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學術、科研界的事情可沒少犯暈，出過的丑聞和洋相也不少。這次因為錢學森的去世以及兩位“海龜”的自殺也對我們80青年沖擊不小。本文的作者就是一位我認識的85后，他22歲即考取了國內某名牌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已從事實際產品的研究和生產數年。然而，當他在談到中國當前的學術現狀時，對學術圈內種種負面現象進行了直率地批評，并直白地表示期待毛主席時代那個“科研的春天”的再次到來。文中有些觀點雖然偏頗，但是部分成名研究員擁有大量的科研項目卻沒創造出相應的成果卻是不爭的事實，這種事實不知道是我們科研的進步還是一種退步？
期盼毛澤東時代“科研的春天”重回人間
——就錢老逝世和海歸自殺談談中國現在的科研體制
最近國內科學界出了兩件大事。一件是錢學森逝世；一件是兩位“海龜”博士自殺。錢老逝世讓人扼腕嘆息；而浙大涂序新和湖大南方圓兩位海歸博士的相繼自殺，卻讓人百思不得其解。一時輿論四起，有道是當今學術圈腐敗所致，也有論海歸心理素質或者是房價高導致。人云亦云之后，結合這兩件事情，有個需要解開的結：為何像錢學森這類科學家在五、六十年代中國那么艱苦的條件下前赴后繼地回來，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不怕被誤會，依然執著為國和人民，并做出巨大貢獻。而如今的“海龜”們卻怎么了？物質條件有了極大改善，居然前赴后繼地去跳樓、跳江呢？筆者以數年對中國科研現狀的耳聞目睹，談談這種巨大反差的原因和中國現在的科研體制。在中國當今這個錯綜復雜的學術圈里，與毛澤東時代的學術環境已經有了天壤之別，這種區別就在于目前的科研現狀是：科研項目變質，科研人員變性，科研環境變態。
一、 科研項目變質
科研項目的變質反映在其研究目的、完成過程和完成結果上。錢老時代，科研項目的立項是探索自然，增強農業，工業、國防等行業的技術力量，必然具有前瞻性和緊迫性，符合國家和人民的需要，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實現并產業化的能力。而今隨著 “一切向錢看”和叢林法則的建立，科研項目已成為諸多研究人員聚斂財富和標榜成就的法寶——他們關注的，是這個項目能否批下和批下多少錢。至于把項目立項是否科學，是否能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是否可以完成并有“經濟效益”等放在次要，甚至不重要的位置。大量的項目毫無意義，或者沒有實現的可能，更別去談什么“經濟效益”。項目研究目的變化，使得研究人員根本沒有把心思放在了完成項目上面，拿到錢，能投入4成到研究上已算敬業，其余的錢修辦公室、買電腦美其名曰改善研究條件，出去開會順便旅游名曰促進國際交流，至于買車買房炒股賭博或者繼續運作其他項目搞“良性循環”亦不在少數。
你可以不去承認，但這是事實。這樣栽下和澆灌出來的樹，能有什么好果子？結果就是：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平均僅為20％，實現產業化的不足5％，專利技術的交易率也只有5％（羊城晚報，10月23日A20版）。對于國家撥付經費的科研項目，由于往往交不出實際的產品，研究人員把發論文作為了交差的首選方式，而對于一些企業或國家要求的必須完成的項目，良心稍好點的請些外國專家進行“合作”，或者買些外國的半成品再加工一下做出成品。龍芯總設計師胡偉武自欺欺人說：“合理購買知識產權和服務也是自主創新戰略的組成部分。”筆者也從事某產品的制作和研究數年，研究的基礎全部是建立在外國的半成品上面。良心壞的用假東西交差，媒體曝光的那個上海交大微電子學院院長陳進買來MOTO的芯片，要人磨掉上面的標志再密封交差，期間他忽悠到項目經費超過一億元。
二、 科研人員變性
中國現在的科研人員無論是學生（碩士、博士）還是老師（講師，副教授，教授，學者，院士等）的性質和錢學森時代比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研究生不再是科研的基礎和后備力量，而是就業的敲門磚，如果不是方便就業，中國根本不會形成如此龐大的考研大軍；是諸官員、體育、文藝明星等社會精英的裝飾，大批官員“被帶上了”博士學位，上海交大等諸多知名大學均表示可以讓“讀書無用”的丁俊暉免試讀研；是諸單位標榜自己高學歷高水平的牌坊，公務員考試招收碩士博士扎堆，難道他們真的需要碩士博士并能充分發揮他們的能力么?至 于 老師，教書研究基本交給了低級的講師、副教授，而這些人卻天天忙著鉆營升為上層者。 那些 教授院士，剝削學生勞動成果有之，為官者有之，下海經商的有之，拍廣告、走穴演出的有之，陪吃陪喝攬項目者有之。
三、 科研環境的變態
科研環境的變態已經是典型的“中國特色”，那些鉆營、欺詐和腐敗無處不在。晉升考鉆營，出成績靠鉆營。“不跑不送,原地不動,既跑又送,提拔重用”；對于項目的評獎也是一樣；碩士博士畢業也可以買 通答辯 老師通過。欺詐已是司空見慣，剽竊論文者屢見報端，而寫論文過程中抄襲，修改、拼湊數據和圖片更是心照不宣的“潛規則”。現在國內學術期刊，基本不看文章是否有創新點，只看作者是否牛B，是否是基金項目。如果不是，被拒稿的可能性相當大，即使可以發表，發表次序也放到最后，拖個數月甚至一年也是可能。而你在雜志社或者審稿人那邊有認識的，接受和發表都會更為迅速。而幾乎所有的學術期刊都向作者按頁收取版面費，明碼標價，級別越高價格越高。這種只重利益和人情導致使得中國學術期刊的聲望越來越差，SCI統計顯示中國的許多期刊的影響力是逐年下降，而中國人自己記影響因子居然是年年上升。
科研體制的惡劣使得我們再也無法獨立取得像“兩彈一星”那樣的成就，神五神六還靠的是76年的技術，大量投入的科研經費基本打了水漂，用別人的零件裝配還拿“自主知識產權”欺騙自己。我們再也誕生不出錢學森、華羅庚、陳景潤，袁隆平等知名科學家，反而有著一堆學術騙子。那么，現在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新時代海歸博士回國后的場景：由于在國外10多年的學業研究，他們適應溶入這個體制的能力極差。他們整天做不了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研究，自己多年苦學無法得到運用，學成的知識用途甚微甚至毫無用處，心理上可以說是極度的饑渴；他們還要看著那些周圍那些科研能力不如自己卻遠比自己會鉆營的人，占據高位，成果豐碩，甚至用卑鄙的手段排擠自己；他們被迫違心地做那些鉆營甚至是欺騙的事情，自然會抑郁，自然要悲觀厭世。某些人可能機遇好，受到的不公正少；某些人可能可以溶入這個圈子，反而變成體制下的受益者；某些人，可能可以重新出國找到機會，但不要以為這就萬事大吉，他們再苦修10年恐怕都很難達到國內同行的精英高度，很長時間活在這些人的陰影之下，涂博士遺書中稱回國前有人告誡他不要回國，恐怕就是這類人；還有些人就是涂博士（南博士沒有定論）這樣，看著自己30多歲了，在國內發展的前途渺茫，找到再次出國的機會并取得成績同樣有多方面困難，自己羞對陪伴自己30多年的家人，最終走上絕路。
逝者已逝，催生這個悲劇的體制依然存在。筆者希望，毛澤東時代那個“科研的春天”還能夠再回人間。每個研究人員都能充分發揮出自己的才能，讓悲劇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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