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煤“國有化”新旋渦
對于外界質疑的資源價款補償過低的問題，李挺說，“從根本上來說，資源是國家的，本來就不應該以那么低的價格轉讓給個人，以前是政府疏忽了，要允許政府改正自己的錯誤。”他認為，很多煤老板之所以買礦的成本高企，是由于“他們花了很多黑錢，比如私下倒賣以及行賄的錢，這些錢當然政府不應該補償。”
呂祖善的批復內容目前仍然成謎，而在晉浙商2008年直接、間接向浙江省返銷煤炭占30％。考慮到浙江省前三季度GDP增速7.7%、增幅同比回落2.9%，民營經濟大省浙江和強勢整合方山西之間的“碰撞”正呼之欲出。
生為山西人、出身于大同礦務局和國家煤炭、安監系統的山西省省長王君，一年多前接替山西省前省長孟學農時，命中或已注定此局。“坐在煤炭的火山口上”，王君將如何開啟山西經濟的再次轉型，他將同呂祖善展開怎樣的“對話”？山西省政府如何回應外來質疑？在這場新旋渦中，山西省政府將如何應對？
本報封面故事將繼上期《晉煤“國有化”的紅與黑》之后，再次投下關注目光。
一線調查FIELD SURVEY
知情人透露，呂祖善過問浙商在晉損失
浙晉“煤爭”箭在弦上
天驟冷，吳族春多少有點兒感冒。
“這算不了什么。省長有親筆批復，大家都很著急，畢竟現在離11月底和年關不遠了。”吳族春說。
吳是浙江澤大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資源與環境業務部首席律師。他口里的“省長”是浙江省省長呂祖善。而讓他們著急的，則是浙江煤炭商人在2008年下半年開始的山西省煤炭整合中的遭遇及連鎖反應。
在此次被稱之為“晉煤新國有化運動”的整合中，浙商在山西投資的煤礦因“單井年產能無法達到90萬噸的標準”，“基本要被兼并或關閉。”而據吳族春估算，目前浙商在晉投資煤礦企業超過450家，投資總額逾500億元，控制煤炭資源年產能在5000萬噸以上。“在2008年浙江省消耗的1.8億噸煤炭中，山西浙商直接、間接返銷煤炭占30％。”
寒潮來襲，杭州2009年的“冬天”來得比往年早一些：因整合、停產無煤可運往浙江銷售之外，浙江煤商在山西整合中得到的賠償額一般只有其投資總額的“1/4~1/3”，“浙江煤老板”們投資巨虧的陰影和全省經濟保增長的壓力，像是兩塊巨石，壓在2009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前夕的浙江省。
暗流涌動
或許正是“保增長”的大背景，讓呂祖善在“報告”上作出了親筆批復。
2009年10月下旬，浙江省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前三季度，浙江全省生產總值為15828億元，同比增長7.7%，增幅較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別回升4.3%和1.4%，但較2008年同期回落2.9%。
吳族春透露，或許正是“保增長”的大背景，讓呂祖善在“報告”上作出了親筆批復。
這份全名為《浙商在晉投資的煤礦企業在山西煤礦企業兼并重組背景下可能遭受重大損失》的調研報告（下稱《報告》），由吳族春主筆，其事實基礎是2009年7月吳族春赴山西調研的主要成果。
“現在條件還不成熟，省長做了什么批復，還不便透露。”吳族春說，早在10月下旬“浙商轉型會長論壇”召開之前，自己已經拿到了由省長和省府秘書長批復給浙江省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下稱“協作辦”）的《報告》。
“協作辦在研討應對方案時，找到了我們進行溝通。由于我們比較了解情況，因此，充分溝通后，我們拿出了《報告》第二稿，并通過協作辦再次上遞省政府。”吳族春表示，目前只有等待省政府的消息，“領導怎樣批示還不好說”。
浙江省協作辦官方網站的“工作職能”顯示，該部門主要“負責開展國內經濟技術合作情況的調查研究和信息綜合……對我省企業在外省（市、區）和外省（市、區）企業在本省經濟技術合作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協調處理”。
