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啟蒙者不是在造福，而是在施惡

為什么說啟蒙者不是在造福，而是在施惡

本來打算對劉軍寧最新拋出的書評——“警惕權力哲學的知識保鏢”說幾句，但吃完晚飯回到住處，卻被“啟蒙者是在造福大眾，還是在施惡？答涕淚橫流的李勉映”一文中的一個下崗工人的跟帖打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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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龍：我是企業破產的所謂買斷工齡的職工，2000年患乳腺癌，2006年又轉移到子宮，二次大手術花掉僅有的6萬元，還負債累累，然而不到50歲，僅靠低保564元生活的我，即沒有醫保也沒有其他生活來源卻還要交養老金5700元，我還有女兒上初中二年級，還好考到重點中學因為成績優秀沒有花錢，可是每月的費用確實難以承受，愛人和我是一個單位的，50多歲為了生存，出賣體力出賣尊嚴，為了沒有希望的明天又要交養老金5700多元，悲慘至極，二個下崗職工，又身患絕癥，我想問黨在那里?誰能幫助我？因為經常看你的博客，沒有賴你幫助的意思。只是想求你多多關注我們下崗員工。如果年輕還好，一旦年老而多病，太難了。零收入卻要交12000元的養老金，孩子上學的費用及日常生活費，還有我每月的藥費，為什么不給我一點希望和出路。為我們這樣的弱勢群體說說話好嗎? 一個絕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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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讓人沉重的回帖。而且，多年來一直在社會一線觀察、采訪、研究這個社會的我，知道這種情況在中國的今天，并不是個案。對這個回帖還在感慨中，一朋友又從MSN上給我傳來一封幾個香港學生轉到他手上的、由125個疑已患塵肺病的建筑工人寫給深圳市人民政府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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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深圳市人民政府一封信
尊敬的深圳市人民政府：

　　我們是來自湖南張家界市桑植縣的農民工，人數共有125人。自1996年開始在深圳從事房地產基礎及橋梁基礎樁孔爆破作業，主要是在井下從事打炮眼的工作……2006年開始，我們當中有工友出現易感冒、胸悶、氣喘等癥。2008年4月28日，我們的工友陳功云從深圳職防病醫院轉至長沙湘雅醫院后死亡。接著，工友谷高云于2008年5月3 日離世。近日，2009年11月18日，工友彭輝平亦在家里病逝。工友都感到恐懼，知道不久的將來都是一樣悲慘的結局。今年我們很多人都到深圳或家鄉醫院做了肺部檢查，診斷結果都是“疑似塵肺”、肺炎等結論。
　　自2009年10月26日起，我們不斷到勞動局、市政府、信訪部等不同的地方四處奔走，其間，我們的工人代表卻被禁止離開住所。我們一再耐心地等待政府的回復，一個月過去了，勞動局、信訪辦的官員只愿意為33名有社會保險紀錄的工人進行身體檢查，要求其余的工友以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由于沒有勞動合同，要我們走法律，對于我們這群命不久矣的受害工人來說絕非易事。原因是沒有勞動關系。十多年來，沒有用人單位和我們簽定過書面合同，有的只是口頭協議。我們當中，只有極少數有爆破證，而用人單位及包工頭也很少為我們買社保，因此要我們自己去確立勞動關系，實在是障礙重重。盡管我們在深圳打工數年是實實在在的事情，可是我們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卻無法在政府安排下診斷職業病。

　　出現這種沒有勞動關系的現象，勞動局、衛生部等部門應承擔很大的責任。我們不知道粉塵對人體的危害這么大，正因勞動局及衛生部等單位的監管不足，導致我們今天如此悲慘的下場。如果勞動局及衛生部落實執行《勞動法》、《塵肺病防治條例》及《勞動合同法》等，我們不可能沒有與用人單位不簽合同，我們也不致在粉塵超標及沒有足夠勞護措施的條件下工作，也不會患上塵肺病了。
　　故此，我們強烈要求政府：
1. 從道義上為我們做職業病的鑒定；
2. 從法律上追究相關部門、用人單位及包工頭，要他們承擔法律責任；
3. 給患有職業病的工人治療；及——
4. 根據工人的職業病等級作出相應的賠償。

