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國六十年來，中國的社會形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的階級生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已經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方向，改變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方式，對此，我們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中國的無產階級先天不足，它誕生在一個荒誕的年代，不僅受到本國資本特別是官僚資本的壓榨和剝削，有相當一部分還直接被外國資本所奴役，而外國資本的背后是船堅炮利的資本主義列強，這就使得在階級力量的對比中，無產階級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相對而言十分弱小。這種不對稱的力量對比，造成了無產階級不能單獨完成中國革命的歷史現實，以城市為中心的無產階級革命屢戰屢敗。 官僚和買辦資產階級的這種近乎畸形的強大，不僅造成了中國無產階級的體弱多病，它們還把剝削的黑手伸向廣袤的中國農村，造成了中國農民的大量破產和貧窮，使他們在生產資料的占有方面與無產階級近乎同一，這種同一性客觀上決定了農民階級和無產階級近乎相同的社會地位，因此，他們能夠迅速接受無產階級的先進思想，并與無產階級結成神圣的同盟，這個同盟一經登上歷史舞臺，就使中國的階級力量對比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這個同盟就是著名的工農聯盟，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中國革命迅速取得了勝利，中國共產黨就是這個聯盟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它的理論核心就是毛澤東思想。 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即新中國的建立，農民階級、無產階級在推翻或消滅它們的剝削者的同時，事實上也消滅它們自己，他們不再是破產農民，也不再是沒有生產資料的無產者，他們贏得了土地贏得了工廠，贏得了全中國。經過了以社會主義改造為主要內容的公有化過程，中國進入了公有制經濟的時代,公有制經濟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所有生產資料為全體人民所共有，農民也是地主，工人也是老板，以往的階級結構在這里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這也是這種所有制和以往任何形式的所有制的根本區別。 因此，嚴格說來，在完全的公有制社會，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客觀上都已經被消滅了，雖然各自階級的思想還長期存在。全體人民，在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上，是平等的，無一例外，這就決定了他們在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中的地位是平等的，人和人的差別只是分工的差別，而沒有階級的差別，如果我們不能突破傳統的思維方式，一定要對這個社會的階級關系做一個判斷，那么，大家都屬于一個階級，這個階級叫“共產階級”，共同擁有所有資產。這個階級的產生，標志著人類已經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紀元。 共產階級的主體是原來的工農聯盟，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后來加入了被剝奪了資產的所有剝削階級成員，這就決定了階級斗爭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新中國的階級斗爭首先表現在思想和文化領域，“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就是兩種比較激烈的斗爭形式，是必然性中出現的偶然現象，打退公有制的反對力量特別是復辟力量，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但是，我們并沒有真正從理論上解決“共產”的問題，階級稱謂上一直沿用革命時期的劃分，以至于，雖然確立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也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但這些都只是停留在政治的層面，停留在憲法里，并沒有完全落實到人們的經濟生活之中，也沒有用法律的形式把“共產”確定下來，人們甚至沒有對資產擁有“所有權”這個概念，以至于后來，當國營悄然變成國有的時候，當以下崗的名義把工人趕出工廠的時候，即當人們的所有權被剝奪的時候，我們的人民還渾然不覺，至今理論界也不愿意有所提及。 即便在當時，這種理論的缺失，也在實踐中引起了深刻的社會矛盾，這就是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矛盾，這個矛盾堪稱公有制社會的基本矛盾。我們應該充分肯定按勞分配在調動勞動積極性，甚至在促進社會正義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但是，離開了共產這個的前提，片面強調按勞分配，就自然會推論出“不勞動者不得食”的極端理論，而這個理論曾經是一個很時髦的理論，甚至成為一時的政治口號，并被貫徹到了生產實踐之中。一塊土地，為生產隊全體社員所共有，一個社員因病或因沒有成年要讀書，沒有參加勞動，因此沒有分得一粒糧食，看似公平，其實那些勞動者無償耕種了這個社員的土地，也就是說，他們事實上暫時剝奪了這個社員的土地所有權。不是收租子，也不是榨取剩余價值，而是勞動，勞動也成了剝削的手段。看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里產生的按勞分配思想，到了公有制社會，并不是拿來就可以用的。沒有耕作，但對土地有所有權，沒有上工，但對工廠有所有權，什么也不是，但對共和國有所有權......。