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30年，中國看重慶
作者：安慶仁 2009-12-12 發表于：博客中國
當一種模式變得僵化和頑固，盲目拒絕哪怕微小的改變，那么這個模式統治下的群落，誰能冒著風險率先突破，誰就能以很小的成本甚至是免費獲得潛在的閑置資源，從而為自己創造出發展的機遇和發展的空間，從普通走向非凡。
回顧廣東的成功，其實就很好的說明了這個道理。論經濟實力，當年的廣東，不要說與上海、東北不敢比，即便是四川，廣東也望塵莫及。廣東是沿海省份，毗連港澳，與臺灣隔海相望，今天看這是優勢，但在1978年以前，出于戰爭考慮，廣東吃了大虧。在解放后很長的時間里，國家投資的重點在西南，而蘇聯援建的項目大多數都選在了東北，所以廣東就成了沒人疼的孩子。
1978年廣東GDP總量全國排第6，與排第7的河北基本持平，僅僅相差1.6億元。當時排第一位的是上海，遼寧排在第4位，實際上這樣排序是不科學的，因為東北那時搞的是區域經濟，黑、吉、遼經濟一體化發展，所以東北三省不該分開計算，而是要加在一起計算才行，遼寧GDP總量229.20億，黑龍江GDP總量174.78億，億吉林GDP總量81.98億，東北經濟總量是485.98億。
公平的說，1979年廣東從中央要來的，僅僅是中央個別領導人口頭上并不十分明確的承諾：——可以試。但僅此便已經足夠了。所以這么說，并非筆者信口開河，而是因為當時中國社會內部埋藏著價值巨大的閑置資源。概括起來講，有如下五大資源：
一、人心思變。馬克思說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誰能順應民心，因勢利導，誰就擁有了世間最寶貴同時也是一筆最大的資本。這個問題，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整個80年代，國內各種各樣的人才，潮水般的涌向廣東，尤其是那些野心勃勃的家伙，像狂飆突進一樣，在廣東大地上掀動著創業的大潮。這個現象，正是道家所講的“無中生有”，大家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從一窮二白做起，把思想、智慧和勤奮轉化成財富。
二、有效的利用法律和政策的空白。當年步鑫生說過一句名言，在健全的法律也有空子可鉆。實際上當時的中國法律，用“一片空白”形容也不過分，因為那種法律，根本就不是為市場經濟設計的，所以一經面對市場經濟，當時的法律就漏洞百出了。但非常可笑的是，直到后來出現了賴昌星，法律界人士才如夢方醒，原來自己一直認為不會放過一個壞人的法律，其實是一個壞人也擋不住。正可謂，驚回首，窟窿大過天。
這雖然是個負面問題，但對眼疾手快的廣東而言，那可是一筆天大的財富啊。今天那些廣東的成功商人，很少有人敢說自己當年沒做過水貨。
三、城鄉之間和地域之間潛在著巨大的商機，不需要多大成本，只要把商品運過來再運過去，就能換來大把大把的鈔票。整個80年代，中國人穿的衣服如那種所謂的西服、所謂的毛衣、所謂的電子表、所謂錄音機、所謂的絲襪，等等，基本上都來自廣東的地攤。
靠倒買倒賣，廣東和廣東人就這樣迅速的完成了原始積累。
四、價格低廉的勞動力資源。陳小藝主演的《外來妹》，主題歌曲是楊鈺瑩唱的，又甜又柔：“許多的愛，可以拒絕，許多的夢，可以省略，可是我不能忘記心中的感覺……”一時風靡全國，但比她的歌更還要風靡的，是南下打工。
以今天的眼光看，外企和私企給的工資并不多，但大家還是爭先恐后的去，因為外企和私企給了人們足夠多的想象空間，——我的未來不是夢，正如這首歌。還因為，至少比國企的工資要高一大截，所以國企里的技術人員、普通工人以至于機關干部，紛紛辭職進外企和私企淘金。面對這股私而忘公的潮流，中央和國務院屢屢下發文件都制止不了，可見當時的外企和私企有多么大的魅力。
今天的情形正好相反，工人們從私而忘公變成了公而忘私，民營企業該好好的反思一下，千萬別走當年國企的老路，否則，早晚要被工人們拋棄的。不能讓工人實現夢想的企業，不是合格的企業；不能讓工人有夢想的企業，不叫企業，叫血汗工廠。
