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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黑風暴:為什么是重慶

韋洪乾 · 2009-11-05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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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是重慶
時間:2009-11-04  新聞來源:方圓法治
作者:韋洪乾

  最近,重慶“打黑”引起了國內外輿論的強烈關注,成為近期的熱點新聞。無論是抓獲的涉黑涉惡人員,還是落馬的保護傘,不僅在重慶是前所未有,在全國也十分罕見,以至于輿論對重慶的關注超過了建國以來的任何歷史時期,用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話說就是,“一個城市做這么一件事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這是百年不遇的大事,對重慶來說也是難得的機遇。”

  重慶抓住了這個機遇。作為一個直轄市,重慶與北京、上海、天津截然不同,無論是轄區面積,還是人口,重慶都是一個中等省的規模,其中還有8個國家級貧困縣。1997年6月重慶直轄以后,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GDP每年遞增10%以上,國家給予的優惠政策接連不斷,國內外資金蜂擁而至。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由于新舊體制的快速轉軌,加上市場經濟的不夠完善,還有重慶獨特的地理和文化特點,黑惡勢力也迅速坐大坐強,這就是重慶打黑的大背景,也是重慶區別于其他地方的顯著特點。

  去年以來在重慶發生的槍擊哨兵案、出租車罷市案等典型案件,就是黑惡勢力坐大坐強的標志。對老百姓施暴,與政府抗衡,黑惡勢力的猖狂得到了充分張揚,“被逼打黑”的最佳時機成熟。有輿論認為,“強勢領導”加“打黑英雄”(薄熙來加王立軍)的打黑模式是這次重慶打黑的一個獨特亮點。薄熙來是這次打黑的核心人物,其強勢作風和政治謀略得到了充分體現;以打黑英雄著稱的王立軍,不僅膽大心細,且具學者氣質,兼任北大法學院碩士生導師。這種打黑模式雖不可復制,但卻值得各地借鑒,而且由于重慶的影響和帶動,許多地方也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打黑除惡專項斗爭。

  黑惡勢力是市場經濟的產物,不可能靠一場打黑風暴就一勞永逸。隨著打黑斗爭的深入,重慶正在探索和建立一套打黑除惡的長效機制,并試圖在理論研究和預防機制上出一些成果,給打黑風暴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2009年6月,重慶掀起了新一輪“打黑除惡”風暴,警方向社會公布了已掌握的涉黑涉惡團伙數達104個,數千人涉案。為此,公安機關先后成立了245個專案組,投入警力7000多人。截至10月底,警方已抓捕2000多名涉黑涉惡犯罪嫌疑人,14個重大黑社會性質組織被摧毀,檢察機關共受理移送審查起訴涉黑涉惡案件36件327人。

  億萬富翁,黑白兩道,是重慶黑社會頭目的顯著特點。目前到案的黑惡勢力團伙頭目,大都是億萬富翁,生活極盡奢侈。為此,重慶市公安局從9月19日起,利用10天的時間,集中展示了重慶黑惡勢力團伙頭目的暴力和奢靡:陳明亮駕駛的是一輛價值500萬元的賓利雅致(車牌號渝AX0005),陳妻左保書的坐騎是一輛黃色的頂級跑車蘭博基尼(車牌號渝A57777),價值300萬元;岳村坐的也是500萬元的頂級賓利;黎強的車是300多萬元的奔馳,另外花費100萬元進行了內部改裝。

重慶黑老大皆富豪
時間:2009-11-04  新聞來源:方圓法治
作者:韋洪乾

  10月26日,山城重慶大霧彌漫,淫雨霏霏。市區依舊車水馬龍,沿街的廣告牌上隨處可見打黑除惡的舉報電話。 

  一大早,重慶市第五中級法院門前就聚滿了人。今天,黎強涉黑案要在這里公開審理。因為事先在媒體上作了開庭預告,第五中院又在其官方網站上摘要刊登了起訴書的主要內容,前來參加旁聽的人絡繹不絕。 

  此前,重慶已經開審了4起涉黑案件,并有2人一審被判死刑,2人判死緩。但與黎強相比,已經開審的4起涉黑案件“涉黑層次相對較低”,當地司法界有人用“草根黑幫”來形容,意思是說,這樣的黑幫還處于“打打殺殺”的原始積累階段,牟取暴利的方式主要是賭博、放高利貸、敲詐勒索等,層次相對較低。而黎強團伙則是“比較成形的黑幫”,他們依靠公司化運作,控制一些行業和領域,牟取暴利。而且,黎強是典型的“黑白兩道”,他是重慶市人大代表,重慶市巴南區政協常委、重慶市工商聯(總商會)會長、中國道路運輸協會出租與租賃協會常務理事、重慶市道路運輸商會(協會)常務副會長。黎強擁有20多家企業,涉及道路客運、房地產開發、汽車維修等領域,被官方稱為“重慶二號涉黑富豪”,偵查機關扣押其違法資產一億多元。 

  黎強案卷宗多達240本,有31名被告人,起訴書59頁,29000多字。公訴人宣讀起訴書就用了3個小時。黎強被控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等9項罪名,黎強掌控的重慶渝強實業(集團)有限公司等4家企業因涉嫌非法經營罪、偷稅罪一并受到指控(單位犯罪)。 

  黎強:制造群體性事件牟利 

  黎強案庭審了6天,從10月26日至10月31日晚間23時12分結束庭審。這是目前重慶審理時間最長、被告人最多的一起涉黑案件,辯護律師就有50多人。 

  記者看到,起訴書指控黎強團伙作案時間是從2000年開始的。“2000年以來,黎強以渝強公司及其下屬公司為依托,采取經濟利益籠絡控制等方式,糾集何永紅等人,采取暴力、威脅或其他手段,多次有組織地進行尋釁滋事、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聚眾擾亂交通秩序、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非法經營等違法犯罪活動,稱霸一方,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形成了以黎強為組織、領導者,以何永紅等人為骨干成員的黑社會性質組織。該黑社會性質組織采取公司化的管理模式,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組織構架和比較穩定的組織關系。” 

