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塑重慶

　　再塑重慶

　　重慶正在起變化。

　　薄熙來，重慶直轄以來的第四任市委書記冀圖改變的不止是這座城市的環境、經濟，他最想改變的是這座城市的精神。

　　在重慶直轄后的新版圖里，百分之七十的新重慶人都是農民，剩余的百分之三十才是市民。重塑山城的工程浩大而艱巨，城市的管理者、居住者、建設者都被納入這個龐大的體系中來，開始從精神到行動的變臉行動。

　　重慶的打黑被輿論解讀為一次“風暴”，重慶的唱紅又被視作是相當規模另類的“文化運動”。當然，還有更大張旗鼓的宣稱自己要稱為西部物流中心、商貿中心、金融中心的“經濟運動”。 薄熙來并不諱言這一系列行動被外界傳為“新五四運動”。

　　再塑重慶，在官方與民間都被調動起來后，成為一個共同的目標。未來的重慶將在喧囂過后漸次成形。

　　黑金覆滅：重慶的打黑風暴

　　重慶的黑金生態像一顆毒瘤一樣，慢慢吸食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益處，并慢慢滲透到政治領域，直至織成一張充滿血腥的黑網

　　文  本刊記者 朱文強 劉彥昆 重慶報道   

　　10月的重慶，注定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天空淅淅瀝瀝地飄著細雨，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門外，前來旁聽的重慶市民擠成幾條不成形的隊伍，在等候開庭的同時，議論著發生在自己身邊的打黑風暴。

　　10月12日，隨著楊天慶、劉鐘永、李義、謝才萍等涉黑案陸續開庭，重慶打黑進入實質性階段。“打黑不是我們要主動而為，而是黑惡勢力逼得我們沒辦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如是說。

　　黑金網絡下的重慶

　　2000年10月25日晚，“白云湖”的槍聲揭開了重慶市公安局治安總隊原總隊長李虹、原副總隊長龍蜀渝等人與以王渝男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互相勾結的黑幕。

　　就在白云湖槍案之前半個月，警方曾查獲、扣押白云湖賭場數百萬元賭金、80多輛汽車。然而，面對這樣的大案，時任重慶市公安局原副局長的文強居然能一聲招呼，將大量涉賭人員釋放，涉案資金和汽車悉數退還。

　　“殺人案能擺平，開賭場斂財也能擺平，還有什么不能擺平的？”在謝才萍看來，“二哥什么都可以擺平，他就是天，他就是法，我還有什么可怕的！”

　　黑老大們如此囂張的一面恰恰說明，在黑金政治下的重慶，有些人確實能做到只手遮天。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秉松認為，已經有充分的理由和事實證明，中國不僅已經出現了典型的黑社會組織，而且在局部出現了“黑金政治”。政治權力與犯罪勢力的勾結，已不再是單純的保護和被保護關系。從更深的層次來看，極少數官員實際上已成為黑社會組織的組成部分，而后者已掌握了合法的政治權力。

　　“雖然現在這還只是個苗頭，但很可能會成為我們在下一個十年面臨的主要問題。”何秉松說。

　　10月14日晚，謝才萍的直接“保護傘”——重慶市黃泥磅派出所原副所長郭勝和民警甘勇在庭上認罪，并爆出驚人內幕：至少還有另外7名警員接受了謝才萍團伙的賄賂。

　　“我當時覺得查賭，除了我們派出所，分局也有查禁職能，所以光給派出所送錢不行，還必須給分局相關部門送。”郭勝說。最終雙方商定的價格是每月6萬元。

　　而據甘勇交代，這筆錢送給分局治安支隊3名警員7000元，送給巡警支隊支隊長5000元，黃泥磅派出所兩名主要領導各5000元，兩名副所長各3000元。剩下的錢，基本是他和郭分了。

　　郭勝交代，拿了好處費后，他從未去查過該茶樓。

　　“一個老板要想掙錢，也不是說一定要打死幾個人，殺死幾個人，但我總要防止別人來欺負我，我總得有點人吧。”重慶當地一個老板說，“每一個行業都按正規的來，就沒得競爭的了，你說政府部門他不貪，你不貪，我們的手續都按照正規的來辦，每個人都可以去辦了。”

　　這種潛規則一直在暗中左右著重慶的很多行業，以至于形成諸如豬霸、漁霸等多行業的霸主。上述重慶老板介紹，2002年之前，重慶有108家生豬屠宰場，2002年到2003年之間，只剩下8家。

　　該老板說，“從108家到8家，當時拿到一個手續有多難你能想象到，你不亂來肯定不行。”

