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是中國一切罪惡之源
張文富
1962年1月30日，在著名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曾經如此語重心長地告誡各級黨的干部：“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毛澤東著作選讀》下第822-823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幾十年后的今天，他老人家的話不幸應驗。放眼全中國，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面泛濫，社會主義經濟（含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樣兩種所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被全面顛覆；另一方面，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工人階級的權力被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成了諱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口號變成了“全心全意為資本服務”的行動，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變成了少數人謀取私利的政治工具！我們在佩服毛主席話語的歷史穿透力的同時，也深深地感到：目前中國的社會問題，確實跟“私”字有著莫大的關系。
一、我國的私有化有多嚴重
關于私有化的定義，《當代思潮》雜志1996年第2期曾經根據西方經濟學家公認的提法做了如下規定：
1. 國家將國有企業的資產出售給私有部門，使資產所有權轉移到私有部門，就是私有化。
2. 國家將國有企業的部分資產出售給私有部門，使部分資產所有權轉移到私有部門，也是私有化，至少是部分私有化。
3. 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化，建立股份公司，將50﹪以上的股份賣給私人持股者，就是私有化。
4. 國有企業依照租約將資產轉讓給私有部門。
5. 由市場機制取代公有部門的活動，例如，將國有企業改變為合作生產組織和消費合作，將國營改變成為各種結構的公私合營等。
6. 大型資本投資項目實行BOT方式，即（國家）建造——運行——移交（給私人部門經營）的方式。
7. 不僅資產所有權從公有部門轉到私有部門是私有化，而且控制權和收益權的轉移（如承包制）也是私有化。
根據以上的私有化的定義來考察當前我國的經濟，很多人可能會改變過去那種固定的看法，因為他們可能認為我國的公有制仍然處于主導地位，因為國有企業還有“影響力”和“控制力”。國有和集體經濟目前還是不是我國經濟的主體？這一問題在官方好像已經不是問題了，因為他們從2004年開始，在“不問姓公姓私”的教條指導下便不再將我國經濟中公私經濟成分分別所占的比例作為統計對象了。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沒有一定的量就沒有一定的質。公有制經濟這種社會主義經濟要想保持一定的質，就必須保持一定的量。主流經濟學家企圖用“影響力”、“控制力”這樣的模糊詞語偷天換日、蒙混過關、欺騙民眾，硬說公有制仍然是我國的主體經濟成分，現在看來是徒勞的。不過，很多省份近幾年搞所謂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干脆無視憲法中明文規定的“公有制經濟為主體”這一規定了，他們紛紛學習“浙江經驗”，將國有經濟大規模私有化作為一項政績來追求。這些省份經過“改革”，國有經濟所占GDP的份額不超過10﹪，例如東北地區的吉林就是這樣，而“通鋼事件”就反映了工人對私有化激烈發展嚴重不滿這樣一個問題。
再換一個角度來看該問題。通常人們認為我國的私有制經濟（官方成為民營經濟或者非公有經濟）已經在GDP中占70﹪左右（參見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的文章《關于我國目前公私經濟比重的初步測算》）。但是，由于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是公司制、股份制的“現代企業制度”，股份制又是實行私有化的一個重要步驟，那么，另外的30﹪的公有制經濟還是否是真實存在就很令人懷疑了。目前，幾乎所有的國有企業都實行了股份制和股權多元化改造，管理上實行“董事會制度”，排除了工人參加管理，同時分配領域“與市場接軌”，實行按要素分配（實為按資分配），所以我們是不能輕易地說這30﹪的經濟全部屬于公有制經濟了。也就是說：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標準，目前我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工業經濟已經絕對不占主導地位了！
農業方面的私有化在上世紀80年代初實行“分田到戶”的時候就全面展開了，在此不再贅述。
服務業領域的私有化一向就有，如零售業、酒店業、物流業等的私人資本明顯占領了統治地位，而金融保險業領域里的私人資本正在快速增長。在很多城市里，公共交通、供水已經交給私人運營了。
目前，文化領域的私有化正在進行著最后的“攻堅”——全部出版部門和演出部門被強行轉企改制（搞股份制），實行市場化運作。
教育衛生領域，一些地區如江蘇宿遷早在幾年前就將所有學校、醫院賣掉，其它地區似有跟風的趨勢。由于我國在這方面實行了市場化運行模式，所以我國文教衛生事業的公益性地位早已蕩然無存！
如果說經濟文化領域的私有化是赤膊上陣的話，而政治領域里的私有化——權力資本化則顯得猶抱琵琶半遮面，已成為公開的秘密。買官賣官、貪污受賄、徇私枉法、任人唯親等嚴重的腐敗現象的存在是政治權力私有化的明證！
二、一切罪惡來之于私有化
存在決定意識，意識決定行為。經濟基礎的變化必然帶來政治和思想上層建筑的變化。目前我國社會廣泛存在的種種社會罪惡現象無不與私有化這種現實分不開。
中國工人正遭受著全世界最嚴重的剝削：我國GDP多年來高速增長，我國的富人數量“超英趕美”，而普通工人工資水平卻不見同步增長，有的甚至是負增長，目前平均僅相當于美國的3﹪。為什么舊社會敲骨吸髓式的剝削會大范圍地存在于今天？因為在私有化條件下，工人的利益要服從資本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原則，資本家只有極端壓低工人工資，他的這一私欲才能得到滿足。
湖北的漁民面對大學生救人落水，聲稱“只撈死人，不撈活人”，眼看著幾個鮮活的生命被江水吞沒。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悲劇？因為這些漁民已經形成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價值觀。
一些官員干部喪失官德：他們腐敗墮落，他們作威作福、欺壓百姓，他們面對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到損害而無動于衷甚至心安理得。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執政罪惡？原因還是在于一個“私”字在這些人心中膨脹。