  起訴書的論證十分嚴密,每個罪名下面都有具體的犯罪事實印證。早期,黎強為了搶占客運市場,打擊競爭對手,采取了“常規手段”。譬如,2000年9月30日,渝強公司在未取得正式營運手續的情況下,擅自開通魚洞至沙坪壩線路,投入20輛客車進行營運,引起重慶市公交公司不滿并與之發生糾紛。黎強讓手下人帶領車主及部分家屬攔堵公交公司客車,并對車輛輪胎進行放氣,造成交通大癱瘓。面對此項指控,黎強在法庭上語驚四座:“不教訓下對方,我們就無法生存。” 

  第二天,黎強又組織人員上訪,迫使政府出面解決營運手續,加上保護傘暗中相助,黎強最終獲得11輛營運車輛指標。 

  黎強的“殺手锏”是組織人員集體上訪。起訴書說,以黎強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強占重慶客運市場份額的慣用手法是:先投入車輛進行非法營運,然后采取攔車、砸車、堵路、打架斗毆等違法犯罪手段,排擠、打壓其他客運公司,并通過操縱上訪集訪、制造群體性事件向政府施壓,借機獲取營運指標等利益。以黎強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通過上述違法犯罪手段最終確立了在重慶市客運市場的強勢地位。 

  黎強的“得意之作”是參與并組織策劃了去年的重慶出租車罷運事件,直接與政府叫板。起訴書的指控是,2008年11月2日,黎強安排何永紅召集公司旗下四個出租車分公司開會,傳達11月3日全市出租汽車將會發生集體停運并有人在停運當日對營運的出租汽車進行打砸的消息,要求分公司經理在當晚召集所有車主開會傳達,該消息隨即通過分公司經理迅速傳達到所有車主。11月3日,渝強出租汽車公司參與了停運,渝強公司的部分車主和駕駛員還對正常營運的出租車進行打砸,社會影響極其惡劣。 

  去年11月3日凌晨至4日中午,重慶市主城區8000余輛出租車集體罷駛,事件引起全國關注。事發前一個半月,就有不少人在全市出租車司機聚集地點散發罷運的傳單,奇怪的是公安機關卻一點信息也沒掌握,讓政府完全處于被動狀態。因此,罷運事件是一場有組織有預謀的事件,一些出租車公司在背后策劃,給司機施加壓力。 

  據一位知情人介紹,在一次座談會上,當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剛剛談到他對重慶出租車行業情況作了一些調查的時候,黎強就站起來打斷了薄熙來的話,趾高氣揚地說:“薄書記,你來重慶的時間很短,不了解重慶的情況,我來給你講講。” 

  隨著勢力的不斷壯大,黎強控制重慶客運市場,公然對抗國家對客運行業的正常管理秩序的意圖日益明顯。黎強曾多次召集其他幾家民營客運公司負責人共同組建“共創公司”,公司章程中規定:如公司董事因執行公司事務、執行董事會決議的行為被公安機關追究刑事責任或被拘留,則其他董事每人補助被追究者200萬元做補償。對此,公訴人認為,黎強采取暴力、威脅以及操縱上訪集訪、制造群體性事件給政府施壓等手段,目的是控制客運市場,獲取巨額經濟利益。 

  黎強不僅對政府使用“殺手锏”,對其他一些糾紛也慣用此法。2006年5月,渝強公司所屬羚羊出租車在重慶長安鈴木汽車有限公司4S店加機油造成發動機出現故障或動力不足,黎強獲知后,便組織渝強公司及其他公司的100余輛出租車,200余名經營車主、駕駛員及親屬,到長安鈴木公司大門處參加圍堵,制造群體性事件,鈴木公司及外圍交通道路全部中斷,造成鈴木公司物流通道阻斷5小時,停產達3小時,損失62萬元。后黎強出面施壓,鈴木公司被迫滿足其不合理要求后才得以疏通。 

  除交通運輸外,黎強還涉足房地產。公訴人指控黎強涉嫌非法經營罪,違法所得5197萬余元。具體犯罪事實是,重慶黎強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承建了重慶市巴南區“巴南人民廣場”工程,該工程分為A區、B區、C區三個項目。2003年4月,巴南區建委核發了B區項目的《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其中批準B區A棟的層數為16層。在承建過程中,黎強房地產公司違反規劃許可,擅自將B區A棟修建為32層。2008年4月8日,黎強為辦理預售許可證,采取二次復印的方法將原《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B區A棟的層數篡改為31層,并欺騙巴南區建委在其變造的《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復印件上加蓋公章,欺騙重慶市國土房管局辦理了《預售房許可證》,將部分房屋銷售。 

  2006年3月,黎強房地產公司在未辦理《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以及相關部門的行政審批等手續的情況下開始建設C區項目。該項目于2008年完工,至今未竣工驗收。但C區項目大部分房屋、門面已經出售給巴南區工商分局。 

  黎強很善于偽裝,是個“雙面人”。在擔任人大代表期間,他經常以代表的身份與媒體交流,關注點多是市政建設。2008年他曾建議將重慶“11·27”烈士紀念館及主城各公園等對本市市民一律免收門票。作為一個民營企業家,他也努力打造出一個“親民”的形象。2006年,渝強集團率先在769線路上將兒童免費乘車線從1.2米提升至1.3米,這在重慶市尚屬首次。這個舉措在當時被黎強解讀成“民營公交對國有公交發起挑戰”。 

  黎強“擅長”制造群體性事件經群眾舉報后,被公安部列為2009年掛牌督辦的涉黑案件,7月14日被警方抓獲歸案。3個月后即開庭審理,一方面說明重慶司法機關的辦案效率之高,另一方面也說明,黎強早已在警方的視線之內,被警方“注意”好久了。 

  陳明亮:操縱澳門賭場,套牢民企老板 

  在落馬的黑老大中,黎強是二號富豪,陳明亮則是一號富豪。陳明亮到底有多少資產?警方說,其名下資產數十億元。卷宗中有一個細節,陳明亮尚有3億元賭債未收。此前,7月31日下午,重慶市“打黑辦”主任、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受部分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邀請,就打黑除惡專項斗爭進行情況介紹,會后與企業家對話,一位民營企業家說,曾被陳明亮“邀請”到澳門賭博,欠下億元賭債,經常遭陳明亮騷擾、敲詐,王立軍當場表態,“你們欠黑惡勢力的1億多元一筆勾銷”。 

  讓輿論震驚的是,就連重慶首富尹明善(重慶市政協副主席)也對王立軍表示,黑社會騷擾曾經讓他苦不堪言,“黑惡勢力很猖獗,1997年一天晚上一伙人甚至沖進我家。”并希望公安機關“管管足球”。“我是賭球的受害者。我在足球上已花了3億多元的現金,但為什么重慶足球,中國足球老是上不去?” 