　　“那個時候，市農業局成立了華牧屠宰有限公司，市里投資2個多億，后來以每年100萬的價格承包給一個叫周云的，現在這個人消失了。”也就在這個時候，王天倫正式走上行業壟斷之路。王天倫的老家和合川，在對豬源的壟斷過程中，暴力事件時有發生。

　　“我開了十幾年屠宰場。我們這賣6塊8，王三那邊必須是7塊5。我們江北這邊是隨行就市，他那邊壟斷后價格就是他定嘍。”該老板說。

　　而據知情人透露，王天倫和文強關系都很好。

　　一名打黑專案組成員透露，文強專案組繳獲的實物在成果展上進行了展示，5件文物古董，包括佛頭，象牙雕刻，兩個清代瓷瓶，張大千的真跡畫《黃山云泉》。這些均為文強的受賄品。該打黑專案組成員說：“當時已經覺得警察內部不可靠，重慶警方被迫借調數百名武警參與抓捕。”

　　“就在陳明亮被抓后，他的老婆左寶書還準備用5000萬元買下陳明亮，其中，有600萬已經給了某個企業家進行活動，后來也沒成功，6月24日，左保書被抓。”這名打黑專案組成員說。

　　“這些黑勢力這樣猖狂，是因為上邊有保護傘。打黑對保障市民安全有重要作用，市民非常歡迎。政府要老百姓積極舉報，市民很支持，80%的信是實名舉報。說明群眾非常熱愛重慶。”薄熙來說。

　　從袍哥到黑社會

　　重慶人講義氣，俗語叫做“耿直”，這是早年重慶袍哥文化的精髓。

　　如今，在黑道盛行的重慶，這種被異化的江湖氣被詬病為重慶黑社會的發源土壤。

　　“上世紀30年代的袍哥是一種民間結構和力量，是民間自治，他們更江湖些。現代黑社會和當初的袍哥在性質上是完全不一樣的。”重慶民間學者王康當即為袍哥正名。

　　重慶市人大法制委原主任、重慶市社科院原院長俞榮根說：“中國人都講究哥們兒義氣。如果非要把黑社會問題和這個聯系起來，也可以說有些聯系，但這絕不是特別值得去追究的一個原因。但是，重慶確實有相當一部分官員比較霸氣、匪氣，稱兄道弟，把持自己的山頭，但是這些情況不是重慶獨有。”

　　而在王康看來，當年袍哥的出現，是一種維持地方治安的辦法，“在沒有完成大一統之前，這是一種自然經濟的補充。”

　　那個時候的袍哥們大多生活不算富裕，有些還是很辛苦地賺些活命錢。“黑社會也是和經濟發展相當的。”王康說。

　　時至今日，我們早已看不到袍哥們的影子，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那些一息尚存的“江湖氣”。20世紀90年代初，重慶還是個很貧窮的城市，經濟發展滯后，人們的思想也不夠開闊。當時重慶市高層的意見是要放開一點，特別是賓館、娛樂場所等服務業，要放開尺度。

　　這個階段開始于解放后第一次大規模的農村人口進城運動，讓重慶的棒棒軍立刻壯大起來。作為國內第一批研究黑社會的學者，西南大學法學院教授汪力認為，黑社會是一種經濟動物，具備兩個產生條件，一是市場經濟帶來的經濟利益，一是大量城市貧民和盲目進城的農村人口。前者是黑社會產生的經濟動力，為地下賭場、高利貸等非法行業提供資金支持，后者則成為黑社會的盤剝對象和馬仔資源。

　　20世紀90年代初，重慶同時具備了這兩個條件。以“二王”為代表的重慶現代黑社會正是發端于那個時代，“在今天看來，王平才算真正的黑社會。之前你在解放碑開個館子，你手續辦齊了后，還要到他那里去報個到。”一位重慶當地的老板直言。以王渝男、王平為首的“二王”真正稱霸了重慶的黃、賭、毒和高利貸市場。

　　1996年12月，重慶朝千隧道發生槍戰，王平涉案。在警方嚴密布控下，王平仍然逃離重慶。后來發現，此事與文強有關。2001年，公安部開展第一次全國“打黑”行動，王平成為A級通緝犯。

　　1997年，重慶直轄，這個對重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給重慶帶來了太多的機遇。時至今日，重慶正朝著西部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目標邁進。

　　我們看到了重慶日新月異的發展，而在一種缺乏有效監督機制的盲目躍進的背景下，重慶的黑色經濟慢慢有了滋生壯大的土壤。

　　2000年10月，重慶“白云湖案”震驚全國，王渝男被判處無期徒刑、王平被通緝，重慶黑道的“二王”時代終結。而那時，陳明亮、黎強、王天倫等人已經開始逐步滲入到政治領域，編織自己的黑金網絡，謀劃自己的黑金帝國。