然而，私心決不是無緣無故地產生的，目前我國私心泛濫完全是因為它有了適宜生長的土壤——私有化體制。例如，我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所形成的體制都在培養人們的私有心理：經濟改革過程中人們都很痛心大量國有資產被私分被流失，全國人民幾十年血汗換來的財產一夜之間變成了“成功人士”的囊中之物。沒有私有化的相關政策鼓勵和幫助，人類歷史上少見的這種財富轉移方式是不可能出現的；住房私有化改革使各級干部和公務員隊伍染上了迷戀產權私有的心理；干部體制改革所帶來的干部特權化大大提升了政治精英以權謀私、升官發財的欲望。毛澤東時代之所以社會風氣良好、政治腐敗被降到了最低程度、雷鋒式的人物層出不窮，同樣是因為那時候有著適宜公心生長的土壤—公有化體制。
正是看到了私字的巨大危害，早期社會主義者斷言：“私有制是萬惡之源”：毛澤東提出“破私立公”的口號，這一口號與“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的口號是一脈相承的，這是改良社會風尚、促進社會進步的重要步驟。
所以，解決我國目前存在的嚴重道德危機、信任危機、精神危機和政治危機等問題，不能就事論事，不能簡單地將那些丑惡的、罪惡的東西籠統地歸結于所謂的利益因素或者心理因素，這些論調看似客觀中肯，卻把最根本的原因給忽略了。其實，我們更應該把它歸之于制度原因，尤其是經濟方面的制度原因。經濟原因是最深層的原因，精神問題和政治問題畢竟是派生出來的，但是它們又有很大的反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人類社會更加美好而奮斗了終生，他們將自己的學說歸結于一句話：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他們的偉大思想至今并沒有過時。我們仍然面臨著實現這兩個消滅的艱巨歷史任務。
2009.12.17
附文：
大變化：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結構變化情況及其復雜性分析
提 要
李 成 瑞 著
全文見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708/22181.html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迅速增長，其總量已居世界第4位，但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尚居世界第128位。與此同時，我國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了新中國建立以來未曾有過的重大變化，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私有制經濟已經取代了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
據測算（國家統計局未提供全面準確資料），1995年，在全國企業注冊資本中，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包括內資與外資）的比重，分別為73%與27%；全國GDP（國內生產總值）中，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比重分別為78%與22%。
經過近十來年的劇烈變化，2006年，全國企業實收資本（二、三產業）中，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比重，分別為48%與52%；全國就業人員（二、三產業）中，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比重，分別為32%與68%；全國GDP中，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比重分別為37%與63%。
目前，私有制經濟比重還在繼續上升，向電力、鐵路、郵電、航空乃至國防工業等特別重要的部門進軍。
第二，收入分配已形成了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格局。
由于所有制結構的上述變化，必然產生收入分配的不公。極少數人短期內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翁，工人、農民大部分相對貧困化（絕對值有增長，但幅度遠低于經濟發展速度），小部分人人絕對貧困化。從國際上用以描述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以0為絕對平均，1為絕對不平均，一般以0.4為安全警戒線）來看，從1985年的0.24，上升為1995年的0.434，2004年的0.469，已超過了印度、印尼、韓國、伊朗、埃及等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僅低于巴西、南非等少數國家），也超過了法、德、英、美、意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還超過了俄羅斯、保加利亞等由社會主義公開復辟資本主義的國家。又據我國權威部門專家調查結果：我國最高收入10%的富戶財產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窮戶的財產僅占1.4%，兩者比例約為32：1。國家在二次分配（財政分配）上采取的對窮者的各種補助措施，雖有一定緩解作用，但不可能根本改變貧富懸殊的格局，何況私有制經濟的比重還在繼續擴大。
我國公私比重和分配格局的上述變化，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已經形成的基礎上于二十幾年的短期內實現的。這一實現過程與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和官商勾結、貪污瀆職是密不可分的。有關方面總結了“國有資產流失的五個主要方面”和“職務犯罪十大特征”（見本文收入分配的部分），有助于了解我國新生資本主義經濟中的腐朽現象。
第三，社會結構呈現“金字塔”型，新資產階級興起，工農大眾弱勢化。
私營經濟的發展意味著新資產階級（或視為私營企業主階層）的形成。這一階級，從1995年到2005年這十年間，戶數從66萬戶增至430萬戶，增長5.5倍；雇工從822萬人增至4715萬人，增長4.7倍，資本從2262億元增至61331億元，增長26倍。
2005年的私營企業主群體與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前的私營企業主群體相比，戶主數相當于那時16萬人的26.8倍，雇工數相當那時250萬人的18.8倍；資本額相當那時24億元的639倍（扣除價格變動因素）。如果說那時存在一個資產階級，為什么不承認現在存在一個新資產階級呢？
工人階級（包括勞動知識份子）和勞動農民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力軍。但工人階級已經出現了“雇傭化、貧困化、弱勢化、分散化”的現象。廣大農民除了極少數村莊（如南街村、華西村）一直堅持集體經濟、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以外，絕大多數農戶分散經營小塊土地，處于無法規模化經營和采用先進技術的困境。進城務工者的勞動和生活條件相當惡劣。過去在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福利制度和就業制度瓦解之后，住房難、上學難、醫療難、就業難成為困擾許多居民的突出難題。