  一位在重慶發展的外地商人則向王立軍訴苦說:“我被敲詐了5000萬元,這幾年我是妻離子別,有幾年時間都不知道妻子、孩子、父母、岳父母的住址,因為我知道了,他們就有危險。” 

  而陳明亮就是專門敲詐重慶民營企業家的一個代表人物。1976年,陳明亮高中畢業后進入重慶長江儀表廠工作,1980年代初南下深圳經商,后回到重慶發展,創辦了重慶江州實業有限公司,是重慶“渝中區民營企業五十強”之一,經營項目涉及儀器儀表、房地產開發、建筑材料等。陳明亮的原始積累充滿了暴力和血腥,據起訴書指控,陳明亮籠絡、吸納了一大批社會閑散人員,結成犯罪組織,進行組織、介紹、容留婦女賣淫和容留他人吸毒等活動,為斂取錢財,該組織通過綁架、敲詐勒索等,非法獲利上億元。實力壯大后,該犯罪組織在重慶市主城區恣意欺壓群眾,先后進行故意殺人、故意傷害、敲詐勒索、綁架等違法犯罪活動,作案近百起,致3人死亡、2人重傷、1人輕傷,給群眾造成了極大的心理恐懼,嚴重影響到社會治安穩定及正常生活、經濟秩序。 

  獲取“第一桶金”后,為牟取暴利,2006年,陳明亮等人合資1200萬元到澳門賭場開戶洗碼,組織大批重慶老板到澳門賭錢,并以賭博為手段進行敲詐,涉案金額數億元,并獲得洗碼費上億元。他的主要手段是,通過操縱澳門賭場,誘騙老板輸錢,陳明亮則通過“放水”(高利貸)控制老板,并進行敲詐。 

  而重慶一些民營企業老板都有賭博的嗜好。有許多典型的例子。去年國慶節期間,陳明亮的手下不斷約重慶老板彭某到澳門賭博,并提供吃住行一條龍服務。后彭某到澳門一賭場賭“百家樂”,由陳明亮拿碼,陸續欠下陳明亮賭債1700多萬元港幣。陳明亮通過威脅手段強行索取賭債,彭某前后共支付給陳明亮1992萬元。 

  一位重慶“私營企業五十強”的老板去澳門賭博欠賬后被扣押,陳明亮安排手下將該老板押回重慶,逼其還錢。重慶一客運企業老板被陳明亮團伙“邀請”到澳門玩一玩,結果欠下600萬元賭債,在陳明亮等人的威脅下,該老板被迫賣車,不僅交出成渝線9輛客車的經營權,還抵房貸款。 

  陳明亮在澳門洗碼公司具有絕對控制權,組織成員聯系到澳門賭博的賭客必須經過陳明亮的同意才能拿到籌碼,陳明亮專門安排手下在澳門負責接待賭客,并隨時報告賭客輸贏情況。據陳明亮交代,洗碼費賭場按贏金額的千分之九點五劃到他的賬上。到澳門賭錢的重慶老板,幾乎個個掉進陳明亮設下的陷阱:不僅輸得一塌糊涂,還欠下一屁股債。 

  檢察機關調查表明,像這樣通過“放水”牟取暴利是陳明亮生財的重要手段,而且其目標專門針對重慶民營企業老總這一特殊群體。并采用暴力、威脅手段,利用其組織的強勢地位,對企業老總實施非法拘禁、強索債務等違法犯罪行為。 

  據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介紹,類似陳明亮等一批戴著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光環的流氓大亨,“黑白通吃”的情形讓人觸目驚心,黑惡組織僅“放水”就放了300多億元,占重慶全市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陳明亮還有一個“生財之道”,吸納一些建筑老板加入其團伙,讓他們打著企業的招牌,介入土地、房地產開發市場進行非法競爭。譬如,在土地出讓市場,陳明亮就讓其團伙內的建筑企業參與競拍,故意抬高地價,采取各種手段脅迫想獲得此地塊的開發商支付其“退出費”。2006年,某開發商看中了重慶一地塊,陳明亮團伙內的兩名建筑企業老板立即參與競爭,哄抬價格,迫使開發商接受條件:支付4000萬元,他們就退出“競爭”。一周內,該開發商支付了1300萬元后,拿不出錢了。陳明亮就安排手下“馬仔”以開發商欠其債務為由,頻繁到開發商辦公場所擾亂其正常經營秩序。最終,該開發商不得不將一塊土地作價2700萬元抵押給他們。 

  陳明亮喜愛古玩收藏,就投資1.4億元在重慶市渝中區打造了面積3萬多平方米的重慶泰古三峽古玩城,目前年銷售額達到5億元。在房地產領域,陳明亮也引人關注。他拿下了重慶江北區的一黃金地段,建造了集酒店式國際公寓、酒店式甲級寫字樓、五星級大酒店于一體的“世紀英皇”項目,建筑最大高度181.8米,成為片區“地標”項目,頂層設有直升機停機坪。該項目2007年9月開盤,目前對外售價約為9500元/平方米。 

  陳明亮團伙共有47人到案,屬公安部督辦的涉黑案件。在公安部網站上,全國“打黑辦”通報了陳明亮涉黑案情:2009年6月3日凌晨,重慶市渝中區居民李明航,在江北區愛丁堡小區門口,被一名陌生男子持手槍射殺。案件發生后,公安部高度重視,重慶市公安機關迅速立案偵查。案件偵破過程中,公安機關發現該案與黑惡勢力有關,同時發現以陳明亮為首的犯罪組織在重慶市主城區欺壓群眾,即成立專案組偵查。 

  為讓團伙成員效忠組織,死心塌地賣命,陳明亮將非法聚斂的不義之財,部分用于組織成員生活、娛樂所需以及支付組織成員“工資、福利”、對犯案獲刑的組織成員及其家屬的“安撫費”、對受害者的“封口”費等開支。團伙成員龍翔、唐璽因殺人服刑后,其父母每月還可以領到該組織發放的“生活費”5000元。團伙成員李家斌服刑后,其120萬元債務由“組織”償還。 