　　重慶黑金網絡鏈條

　　在重慶的黑金網絡中，“放水”即高利貸一直盛行無阻，這成為重慶涉黑團伙存活的重要支柱。

　　一份重慶市工商聯房地產商會向重慶市政府提交的《重慶房地產開發企業民間高利貸問題的緊急報告》顯示，重慶房地產企業正深陷高利貸危機，相關高利貸金額在100億元～120億元之間。

　　2008年，重慶房地產開發企業同創置業轟然倒塌，這家總資產一度高達20億元的企業自2007年起，累計發生的民間借貸41筆，金額高達9.17億元，支付的利息為1.46億元。截至2008年12月30日，同創置業對外民間借貸的余額仍高達1.88億元。

　　重慶市非公有制經濟促進會會長黃偉坦言，現在民營企業發展的一個主要困境就是融資難，所以“放水”公司才有市場。

　　在這次重慶打黑風暴中，幾乎所有被抓的涉黑組織都參與了“放水”活動。

　　今年7月31日，重慶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會議室座無虛席，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在長達1個半小時的講話中，勾勒出一幅完整的黑金路線圖。“重慶黑社會僅‘放水’就放了300個億，這個數字相當于重慶一年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王立軍說。

　　“這在重慶很普遍，比如說我要搞一個項目需要1個億，但我手上只有5000萬，那么我必須去借，這個利息大概有7分或者8分。這也很正常。”一位重慶老板說。

　　長期以來，這樣的借貸已經形成一個固定的循環體系，這個體系的存在，正是重慶黑幫大佬們賴以生存的方式，而在這種體系內，融入了政治因素后，就更顯強大。

　　縱觀文強仕途，這個在警界頗具能力的人，在慢慢陷入黑金帝國的漩渦之中。1991年，重慶市委組織部將其推薦給了市公安局，從此，文強開始自己的仕途。

　　而今，早已退休的張文彬對文強已不愿多談。

　　1997年，市長王鴻舉向一些老同志征求常務副局長的人選意見，一個是分管治安的副局長陳煥奎，另一個就是分管刑偵的副局長文強。文強在此次角逐中落選，隨后的2000年，文強深陷“白云湖案”危機，但卻平安度過。直到2001年，被稱為“共和國第一刑事大案”的張君案在重慶破獲，作為功臣的文強不僅擺脫了“白云湖案”危機，擢升一級警監，更藉此升任常務副局長。

　　搞刑偵的人和黑社會交往的情況有兩類，一是從工作出發，回到工作，同流但不合污。另一類是從工作出發，慢慢以無原則對原則，然后將這種交往變為牟利的工具。文強屬于后者。

　　“像文強這樣的人，比較張揚，出事之前大家對于他的事情也有所耳聞。張揚的人就容易膽大妄為，把社會上的一些規則拿過來當作理所當然。人都是從小問題開始的。”俞榮根說。

　　2009年8月7日早晨，北京飛往重慶的國航CA1419航班降落后，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便被一群便衣警察帶上不遠處的警用防暴車。此后，文強被臨時關押在武警二隊招待所。“文強被抓我不意外，紅與黑之間有一個標準。公安辦案也需要與犯罪團伙有接觸，保持一定聯系。文強打掉張軍，線索是現在的涉黑組織提供的，但是文強的問題是他自己的問題。38歲當了公安局長，在我那里的研究生課程班上過課，稱我為老師。他很能干，以前他經常到北大、到公安大學，講刑事案件相關的報告，刑偵研究很有一套。”一位熟悉文強的老干部說。

　　而坊間傳聞的關于文強高調出席王平女兒生日的事情，也能夠窺一斑而見全豹。

　　一名重慶打黑專案組成員向記者透露，警方繪制了《重慶市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總架構圖》，其中文強為金字塔塔尖，下面是文強的四大“金剛”——重慶市公安局刑警總隊原副總隊長黃代強、治安總隊原總隊長陳濤、公交分局原副局長趙利明、墊江縣原副縣長、原公安局長徐強。

　　此4人之下為被保護的6大涉黑團伙：陳明亮團伙、龔剛模團伙、岳寧團伙、王小軍團伙、王天倫團伙和謝才萍團伙。

　　警方披露的細節顯示：之前重慶市一中院、渝北區政府、渝北區公檢法辦公樓的物業全部由大正物業包辦，大正集團的董事長馬當在這次掃黑風暴中落馬。

　　一場暴風雨般的打黑運動

　　“為了實現平安重慶，就需要打黑除惡。老百姓聚集在政府門口，舉著血淋淋的照片，畫面讓人神經緊張。黑惡勢力拿刀砍人，就像屠戶用刀砍殺牲畜，慘不忍睹。去年我們清繳刀具，大砍刀堆積如山。那不是一般的匕首，而是砍刀啊！”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說。