顯然，在得到了浙江省政府的批復后，此前向來低調的吳族春和“夾著尾巴”的浙江煤商立刻“高調”了一把：10月31日，“浙商轉型會長論壇”在杭州召開，吳族春和30多位“煤老板”集體亮相。這不僅是2009年8月晉煤整合補償爭端爆發以來，浙江煤商第一次集中出現在媒體面前，也是浙江煤商希望浙江省政府出面斡旋、維護浙商利益的第一次。
“澤大律師事務所是受了協作辦委托的，我們知道11月底和年關不遠，但我們必須通過法定程序謀求解決。”吳族春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第二次提交的應對預案中，重點是法律訴訟幫助浙江煤商討回更合理的補償款，以及浙江省內對煤老板投資虧損后的金融應急方案。”
但煤老板們并不都像吳族春那樣冷靜。
“萬人簽名”之后
“如果山西方面的主體（在11月18日）不出現，從解決事情的角度，（研討會）起不到積極效果，我們就還會有一些動作出來，盡自己之所能。”
浙江煤商等不及自有其原因。
按照山西省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整合領導組辦公室（下稱“整合辦”）列出的時間表，2009年10月底，山西要基本完成整合主體企業到位和證照過戶換發，11月底全面驗收完畢。
等不及了的浙江煤商于11月5日在溫州平陽縣發起了維權的“萬人簽名活動”。
有浙江煤商估算，山西浙商中的煤老板大多數是溫州人，其中又以溫州平陽縣居多。由于溫州民間資本相互拆借活躍，平陽縣85萬人口中甚至可能有40萬人與山西的煤炭生意有關聯。
知情人士向《中國經營報》記者透露，溫州煤老板們于11月6日早上7點左右，集聚在平陽縣水頭鎮商貿街征集簽名。盡管事發后，平陽縣迅速采取了措施，拆除了簽名桌子和橫幅，但商貿街每家店鋪門前的人群并未直接散去，反而有近百人逐漸轉至去往平陽縣的必經之地——水頭鎮大轉盤附近。
同樣等不及的還有浙江省浙商資本投資促進會（下稱“浙促會”）。
11月9日，該會向全國人大、政協、國務院、山西省相關部門的辦公室發出一份特快專遞，要求對《山西省人民政府關于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并重組的實施意見》（晉政發[2008]23號）、以及2009年4月《關于進一步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整合有關問題的通知》（晉政發[2009]10號）的合法性、合理性問題進行審查處理。
同時，浙促會力邀山西省政府、發改委、煤炭工業廳等相關機構，派員參加11月18日在杭州召開的“地方產業政策延續性與企業投資信心”研討會。
在浙促會11月9日發出的《從法理反思的角度探討山西省對民營煤礦的征收補償》一文中，浙促會認為，山西省將國家行政“引導鼓勵”政策改為地方行政命令“強制”，將所有中小型煤礦都合并到山西地方國有、地方民營的大型煤礦集團，不顧現有煤礦布局的區域差異和投資來源的廣泛性、投資途徑的合法性，違背了國家依法行政的要求。
“希望能給回應。”浙促會該研討會的策劃人于微微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浙促會聯系前述部門時發現對方態度并不友好，甚至根本不想接洽。浙促會隨即動用了一些“高層關系”，但對方仍未給出答復，估計“周四五才可能有答案”。
說這話時，于微微還以為當日是周三，而事實上，彼時已是11月12日周四下午。
“你是站在哪邊的？這事不要管了。”11月12日，山西省煤炭工業廳辦公室一位負責人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記者報道新聞，不必管中間過程”；對于來自浙促會的特快專遞是否到達，“我不清楚”。而于微微則透露，自己的特快專遞正是發向山西省政府、山西省發改委和山西煤炭工業廳的辦公室。
山西省煤炭工業廳是“整合辦”的辦公室所在機構，該廳廳長王守禎兼任整合辦辦公室主任。
“如果山西方面的主體（在11月18日）不出現，從解決事情的角度，（研討會）起不到積極效果。我們就還會有一些動作出來，盡自己之所能。”于微微表示，“現在這個時間有點晚了，整合已接近尾聲。但也是最關鍵的時期，到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會召開，等那時中央定好‘調子’，就徹底晚了。”
顯然，盡管浙促會意在高舉高打，但這場博弈的雙方力量并不對等：浙促會僅是掛靠浙江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的下屬協會之一。