  陳坤志:控制法院拍賣,博士院長落馬 

  陳坤志畢業于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在重慶當過數年警察,后因毆打他人受到撤職處分,之后辭職。與重慶市銀鋼集團銷售公司總經理龔剛模共同創辦重慶萬貫財務公司,兩人落馬與今年4月18日央視《新聞調查》播放的新聞報道有關。節目播出4個月后,自稱“黑社會很低級”的陳坤志,不僅被確認為重慶黑惡團伙首犯之一,還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逮捕。 

  《新聞調查》長達43分鐘,以“土地拍賣懸案”為題,深入報道了3年前重慶江北區奧妮“三工場”土地拍賣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怪現象”:參與競拍的“中糧鵬利”和“重慶萬貫財務公司”兩家公司,實際上都是同一幕后老板陳坤志;被委托主持拍賣的重慶輝煌拍賣公司拒絕其他競買人參加;“三工場”土地在1997年時的購置成本和整治成本已達到5500萬元,在10年地價暴漲時卻貶值為3710萬元。 

  另一家參與土地拍賣的某代理公司負責人吳先生,在拍賣前被陳坤志手下非法拘禁20余天,其公司公章也被強行搶走。面對多方人士對于陳坤志“涉黑”的指認和反映,央視記者柴靜采訪了時任重慶萬貫財務公司負責人的陳坤志。陳是在南山高爾夫會所接受采訪的,仿佛在如釋重負地“傾吐委屈”:“什么黑社會、流氓,那是很低級的!” 

  2006年4月,重慶市高級法院委托重慶輝煌拍賣公司負責組織拍賣,并以3710萬元“成交”。不到一年后,“三工場”的真實價格體現出來。根據2007年1月18日《重慶時報》34版刊登的信息稱:“三工場”土地以標價1.3784億元價格出讓,高出2006年4月14日拍賣成交價1.0074億元。 

  土地被低價拍賣后,引起化妝品廠職工強烈不滿,舉報和上訪不斷。重慶市公安局經偵總隊認定,此案涉嫌串通拍賣、職務侵占、非法拘禁、商業受賄,重慶富國律師事務所涉嫌雙方代理等違法行為。 

  在今年的打黑風暴中,陳坤志、龔剛模團伙被抓獲,從而牽出了重慶市高級法院副院長張弢、重慶市高級法院原執行局局長烏小青等10名執行法官腐敗窩案。 

  檢察機關認定,在這起拍賣案中,陳坤志、龔剛模使用黑惡手段操控拍賣,并與張弢、烏小青相勾結,導致該地塊低價拍賣。 

  陳坤志還被指控與他人串通,低價處置國有資產。2005年,東方資產管理公司重慶辦事處將金額21億元的不良債權以4300萬元打包處置給重慶萬貫科技有限公司,不到不良資產2.1%的價格引起了重慶有關部門和相關國有企業的強烈不滿,指責東方資產管理公司與陳坤志勾結。然而陳坤志、龔剛模依然順利完成了這次交易,而且在隨后的一系列資產處置中,獲得了巨大利益。 

  王天倫:豬肉市場的老大 

  因壟斷重慶屠宰市場而被當地人稱為“重慶屠夫”的王天倫,曾是重慶市2005年第9屆杰出青年農民的候選人。2003年7月,他創辦了目前西南地區規模最大、設備最先進的現代化生豬屠宰加工企業——重慶今普食品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長。 

  落馬前,曾被媒體包裝成“愛心企業家”,并被贊譽是“一個催生出城市‘放心肉’的人”。但如今,司法機關卻認定,他借助黑惡勢力欺行霸市而使他的重慶今普公司在重慶豬肉市場占有41%的市場份額,并涉嫌故意傷害等犯罪。 

  王天倫是重慶市大渡口區政協委員。2007年8月,重慶今普與上海梅林合資組建梅林今普,合資協議中規定,上海梅林出資800萬元,加上無償授予“梅林”商標的使用權,和不低于5項新產品與加工技術,受讓梅林今普40%股權,重慶今普擁有剩余的60%股權。2008年間,光明食品介入梅林今普,計劃用5年時間在渝打造100億元級企業。 

  岳村:專門竊聽官員隱私 

  岳村原系重慶警方的一員干將,因抓捕歹徒負傷,在病榻上表示,要為重慶的公安事業奉獻終生,后進入重慶市公安局重案組。不久因業務出色,晉升為渝中區南濱路派出所所長。在黑名單中位列第二的他,因涉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敲詐勒索罪被逮捕。 

  從1996年開始,岳村就在南岸區建起了自己的黑社會性質組織,這位所長竟用管理警察的方法,對手下團伙成員實施集中管理模式,并建立起“三要兩不要”、“五條禁令”、“三刀六洞”等幫規。 

  2004年左右,岳村從警察崗位上病退。他的團伙以開辦邦德公司為名,長期通過跟蹤、監聽等手段,瘋狂地對黨政官員、企業老板進行敲詐。今年6月24日凌晨5時,岳村黑社會團伙被打掉。目前已抓獲團伙成員79名,查獲槍支15支,各類子彈277發,繳獲犯罪所得200萬元,車輛16輛,查封房產13處,凍結涉案資金5230萬元。 

  令人驚訝的是,在武器上,岳村團伙創新性地使用了弩弓和電子消防槍。“弩弓射出利箭不會像開槍時發出大的聲響,但殺傷力很大。”

保護傘大多是警察
時間:2009-11-04  新聞來源:方圓法治

  “處級以下的保護傘,一般隨涉黑案件一并審查起訴,處級以上(含副處級)一般是另案處理。”10月28日,重慶一位檢察官告訴記者,“級別高的保護傘要等涉黑案件宣判后再進行審理。”

  此前開審的5起涉黑案件,已經證明了這位檢察官的說法。黎強案開審時,同案審理的保護傘只有三名“小人物”,這讓黎強也“十分不滿意”,并當庭爆出更大的保護傘,一下子把媒體的注意力吸引過去,目前已經證實,黎強的說法屬實。

  典型的要數謝才萍涉黑案。謝才萍是重慶市公安局原副局長文強的弟媳,10月15日重慶市第五中級法院開審時,并案只審理了兩個人,一是重慶市公安局渝北區分局黃泥塝派出所副所長郭勝,涉嫌二罪(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受賄罪);二是黃泥塝派出所民警甘勇。郭勝也在法庭上說,庇護謝才萍是根據上級領導的“指示精神”。