五、吸附效應和馬太效應。高效的經濟模式和盈利模式率先運行起來，就會產生強大的吸附效應，社會上所有的資源都會向心流動沒，從而誘發正向的馬太效應，——越富越有，越有越富。
這五大資源一直都存在著，但此前沒有人利用，所以這些資源就像暗河里的水，白白的流失了。而當廣東冒著風險率先突破以后，這些資源無疑就成了獨家套餐，而且還是免費的。不吃白不吃，廣東和廣東人當然要放開肚皮。
如果問廣東為什么成功，理論家和實踐者會給出一個標準答案，——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不錯，畫圈固然重要，可是后來我們發現，當這位老人在上海也畫了一個圈的時候，結局就完全不同了。為了把這個圈經營好，中央投入了幾萬億資金。而廣東，則完全是靠自身的財力發展起來的。
那么，為什么同樣畫圈，而結果卻完全不同呢，答案其實很簡單，——輪到上海的時候，免費的資源沒了，所有的資源，都要花錢到市場上購買，要么，就只能靠血汗工廠賺錢。
目前的廣東，正在醞釀第二次改革，能否成功，不是本文關注的重點，本文關注的焦點是重慶，這從本文的標題就看的很清楚——《未來30年，中國看重慶》。
所以這么說，是因為筆者的慧眼發現，目前這種政治和經濟模式，已經變得非常僵化和頑固，這個模式統治下的群落，盲目拒絕哪怕是微小的革命。盡管大家都已經意識到，這個模式已經徹底失去了它原初的效應和效能，但大家還是執意要在這一棵樹上吊死，因此，大家用同一種聲音，同一個步伐，沿著這個模式給定的程序，機械的運行著。他們都不愿意證實和承認，這個模式其實已經耗盡了這個模式與生俱來的所能利用的所有資源，無論怎么努力，我們也很難挖掘到這個模式潛在的可以利用的價值，換句話說，除非跳出這個模式，到這個模式外尋找可以利用的資源，否則繼續從這個模式里淘金，結果必然是事倍功半。
形象的做個比喻，這個模式已經變成了一個資源告罄的金礦，在執迷不悟的繼續開采下去，徒浪費人力物力，而收獲甚微。正確的選擇是，留下少部分人和些許設備清理礦尾，其余絕大部分人和設備退出來另辟蹊徑，尋找新的礦脈。而重慶，恰恰就開始了這項規模碩大的工程。
認真地做過分析后發現，目前的中國社會，有五大潛在的資源。一是民心思變。工人經歷了私有化的痛苦后，對變身國企員工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熱情，如果這個時候，適當的擴大國企規模和國有經濟的成分，那么因之而能夠重新進入國企工作的工人，必將激發出強烈的主人翁精神，因為有了前車之鑒的他們已經完全明白，自己就是工廠的主人，廠興我興，廠衰我亡。工人階級的主人翁精神，不僅僅是精神財富，更是不可估量的物質財富。
二是國有企業巨大的經濟和科技實力。如今的國有企業今非昔比了，雖然內部管理與世界先進企業有很大差距，但盈利模式卻不遜色于他們。從某種角度看，企業管理者的經濟頭腦要超過外企的管理者，正因此我們才看到，僅僅經過十年時間的操練，中國的國有企業就鍛煉出了超強的盈利能力，每年的純利潤，讓外企看了直眼紅。國企的科技含量和創新能力也在日益提高，更為重要的一點是，現在的國有企業非常重視創新，與昔日的國有企業判若天壤。
這樣的國有企業，已經完全具備大規模兼并與重組的能力，在一些事關國計民生的經濟領域，國家應該放手讓國有企業長驅直入，比如說房地產業，目前公、私配置很不科學，國有成份過低，民營成份超大，可以說，私營地產企業主導著整個產業和產業鏈條。對國家來講，這是很危險的，因為中國房地產業的經濟規模，已經高達中國GDP總量的45%，也許比這還要高，那么加上整個產業鏈上的產值，如果說房地產業決定著中國經濟的生與死，一點也不夸張。必須讓一部分民營資本退出這個領域，把份額交給國有企業來做，公與私的比例最好是各占50%，把一部分商品房交給民營資本來做，同時把經適房、廉租房等政策性住房建設，全部交給國有房地產企業來做，以薄利多銷的模式，實現國家與公民的雙贏。
