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了“比較優勢”的當
不少經濟學家認為，中國近30年經濟成長靠的是“比較優勢戰略”：即憑借國際范圍內相對低廉的勞動力，生產價格同樣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分享了全球化的紅利。30年過去后，人們也逐漸認識到，這一戰略可能會提升中國經濟總量，但其負面影響也越來越明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主要結構性缺陷——內需不足、資源與環境代價過高、核心技術缺乏、國富民貧、收入不公等問題都與這一戰略相關，甚至是因這一戰略而起。因此，有必要梳理“比較優勢戰略”的經濟理論基礎。
比較優勢戰略，其理論基礎是國際貿易理論中著名的要素稟賦定理，即赫克歇爾—俄林定理（簡稱H-O定理）。這一定理是上世紀30年代由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與其學生俄林提出并論證的。定理認為，由于國家之間的生產要素供給情況不同，某一國供給量多的生產要素，其價格必然比較便宜；供給量少的生產要素，價格必然比較昂貴。要在國際分工與貿易中發揮比較優勢，就要“出口那些需要多用本國豐裕的生產要素而少用本國稀缺的生產要素的商品，用以交換其要素比例正好相反的商品。因此，間接地說，豐裕供應的要素用于出口，稀缺供給的要素則進口”。
按這一定理，勞動力眾多的國家，勞動力價格相對低廉，最優選擇是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到勞動力相對缺乏因而勞動力成本相對更高的國家；而如果資本或技術相對缺乏的國家，主要應該進口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品。這一定理曾被一些經濟學家視為“經濟理論中唯一最沒有爭議的定理。”
但實際上，H-O定理并不是真沒有爭議，而是爭議很大，有一些觀點甚至是顛覆性的。因為我并不想在此作學術論文，這里僅擇其要點說說。對H-O定理最大的質疑來自于里昂惕夫。這位經濟學諾獎得主在1953年研究中發現，當時被認為是資本要素較為豐裕、勞動要素較為稀缺的美國，并沒有主要地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輸出資本密集型產品。相反，在其出口產品中，勞動密集型產品所占的比例大于資本密集型產品所占的比例；在進口產品中，資本密集型產品的比例大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例。這表明，美國其實在利用對外貿易來節約資本和安排過剩勞動力，而不是相反。這在經濟思想史上被稱為“里昂惕夫之謎”。圍繞其解釋產生了許多新的理論成果。
上世紀80年代新的全球化浪潮造成的全球分工與貿易格局，更是與H-O理論相悖。因為按照這一理論，發達國家之間要素稟賦已經越來越接近，要素價格也相差無幾，因此，發達國家之間貿易應該越來越沒有必要；而從比較優勢而言，發達國家相對于發展中國家，是H-O所定義的真正的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發展中國家相對于發達國家，是真正的勞動力密集型，因此，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額應該不斷擴大。
可是，現實的情況卻是，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額在全球貿易總量中一直在上升，而南北貿易額所占有比率卻趨于下降。更不好理解的是，按照H-O理論，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上的自由貿易，將使全球不同國家生產要素價格趨于相近或相等，但現實情況卻是，盡管貿易自由化程度在提高，但資本、技術等要素與勞動力要素的相對價格之間距離卻一直在拉大！
為解釋這一現象，克魯格曼提出了新的國際貿易理論。這一理論把規模經濟與壟斷競爭兩個主要的關于市場結構的觀點引入思考維度，建立起一個由追求規模經濟與壟斷利潤而不是由要素稟賦或技術差異引起貿易的分析模型。盡管人們仍然可以對克魯格曼的理論有不同的解讀，但我認為其理論與H-O定理一個最大的區別在于，H-O理論隱含著一個假定：各民族國家政府都追求資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上的國際分工與貿易恰能實現全球資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而在全球資源效率實現了最大化的同時，各國也都因此獲利并共享自由貿易的成果；而克魯格曼的理論隱含的一個假定認為：各民族國家政府包括進行國際分工與貿易的企業，并不是追求全球資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因此，發達國家拼命擴大其生產規模，以追求報酬遞增，更追求國際貿易中的壟斷性地位，以獲得更高利潤；而發展中國家因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其資本與技術含量低，無法追求報酬遞增，更處于低端競爭性市場產品位置。
正因此，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中作為賣方，其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處于賣方壟斷地位，可以漫天抬價；而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因其處于低端競爭性市場，發達國家作為買方也處于買方壟斷地位，可以漫天壓價。我們常說，“8億條西褲換一架飛機”，但美國人明目張膽地說：“你如果覺得換虧了可以不換啊。西褲除了你中國可以生產，印度、越南、孟加拉、巴基斯坦，哪里不可以生產？但對不起，大飛機卻只有我波音可以生產。”這樣一來，H-O預言的通過自由貿易實現勞動力與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價格趨同，當然被勞動力不斷貶值、而資本與技術不斷升值這樣相反的現實所替代了。
我回顧這段關于比較優勢戰略理論的歷史，旨在告訴讀者：被國內許多著名經濟學家認為“最沒有爭議”的比較優勢理論，實際上已經在主流經濟學中千瘡百孔了！
改革開放以來，要說中國經濟走的就是比較優勢的路子，應該不會遭受質疑。但必須指出的是，中國30年來的“比較優勢戰略”實際上是“半拉子”。中國一方面的確是以自身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參與國際分工；但卻并沒有按比較優勢戰略進口到自己所需要的資本、技術與資源。從資本上看，中國近些年來已是資本凈輸出國。中國一方面以高成本引進外資，但另一方面又以甚至低于銀行利息的價格把大量美元借給美國；從技術上看，發達國家從來沒有按所謂“比較優勢理論”出口高技術到中國，相反，對高技術出口到中國設置重重障礙；中國是個人均資源很少的國家，按“比較優勢理論”也應該進口資源，但從總量上看，中國30年間包括煤炭、稀有金屬礦甚至石油等，都以極低價格出口到國外，只是近幾年才因一些資源接近枯竭不得已以不斷高攀的價格進口上游產品。而這正是中國經濟“大而不強”的癥結所在。
（作者為國防大學教授盧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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