不過，于微微對此似乎還算“樂觀”：“浙江省政府確實未曾公開表態，但連日來，包括《浙江日報》在內的多家浙江媒體都給出了醒目標題，省政府微妙處境下未曾出面，至少不反對。”
11月11日，《浙江日報》在6版經濟新聞版面以《浙商欲破晉煤困局》的專題在二條位置對浙促會進行了報道。
11月13日，《中國經營報》記者獲消息稱，山西省將派出一位副省長參會。就此記者向于微微求證，于微微稱，一切會在11月17日研討會召開前一天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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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蕩秋千”
“20多年沒用過暖氣，這輩子是用不上了。”83歲的張大娘說這話時，郭師傅正在剛打好的白鐵煙囪口上劃“×”。煙囪是使用蜂窩煤爐必不可少的輔助設備，帶“×”的一端表示口窄，能套在另一節里。
郭師傅打煙囪的地段位于太原市三橋街，距此1公里左右，山西省政府、省政協和太原市政府分布周圍。此前的10月11日，太原市物價局就城市居民供熱價格調整舉行聽證會，兩套方案調價增幅分別為38.89％和48.15％。
“這日子怎么過啊？因為金融危機，我們廠從2008年底到現在一直恢復不了生產，半個月就上幾天班，生產出來的設備還賣不出去，只能放到倉庫里。”在山西風雷機械廠工作的王師傅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自己現在每個月只能領取約500元，而因為煤礦重組，小礦關閉、大礦限產，電煤市價已從450元/噸上升至600元/噸。
資料顯示，風雷機械廠制造的產品包括石材開采設備、大壩防滲漏工程施工機械、型煤機、石油機具等，在山西煤礦停產重組的大背景下，銷量可想而知。
后遺癥初顯
身居同一條煤炭產業鏈的不同環節，與王師傅們境遇相同的大有人在。
劉朵順的三四輛運煤車已在家趴了大半年。“正常情況，一年拉個兩三萬噸煤問題不大，一噸煤怎么也能賺個10元、20元的。”劉朵順告訴記者，村里像他這樣做煤炭販運生意的車輛大概有100多部。
劉朵順所在的晉城市澤利縣葦町村位于山西省南部，與河南交界。2003年以前，葦町村共有4個礦井。雖然礦上一直沒有發生過大型事故，但2005年山西省要求煤礦單井年產能必須達到30萬噸，所以到2006年時只有1個礦井還在開采。
“本以為這個經過擴建的礦井不會再有問題，但省里2007年要求年產能必須達到60萬噸，村里只好集資3000萬元加上貸款投資1億元再次擴產。”劉朵順說，“沒想到的是，2008年，這一要求再次增至年產能90萬噸。”葦町村只好將礦井作股49%，被澤州縣煤炭局所屬的國有企業兼并。
“村里有礦，開票、洗煤、加工、短途拉煤、長途販運等中間環節都能賺錢。現在煤礦并入了國有企業，人家有自己的經營體系，用人少，大家就都沒事可干了。”劉朵順販煤時結識的朋友常虎亮說。
“2008年1~10月，我們創造了5億元利潤，今年同期1000萬元利潤都不到。”沁新集團副總裁郝維俊說。
與此相應，沁新集團所處的長治市沁源縣財政收入同樣大受影響。郝維俊介紹稱，2008年公司累計繳納稅費7.8億元，但2009年1~10月，公司繳費僅3.6億元，預計2009年全年不超過4.5億元。而2008年，沁新集團繳費占了沁源縣財政收入的50%以上。
統計數據顯示，山西省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8.1%，2009年上半年GDP增速-4.4%，是全國唯一GDP負增長的省份。
再次轉型
主政山西一年多來，山西省省長王君的大動作主要有二：除了煤炭重組外，八大產業振興規劃是重點。山西當地媒體將此稱為山西調整產業結構的“新”轉型，以區別于1999年時的“老”轉型。
資料顯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山西煤炭開始滯銷，電力、冶金也下滑嚴重。1999年，山西省財政收入出現了負增長，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跌至全國倒數第一。
