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分配調整：突破生產力瓶頸的必由之路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給中國的勞動民眾展示了一片渴望已久的曙光：要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消費能力
這一精神，人們不難理解其中的含意。但是，好經也要有好和尚念，要是碰到歪和尚，說不定也能念反了。最近各大媒體就此發表了不少“專家”“智囊”們的“思路”，稍微留意一下，可知這一擔心并非多余。
一、兩種聲音
先看看人民網的解讀：“擴大居民消費，首先就要增加居民收入，這就要求必須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目前在我國初次分配領域，勞動者工資增長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是一個普遍現象，并且這種差距有逐漸拉大之勢。這不利于擴大居民消費——如果老百姓沒多少錢，談何消費？在絕大部分百姓的收入來源都是勞動收入的情況下，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關鍵，就是以工資改革為核心、提高勞動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70392/10533500.html）
這并不需要過多的解釋，我們面對的形勢已很清楚，有數據表示，我國現在20%的人已經占有了80%的國民財富，官方的數據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而從1984年開始，基尼系數一路攀升，到2007年已達到 0.473” 的高危狀態。當初的改革思路便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通過“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現在無疑是已經到了實行這一轉化的時候了。否則，“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所以在這些年來迅速形成的財富失衡（三十年超過了主要發達國家三百年的發展速度！）造成的惡果面臨危機之際，當今政府出面調節是非常必要的，可以說是順天意（客觀規律），合民心的明智之舉！
但我們同時也看到，有些“專家”“智囊”卻發出了另一種聲音！
最近有一些媒體標稱出自新華網的一篇文章《官方智囊披露“十二五”收入調整思路：九種可選途徑》則提出了一些耐人尋味的觀點和建議，略選其要點如下：“從初次分配調整看，關鍵是深化市場體制改革。”“ 在不損害市場效率的前提下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既要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又要避免過度干預勞動力市場。繼續實施最低工資制度，但不能通過僵化勞動合同實現。”“由此，初次分配調整的重點不是強化對勞動市場的干預，更要防止將政府的責任部分推向企業的傾向，真正的關鍵在于深化市場體制改革。”
這個聲音盡管語言表達很含蓄，但觀點很明確，那就是收入分配的調整不能影響企業（資本家）的利益，而應該由政府承擔。
那么政府拿什么承擔呢？他們的“思路”便是
1、“減少政府生產稅凈額，相應增加勞動報酬”
2、“擴展社會保障范圍，適當提高企業，特別是政府負擔的水平；減少政府向國有企業的資本轉移，增加向居民的經常轉移；調整非生產稅稅制，例如所得稅、消費稅、財產稅等，調節收入分配；增加對居民的直接貨幣性補貼。”
政府一邊要減稅，一邊要提高負擔水平，那么政府的資金怎么來？從天上掉下來嗎？當然不是，這個途徑也“安排”好了，就是：“減少政府向國有企業的資本轉移”（注：弦外之音“國進民退”不能搞了，政府要“退”），再進一步的就是要“深化市場體制改革”，推行“壟斷行業改革和公平準入改革”，前一段的“國退民進”還不徹底，國企應該全面放開，讓民企全面進入，以此為契機進一步吃掉一批優質的資本擴張渠道，吞掉最后一塊蛋糕！。這一招確實很高，可以說是一箭雙雕：就是既要增加政府負擔，又要砍掉政府重要的經濟支柱，使政府弱化；同時還要讓資本家們趁機大撈一把，再來個“國退民進”！
顯然，兩種聲音分別指向了兩種不同的方向！
這一分歧的出現其實很正常，客觀存在的兩個階層，資本所有者階層和依靠出賣勞動力謀生的勞動者階層之間存在著一個此消彼長的利益對立關系。政府調節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向低收入勞動者傾斜自然要沖擊到資本所有者的利益，在重大調整面臨之際，這種分歧，這種博弈就必然要產生！
二、必由之路
以上說到分歧的產生無非是緣于不同階層的利益考量，資方出于對自身利益的思路必定要堅持維護的自己的利益并盡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從市場角度看，這好象也很正常，也許他們認為政府沒有必要甚至不應該去做這個“公正人”，去搞“均貧富”。
現在我們暫時撇開“社會主義”這個大前提不談，僅從市場經濟角度去看看調整有沒有必要。
可以說這次國民收入分配調整的動因不乏有貧富差距發展為階級矛盾，并在局部時點已出現斗爭形態的社會因素，但促使這一些調整走上前臺的，其實是社會再生產過程出現了裂痕。從市場因素來看，國際金融危機引起國內產能過剩，出現常規意義上的經濟危機，因此必須拉動內需，從而使低收入群體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突顯出來。所以從根本上來看，改善低收入群體的收入狀況，提高他們的購買力，是化解經濟危機，突破生產力瓶頸，推動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只是在化解市場經濟造成的惡果的同時一舉兩得地促進了“兩極分化”這一社會問題的扭轉。這看似是政府的行政行為，其實是帶有市場經濟的必然性，是對市場經濟的理性調控，從而化解和避免了崩盤式的后果。