　　重慶的打黑風暴進行至此，引起全國乃至世界的關注，在數次庭審期間，重慶聚集了包括香港在內的國內外30多家媒體的近百名記者。重慶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周波透露，為掀起新一輪打黑高潮，重慶警方目前的打黑專案組已由最初的14個發展到了200個，參戰干警由3000人增加到了7000人，這相當于重慶總警力的23%。

　　前述打黑組成員透露，他們已經正式開始第三輪行動。

　　打黑斗爭還有些問題有待解決。重慶市人大法制委原主任、重慶市社科院原院長俞榮根認為，從一個政黨的政治建設來講，打黑還是比較表面的東西，不是解決根本問題的辦法。黑社會應該有明確的標準。利用法律的途徑來解決，首先應該在法律上有一個明確的界定。

　　“打黑是很得民心的，但是從法律問題上的界定、具體做法怎么做都是需要注意的。”俞榮根說。

　　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透露：近期西南政法大學正式啟動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防控機制及法律對策》課題研究，“這項課題力圖深入研究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形成規律，對當前的‘打黑除惡’斗爭經驗進行及時而有深度的總結。”

　　西南政法大學正在把這一課題作為教學、科研中的一項重大任務來推動，并將組織開展教學實踐活動，付校長說：“要引導學生培養職業意識，為社會長治久安提供智力支持。”

　　10月12日和14日，重慶市委機關報《重慶日報》，相繼以大篇幅詳細報道楊天慶團伙和謝才萍團伙偵破過程，披露了警員和涉黑團伙勾結的細節。

　　“這是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意思，要讓主流權威媒體保持首發，引導輿論。”重慶市委宣傳部新聞處處長邱振邦說。

　　“重慶黑社會僅‘放水’就放了300個億，這個數字相當于重慶一年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王立軍說。

　重慶“新文化運動”

　　對于重慶普通市民而言，“打黑”風暴更多的時候只是作為一種談資出現在生活里，而規模更大、波及面更廣的“唱紅”活動卻真實地走進了人們的生活里

　　文  本刊記者 劉彥昆 朱文強 重慶報道 

　　“主城九區的書記、區長先唱一個！”18位書記、區長齊刷刷上臺，唱起了《團結就是力量》，一邊唱一邊有力地揮動著拳頭。“渝東南”書記縣長緊接著上臺，一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還不盡興，又打起節拍。“庫區人民”也不甘示弱，書記縣長們的一曲《中國，中國，鮮紅的太陽永不落》獲得陣陣掌聲……“區縣同志唱得很帶勁兒，干事創業就要有這個精神頭兒！”市委書記薄熙來又點將：“55歲以上的同志，和我一起上臺唱一個……”

　　這一幕出現在國慶長假的最后一天，重慶市領導班子主要成員與40個區縣的黨政一把手的紅歌聯歡會上，根據當地媒體的報道，會后，區縣的黨政一把手們得到了定制的焦裕祿和王進喜的小銅像，還配了一本介紹二人事跡的小冊子。

　　薄熙來在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四十二屆年會上說：“有人說重慶正在進行‘新五四運動’，實際上我們搞的‘唱讀講傳’(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是為了提升重慶人的精氣神……‘五個重慶’(宜居、暢通、森林、平安、健康)是從物質上改變城市面貌，而‘唱讀講傳’則是提高重慶人的精神面貌。”

　　全民“唱紅”

　　重慶是一座有歷史、有故事的城市。重慶人深受碼頭文化與抗戰文化的浸染，耿直、豪爽、城府不深，有時候甚至是粗魯與火爆的。對于薄熙來這樣一位“對紅色文化情有獨鐘”的市委書記，重慶的“下里巴人”式的文化氛圍，顯然不是他所滿意的。

　　薄熙來在一次會議上說：“重慶火鍋很有名……有的男同志吃火鍋，光著膀子大汗淋漓，很豪爽，可你定睛一看，身上一堆虛肉，不結實！重慶的煙民不少……不僅抽煙，還要喝酒，去年我市喝的酒比2004年多了33萬噸！還有不少人‘黑白顛倒’，打撲克、‘斗地主’斗到大半夜……據說‘斗地主’的書還成了暢銷書！這些生活習慣都不利于健康，要注意精神健康……要大力提倡紅歌和‘壩壩舞’，聚在一塊，又唱又跳，多提神啊！只有從體質健康、飲食健康、行為健康、生育健康和精神健康五個方面綜合著手，才有健康之風，才算‘健康重慶’。”