基于此，1999年6月，田成平接任山西省委書記。同年11月底，山西省召開了調整產業結構的運城會議。此次會議提出了山西產業結構的調整目標：2000年起步、2001年入軌、2002年初見成效、2005年明顯見效、2010年達到全國中等水平。
然而，此次山西省產業調整僅僅持續到2002年上半年。2002年下半年開始，隨著煤炭市場形勢好轉，山西省自然又回到了“挖煤”的老路上。
“從‘十五’到‘十一五’，山西經濟一直貫穿的主線有兩條：一是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二是資源型經濟的轉型。每一屆政府可能側重稍有不同，但主線鮮明。田成平書記任上力推‘1311’規劃，后來劉振華省長提出了‘雙興’戰略（指新興能源和新興工業），王君省長強調‘三個發展’（指轉型發展、安全發展、和諧發展）。”容和平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但山西 經濟有兩個特點，一個是資源依賴型，一個是市場價格牽動型，由于培育替代產業需要較長周期，所以一旦煤炭價格好轉，地方財政和稅收就容易瞄準見效更快、更容易的煤炭挖掘。”
容和平是山西大學教授、山西省委聯席高級專家。
十年一輪回，山西再次面臨新的經濟結構調整周期，而被認為是“新”轉型的“八大產業振興規劃”進展似乎同樣難如人意。
10月18日，來自山西省前三季度經濟形勢分析聯席會議的信息稱，山西省前三季度全省GDP同比增長僅0.5%。而在拉動這0.5%增長的主要因素中，1至9月，山西省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40.2%，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40.8%，創近15年以來最高增速。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54.6%，高出全國平均值30多個百分點，列全國第二。
顯然，“八大產業振興規劃”要發揮功效，尚需時日。而房地產、“鐵（路）公（路）基（礎設施）”的投資增長掩蓋了煤炭重組的陣痛。
統計數據顯示，1至9月，山西有26條高速公路先后開工，總里程2000公里。高速公路已投資360多億元，全國排第四位、中部6省第一位。
政策搖擺
當然，對于運力緊張的山西來說，“鐵公基”投資的加強并非壞事。在山西口碑甚佳的山西省前省長胡富國，就是因為修了太舊高速公路、引黃入晉、新機場建設三大功績而廣受好評。
“在我看來，煤炭整合是好事，但整合不應當是‘國進民退’式的。”容和平表示，“現在的情況，認識上有誤區，操作上有偏差。”
容和平認為，現在山西省正處于經濟、政府和社會三個轉型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最基礎的工作是保證就業增長、以就業為本。而在拉動就業方面，民營中小企業的貢獻率在70%左右。
“山西省政策多變。”一不愿透露姓名的煤炭業知情人士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山西雖然是能源大省，但一直缺乏整體規劃和布局。同時，山西省領導也更換頻繁，不到5年換了三任省長。”
前述人士表示，新領導上任后都會出臺新政策，這直接導致山西的煤炭政策晃來晃去：前任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后任嚴格控制，政策往往“一刀切”地在兩端“蕩秋千”。
確實，2006年于幼軍任山西省長期間，其大力推動的煤炭“產權明晰”改革正成了今日王君推行煤炭整合的最大爭議。被整合的很多溫州煤商質疑，自己當年以“市場化”方式獲得了煤礦運營權、繳納了資源價款，而現在又被“行政指令”提高門檻、排除出了整合主體。
容和平表示，“山西省的資源轉型之路沒有可參照的樣本。國際上，美國猶他州、德國魯爾的轉型都很成功，但借鑒它們的技術沒問題，可體制、制度經驗學不了。它們是‘邦聯制’，可以給自己立法，但山西不行，山西多煤少水缺資本，沒有區域性資本市場的大突破，山西轉型很難成功。”
“安全發展最終也是為了發展。山西經濟要改變對煤炭資源的過度依賴，政府實現審批為主到服務為主的轉型，社會發展轉變到以民生為中心，‘十二五’期間，觀念是先導，體制是關鍵。”容和平說。
背景 BACKGROUND