盡管這些所有權只占全部所有權的若干分之一，若干億分之一，也不容被忽視，國家是人民的，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集體或全民所有制，也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要有實質的內容，否則，就把國家和人民嚴重地對立起來了,就會回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年代。 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這種矛盾，不僅可以帶來新的不公，甚至可以帶來道義上的問題，大家都知道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嚴重后果，任何生產資料都為全體和部分人民所共有，人民有權從中得到相應的回報，這是公有制社會的基本人權，也是我們所說的共產階級的基本利益，國家只是這種人權的維護者，這種利益的管理者，這就決定了公有制國家的根本特性是為人民服務，無意或有意地用國有代替公有，就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的這一特性。另一個層面，勞動和分配的關系問題，不僅是理論問題，主要是實踐問題，在很多情況下還是個技術問題。質上不同的勞動如何在量上比較，質上相同的勞動如何做到公平的計量，勞動時間、勞動結果、勞動強度，哪一樣可以做為按勞分配的依據，甚或是有一個綜合的依據，解決這些這些問題，需要技術，有時還需要歷史的等待，因為計量可能比勞動本身更復雜，可能在現在條件下無法解決，需要未來的技術來解決。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理論界頑固地堅守一個教條的偏見，認為勞動計量的依據是勞動時間，這種不顧各種勞動形式的具體性，只從經典著作里學來的方法，給我們的公有制經濟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在近乎原始的手工條件下，一群人在同一個土地上耕作，如果只用勞動時間給他們的勞動計量，就造成了出力多少一個樣，技術生熟一個樣，這樣做的后果，就是公然的消極怠工，出工不出力，有些生產隊，雖然也對勞動力進行了劃分，劃分為男勞力和女勞力、主要勞力和輔助勞力等，但這并沒有解決按時間計量帶來的問題；在按時間計量的工廠里，機關里，在任何企事業單位，都存在過或存在著這種消極怠工的現象，這一點，許多人還記憶猶新。 以時間計量的按勞分配，極大地影響了社會生產，這個制度后來被形象地稱為“大鍋飯”，但同樣是大鍋飯，在農村和城市的結果很不相同，即在公有制的兩種形式里，結果很不相同。在工廠，大鍋飯影響了產量卻沒有影響工人的收入，起碼沒有影響眼前的工資數量，因為他們是固定的工資，因此，勞動其實被異化為一種分配的權利，只要在職，到月底就有權領工資，而不管他的勞動貢獻，這樣以來更加劇了消極怠工，造成惡性循環；農民就沒有那樣幸運，大鍋飯影響的是產量，而產量直接決定年底的勞動分紅，決定大家能否吃飽肚皮，因此，勞動的消極怠工和分配的不滿足，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尖銳的矛盾。 正是這個矛盾，使社會爆發了一種變革分配方式的沖動，這個沖動既是對教條主義的挑戰，也構成了中國改革的原始動力，而且，必然地發生在中國農村，不是按時間計量，而是創造近乎相同的勞動條件，以勞動的結果計量，用這種方法實現多勞多得，實現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這就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從而實現整個農業的增產增收，這便是那十八位農民的生死契約，便是小崗村的包產到戶。這種按勞分配的形式，一經產生便迅速為中國農民所接受，從而引發了波瀾壯闊的農村改革。 小崗的意義是偉大的，它的影響更偉大。把勞動和分配，土地公有制和分配，結合得天衣無縫，使中國農業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并迅速為其他行業所效仿，按件取酬、獎金等詞匯，一時間就成了八十年代初期最時尚的詞匯，而更偉大的意義，是對中國人民的思想啟迪，原來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并不只有一個僵死教條的模式，而是允許創造發展的生機勃勃的方式。但和任何真理一樣，一個偉大的生產模式，如果應用到它原來的條件以外，一樣會變成荒謬絕倫的東西，近乎原始的手工生產、土地公有制以及組織起來的農民，是聯產承包的前提，離開了這些前提再提包產到戶，就會失去價值。機械化和科學技術的普及，已使規模農業成為必要，包產到戶形成的土地條塊分割已經成為農業發展的桎梏，人們又開始談論合作化和土地的連片經營，提出了土地流轉，或許只有這個時候，人們才想起我們中國曾經存在過的一種生產的組織形式，在那種形式里，由于合作而產生的“結合能”，不僅迅速結束了中國農民的混沌蒙昧的狀態，使農民以主人翁的身份參加生產勞動，有了現代文明的意識，也不僅把雷鋒們送到部隊，把王進喜們送到工廠，把袁隆平們送進學堂，而且，使中國農村迅速分化出了學校、醫院、農科站、宣傳隊等等一系列功能性組織，在農民中產生了空前的社會分工，促使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進步，這個組織的學名叫做“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與聯產承包沒有任何矛盾，也正是人民公社孕育了聯產承包，但是，在那“一包就靈”的年代，它作為農業大鍋飯的替罪羊，被犧牲掉了，一同犧牲的還有那些適合大規模農業的水利設施、電氣設施及許多基層群眾組織，甚至包括為中國農民解脫病痛的赤腳醫生，等等，而要重建這些設施和組織，再等三十年恐怕也未必能完全做到。我們在為孩子倒洗澡水的時候，把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到掉了，就連袁隆平這樣的人物，也不忘出來潑一瓢臟水，說是餓死幾千萬，云云。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包就靈被頂禮膜拜，真推廣到了荒謬的地步，費稅要承包、司法及違章罰款要承包、行政管理也要承包，等等,這就不只是一個因為完不成罰款任務而自殺的陜西交警隊長的問題了，這是在直接鼓勵違規執法和亂收費，甚至是在制造釣魚執法，而今，這樣的事還千萬次地重復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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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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