  因為是文強的弟媳,早在2000年,謝才萍就糾集刑滿釋放人員有組織地開設賭場,并被當地人稱為重慶“女賭王”。有一次公安抓賭,出動200多名警察,奇妙的是當公安到達現場時,謝才萍在10分鐘之前,已經提著裝著現金的箱子神秘地走掉了。

  彭長健曾經是重慶市渝中區公安分局局長,謝才萍的丈夫(文強的弟弟)直接去找彭長健,讓對謝才萍的“生意”要有所照顧。彭長健曾經訓斥過去“打擾”謝才萍的手下說,“我這兒正要升遷呢,你怎么能堵我,不知道這是什么關系?”奇妙的是他后來還真升遷了,從渝中區分局局長升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

  而作為重慶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的文強,得知兄弟夫妻二人開設賭場斂財后,不但不制止,反而私下暗暗幫助,并授意妻子可以借此斂財,坐收暴利。

  謝才萍案的公訴人幺寧,曾獲“全國十佳公訴人”,她在法庭上發表公訴意見說,謝才萍自恃有特殊的家庭背景,隨意拘禁他人,甚至暴力毆打警察,任何一個國家和政府都不會對此置之不理,我們要以刮骨療毒的勇氣肅清貪腐。打擊黑惡勢力犯罪,關鍵在于要懲處保護傘,尤其是隱藏在政法部門的保護傘。11月3日,謝才萍一審宣判,被控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開設賭場罪、非法拘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行賄罪五宗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并處罰金102萬元人民幣。11月3日,重慶抓獲的十九個涉黑團伙中唯一女首犯謝才萍一審宣判。謝才萍被控的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開設賭場罪、非法拘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行賄罪五宗罪成立,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并處罰金102萬元人民幣。

  截至10月底,重慶市檢察機關共立案查辦在打黑除惡斗爭中暴露出來的職務犯罪案件47件52人,其中涉及縣處級以上20人,廳級干部10人。

  重慶有民謠:過去的土匪在深山,現在的土匪在公安。號稱“打黑支隊”的重慶市公安局刑偵總隊一支隊支隊長李寒彬及多名打黑警員涉黑,讓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震怒:“打黑,比黑社會還黑!”一位警方人士向媒體介紹說,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喜歡大手筆,在“打黑”開展之初的一個會議上,王立軍就說:要以排山倒海之勢,掀起一場風暴。他還說:希望能在打黑中聽到槍聲,槍聲至今沒響!

  打黑先打保護傘,這是重慶掃黑獲得成功的關鍵因素。否則,打黑不打保護傘,等于沒打。

  重慶市北碚區公安分局局長謝德玖、副局長王小恒,朝陽派出所原所長林海等,都已相繼落馬。北碚區甚至有一個派出所一半的警員涉案。正應了王立軍的判斷,“重慶警察隊伍問題比社會治安形勢還要嚴峻”。

  文強身處金字塔的頂尖

  在重慶黑社會保護傘中,文強無疑處于金字塔的頂尖。

  重慶有關方面的通報顯示,已經調任重慶市司法局局長的文強,已是“五毒俱全”。他除了涉嫌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外,還涉嫌受賄、強奸、洗錢、掩飾隱瞞犯罪所得、非法持有彈藥、偽造國家機關印章、偽造公司企業印章、介紹賣淫等多項犯罪。有關部門已查扣其涉案資產上億元,尚有2億元涉案資金被文強轉移海外,司法機關正在追查中。

  另外,重慶市紀檢監察部門的結論是:文強道德敗壞、包養情婦、長期嫖娼、賭博成性。

  文強被“雙規”后,開始口出狂言,堅決不配合有關部門調查,每天該吃就吃該睡就睡,并向辦案人員叫囂:“別想用那些手段對付我,那些東西還是老子我發明的!”并且還揚言:“你們不判我死刑就罷了,要是判了我死刑,沒那么便宜,我什么都要說出來,大家就等著一起死吧!”

  但文強知道,不招供一些違法事實難以過關,最初就裝出很坦白的樣子,在審訊時天天講自己喜歡女人和玩女人的大量故事,還主動講述一些強奸少女、玩女明星的過程。“但凡有女明星、女歌星到重慶走穴演出,只要能想到辦法搞定她們,包括用錢買、利用女星的隱私恐嚇她們等,都要和這些明星睡一覺。”

  文強對14歲和14歲以下的未成年少女“很感興趣”,他還向辦案組交代,他經常讓人幫忙物色人選,然后帶到酒店開房,經常給這些女孩子一出手就是10萬元,多年來與多名小女孩有染,其中也涉嫌強行買春(強奸)的行為。

  文強雖是黑社會保護傘,重慶知名的黑社會老大都和文強“稱兄道弟”,但文強對黑社會也是“明碼標價”,按照效益對黑老大“收稅”。所以,這些黑老大也對文強“留一手”,一個重要的細節是,文強嫖娼被拍下錄像。

  今年9月19日,重慶市公安局搞了一個打黑成果展,其中有一個“挖魚塘”的故事,展示了文強的極度奢靡。文強在重慶的著名風景區武隆有一棟別墅,占地20余畝,價值3000多萬,“修的時候,好多武警牌照的車排隊拉來材料,文強每個月會來住一兩天,大多數時候好幾輛警車跟著。”別墅頂上有一個養魚池,辦案組在魚塘底的淤泥里撈起一大捆用油紙層層包好的錢(2000萬元),每一疊都用油紙包得很好,裹得很緊,沒有一疊進水的,“他們花了很多工夫來包錢扎捆,藏的地方也這么特別,他們兩口子不開口,誰也想不到找不到,他真不愧是個老刑警隊員。”

  目前,專案組查實,文強在重慶共有8處房產,其中4處別墅,家中搜出現金3800萬元。文強的兒子在美國做生意,文強將大量資金轉移海外。文強辦案組共有5個小組,其中三個小組的組長分別來自中紀委、公安部和遼寧警方,另外,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總局、重慶市檢察院反貪局也派員參與辦案。由于文強在重慶市公安局當了16年的副局長,其間一直分管刑事偵查工作,被視為重慶黑惡勢力“最大保護傘”,有關部門將文強異地關押在貴州。