“新政”出臺始末
●本報記者
對于山西省政府來說，現在的日子并不好過，其強力推進的全省煤礦整合重組不斷遭遇外界質疑和挑戰。
雖然山西省政府方面宣稱，整合重組工作進展順利，已經接近尾聲，但是這次“急行軍”之后還有諸多麻煩有待解決。
“大方向不會變，可能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針對個別煤礦的實際情況會有些許調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山西省政府人員告訴記者，“這次可能是手段急了一點，但總體上我覺得是對的，我們不能只看個案。”他說話的時候情緒有些抑制不住地激動。他認為現在媒體上不時出現的對于山西此次整合行動的質疑是受了一些人的蠱惑，并且有“割斷歷史”之嫌。
動議之初
事實上，山西省對本省煤礦資源進行整合是從2003年開始動議的，山西省發改委宏觀研究院研究員李挺參與了那一次大規模的研究活動。“但最初的動機并不是要進行煤礦的整合，而是希望國家能夠延長對于山西煤炭基金征收年限。當時山西省的煤炭基金從開始的40億元經過多年的消耗使用已經減少到25億元左右。”
從這個最初動機出發，山西省各相關部門和研究機構開始對本省作為“國家能源基地”近30年來的煤炭產業進行總結，得出結論和政策建議上呈國務院。“這也是山西省前省委書記王茂林推動的結果，他當時已經到中央任職，臨近退休，他向總理提出要對山西煤礦進行調研并進行整合的思想，于是開始組織研究。”
經過一年左右的調研，課題報告形成，名為《建議允許山西省繼續執行征收能源基地建設基金的政策》，提交全國人大和國務院。2004年10月，全國人大評審通過，“溫家寶總理也專門做了批示，指示能源局、發改委等在制定能源政策時要注意吸收報告成果。”
李挺當時所在的是體制課題組，主要研究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如何把煤炭管理職能進行分離，建立專門的管理機構（之前，煤炭資源管理一直是安監局承擔的職能），明確監管責任。二就要研究關閉小煤礦的問題。“首要的壓力還是礦難頻繁發生，礦工的安全得不到保證，每次一發生礦難，看著那些悲痛欲絕的礦工家屬和不斷抬出來的尸體，真是讓人受不了。”
日益發達的媒體對礦難的報道讓山西省各級官員壓力倍增。因此課題報告形成的兩大政策建議中，除了建議繼續延長征收山西煤炭基金外，另一個建議就是要關閉整合小煤礦。
“尚方寶劍”
2005年6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促進煤炭工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要堅持走資源利用率高、安全有保障、經濟效益好、環境污染少的可持續發展道路，鼓勵大型煤炭企業兼并改造中小型煤礦，鼓勵資源儲量可靠的中小型煤礦，通過資產重組實行聯合改造。2006年，國務院第133次常務會議通過決議，通過了《國務院關于同意山西省開展煤炭工業可持續發展政策措施試點意見的批復》(國函〔2006〕52號)
這似乎是山西省的“尚方寶劍”，山西省于是開始制定具體的關閉整合方案。
事實上，在此期間，山西省內的探索也在進行，臨汾市就是在2005年開始進行資源價款有償轉讓的嘗試（在此之前煤老板都是通過承包集體所有的煤礦而來），正好是對溫家寶總理提出的“建立一個資源環境的補償機制”的踐行，契合了國家層面和省政府的思路，于是被迅速采納，推向全國。煤老板們變得名正言順。
但是，另一方面，山西省對于小煤礦的關閉整合也在不斷推進。“這幾年每年都有關閉任務。”臨汾市汾西縣安監局的郭局長告訴記者，在此次大規模整合關閉行動之前，整個汾西縣的煤礦已經從最初的198個減少到了22個。
臨汾，2007年三起瓦斯爆炸，都是30人以上的事故。給臨汾的形象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從經濟上來講，一出事故就停產，所以經濟的增長速度受到了嚴重的制約和羈絆。”臨汾市煤炭局局長牛立冬告訴記者。
“要允許政府改正錯誤”
“晉官難做”，已經是人們的共識，前兩任山西省省長于幼軍和孟學農均沒有完成對山西省小煤礦的整合關閉重組，就因為中途殺出的大型礦難去職，把這個棘手的任務留給了后來的王君。
