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社會主義的兩條根本原則
——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第13次理論研討會（筆談）
朱妙寬
摘要：公有制為主體和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兩條根本原則。我國的改革開放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這兩條根本原則。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必須從各方面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須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深化分配制度改革，采取果斷措施，縮小收入差距，努力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關鍵詞：公有制為主體；共同富裕；社會主義方向；社會公平；分配制度改革
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是公有制為主體和共同富裕。鄧小平明確指出：“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兩條根本原則。”[1]（P111）這兩條原則相輔相成，互為條件，體現著社會主義所特有的本質特征，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鮮明地區別開來了。回顧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經驗，我們之所以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正是因為堅持了這兩條根本原則；之所以會出現某些曲折和問題，正是因為偏離了這兩條根本原則。因此，我國的改革開放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這兩條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
一、必須始終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
社會主義本質要求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靠什么實現這一點呢？當然首先要靠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僅有生產力的發展是不夠的。沒有公有制為主體的生產關系，就必然加劇兩極分化，導致剝削與被剝削現象的普遍化。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的必然要求。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這一制度，就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經濟發展。首先是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為此，必須深化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應該看到，有些國有資產長期閑置，或者效益低下、競爭無力，造成國有經濟很大損失，推進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人把推進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演繹為“國退民進”，乃至變成事實上的私有化。有的主張“國有經濟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有的采用下指標、派任務、定時限、趕進度的做法，用搞運動的方式要求國有經濟從競爭性領域全部退出；有的把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簡單地理解為一個“賣”字，把國有企業當作包袱急于甩掉，一賣了之。結果不是把國有企業搞活，而是把國有企業搞死。幾年來在推進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中，在某些地方某些領域出現了國有資產嚴重流失的現象，而且有些案例數額巨大，令人觸目驚心。有的是財務審計不嚴，資產評估不實，虛構虛增成本，轉移企業資產；有的是產權轉讓不規范、不透明，低估賤賣國有資產；有的甚至內外勾結、違規審批、隱匿轉移、侵占私吞國有資產。在這個過程中，極少數人損公肥私，把國有企業變成了自己的私人企業，成了企業主和暴發戶，而一大批職工主人翁地位嚴重喪失，切身利益受到重大損失，導致了廣大職工極大不滿，甚至出現了一些暴力對抗行為和較大規模群體事件，嚴重影響到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目的，絕不是讓國有企業從競爭性領域中都退下來，更不是把國有企業都賣掉，實際上走向私有化。必須全面準確地把握中央的方針政策，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做到“進”而有為，“退”而有序，使國有經濟增強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根據以往經驗教訓，決不能搞“一刀切”，用行政命令推進國有企業改制，更不能一陣風，盲目出售國有資產。要通過創新體制機制、完善政策法規、加強監督管理等多方面的努力，使改革在推進中不斷規范，在實踐中不斷完善。
所有制關系是全部生產關系的基礎，它決定著生產關系的各個方面，體現在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的各個環節。正如馬克思所說：“給資產階級的的所有權下定義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社會關系描述一遍。”[2]（P180）同樣，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落實在公有制經濟的全部運行過程和全部社會關系中，必須落實在公有制企業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的各方面和全過程中。從1956年基本完成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算起，公有制在我國已經搞了50多年，但是，什么是公有制，怎樣實行公有制，并沒有完全搞清楚。今天，我們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從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的全過程中，從企業管理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勞動就業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各方面按照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固有性質真正實行好公有制。根據幾十年的實踐經驗，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明確認識和切實做到以下幾點：