  “從涉案情況看,文強非常可能被判處死刑。”一位參與辦案的人士對記者分析說,“一是文強受賄數額特別巨大,二是五毒俱全,三是民憤極大。文強自己也非常清楚,所以,為保命,他一方面開始坦白交代,并檢舉揭發他人;另一方面,悔罪。”

  9月21日,重慶市委黨校一個處級干部培訓班上播放了一段視頻資料,學員們從中看到了幾個熟悉的身影。身影之一就是文強,一副哭哭啼啼的樣子,招供了自己的罪行,并寫下《悔過書》,請求組織的原諒。

  重慶公安“刮骨療毒”

  文強被“雙規”后不久,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彭長健也被“紀委帶走”。有媒體詳細報道了彭長健的被抓過程:9月4日,彭長健在重慶市公安局一個會議上向全局干警部署了相關工作,然后就趕往市委辦公廳開會。會議進行中,正在講話的領導嚴厲要求官員要約束自己,觸犯法律終將要受到懲罰,隨后重重拍了桌子,說:在座的就有這樣的害群之馬,我們已經掌握了充分的證據,建議紀委的同志把他們找出來帶走,不要讓他們繼續在這里玷污黨的尊嚴。

  隨后走進來8名工作人員,這時整個會議室極其安靜,與會者大氣都不敢出。進來的工作人員其中4名走到彭長健身邊,彭站了起來,其中一名工作人員上來撕彭的警徽,彭抬手一攔,說:“我自己來。”就在這時,彭突然抓起桌子上的茶杯,向講話者砸去,講話者頭一偏,茶杯飛過去碎在了墻上。工作人員隨即將彭反扣雙手按在桌上,但他仍不住地罵:王立軍你沒來時天下太平,你來了雞飛狗跳,有錢大家掙,你壞了老子的好事,老子做鬼也不放過你。

  9月25日,重慶市人大常委會決定:許可重慶市檢察院對重慶市第三屆人大代表彭長健采取刑事拘留、逮捕強制措施。重慶市檢察院經偵查證實,彭長健先后在擔任渝中區公安分局局長、市公安局副局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從事違法經營活動提供幫助,多次收受賄賂人民幣82萬元和港幣10萬元。彭是黑社會頭目陳明亮、馬當、岳寧的保護傘。

  據悉,隨著黑惡勢力犯罪的相繼偵破,保護傘也陸續浮出水面,目前有關部門已經掌握,重慶市公安系統涉黑警員高達200多人。重慶公安的刮骨療毒是空前絕后的。

  在重慶打黑成果展上,有關部門專門繪制了文強團伙的組織構架圖。文強為金字塔塔尖,下面分別是文強的四大“黑將”——重慶市公安局刑警總隊副總隊長黃代強、治安總隊總隊長陳濤、公交分局副局長趙利明,墊江縣副縣長、公安局長徐強。通過這四大黑將,文強為6大黑幫提供“保護傘”:陳明亮團伙、龔剛模團伙、岳寧團伙、王小軍團伙、王天倫團伙、謝才萍團伙。

  目前,重慶市公安局落馬的高層還有:重慶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長陳洪剛(副廳級),被證實主要為岳村等5個黑惡團伙提供保護傘,收受賄賂;市公安局經偵總隊總隊長陳光明(女,副廳級)。其中,陳光明是文強的情婦。陳光明開始接受調查時,只承認了和文強是情人關系,但隨著審訊文強的順利進行,一些涉及陳光明的事件也暴露出來了。陳光明在重慶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是黨的十七大代表,全國“十大女杰”,全國勞模。

  因此,在重慶打黑案中凸顯出這樣一個尷尬現實:許多警員成為涉黑人員保護傘。被稱為“打黑支隊”的重慶市公安局刑偵總隊一支隊,由于多名警員涉案,甚至面臨重組的局面。重慶市檢察院10月23日發布的消息稱,重慶市公安局刑偵總隊一支隊原支隊長李寒彬(副處級),因涉嫌在2004年至2009年,收受陳明亮等多名“黑老大”巨額賄賂和貴重物品,已被檢察機關立案偵查。重慶市檢察院認為,文強和李寒彬是保護傘的“典型”。對此,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曾在內部會議上這么評價“打黑支隊”涉黑警員:“打黑,比黑社會還黑。”

  而重慶市北碚區公安分局局長謝德玖、副局長王小恒、朝陽派出所原所長林海等涉黑落馬,表明一個地方的“一把手”腐敗了,其所在的單位也就基本“淪陷”了。謝德玖2006年被任命為重慶市公安局北碚區分局局長后,就與黑社會相勾結,一起從事黃賭毒生意,還強行入股修路、基礎建設等。一批由謝德玖、王小恒等人合股的娛樂城和賭場,近年來在北碚相繼開張,整個北碚的豬肉、娛樂場酒水、渣場也被他們控制,僅娛樂場酒水每天進賬就高達18萬元。

  王立軍曾作出判斷,認為“重慶警察隊伍問題比社會治安形勢還要嚴峻”。和掃黑一樣,王立軍治警同樣是鐵腕作風。打黑行動開始后,由于工作量大,再加上警方“內鬼”眾多,重慶警方不得不借用當地的武警力量開展打黑。同時,警方也在采取措施,引進新鮮血液,力圖換血重生。2009年下半年,重慶給公安系統768名警察招考指標。

“打黑”風暴重慶樣本
時間:2009-11-04  新聞來源:方圓法治
作者:韋洪乾

  “我研究黑社會15年了,在這次重慶打黑之前,沒有引起媒體太大的關注。但這次不同,目前已經有幾十家境內外媒體記者采訪了我。”10月27日,西南大學法學院教授汪力告訴記者,他剛剛領受了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和其他專家教授一起,從理論和法律上對這次重慶打黑進行總結,包括如何建立一套預防和懲治黑社會的長效機制。 

  汪力認為,黑社會是市場經濟的伴生物,因此不能指望消滅,只能控制其發展速度和規模。而如何拒絕和減少“簡單牟取暴利的機會”是預防和懲治黑社會長效機制的關鍵。“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市場經濟發展比較成熟,新舊體制磨合較好,黑惡勢力相對較少。” 