　　2008年9月，重慶市大中專詩歌朗誦會，薄熙來去看了，給了很高的肯定。“我是希望唱出來。”薄熙來說。隨后，在薄熙來的倡導下，重慶市政府下發文件，要求全市人民參與“唱紅”。

　　牟云義所在的重慶市文廣局社會圖書處是紅歌活動的組織部門，他告訴本刊記者，重慶市級的各機關單位，節慶日都會組織大型紅歌合唱，日常還要“會前一支歌”；區縣一級的單位，唱紅歌都是黨政一把手在主抓；社區里的一些群眾性文藝組織也把活動的內容都換成了唱紅歌。現在他們還組織了千名輔導員深入到各社區、團體，進行面對面的紅歌教唱。

　　除了社會機關團體，學校里針對學生也掀起了“紅色浪潮”。在渝中區馬家堡小學，每一個孩子手里都有一本區教委統一印制的《45首經典革命歌曲》讀本，讀本里既有《東方紅》、《團結就是力量》這樣的紅色曲目，也有《在希望的田野上》、《小白楊》這樣頗有些難度的歌曲。每節音樂課的40分鐘里，老師們會專門拿出10分鐘左右的時間教孩子們唱紅歌。在隊會、課間以及其他學校活動中，孩子們也會被統一組織起來唱紅歌。馬家堡小學的一位老師說：“我們教給孩子們的歌是有選擇性的，我們會組織一些適合他們年齡的活動，而不是強調活動本身的政治色彩。”

　　“如果說唱紅歌是只唱毛主席時代的歌那是一種誤解，真的是一種誤解，紅歌里面絕對有2008年創作的歌曲，很多改革開放以來的好歌，健康的歌曲，都叫紅歌。毛澤東時代的老歌，它有它的背景，40、50、60這個時代的人聽起來親切，有一種懷舊的感覺。”西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劉明華說。

　　牟云義說，紅歌的歌詞旋律都是經典的，小孩子能理解一部分就達到目的了，“我們不會要求小孩子全部都背唱，但是從娃娃抓起的工作要加大力度，孩子們有了紅色文化做基礎，面對多元的文化才會有鑒別力。”

　　聲勢浩大的“唱紅”運動涉及到各個方面，重慶市的主要新聞媒體，全都按照上級指示開辟專欄專題宣傳“唱、讀、講、傳”活動。重慶電視臺有“紅歌社區行”、《每日一歌》等固定欄目，手機報每天兩次向手機用戶播發“每日經典”。

　　在一份匯報材料中顯示，截至今年6月，重慶全市累計開展紅歌傳唱活動5.18萬場，參與人次達到3298.3萬人；有一定規模的故事會超過1萬場，講述故事4.2萬個(次)，直接聽眾1042萬人次；移動手機用戶累計上傳健康有益的短信18.12萬條，轉發短信562萬多條，參與用戶達587萬人次。

　　每期超過30萬冊的暢銷書

　　解放碑重慶書城的銷售排行榜上，一本叫做《讀點經典》的小冊子一直位于榜首，這是重慶最大的新華書店，9月份，《讀點經典》銷售了1300余冊，遠遠高于第二名400余冊的銷量。這整整一個系列的圖書在一層和三層的顯著位置均有專區。工作人員告訴本刊記者：“書賣得不錯，大部分是團購的。”

　　薄熙來到重慶擔任市委書記后，曾進行了多次調研，“發現干部的素質參差不齊，在思想文化、知識積累等方面都需要提升。”

　　按照薄熙來的設想，最初《讀點經典》是面向廳級以上黨政干部的。每月一期，裝在口袋里，隨時可翻，旨在“鼓勁提神”。薄熙來指定重慶市委宣傳部來抓這個事，作為中國古代文學的專家，西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劉明華順理成章成為叢書的主編。

　　到目前為止，這本最開始專為黨員干部設計的一本讀物，現在已經編著了11期，漸漸辦成了一本文化經典讀物，不光黨員干部在讀，普通老百姓也在讀。“這已經大大超出了一本學術書的影響。”劉明華說。

　　薄熙來對《讀點經典》的指導“罕見地細致”。第一冊書出版，編委會足足籌備了三個月。從書名、版式到版塊調整、文章篇目，甚至字號都是薄熙來親自定下的。薄熙來在叢書序言里親筆寫下：“經典應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精華、傳世之作，而引領中國走向獨立、富強的共產黨人，也在他們書寫英雄史詩之時，流下了許多催人奮進、感人至深的文化經典。”

　　為保證叢書的思想性，薄熙來召開了由5個市委常委和5個主要區委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

