供服務，而迄今為止，地方政府的服務質量還是有待提高的。

下面談一談中國的社會保障和健康保障問題，從1979年以來，中國的安全保障網實際是弱化了，現在主要是靠私人和地方部門提供保障，這樣消費者得到的服務非常不平均，而且結果也不好，影響了人們的健康水平。

在目前的收入水平之下，中國應當把GDP中更大的份額劃在社會保障和衛生保障方面，政府可以通過社會保障在各省之間更加均衡地提供服務，更好地服務于農村居民和農民工，這張幻燈片是世界健康保險的一些統計數字，這是世界衛生組織2005年進行的一項統計，其中包括6個發達國家，美國、瑞士、加拿大、法國、德國以及四個發展非常快的“金磚四國”，中國是紅色的，在健康方面，15到60歲之間的死亡率，我們培養年輕人非常耗錢，如果他們沒有正常工作就死亡，對于社會來說是一個雙重成本。

中國這兩個數據和其它國家相比還比較遠，但與美國、日本相差比較遠，在美國，衛生保健體制是私人所有，比中國做得好，但并沒有達到理想水平，錢花得不是地方。

目前的中國的社會保障體制與美國相似，是一種以雇主為主體、縫縫補補的制度，因此對中國來說，我的建議就是不要像美國那樣，美國衛生保健制度的發展模式不是中國借鑒的榜樣，中國幾乎是從零開始，所以應當更好地設計衛生保健制度而不是采取市場導向的機制。

中國每千人的醫生數量、衛生保健在GDP中的比例以及政府在衛生保健開支方面都非常低，與日本、加拿大、歐盟相比，中國需要在醫生數量方面翻一番，衛生保健方面的開支要翻番，國家要加大在衛生保健方面的開支，要大力調整衛生保健制度，這就要求未來20年的每年，衛生保健部門都要有百分之二十、三十的增長，同時也需要結構調整。

我對設計保障體制提幾個醒，中國目前的制度是根據美國經驗設計的，我的第一個經驗是，無論是公有還是私有的社會衛生保健都很難把經濟問題平衡好，這不單是中國的問題，如何在做到控制成本同時又保障他們的利益，這是很困難的，設計不好，很可能會引起反向選擇，為了避免這個問題，有幾個政策方面的選擇。

首先，保險是強制性的，同時要對保險進行補貼，對合同進行監管和標準化，第三是把災難性和保險和保證性的保險結合起來，采取措施促進人們遵守規則，對退休者來說，應當把以扶貧為主政策和以業績為主的保險結合起來，避免這種道德方面的風險。

設計農村居民和農民工（的保險）在中國衛生保險體制時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因為全國各地收入水平差別很大，費用差別很大，不同國家的繳費水平差別很大，如果全國得到的利益統一，農村居民可能會得到多于他們繳費的受益。

舉例來說，糖尿病醫療應當就地治療，與他們的收入掛鉤，與地方的治療費用無關，應當設計這樣一種制度。地方之間實行統籌實際上不太可能，因為這需要城鄉間的調整分配，最好是全國統籌，比如政府向居民發放醫療保險券，讓他們就近醫療，這樣設計可能會有問題，但它可以處理農民工的問題，現在有1.2億農民工，他們的家鄉不管他們，而他們工作的地方也不管他們。

最后一個國內增長的障礙就是金融部門缺乏透明度，由于國內資本流動的控制，中國受到國際金融的影響不大，但國內金融市場是缺乏監管、缺乏透明度的，個人儲蓄遭受了很大的風險，因為金融部門投資于什么地方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監管，可能會遭受到泡沫（破裂）的風險，同時金融風險也可能轉移到政府部門，對于這樣的風險需要居民更多儲蓄，也就減少了消費。

中國面臨著美國所出現的資產泡沫風險，同時也需要（避免）不良貸款以及貸款之后遇到的問題。

要對銀行進行監管，需要加強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減少負債率，同時對反向選擇進行控制，控制道德風險，同時需要改善金融工具的風險以及金融系統的透明度，避免信貸過度擴張，最后應當把系統風險管理變成貨幣政策的重要目標。

經過我簡單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到，為了取得高增長，中國必須擴大國內需求，這就要求提高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進口國外便宜的產品，改善匯率政策，對銀行進行審慎的監管以減少風險，現在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就是需要建立綜合的全國保險和社會保障計劃，減少個人的風險和私人儲蓄，鼓勵國內需求。

謝謝。

(本文來源：網易財經 作者：何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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