　　我們呼吁政府從尊重生命，尊重事實的角度出發，給我們一個公正及合理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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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界市全體在深圳的風鉆工
2009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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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件事，不得不讓我改變主意，把評“警惕權力哲學的知識保鏢”一事往后放一天，我要為他們，以及那些正飽受住房、醫療、教育等改革惡果的同胞說上幾句。我想通過對事實的羅列與分析，讓啟蒙者們明白，他們以為在造福大眾的啟蒙，所起到的最大結果，的確類如對這個社會施了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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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連大部分右派也不否認，中國社會正飽受房改、醫療、教育市場化改革之苦。
一直以來，人們把中國老百姓正承受的這新“三座大山”，歸為是“新自由主義”或“經濟自由主義”惹的禍，2007年，為了撇清與已臭名昭著的新自由主義的關系，啟蒙者徐友漁還專門寫了篇文章批判經濟自由主義，強調“政治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不相同，也不搭界。
在這篇被人懷疑他“左轉”了的文章中，他甚至開始批判起一些昔日的右翼朋友來，“近年來，我常常痛感我的一些朋友在知識結構和思想方法方面的欠缺，他們思想的基調只有自由、民主—專制、極權的對立，他們不知道國家除了這種分類并導致對立外，還有考慮問題的其他維度……他們不了解歷史的復雜性”。
看完這篇文章，我在一次研討會上對徐友漁的朋友陳永苗說，徐友漁的姿態表明，他的確比以前只知道無原則支持美國有進步，但是，說“政治自由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毫無關系，就是在自欺欺人了。它們是學理完全相同的“自由”在不同領域的具體應用罷了。
啟蒙者無法從現在絕大部分人都在抱怨的社會現狀中脫身而去。

“新自由主義”主要有如下幾個特征：
1、依從、學習西方標準，越西方越進步。
2、引進西方產業，進行國際接軌，越接軌越開放。
3、削弱政府職能，盡量開放市場，越削弱越自由，越開放越自由。
這幾個特征，完全與啟蒙知識分子所宣揚的價值重疊。事實也如此，中國不是先有了新自由主義，才催生出啟蒙知識分子，而是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啟蒙知識分子長期的價值灌輸，才導致了與這些啟蒙價值完全吻合的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大行其道。

啟蒙者徐友漁的辯解，其實也道出了一個秘密：他不懂經濟，不知道自己啟蒙的那套價值，在當時的社會環境社會結構下，應用到經濟領域后究竟會導致什么結果。且這不只是徐友漁的個體特征，而是啟蒙者一直延續下來的通病——幾乎所有的啟蒙者，都不懂經濟，從胡適、傅斯年、劉師培、陳寅恪，到蘇曉康、王魯湘、劉賓雁、方厲之、劉曉波、徐友漁、朱學勤、劉軍寧，乃至后輩小生余杰，都是文人，或搞歷史，或搞哲學，甚至文學，沒有一個懂經濟。換句話說，他們都不知道他們推銷的那套價值，在今天的社會結構下被應用后，究竟會生出一個什么樣的胎兒來。但同時，他們推銷的價值關照的范圍可就寬了，可謂包含了人的全部生活。

從這個角度，一直為人不解的張維迎的固執，就找到了可以在邏輯上說得通的答案——腦袋不大靈光的張維迎，或許正是在了解到了啟蒙者的說教在中國思想界的位置和影響，甚至是在信奉了啟蒙者的那套說教后，才選擇和接受了完全可以與啟蒙價值重疊的新自由主義。
也正是由于他這套學問有更“深遠”的價值來源和依傍，且這一價值在新自由主義惡名四起后，依然屹立不倒隨者如云，所以他才有底氣在大眾如潮的指責聲中，硬著脖子說自己問心無愧。
從時間上看，也完全有這可能，84年-87年，張維迎研究生畢業，從西安來到北京工作，這段時間，啟蒙者劉賓雁、方厲之、劉曉波、李澤厚等正活躍。
啟蒙者推銷的價值，不但催生出了給中國人帶來深重災難的新自由主義，甚至也給他們自己帶來了損害，我在《中國媒體的道德困境及出路》中曾提到，樂意扮演啟蒙平臺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如果按照其本來的集體性質管理、核算和進行利益分配，1998年后，《南方周末》的記者也許每年可以多分數萬花紅，2004年后，《南方都市報》每年可以多截留一個億利潤來給所有員工發獎金，但是，因為啟蒙者對國有企業及其延伸出的集體企業持否定態度，集體經濟名存實亡，《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也由此失去了集體經濟應有的待遇。其從業者不但收益受損，勞動地位也下降了一大截。

因為啟蒙者對社會主義持排斥態度，主張西方價值而反傳統，倡議“人權高于主權”，“先民主，后愛國”，堅持“美國是完美典范”，這產生了一個問題：
在沒民主之前，眾人該如何生活？
既然沒民主前，愛國是流氓的最后庇護所，是愛國賊，那么，不愛國的生活，是一種什么生活？比如，對國有跨國貿易者而言。
在“神圣”沒降臨前，不認同政府權威的生活，是一種什么樣的生活？比如，對官員而言。
在沒得到自由前，認為道德和責任是虛偽的生活，是一種什么生活？比如，對商人、醫生和教師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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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是一種走向潰爛的生活，我們也正處身其中。而大批下崗工人，、被市場“自由”地擠向惡劣的工作場所的工人，及被市場拋棄的農民，正在受苦。
這可能正是后來徐友漁痛定思痛后，悟到的“歷史的復雜性”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他隨即狡黠地聲稱，“政治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不同，但啟蒙者，并不能以這么一句經不起推敲的聲明，從改革精英制造出來的系列悲劇中輕易脫身而去。
他們，會在夜深人靜的書房，在讀懂了市場化改革的價值依賴后，失聲痛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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