（一）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但不管形式怎樣不同，本質是相同的，都是公有、公開、公平、公正、公決、公享。必須把這些本質要求貫徹落實到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各個環節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二）公有制的載體是企業以及為之服務的機關、事業單位。必須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一切公有制單位的人財物、產供銷必須實行民主管理和科學管理。不能政企不分，黨政官員都可以管理企業，又都可以不負責任。企業經營管理人員都要通過公平競爭上崗。企業的各項重大決策，特別是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例如企業所有制的改革，必須經過職工討論，征得職工同意，不能搞暗箱操作，不能損害職工利益。
（三）公有制企業的活動舞臺是市場。必須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作用，隨時根據市場變化和市場信息調節生產和流通，優化資源配置。必須尊重價值規律，實行等價交換，消除工農之間、城鄉之間的不公平現象。
（四）公有制的落腳點和優越性在于分配上的公平合理，這是公有制的真正實現。必須消除收入分配和資源分配（包括勞動就業）兩個方面的分配不公。必須把壟斷行業和其他高收入單位及暴富群體不合理的高收入堅決降下來。要加強對高收入者的稅收征管和對低收入者的社會保障，加快建立健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
（五）公有制的適用范圍只能是生產資料，不能包括消費資料。各種公款消費，包括公款吃喝、公費電話、公費汽車、公費旅游、公費娛樂等等，每年高達幾千億元，導致公有財產浪費、奢靡之風盛行、腐敗現象蔓延、群眾民憤極大。這對公有制是一種嚴重的侵犯、腐蝕、瓦解和破壞，必須下定決心，堅決壓縮。
（六）公有制的發展完善是一個長期過程。公有制作為生產關系的基礎和經濟制度的主體，必然涉及到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必然會受到許多以權謀私者、投機鉆營者的各種侵害，包括在企業改制中損公肥私、化公為私。如果沒有嚴格管理，嚴格監督，沒有公開、公平、公正、公決、公享，公有制經濟就有可能蛻化變質、名存實亡，就有可能產生特權剝削、寄生剝削、消極怠工、揮霍浪費和各種消極腐敗現象。因此，必須在實行政企分開的同時，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和依法管理，必須完善各項政策、法律、法規和制度，運用經濟、法律、行政和教育等各種手段，靠企業內外的職工和人民群眾，與各種危害公有制的現象進行持久不懈的頑強斗爭，并要嚴格防止盲目投資、重復建設、資源浪費、資產流失，嚴格防止信息失真、決策失誤、勞民傷財、得不償失，以確保公有制經濟保值增值和發展壯大。
總之，在發展和完善公有制經濟方面還有許多理論和現實問題需要研究和解決。只有這樣才能切實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真正堅持和維護好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
二、必須始終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P373）歸根到底，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改革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們提倡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為了激勵和帶動其他地區也富裕起來，并且使先富裕起來的地區幫助落后的地區更好地發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是同樣的道理。對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個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稅。”[1]（P110-111）因此，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不是平均主義，人們之間可以有先富后富的差別，可以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但是，先富必須是靠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致富，決不允許靠損公肥私、化公為私、貪污受賄、非法經營等歪門邪道致富。對先富起來的人要通過稅收等手段加強宏觀調控。先富起來的人要幫助別人致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從現實情況來看，在總體上，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是有了提高；但是多年以來，在不同群體之間，包括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單位之間收入差距持續擴大。這種差距已經超出了合理范圍，超過了包括歐美、日本在內的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也超過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導致了嚴重的貧富分化乃至某種程度的兩極分化。這種情況明顯偏離了共同富裕的目標，偏離了社會主義的改革方向，對改革、發展、穩定的全局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如果不能采取果斷措施盡快理順分配關系，縮小收入差距，就有鄧小平同志早已告誡的改革失敗、走上邪路的危險。