概括地講，國有企業潛藏著巨大的資源，如何挖掘并有效地利用這些資源，就看領導者的魄力了。
三是化害為利，變廢為寶。黑社會是有害的，破壞了經濟秩序，惡化了社會環境，但是，如果我們打掉黑社會，把他們的黑工廠交給人民，那就成了一舉多得的好事情：優化了經濟秩序，凈化了社會環境，為人民創造了就業的機會，為國家挽回了損失。
對貪官也該本著這個思路。
筆者估算過，重慶打黑除惡和官員財產公開這兩件事情，如果做得很徹底的話，重慶怎么也得有2000億進帳吧，報上說，那些黑社會老大，每家資產都在幾十上百億。這才僅僅是個開局，而重慶各縣才剛剛開始。
這么大一筆財富，雖然不是白撿來的，也跟天上掉下來的差不多，但前提是，——要冒一定的政治風險。
黑社會和貪官無疑是有害的，但用辯證的觀點看，他們卻是潛在的資源，只要像重慶那樣做，不用多大投入，這些資源就可以有效的利用起來。這其實就好比抗戰時期的土匪，嘯聚山林，打家劫舍，糟得很，但被八路軍一改編，其人力和物力就變成了戰場上打擊日寇的有生力量，這正是化害為利、變廢為寶。
四是避免惡性競爭。良性競爭是有利的，但惡性競爭會帶來巨大的危害，比方說中國的鋼鐵企業，各自為戰，幾千家企業與世界上三大鐵礦石企業分別談判，結果呢，都吃了大虧。如果擰成一股繩，就可以避免被人家各個擊破。而這其中損失掉的，其實就是潛在的資源。
看問題必須學會是用辯證法，既然當年我們從“分”里得到了巨大的回報，那么，當“分”無可分，也就是說，當“分”再也沒有了利用價值的時候，事物必然要轉向反面——“合”將得到巨大的回報。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世間所以總是如此循環往復，不是哪個人決定的，而是規律使然。
哲學的觀點認為，當一種社會現象耗盡了其潛在的能量，那么就必須從它的反面尋找新的能量。科學研究的結果就證實了哲學的判斷，“分”或“合”之中，都潛藏著巨大的能量，“分”可以釋放能量，“合”也可以釋放能量，只講“分”不講“合”是錯誤的，當“分”的能量釋放殆盡，就必須用“合”的方式來釋放能量。
目前的中國需要的就是“合”，誰先在“合”上做文章，誰就能搶先一步得到免費的資源。整合資源說穿了，就是在獲取資源，而在資源整合之前，潛在的資源屬于無效資源。
五是吸附效應。當新的模式運行起來以后，對這個模式持認同態度而在原有模式中不能展示自身存在價值的各種人才必然紛至沓來，實現自身價值的同時，為這個新的模式添磚加瓦。
目前看，重慶已經顯現出這種趨勢，很多左翼學者、思想進步的專家、教授、老師、醫生、工程技術人員以及那些喜歡做干凈生意的企業家，已經或正準備著赴渝大展宏圖。
以上五大資源就存在于當前中國社會的內部，誰敢承擔風險率先突破，誰就能用極小的成本抑或沒有成本獲得這些資源。
從十七屆三中全會開始，大家就不斷強調，要掀起新一輪改革熱潮，然而直到目前，真正下功夫去做的，只有重慶，其余么，大面上做個樣子，內容還是原裝的好，因為誰都不愿意冒風險，更不愿意失去眼前利益。
就筆者的觀點而言，再有兩年，如果大家還原地踏步的話，重慶無疑要鯨吞這些資源；若五年內大家還沒有這個意識，重慶基本上就可以確立自己的優勢地位了，因為它贏得了先機，別人就是想爭也很難了。
萊維·巴特拉在《1990年大蕭條》一書中用圖表的形式演示了美國經濟規律，30年一個周期，一個周期一旦結束，就必須進行深刻的改革（不僅僅是經濟改革），而改革，為下一個周期的繁榮，提供了穩定的動力。中國經濟也屬于這個現象，從1949——1979是計劃經濟，從1979——2009是市場經濟，下一個30年是2009——2039，屬于什么模式，目前還不好說，小平老人家說：先生孩子后取名，也對，生出來再說。
1949——1979，中國看東北
1979——2009，中國看廣東
2009——2039，中國看重慶
是否如筆者預言，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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