　　“這也是他的一個夢想。薄書記是一個文化味很濃的干部，他自己也能背很多好詩，《木蘭詩》他背得很好的。毛主席語錄和詩詞他都背得非常熟，基本上我看他沒哪一次講話不引用毛主席語錄的。”劉明華說。

　　“我編過很多東西，但這個是編得最難的一個東西。”劉明華深有體會。一次過了半夜12點半，他才接到市委宣傳部長何事忠的電話，“這期過關了”，這樣，心里的石頭才算落地了。顯然，何事忠剛剛得到了薄熙來的認可，就立即通知了劉明華。

　　2009年1月，薄拿到第一本書。

　　劉明華的博士團隊剛剛接受這個任務時，目的是要書注重思想性，要提高干部的素養，要做成至少在大學教材之上的一個讀物。那個階段，內容偏重于古代的多一點，現代的也有，紅色的也有。

　　后來在和薄熙來溝通后，薄認為：“我們的干部并不都是學中文的，學過的也可能忘了嘛。”

　　最終，《讀點經典》的內容更多的注重了“溫故知新”，有常見的，也有新的東西。至少散文、詩歌里有一篇現代、有一篇外國，語錄主要是馬恩列斯。很多人讀后感到很親切。

　　劉明華說，薄熙來等領導干部對于編者的學術想法還是很尊重的。“大家對于選擇古今中外文化精品、紅色文化經典這個依據是有共識的。”每一冊紅色經典類的比例大概達到30%，古典文化經典占到一半。在薄熙來的肯定下，馬丁・路德・金《我有一個夢想》節選也出現在小冊子里。前段時間，有一位領導提出把今年7月1日《人民日報》刊發的一首詩選進來。劉明華不同意，認為有悖于“文化經典”的原則。最后，市里的領導還是尊重了他的意見，沒有選這首詩。

　　劉明華還透露，重慶出版社接到出版任務的時候，一度叫苦不迭，認為是“又來了一項政治任務。”《讀點經典》第一冊出版了一萬冊，到現在每期發行量達到了30萬冊，其中大部分是機關單位集體訂購。

　　“我知道有一個干部，夫妻兩個人在家里互相的背啊。我們的政協主席，非常喜歡，基本上是讀一次就給我打電話。關于《愛蓮說》中，‘勝愛之’與‘甚愛之’的區別，他說這是什么原因啊？是排錯了還是？我就給他解釋，這是版本的不同。”劉明華很欣慰。

　　每期《讀點經典》出來后，重慶市政協都定期組織針對《讀點經典》的考試。

　　“唱紅歌的質量還要更進一步”

　　重慶工商大學教授王逸虹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重慶文化里有一種“袍哥意識”，在辛亥革命時期，這種意識能夠號召人們團結起來推翻清朝統治，現在，“主政者能夠找到撥動重慶人潛意識里的這種情感，利用唱紅歌這種形式把人們的思想意識進行整合，具有主導主流文化的氣勢。”

　　組織者牟云義說，從反饋情況看，紅歌活動取得的效果“超出想象”的滿意。一位退休老干部在接受本刊采訪時則表示異議，“是不是所有人都去唱歌我們的社會就很健康了？有多少人是發自內心在唱歌？運動過后還有多少人會去唱歌？”

　　市民李先生在他的單位主管宣傳工作，他介紹說，“我們單位每天都要通過手機發送信息的方式上傳15條箴言，絞盡腦汁必須要達標”，“到了區縣一級，有些領導還會攀比上傳數量、獲獎數量”，對此，他的看法是：“本來是挺好一個事情，強制要求就不好了。”

　　在牟云義看來，搞這種大型活動，有一些“雜音”很正常，“拿財政的錢組織唱紅歌是為了保障公民的文化權益。”“我們倡導一件事情，采取一些行政手段，使唱紅歌日后成為常態化的、大家自覺自愿的活動，就不需要過多干預了。”

　　這場“唱紅”活動是否有需要改進之處？這位組織者稍作思忖，說：“我們沒有發現弄虛作假的問題，硬是要找出不足，那就是唱紅歌的質量上還要更進一步，群眾文藝表演也要上臺階。”

　　每期《讀點經典》出來后，重慶市政協都定期組織針對《讀點經典》的考試。

　　重慶變臉的“五環路徑”

　　重慶先是獲得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定位，接著成為“新特區”之一，薄熙來的任務與使命，顯然是在任期內將這一特區打造成型