多年來，胡錦濤同志再三強調，必須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理順分配關系，走共同富裕道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他指出：“要適應我國利益格局變化和利益主體多元化的客觀要求，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正義，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抓緊完善利益協調機制，以擴大就業、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理順分配關系、發展社會事業、維護社會穩定等為著力點，努力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3]（P70-71）“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擴大轉移支付，強化稅收調節，打破經營壟斷，創造機會公平，整頓分配秩序，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3](P74)
貫徹落實這些指示，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理順分配關系，走共同富裕道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要采取多方面的政策措施。這里僅從理順分配關系、縮小收入差距方面提出以下幾項政策措施：
（一）完善國有企業工資福利制度。一切國有企業職工的工資、獎金、補貼、福利待遇，應該規定基本統一的標準。要確保所有國有企業職工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確保勞動平等，工資平等，同工同酬，既不能不同工也同酬，也不能同工不同酬。所有國有企業職工工資收入都應該以勞動貢獻為依據，工資差別應該與勞動差別相一致。要完善并嚴格實行工資總額控制制度。要合理確定工資總額，不能簡單地將工資總額與經濟效益掛鉤，只能將經濟效益中確實由于職工勞動貢獻的增大而增效的部分與職工工資適當掛鉤。要嚴格控制一切工資外收入。壟斷行業職工不得憑借行業壟斷獲得過高收入。要嚴禁濫發獎金、補貼、多提福利基金。要實行國有企業全體人員的陽光工資制度，取締一切瞞報的灰色收入和違規收入。目前理順分配關系、完善分配制度的重點應該放在取締大量瞞報的灰色收入和違規收入上。這樣做，決不是改革走回頭路，回頭搞平均主義，而是深化改革，糾正社會分配不公，堅持按勞分配，完善分配制度，促進社會公平，保證發展的成果讓人民共享，實現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
（二）完善國有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要正確考核和評價國有企業效益和企業負責人業績，并在此基礎上合理確定國企負責人薪酬。首先，如所周知，我國國有企業長期以來效益不高，甚至大面積虧損；經過改革改組改造，加強管理，減員增效，效益有所提高，但這種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的成果，是靠國家和下崗職工付出了巨大代價取得的。其次，目前我國國有企業勞動生產率、投入產出率、實際利潤率總體水平還不高。我國單位產出的能耗和資源消耗水平明顯高于國際平均水平，更高于國際先進水平。再次，企業效益是企業內外多因素多變量起作用的結果，要準確計量和考核國企高管人員貢獻的大小，以及他們與其他人員貢獻大小的比例關系，必然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提高高管薪酬，拉大與職工收入差距，顯然需要經過準確考核，慎重決策。國企高管薪酬制度的改革，要放在改革發展穩定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全局中，放在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財政稅收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全局中加以研究。在相關配套改革完成之前，還不適宜把高管人員與普通員工的收入差距拉得過大，也不適宜與外國企業攀比。在許多國家有比較健全的個人所得稅、財產稅、遺產稅、贈與稅、社會保障稅等稅收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即使企業初分配后收入差距很大，經過再分配后收入差距將大大縮小；即使第一代人財產差距很大，到第二代、第三代人財產差距將大大縮小。而我國這些制度還遠未建立健全起來，因此，我國國有企業高管薪酬水平不能簡單地與外國企業攀比。例如，德國企業高管人員收入是一般制造業員工的13倍，日本為11倍。[4]但德國基尼系數是0.28，日本是0.25。[5](P202)而我國高達0.5左右。因此，我國國有企業高管薪酬不能與職工薪酬差距太大，也不能與外國攀比。
（三）完善稅收制度，主要是各類企業所得稅制度和個人所得稅制度。要把現行各類企業所得稅統一的25%的比例稅率改為累進制稅率，對壟斷利潤要規定幾檔較高的稅率。個人所得稅的費用減除額要由固定數額改為大體按平均生活費用計算，并要提高高收入部分的稅率。現在有些人月收入已高達20萬元以上，因此，在計稅月收入10萬元以上稅率45%之外，可增設幾檔更高的稅率。此外，有的歌星一場演出就拿到幾十萬元；有的彩民一次獲獎就可能達到500萬元、上千萬元甚至上億元；對諸如此類的高收入，只征收20%（或一定加成）的所得稅顯然是過低了，征收50%以上的所得稅應該是合理的、可行的。這樣有利于人們之間的收入公平和社會和諧。
（四）完善國有企業利潤上繳制度。全民所有制企業要循名責實，真正體現全民所有，確保全民受益，使企業利潤讓全民共享。要把按稅后利潤的10%或5%上繳改為按國有資本占用額的銀行貸款利率上繳，或者參照國外成功經驗，按稅后利潤的50%-80%上繳，既從分配制度上體現國有企業的全民所有制性質，又與國際接軌。有些行業、主要是壟斷行業，如金融業、電力業、電信業、煙草業等壟斷行業的高利潤，主要來自于國有資本、國家資源、國家政策（包括利率政策、價格政策、投資政策、市場準入政策）等等國家的、社會的因素，其高收入理應歸國家所有，讓全民分享。