“這次王君省長的壓力確實很大，前面的腳步走的有點急了，整合力度不斷加碼，時間表不斷加快，但這也是被輿論壓得沒辦法的結果。”一位接近政府的知情人士說。
對于外界質疑的資源價款補償過低的問題，李挺說，“從根本上來說，資源是國家的，本來就不應該以那么低的價格轉讓給個人，以前是政府疏忽了，要允許政府改正自己的錯誤。”他認為，很多煤老板之所以買礦的成本高企，是由于“他們花了很多黑錢，比如私下倒賣以及行賄的錢，這些錢當然政府不應該補償。”
有山西省煤炭工業廳官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此次煤炭資源整合中，國家按照這些煤礦主原來實際繳納價款的1.5倍或者2倍給予賠償，已經是考慮了市場因素。“這些補償是額外的，在省政府制定補償標準的相關會議上，補償倍數曾經引起了與會領導的激烈爭論，部分省級領導堅決不同意以1.5倍或者2倍的價格補償煤老板原來已繳納的資源價款，因為拿全省人民所屬的資源讓少數人暴富，并不利于和諧社會的營造。”
李挺對山西煤礦產業的前景很樂觀，“整合之后，主體少了，資本的集中度更高了，山西的煤礦會更加現代化，煤礦管理大大加強，安全事故會大大降低。”另外，他希望政府能夠建立一個補償基金，對于煤礦所在地的農民進行相應的補償，以保障當地民眾的收入和生活。
晉煤國有化的紅與黑
王永強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現在，“煤老板”這個詞匯包含的語義實在五味俱全。
有對他們一夜暴富的艷羨，有對他們如流水般花錢購房置車的譏刺和一點無奈，也有對他們曾經漠視煤礦生產安全、事故頻發的痛加撻伐。
然而，始于2008年9月的晉政發[2008]23號《山西省人民政府關于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并重組的實施意見》文，會讓“煤老板”變成徹底的歷史詞匯。
對于這場被媒體稱之為“新國有化”的晉煤整合，多數人站在了支持政府這邊，畢竟，短短十幾年內，一批煤老板確實暴富，但大多數山西人付出了環境的代價，卻并未享受到本屬國有資源出讓帶來的實惠。然而問題在于，時下之中國，早已不是過去的樣子，《物權法》、《合同法》等經濟法律相對健全之下，過于依靠行政指令暴風驟雨般推進的晉煤“國進民退”，總會激起經營權所有者的博弈與抗爭。
此外，山西剛剛開了個頭就可能被推向內蒙古、河南、新疆、陜西等能源礦產大省（區）的整合“經驗”復制，也讓人捏著把汗。終究，有好的目標，通過恰當的路徑和方式，變革進行的社會成本才可能最小。這也正是本次晉煤重組最引爭議的地方：用行政力量改變本該由市場配置資源的方式。
一線調查FIELD SURVEY
博弈升級：“浙江煤老板”抱團求生
“對不起，我在開車。”
每當話題進入敏感區，吳族春常會用這樣的結語婉拒對話的繼續進行。4個月前，當他趕赴山西調查浙江商人在晉的礦產投資狀況時，他并沒有想到，自己現在會置身于一場旋渦的中心。
吳是浙江澤大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資源與環境業務部首席律師。日前，由他參與調研完成的《浙商在晉投資的煤礦企業在山西煤礦企業兼并重組背景下可能遭受重大損失》書面報告（下稱《報告》）一經出爐，吳族春就成了媒體追逐的焦點：浙籍在晉“煤老板”們“欲語還休”，山西省各級政府“諱莫如深”，吳掌握的情況恰好能做更多的說明。
據吳族春估算，目前浙商在晉投資煤礦企業超過450家，投資總額逾500億元，控制煤炭資源年產能在5000萬噸以上。而這一切，很可能因為山西轟轟烈烈的煤炭重組而“盛景不再”：“浙商在山西投資的煤礦，單井年產能都無法達到90萬噸的標準，這意味著這些煤礦基本要被兼并或關閉。”
曾經低調
“請理解我們的苦衷。”一位煤老板說，“確實有很多想法不吐不快，但我們有顧慮，有前車之鑒。”
大風起于青萍之末。浙籍在晉煤老板們的命運在2009年4月被突然扭轉：山西省以“晉政發[2009]10號”的《關于進一步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整合有關問題的通知》（下稱《通知》），出臺了《關于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整合所涉及資源采礦權價款處置辦法的通知》等一系列相關配套規定，并宣告成立“山西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整合工作領導組”（下稱“工作組”），拉開了山西省煤炭資源整合的大幕。