所以這一調整舉措表面上是利于勞方而損于資方，其實又何曾不是對資方的救贖！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分歧產生的根源在于中國的資產者往往只能從戰術層面去考慮自己的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政府則是戰略的高度考慮全局性、長遠性利益，掌控的是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且不只是在化解危機的時期，即使從長遠來看，社會再生產的正常運行需要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各個環節的相對平衡，生產決定消費，消費也同樣制約生產，沒有勞動者的消費就沒有資產者的生產，也就沒有資本的收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為什么能自覺的將基尼系數控制在0.4以內，說明他們至少具有市場的理性和一定程度的社會理性。
誠然，對于中國的新資本家而言，他們顯然沒有如此遠大的目光，他們顯然還沒有意識到“國民收入向低收入群體傾斜”這并不只是可有可無的道義上奉獻，而是為著資本事業的發展也必須遵循的經濟規律！
資本的貪婪造成資本家人格的吝惜，這是在馬克思主義出現前的普遍現象，所以出現了經濟危機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周期反復。也正是在這一基礎上，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必要性和社會主義的必然性。也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西方資產階級終于變得聰明了一點，那就是要“借鑒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的經驗”，實行“人民資本主義”，“福利資本主義”和“國家干預的計劃資本主義”（見于一九六五年在美國費城召開的“世界資本主義大會”發表的《資本家宣言》）。當西方資本家們自己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一度步履維艱的資本主義世界終于找到了新的增長點，這使他們既渡過了經濟危機又緩和了階級矛盾，從而進入了一個新的較為文明的時代。
同樣，從微觀層面看，明智的、能給予員工以高工資福利的資本家才是能夠沖出“玻璃屏障”的資本家，這體現的是一種企業文化。很可惜，我國現代的新資本家們缺少這一文化，也不能看到這一深度。克扣工資，降低待遇，是好象減少了一些勞動成本；窮人們為了生存，也不得不去打工，但是在這種矛盾和仇恨的氛圍中，有多少看不見的損失，有多少流失的利潤，也許可以說，表面上減少了一萬元的勞動成本，實際上很可能流失了十萬元的利潤！如果我國的資本家們能學一點大幅增加工人工資、“人民汽車贈人民”的美國老牌資本家亨利·福特，也許他們就能認識到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和消費能力，不僅在宏觀上能刺激經濟增長，而且在微觀方面，對于本企業來說原來也是一種明智的人力投資！
三、“危機”與“契機”
當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重視強化政府職能的時候，我們的一些“專家”“智囊”卻企圖把“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誤導為弱化政府能力，要政府只去做一些鋪鋪路，掃掃地一類的“服務”，把本來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一攬子剔盡！這當然是一種利益的驅動，又或者是文化的缺失，同時也不排除可能還會有其它的原因，但我們今天并不想討論這一些點，而是要找到解決問題的關鍵。
中國的新資產階級能不能自覺地認識到客觀的經濟發展規律，從而作出主動的讓步？我看很難！這是由中國特色的資產階級的本質素質所決定的。
中國新資產階級不是自然生成，不是在血與火的斗爭中破土而出的，而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人工孵化”的；他們沒經歷多少艱難曲折，而是在服用了大量激素的前提下“人工飼養”的，所以不可避免地顯得先天不足，素質不良，文化缺失，精神疲軟！中國的新資產所有者特別是大資產所有者已習慣于“被飼養”，習慣于爭奪現成的“蛋糕”，所以一有風吹草動，他們的第一意識就是“搶蛋糕”。看看他們怎樣吞食國企，看看他們自相殘殺式的惡性競爭，看看他們無止盡的貪婪，極端自私，沒有遠見，更談不上大局意識和社會責任，還能指望他們來帶動社會？
至于勞動者階層，他們既沒有經濟實力，也沒有政治權力，成了十足的弱勢群體，完全處于被動態勢，所以在和平狀態下，他們也是無能為力的。
由此沖破這道“玻璃屏障”的大任責無旁貸地落到了政府身上！而且我們的政府是共產黨執政的政府，搞好社會化管理的優勢也是其它政府所不能具有的。這次化解世界性金融危機，率先實現經濟復蘇就已經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所以，在進一步強化自身建設的同時，我們的政府完全有理由、有必要進一步強化職能，而決不是自我矮化！
那些企圖弱化政府職能，任由資本猖獗的聲音完全可以無視！在危機面前，中國政府需要的是固本拓源，理直氣壯地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方向！實踐已經反復證明，社會主義是中國的生命線，也是別人所不具有的優勢。中國決不會放棄自己的優勢和時機，倒退到原始資本主義時代去！這是中國人民的愿望，也是世界發展的客觀要求！
對于中國的新資產者來說，也需要進入一個“觀念更新期”，深化市場機制改革的目標不要老是停留在兩眼只盯著他人或國家利益的階段，而是要激活市場，拓展需求，依靠“誠實勞動”去生產新的“蛋糕”，在為社會創造財富的基礎上發展自己，這才是正確的方向！
我們的勞動者階層也不能長期停留在“弱勢群體”階段，而是要在經濟上善于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在政治上也要善于爭取自己的合法權利，要使自己真正成為擁有獨立人格的公民。
擴大內需，是一項大規模的復雜的系統工程，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向低收入群體傾斜也不只是增加他們的工資那么簡單，我們要做的工作還很多，我們能采取的措施也可以很多。不只是我們的政府，我國的富有者階層、勞動者階層、以及專家、智囊們都需要做出共同的努力，為著國民大局，也是為著我們自己，化分歧為統一，也就能化危機為契機，使我國的政治經濟發展跨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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