（五）完善國有企業的民主理財制度。每個國有企業的一切收入分配和財務收支都要建立起列寧早已反復強調的“最嚴格的全民計算和監督”體系[6]（P479）。長期以來，國有企業效益不高，國有資產大量流失，非法非正常收入大量存在，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管理不善、管理混亂，特別是財務管理混亂、財務制度不嚴、財務暗箱操作、失去監督制約，無疑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因此，國有企業都必須加強財務管理，完善財務制度，實行全民計算和監督。具體說，就是依靠全民智慧和力量，對全民所有制的全部財產及其財務帳目加以嚴格監管。要建立經常化、制度化、規范化的財務公開制度、財務檢查制度和財務審計制度。每一個職工、每一個公民，都要有權依據一定法定程序去檢查每一個全民單位（包括黨政機關和全民企業事業單位）的每一筆帳目（有明文規定的保密單位和保密事項除外）。財務公開不是一年一度的收支帳目總額公開，而是每月每筆帳目的公開。財務審計不是審計機關的抽查審計，而是有審計機關和單位內外群眾參加的對全部單位、全部帳目、全部單據的全面審計、全員審計、公開審計。對發現的一切違紀違法問題，都要嚴肅追究和處理。總之要從制度上堅決堵死國有財產一切漏洞。采取這一措施，誠然要耗費相當多的人力和財力，支付較高的監督成本，但一切耗費歸根到底都是人的勞動耗費，而我國失業人口眾多，有能力參與財務檢查和監督的人員也眾多，完全可以通過精心組織、精心培訓，建立起對國有財產的最全面最嚴格的全民計算和監督體系。可以肯定，這一體系的建立，必將在擴大勞動就業、發展民主政治、遏制腐敗現象、取締非法收入、保護國有財產、鞏固國有經濟等方面取得很高的經濟效益、政治效益和社會效益，收益一定會遠遠高于成本。所以采取這一措施是必要的、有益的、可行的。
（六）完善國有企業的勞動人事制度。國有企業必須建立一套科學、規范、合理、公開、公平、公正的勞動就業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國有企業招收、錄用每一個員工，都必須象國家機關招收公務員那樣，面向全社會一切符合條件的人員公開招收，通過嚴格的考試、考核程序，平等競爭，擇優錄用。任何人都不得享有特權，也不得受到歧視。各級管理人員、包括高級管理人員也要通過公推公選，平等競爭，擇優上崗。
（七）完善國有企業收入分配的法律制度。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的分配制度和分配原則。如何使之在各單位各方面具體化、規范化、法律化、制度化，使之成為實踐意義上的自為存在，這是需要不斷探索創新的重大理論課題和實踐課題。目前收入分配上存在的各種問題，各種混亂、無序、失范、失控狀況表明，整頓分配秩序，完善分配制度，完善國有企業收入分配的法律法規，是我們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對國有企業一切形式的個人收入分配，包括工資、獎金、津貼、補貼、福利待遇、職務消費等等，都要制定嚴格的規章制度和必要的法律法規，都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要認真執行教師法，確保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不低于或者高于國家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并逐步提高。同時，要盡快制定并認真執行國有單位（包括機關、事業、企業單位）人員工資法。要規定壟斷企業人員平均工資不得高于公務員和教師平均工資；國有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平均工資不得高于高級公務員平均工資。個別人有特殊技能、特殊貢獻，其個人收入當然可以高一些；但作為一個群體來說，其平均收入應該控制在一個適當的水平，與其他群體的收入水平應該有一個適當的比例關系。
（八）完善私營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單位的收入分配制度。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單位勞動合同、勞動制度、勞動時間、勞動條件、勞動保護、工資福利和職工各方面合法權益的保護和監管。建立健全私營企業財務賬目和財務管理制度，加強對私營企業生產經營情況、利潤情況和納稅情況的監管。私營企業要每月向勞動行政部門報送用工情況、勞動合同訂立和變更情況、工資福利報表、社會保障基金繳納和使用報表等資料。政府和工會必須協調好、解決好企業主與雇工、與消費者、與社會、與國家之間的各種利益關系和矛盾沖突。
（九）建立健全各類企業的工會組織。在國有企業，普通職工雖然在人數上占有多數，但比之領導干部仍然處于弱勢地位。在私營企業，受雇員工更是處于弱勢地位。為了維護處于弱勢地位的各類企業員工的合法權益，各類企業員工必須組織起來，建立真正代表自己講話、維護自己利益的工會組織。工會組織和工會干部要真正具有為職工維權的意愿和能力，專職工會干部要獨立于企業之外，與企業內部員工保持密切聯系，勇于和善于維護企業員工的合法權益。
（十）政府機關要加強對各類企業收入分配的宏觀調控和監督管理。人民政府是人民的代表，也是國有企業所有者的代表，完全有理由、有權力、有可能、有必要對各類企業收入分配實施強有力的宏觀調控和監督管理。只要政府有決心調控和監管好各類企業的收入分配，就能很快理順分配關系，完善分配制度，確保國民經濟的科學發展和社會的公平和諧。政府機關要能對各類企業收入分配實施強有力的宏觀調控和監督管理，必須依靠公務人員、首先是領導干部的勤政廉政。打鐵必須自身硬。政府機關要能監督管理好企業，首先必須監督管理好自己的公務人員、首先是領導干部。如果政府機關向企業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如果領導干部依仗權勢把自己的親屬子女送進壟斷企業，或者貪圖私利，巧立名目，吃拿卡要，索賄受賄，那怎么能去監督管理好企業呢？因此，深化分配制度改革，關鍵在政府，在公務員，在黨政領導干部的清正廉潔。而要解決這個問題，不能指望從思想道德和個人品質上解決問題，而必須從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設上解決問題。必須堅決克服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實行權力分解、權力制衡、權力監督，必須由人民來監督政府、監督黨委、監督領導干部，必須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可以相信，只要黨政領導干部真正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下定決心，果斷決策，從各方面采取切實措施，就一定能完善分配制度，理順分配關系，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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