《通知》稱，山西全省近2600座煤礦將由大同煤礦集團、山西焦煤集團等省屬國有重點煤炭企業牽頭重組，到2010年底僅保留1000座；兼并重組后的煤企規模原則上不低于年產能300萬噸，單井年產能不低于90萬噸。屆時，山西的煤炭企業將從2200家縮減到100家左右；到2011年，形成3個億噸級和4個5000萬噸級的大型煤炭企業集團。大集團煤炭產量占到全省總量的75%以上；到2015年，大集團煤炭產量進一步提升至全省80%以上，單井規模達到120萬噸/年以上。
毫無疑問，浙江煤老板們的礦井基本都不達標，但彼時，事態的嚴重性并未引發煤老板的足夠重視，多數人選擇了沉默和觀望：由于經常遭遇安全整頓和停產，煤老板們并不知道這次“動真格”的力度到底有多大。
按照工作組的規劃，2009年7月，山西省11個市的兼并重組整合方案將全部通過審查；8月則全部完成兼并重組的協議簽訂工作，主體企業與被整合煤礦企業進入資產評估、洽談、協議簽訂階段；9月底全部完成正式協議簽訂；10月底基本完成主體企業到位和證照過戶換發工作，11月份全部通過驗收。
但事情的進展并不順利。七八月間，重組雙方的談判焦點集中在資產評估標準、補償款數額及具體兌現時間上。這時，基本沒人再認為這次重組會“雷聲大雨點小”了。浙籍煤老板們也開始借助媒體零星發出重組補償標準過低、民營資本投資虧損的聲音。吳族春也于此期間趕至山西進行調研。
9月23日，山西省加快推進煤炭資源和企業兼并重組座談會召開，山西省省長王君會上著重強調了兼并重組時間表的緊迫性。而此時，浙籍煤老板們媒體上的聲音卻近乎消失。
“請理解我們的苦衷。”一位煤老板說，“確實有很多想法不吐不快，但我們有顧慮，有前車之鑒。”該老板稱，一位同鄉就因“公開姓名”（溫州煤商練祖前，曾接受央視采訪，本報注）接受采訪，結果在一次會議上被山西省主要領導點名批評。
集體亮相
這樣的數字上報給中央，容易讓中央認為重組會很順利，進而誤導國務院作出山西試點可以在全國推廣的判斷。
“我們是浙商在外投資者的娘家，也理解大家不愿走到臺前的難處。”浙江浙商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徐王嬰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10月31日的論壇，我們本想只邀請一名律師和一位煤老板探討法律維權的問題，沒想到，一下來了30多人。”
在浙商轉型會長論壇上，“會議室的長桌兩側，分坐著煤老板和浙江法學界人士，這是一個可以用膚色來劃分職業的小型聚會。煤老板大多精瘦黝黑，著裝一律是刺眼的范思哲搭配古奇，私下交流習慣講一口令人費解的蒼南蠻話。”當天與會的《市場導報》記者萬曉玲如此描述第一次集體亮相在公眾面前的浙籍煤老板。
盡管“人多勢眾”，但當天與會的30多位煤老板卻沒有一人愿意首先發言，每個人的開場白都往往是“希望媒體不要公開姓名，電視畫面也請處理一下”。
“山西有關部門披露的重組協議簽訂率達97.9%的數據是有‘水分’的。”吳族春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重組雙方簽訂的是經濟合同，但卻沒有經濟條款，只是約定補償款額度、支付等細節在補充合同里簽訂，但對于補充合同怎么簽、什么時候簽卻沒有規定。而這樣的數字上報給中央，容易讓中央認為重組會很順利，進而誤導國務院做出山西試點可以在全國推廣的判斷。
吳族春的擔憂并不遙遠。
10月26日，國土資源部召開“全國礦產資源秩序整頓規范總結表揚暨進一步推進整合工作部署電視電話會議”。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苗圩會上介紹稱，經國務院批準，國土資源部等12部門發出了《關于進一步推進礦產資源整合工作的通知》，要求在2010年繼續推行礦產資源整合工作。煤、鐵、銅、錳在內的15個礦種仍然是礦產資源整合的主要內容，而山西推行“國進民退”的整合小煤礦模式或在全國范圍內得以推廣和復制。2010年年底前，按照已批準的進一步推進整合實施方案，我國將建立健全礦產資源管理有關制度，初步建立礦產資源開發利用長效機制。