　　文  本刊記者 劉彥昆 朱文強 重慶報道   

　　重慶——陪都，直轄市，新特區、未來的西南經濟中心。

　　位居長江上游的重慶，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現實里，都很有重量的。

　　民間學者王康說，重慶是一個真正偉大的城市，抗戰時期，中國民族工業最后的血脈和長期抗戰的希望被轉移到重慶，也奠定了這座城市的力量和氣魄。2009年2月金融危機嚴冬之際，香港《亞洲周刊》刊載《重慶模式創中國經濟反攻新路徑》，該刊社論認為重慶發展理念可媲美抗戰精神，將其稱作“中國經濟的重慶精神”。

　　現實里，重慶正處在“打黑”風暴與“唱紅”運動匯流的中心。人們關注它的色彩，卻忽略了它的奔跑，“最近四個月當月GDP增長都在15%，全年平均估計會在14%以上”，重慶以急行軍的姿態在西部中國崛起。

　　“內陸開放”與“頭腦風暴”

　　重慶社會科學院區域研究中心主任李勇說，重慶是一個有些“自卑”的西部城市。

　　在之前的12年里，重慶市的生長路徑頗為平靜。就算是1997年重慶直轄帶給外界的記憶，遠不如香港回歸來得深刻。

　　2007年12月1日，薄熙來履新重慶。路透社后來的報道直接寫為“大人物來到小重慶”。薄在上任表態講話中說“重慶是西南重鎮，而我在東北工作過20年，從東北到西南，正好是一個大掉角，跨度很大。”

　　地理上的跨度和文化上的跨度同樣巨大，但這遠沒有重慶要實現的跨度巨大。

　　在中國崛起的大路上，重慶并非先行者。事實上，重慶的直轄之路醞釀考量長達十年之久，直到“三峽工程”確定上馬后，才順理成章于1997年成為中國第四個直轄市。解決移民問題始終是重慶市的重點工作，直到直轄十年之后，重慶才再次爭取到國家大政的照顧，成為“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但卻需要和“成都”共享這一政策。

　　在媒休開始熱議重慶即將成為“新特區”的時候，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2007年3月8日的全國兩會上，給重慶提出三大定位——“建成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西部地區的重要增長極和統籌城鄉發展的直轄市。”

　　此一政策隨后被簡稱為“314”總體部署。

　　九個月后，升任政治局委員的薄熙來受命執掌重慶，媒體因此報道稱薄是來解題的。薄自己也坦言：完成“314”部署“是我到重慶來的根本任務”。在宣布薄熙來的任命時，中組部部長李源潮評價薄稱其“決策果斷，推動工作力度大，善于處理復雜問題。”

　　前商務部部長薄熙來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利用自己的海內外影響力，不斷地向世界推銷“重慶”。他請來的重量級客人包括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英國保守黨領袖卡梅倫以及福特、西門子、拜耳、安利、普利斯通、伊藤忠、三井物產、怡和等跨國企業巨頭。

　　但重慶官員的作風與形象顯然難以令薄滿意，他毫不諱言地說：“領導干部是開放的第一品牌、第一形象。”

　　薄熙來改變官員的第一步，就是將他們趕上電視。2008年，“解放思想、擴大開放”電視辯論賽，給重慶官員掀起一股“頭腦風暴”。薄熙來親自出題，均緊扣重慶發展的焦點、熱點和難點。近一個月時間里，十五場辯論賽，重慶官員們在臺上唇槍舌戰，張揚各自施政新主張。

　　在辯論賽上扮演了“總導演”角色的薄熙來掀開了“思想操練”的序幕，接下來就是萬名官員“輪訓”納入政府程序，重慶市提出在五年內選送一萬名35歲以下、未取得國民教育大專以上學歷的干部，到當地高等院校接受帶薪脫產學歷教育。這場自上而下的培訓也影響到重慶所轄各區。

　　2008年7月，在中共重慶市委三屆三次全委會上，重慶市提出用5年時間將重慶打造成“內地開放高地”。薄熙來在工作報告里分析，“重慶不靠海、不沿邊，對外開放確有客觀難度，但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區域布局由沿海向內陸延伸，在定位、體制、政策、區位等綜合要素的作用下，重慶有可能成為新一輪產業轉移的重要承接地，西部的開放高地”，“要通過擴大開放，把一切可為我所用的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等要素匯聚起來，讓一切創新創造創業的種子都能在重慶開花結果”。  

　　“內陸最開放城市”，作為薄熙來的施政理念正式付諸實施。

　　為此重慶精心打造了很多公共平臺。李勇介紹說，最大的亮點就是依托內陸保稅區、長江黃金水道打造港口產業集群。2012年以前，集裝箱規模要達到500萬標箱級別。隨著“含金量極高”的2009年國務院3號文件(《國務院關于推進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的意見》)落實，兩江新區的建設提上了日程，未來這里將建成“內陸開放的西部地區先導區”。