  據汪力介紹,在一次座談會上,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要送我們一個禮物”:“他對我們說,一個城市做這么一件事(打黑),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這是百年不遇的大事,對重慶來說也是難得的機遇。對研究者來說,更是難得的機遇。因此,與其說是給你們任務,不如說是送你們一個禮物。” 

  對薄熙來的說法,汪力非常贊同。作為一個研究黑社會的法學教授,最近的各項活動“非常繁忙”,下一步還要協調法院,對判決的涉黑案件進行個案研究。 

  “為什么是重慶?對全國來說,黑社會還處于發展期,但重慶比較突出。”汪力打了一個手勢,“這自然與重慶的政治、經濟、文化有關,包括重慶獨特的地理位置。” 

  重慶黑社會是中國黑社會的縮影 

  “從經濟上講,重慶的經濟基礎有三個特征,一是老工業城市,二是直轄市,三是大農業地區。重慶下轄四個農業地區,都是原來四川省的地市級區劃,全是國家級貧困地區,高校招生都有降分照顧。”汪力教授分析說,“大城市、大農村、大庫區、大山區”是重慶的市情。重慶直轄后,加速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國內外資本大量融入。由于是老工業城市,產業工人多,而且是大量下崗。另外,城市擴建,大量失地農民流入城市。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對社會不滿情緒增加,當中的一些人成了游手好閑之徒,給黑社會的發展提供了“人力資源”。 

  “以重鋼為例,下崗的產業工人住在幾十年的老房子里,而旁邊就是高檔寫字樓、商品房,反差太大,一些人肯定心理不平衡。”汪力認為,這是黑社會產生的社會基礎。舊體制難以適應市場經濟體制,新舊體制碰撞使產生黑社會的空間變大。這種碰撞,比其他城市更為激烈,而直轄后,既有中央給予的優惠政策,又有國內外大量的資金投過來,黑社會發展的機會大大增加。 

  作為中國西部唯一的直轄市,重慶位于群山之中,與北京、上海、天津截然不同,無論是轄區面積,還是人口,重慶都是一個中等省的規模,境內3000多萬人口中近70%為農民,其中150萬仍在貧困線之下掙扎。雖然1997年6月重慶直轄以后,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GDP每年遞增10%以上,但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成都市的一半左右。快速發展的重慶,儼然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縮影。 

  重慶因水而興,江湖上“碼頭”文化盛行。而巴蜀地區的江湖傳統,“袍哥”首當其沖。這一興起于明末清初的民間秘密社團,進入近代以后,經歷復雜而漫長的蛻變,逐漸演化為今日黑道社團。汪力認為,這是重慶黑社會產生的文化背景。從歷史上看,重慶地處西南,民風彪悍,哥們義氣深重,匪患不絕,“袍哥”組織根系發達,年代悠久,影響深遠,解放后一度銷聲匿跡,但在改革開放后,其以新的形式,重新滋生并發展起來,以致警匪勾結、官黑勾結、錯綜復雜,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甚至公然與政府對抗。 

  “碼頭文化需要一種團隊精神,大家一齊喊號子。而山城重慶的特殊地理位置,也需要團結合作。譬如,重慶滿大街行走的棒棒軍,哪怕是送一臺電視機,也需要大家團結合作才行。” 

  “政治上講,重慶直轄以來,重視經濟建設,而領導更換頻繁。”汪力認為,“紅帽子現象促進了重慶黑社會的形成和發展。一些民營企業家一旦發家了,就有官員傍大款,主動給這些民企老板一頂紅帽子,要么是人大代表,要么是政協委員。戴了紅帽子,就有特權了。黎強開始并不是黑社會,有個逐漸演變的過程。有紅帽子戴著,又有官員庇護,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黑社會勢力也快速坐大坐強。經濟發展速度與黑社會發展速度,大體相適應。” 

  汪力用“成長晚,發展快”六個字來概括重慶黑社會的特點。“黑社會作為刑法上的罪名,是1997年以后才出現的。1997年修訂后的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規定了組織、領導和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以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這是全國人大首次將‘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列入刑法。隨后,在2001年和2006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兩次打黑除惡專項斗爭,重慶也搞了,并把保護傘——重慶市公安局治安總隊總隊長李虹,以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早期,重慶黑社會還處于發展時期,主要以開賭場、放高利貸為主,不像現在,以公司形式存在,并滲透到各行各業。” 

  重慶黑社會迅速坐大坐強 

  根據自己的研究,汪力教授認為,重慶黑社會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一是1980年至1990年初的孕育期;二是1990年中期至2004年的生存期;三是2005年以后的快速發展期。 

  從這次落馬的黑老大發家史來看,黎強、陳明亮、陳坤志、王天倫等,雖然有的作案時間長達10年,但財富聚集的鼎盛期都是在2005年以后。 

  “連續發生數起槍殺案,而且破不了案,就已經說明,重慶的黑社會非常嚴重了。”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高一飛告訴記者說,“長期以來,由于公安機關的問題,導致重慶積案較多,無論是反黑,還是反貪,都有歷史欠賬。” 

  高一飛也被指定為從理論上研究和總結重慶打黑的專家,曾出版專著《有組織犯罪問題專論》。他認為,北京、上海、廣州沒有黑社會嗎?也有,但其他地方沒有重慶“積累的問題多”,在特殊的時期,特殊的形勢下,人民群眾有特殊的要求,這就是重慶的特點。 

  根據官方統計的數據,1999年以來,重慶市有1400多起命案尚未偵破,還有近500名殺人犯在逃。2008年,重慶發生涉槍案件955起。對此,薄熙來在多個場合重復這樣一段話:“這些殺人犯總要抓回來,這是底線,不把殺人犯緝拿歸案、繩之以法,怎么還受害者以公道?老百姓又將怎么評價我們的政法隊伍?” 