“既然產業調整是國家性政策，不是一個省的行為，那就沒有辦法說好或者不好。但既然是公私合營，那么，怎樣才能既完成目標，又減少民營資本的損失，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就是個很重要的難題。”徐王嬰表示，在保持國有控制力和調動民企積極性之間，穩妥、和諧的處理方式有助于減少潛在影響，給投資者樹立信心，營造好的投資環境。
“晉煤重組的最大問題，在于采用了下指標、時間表、責任制的行政方式，把已經過市場確認的資產分解到11個地市，限期完成，違背了民法的自愿原則。”吳族春表示，這種由政府自行確定補償比例，是強制定價，以行政權干涉市場的資源配置，混淆礦產資源出讓與轉讓行為的性質，加劇了兼并與被兼并方的矛盾，損害了市場配置資源機制。
“我們還沒有走到山窮水盡，到那時會舉行更高規格的集會。”研討快結束時，煤老板中忽然有人大喊，鼓掌聲此起彼伏。即便如此，徐王嬰仍然沒有收到一張煤老板的名片。
簽名抱團
溫州煤老板們在11月5日發起的“萬人簽名活動”已被平陽縣暫時平息。
實際上，吳族春能夠成為山西浙商的“代言人”，多少有些巧合。
2008年11月，受浙江省國土資源廳與浙江省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下稱“協作辦”）委托，吳族春開始了“浙商礦業發展研究”項目調研。
“調研的本意是浙商在外投資的礦業分布，煤炭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浙江屬于資源小省，省內基本不出產煤炭，在2008年浙江消耗的1.8億噸煤炭中，山西浙商直接、間接返銷煤炭占30％，一旦斷供，勢必將對浙江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山西浙商的遭遇尤其引人側目。”吳族春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
憑借同鄉優勢，吳族春手中掌握了大量溫州煤老板資料。他在《報告》中寫道，山西119個縣市區中，有90多個縣市區產煤，產煤的地方均有浙商投資的煤礦，初步估計浙商在山西投資煤礦企業約450多家、煤礦500多座，投資總額在500億元到1000億元，占民間投資山西煤礦資金總量近1/6。
有溫州煤老板估計，山西浙商中的煤老板絕大多數是溫州人，其中又以溫州平陽縣居多。由于溫州民間資本相互拆借活躍，平陽縣85萬人口中估計有40萬人與浙商在山西的煤炭生意有關。
也正是基于上述考慮，吳族春主動撰寫了《報告》，呈遞給浙江省國土資源廳和協作辦，希望能得到來自浙江省政府的支持，出面幫助浙商維護在晉利益。
“這個事情我們并不清楚，最清楚的應該是吳族春。”11月4日，協作辦機要室人士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而協作辦官方網站的“工作職能”顯示，該部門主要“負責開展國內經濟技術合作情況的調查研究和信息綜合……對我省企業在外省（市、區）和外省（市、區）企業在本省經濟技術合作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協調處理。”
針對此前媒體傳言浙江省已就山西浙商煤炭重組事宜與山西省政府進行過交涉，吳族春表示，據了解，尚未進行；而他呈遞有關部門的《報告》，有望引起相關部門回應。
“浙江省政府官員做事其實相對保守。既然煤炭重組是國家性決策，浙江省政府肯定不會輕易出手，同山西省政府溝通。”知情人士透露，“反而是浙江省某局領導曾就此事發表過談話，表達了要同浙籍山西煤老板溝通，并在必要時出面同山西溝通的意愿。但不巧的是，目前由于溫州平陽的煤老板們準備舉辦萬人大簽名，該局也怕被誤解為組織者，因此還在觀望事態的進一步發展。”
而來自溫州平陽縣的消息人士透露，溫州煤老板們在11月5日發起的“萬人簽名活動”已被平陽縣暫時平息。11月6日早上7點左右，平陽縣水頭鎮商貿街的簽名桌子和橫幅已全部被拆除，商貿街每家店鋪門前都有三三兩兩的人群在議論；后來人群逐漸轉至去往平陽縣的必經之地——水頭鎮大轉盤附近，大約近百人。現場有人稱，早上警車來過，而平時，城管肯定不會在7點這么早就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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