當前我國的社會結構，已形成“五大等級”“十大 階層”的“金字塔”（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調查報告）。工人、農民包括失業工人和下崗失地農民，處于最底層。據上海對4000戶就業意愿的入戶調查，只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這一數據結合有關大量資料，反映了我國工人階級由國家的領導階級、主人翁地位跌落到社會結構“金字塔”最底層的驚人落差。
第四，國民經濟發展與環境資源的矛盾尖銳化，過高的環境代價使GDP的增長大打折扣，并影響人民生活的質量。
高速度、高耗能、高污染已成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1979-2006年GDP年均增長9.7%，是世界上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但我國單位GDP的能耗高出經合組織30個國家平均值的20%，資源供應緊張，所需石油約50%依靠進口。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中國占16個。據測算，我國環境污染損失約占GDP的3%到8%，生態破壞（草原、濕地、森林、土壤侵蝕等）約占GDP的6%-7%。大氣和水質污染影響居民生活質量，損害居民健康。世界銀行估計，我國平均每年因大氣污染而早亡75萬人。經合組織測算，中國環境污染造成疾病和早亡的損失占GDP的13%。高速增長的GDP，如果扣除過高的環境代價，實際發展不是高速度，而是低速度。經合組織認為：中國雖然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但中國的環境標準更接近某些最貧窮的國家。環境形勢的嚴峻是有礙于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
第五，國民經濟在對外關系上面臨著日趨附庸化的嚴重危險。
發展對外貿易和吸收外資，加快了我國GDP的增長。但出現了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國內消費過低，對外技術的依存性過高、自主創新能力過低的突出問題。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64%（2005年），大大超過美國、日本這樣外貿大國18%-20%的對外依存度。我國國內消費只占GDP支出構成的52%（其中居民消費占38%），不僅遠低于世界消費支出所占GDP平均比例75.2%（其中居民消費占58.9%），而且遠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比例72.2%（其中居民消費占58.9%）。這是同我國貧富懸殊、社會保障太差的情況密切聯系的。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而美日等發達國家只有5%。“以市場換技術”已告失敗。巨額出口貿易的利潤絕大部分歸于外商，我國工人只得到相當美國工人四十分之一的低工資，卻給我國留下了環境污染、資源緊張、工人缺乏社保等諸多問題。最近，外資在我國從合資、獨資發展到大舉并購，特別是不惜高價并購我國發展潛力巨大的優秀的國有企業，已出現了“井噴式”的態勢。許多行業的排頭兵正在或已經為外商并購。在我國已開放的產業中，許多產業排名前5名的企業幾乎都為外資控制。在這一過程中，“外商與貪官雙贏”現象所在多有。我國10年內調查的50萬件腐敗案件中，有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
以上五個方面的變化，最根本的是第一個問題，即私有制經濟取代了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以及階級關系的大變化，是私有化的直接結果。對外經濟的附庸化趨勢，是國內私有化的對外延伸，而且損害民族利益，危及獨立自主的原則。我國經濟發展與環境資源矛盾的尖銳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深層次的主要原因也在于私有化泛濫，唯利是圖、官商結合、權錢交易等行為對高能耗、高污染起到了庇護作用。
經濟基礎的變化必然引起上層建筑的變化。新資產階級的興起必然要求進入執政的共產黨內。資本家中共產黨員所占的比例，1995年為17.1%，2000年為19.9%，2001年為29.9%，大大超過了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中共產黨員的比例（盡管當時的黨章是不準許資本家入黨的）。十六大修改黨章、準許資本家入黨后，資本家中共產黨員的比例上升到33.9%（2004年），同時，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就業人員（二、三產業）成為資本家的雇傭勞動者，在公有制企業中的勞動者不足三分之一。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將會大大削弱甚至動搖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基礎。
對于上述大變化中出現的種種紛紜復雜的現象，應當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系統地加以分析。已經載入我國憲法和中共黨章的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國的立國之本，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只有按照四項基本原則進行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才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符合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應當由國家統計部門定期調查公布各種所有制和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數等項全面準確的數字。建議黨的十七大充分發揚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實事求是地檢驗和分析近年來各方面的重大變化。符合四項基本原則的要加以肯定，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要加以糾正。希望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奪取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勝利。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