  涉槍案件多,命案難破,大都與重慶的黑社會有關,也是黑社會坐大坐強的重要標志之一。典型的一個案例是,2008年7月29日,重慶市長壽區漁民易大德的三兒子過生日,因為老易一直不答應讓重慶大洪湖水產有限公司無條件收回魚塘,該公司糾集黑社會人員近百人前來鬧事,雙方產生沖突。對方人員手持兇器將易大德一家和親屬5人砍成重傷,其中二兒子當日下午死亡,四兒子腦子受傷留下后遺癥,大兒子和易大德也躺在醫院。奇怪的是,報案后當地警方用了一個小時才到達現場,且無一人被警方當場抓獲。而偵辦此案的就是被稱為文強手下“四大金剛”之一的重慶市公安局刑警總隊副總隊長黃代強。 

  出院后,易大德多次到公安機關請求緝拿兇手,但警方就一句“正在調查”。多日苦等之后,易大德的三兒子跑到朝天門爬到一個30多層的樓房上跳樓。當時,現場來了很多各個區公安局的局長,協商未果,在樓頂上耗了4個多小時,最終是“打黑局長”王立軍趕到現場把他給背了下來。 

  今年10月9日,這位老農做了一件驚動全國的大事:他自己掏10萬元在《重慶商報》登了一個整版彩色廣告,上書:“鏟除黑惡勢力得民心,順民意。向奮戰在打黑除惡一線的人們致敬!” 

  五天后,10月14日,謝才萍涉黑團伙案在重慶第五中院開庭時,一些曾經被謝才萍團伙迫害過的市民帶著家人當初被害時血淋淋的照片趕來,在現場泣不成聲。庭審一直持續至10月15日深夜,但法院大門口依然燈火通明,人頭攢動,上百名群眾始終聚集在法院門口不肯離去。 

  經過打打殺殺的原始積累,重慶黑社會已經坐大坐強,并具有以下幾個顯著特點:一是建立了一個以“老大”為核心的、組織嚴密、體系完整的犯罪集團;二是實現了“企業化”的存在方式,以企養黑,同時以黑助企,將通過黑社會犯罪活動攫取的“黑錢”通過企業經營的方式“漂白”;三是千方百計向政治領域滲透,尋求政治庇護;四是參與社會公益和慈善活動,增強黑社會組織的群眾基礎和欺騙性,從政府手里爭奪民心。 

  “典型的案件有兩個,一是槍殺哨兵事件,二是出租車罷市事件。”高一飛說,這是重慶打黑最直接的原因。“王立軍的擔子還很重,今年3月19日某駐渝部隊營房遭歹徒持槍襲擊,哨兵身亡,步槍被搶,至今未破案。” 

  重慶警方曾公開披露,已有104個涉黑涉惡團伙在警方的掌握之中。重慶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劉光磊在接受重慶媒體記者采訪時,對重慶黑社會有這樣一個概括性描述:重慶市的黑惡勢力犯罪活動處于一個比較活躍的時期。黑惡勢力滲透至大到能源、交通、建筑,小到糧油菜肉的各領域;黑惡勢力坐大成勢,組建的公司擁有不法資產上億元;不少集團集“黃、賭、毒、槍”于一體;黑惡勢力在警界和政界尋求保護傘,一些黑惡犯罪頭目甚至披上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政治光環,加緊向政治領域滲透。 

  重慶打黑運籌帷幄 

  “重慶打黑,有個鋪墊期。”高一飛把王立軍從遼寧錦州到重慶后開展的“夏季社會治安綜合整治行動”稱做這次打黑風暴的“鋪墊期”,當時,重慶滿大街就流行一個說法,文強要被抓了。“擒賊先擒王,這是重慶打黑的關鍵一環。” 

  2008年6月,時任遼寧省錦州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不帶“一兵一卒”,只身來到重慶,擔任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常務副局長(正廳級)。一個月后的7月10日至9月30日,重慶開展了為期80余天的社會治安綜合整治行動,據官方數據,全市公安共破獲刑事案件32771起,執行逮捕9512人。以至于重慶的看守所、拘留所爆滿。此次嚴打規模空前,是重慶25年來最大的一次,有10名警察因虛報數字、弄虛作假被停職。 

  2009年3月,王立軍從常務副職上扶正,擔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原任局長劉光磊轉任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重慶警方在王立軍的統帥下,一直在摸黑幫的底。” 

  一直到今年6月3日,在重慶市區發生了愛丁堡槍殺案(與陳明亮團伙有關),并被公安部列為掛牌督辦案件,重慶警方的打黑行動才從秘密轉為公開。 

  “重慶黑社會來勢兇猛!”汪力說,“我理解,薄熙來所說的‘被逼打黑’就是到了非打不可的時候了。打黑有個時機問題,黑社會也有個發展的過程,在黑社會沒有充分暴露的時候,面臨偵查取證難,這是一線警察普遍反映的問題。我就親歷過一個涉黑案件,因為沒有充分暴露,警方抓獲后因為難定性,又把人放了,造成很壞影響。” 

  汪力認為,黑社會經營的產業,形式上都是合法的,不像殺人、販毒等明顯違法。“大凡以企業形式存在的黑社會,又戴上了紅帽子,比較難打。需要讓他們充分暴露,讓他們跳出來表演,才能抓住他們的尾巴。” 

  在重慶打黑風暴中,有兩個關鍵人物非常重要,一是薄熙來,二是王立軍。用汪力的話說,就是“強勢領導與打黑英雄的結合”,“薄熙來長得高大、威風,單從說話的語氣上就給人非常強勢的感覺。他是一個硬派政治人物,作風硬朗。王立軍就不用說了,他們兩個人的結合,其他地方怎么借鑒?” 

  2007年12月,薄熙來主政重慶,半年后,遠調自己的老部下、打黑經驗豐富的王立軍空降重慶,兩人密切攜手合作,一個幕后策劃、支持,一個前臺指揮、行動,強有力的領導指揮能力是重慶這次打黑模式的顯著特征。其次,薄熙來和王立軍都是外來干部,與當地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以及既得利益集團毫無瓜葛。 

  在打黑的每個關鍵時期,薄熙來都會出來公開講話,以“消除雜音”。譬如,針對打黑“作秀”說,“適可而止”說,“見好就收”說,薄熙來多次公開看望打黑干警及政法工作人員,并表態“一定要把專項斗爭進行到底,請大家放心!”“打黑除惡不是請客吃飯,不能溫良恭儉讓。我們溫柔,黑惡勢力不會溫柔,而且要殺人的!” 

  “這次打黑在宣傳聲勢上也是空前的。”汪力說,“文強被雙規后,媒體不時就有文強的消息出來,包括照片,顯然這是一個很好的策劃,一方面說明辦案的透明,另一方面還有威懾作用。特別是后來的公開審判,起訴書部分上網,都向外界表明重慶的開明與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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