　　但薄熙來的目標顯然不止于此，他希望重慶能夠再快一些。在一次經濟工作會議上，他說：“重慶人必須要有勇氣把自己置身于開放的前沿。”

　　“50年不落后，100年后更好”

　　“你們只曉得‘打黑’、‘唱紅’，哪里曉得我們要建‘五個重慶’嘛！”一位普通的重慶出租車司機說。 

　　有關數據顯示，2007年，重慶全市GDP僅占全國1.7%，排在全國第24位，約是上海的三分之一。重慶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12457元，與排在前面的內蒙古和新疆分別差7000多元和2500多元。本刊記者在走訪中發現，重慶很多崗位的職工每月工資只有1000余元。在剛結束的“2009年重慶秋季房交會”上，重慶商品房成交均價在4878元/平方米。這個均價比起全國許多大中城市房價竄漲的態勢，實惠許多，卻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居民的購買力。

　　事實上，“打黑”、“唱紅”只是重慶“野心”的前奏。在“打黑”、“唱紅”的熱鬧景象背后，重慶面臨的最大問題還是發展的問題。

　　重慶市委最終確定了重慶前行的路徑，2008年7月，“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和“健康重慶”，被確定為城市的戰略決策與發展目標，這個關乎著3200萬人城市夢想和生活狀況的藍圖，使“每個重慶人都能從中看到希望”。

　　在風暴中的重慶，能感受到這個“五環夢想”的雷厲風行，“事業心、責任感強，工作熱情高、干勁大。”薄熙來的這一個人風格迅速轉化成重慶市的行動風格，一則“建公寓幫助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報道，被薄批示后迅速成為行動，市經委的官員要求每個工業園區都要建5～10萬平方米的藍領公寓。

　　農民工住公寓，這個信號相當明顯。事實上重慶需要完成的任務是在2020年年底前將自身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3:7的比例扭轉過來，在這樣重大的社會轉變中，每一個細小的環節都會引發連鎖反應。

　　可以在官方的“宜居重慶”中找到更多的例子，舊城改造中的試驗意味更濃，土地交易所高調成立，國內媒體甚至冠以“第三次土地改革重慶模式破冰”。土地改革這一敏感議題昭示了重慶大膽改變背后的決心。

　　重慶在一年間吸引了無數的關注目光。

　　“平安重慶”引發了“打黑”風暴，目標是“把重慶建設成為治安秩序良好、人民安居樂業、投資者安全放心的城市”；“唱紅”“振奮市民精神”，是“健康重慶”的組成部分，也是“激勵斗志的催化劑”；“暢通重慶”與改善交通相關；而“森林重慶”的目標則是，“用10年的時間，完成新造林1100萬畝”。

　　在“森林重慶”的夢想里，場景讓大連人似曾相識。薄熙來主政大連時，正是憑借強有力的行政之力，將大連打造成一座花園城市，盡管當時非議甚大，但在他去職后卻成為被大連人念念不忘的最好記憶。

　　重慶市正在變成放大的大連，薄熙來明令：“全市上下要行動起來，要組織千軍萬馬上山挖坑種樹，既然現在準備的投入是過去的數倍，那我們就要同樣拿出數倍于以往的干勁，使重慶8萬里山川有個歷史性的改變。毛主席有句名言：“敢教日月換新天”，講的是革命；今天我們沿山種樹，則要有“敢教山河換新貌”的氣概。”

　　改變相當迅速，在重慶一些街道上，之前的黃桷樹已被替換成了銀杏樹。

　　曾經任職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的西南政法大學教授俞榮根是重慶市直轄歷史的見證人。他說，重慶成為直轄市之后的幾任市委書記“各有特色、各有專長”，而薄熙來的思路是“大手筆”的。重慶社會科學院區域研究中心主任李勇評價，“五個重慶”是“整合的重慶”，關注經濟發展的同時注重民生。

　　薄熙來則說，“這‘五個重慶’的建設，就是重慶人學習和實踐科學發展觀的答卷。”“五個重慶”還將積聚重慶的發展后勁。它營造發展環境，使“重慶今后50年不落后，100年后更好”。

　　“重慶模式”的未來 

　　“即使是老重慶人離開這座城市三年，回來時恐怕也找不到路了”，“我們每天都在奔跑”，李勇說。但是 “我們在發展，別人也在發展”，“欠賬多、起點低。”

　　在東部，廣州與天津的“第三城”之爭暗戰正酣。2008年，重慶GDP突破5000億，但成都GDP3901億，而以其為中心的四川省GDP達1.25萬億。至于上海、深圳等其他提出建立金融中心的城市，經濟總量都在六七千億甚至上萬億。頂著直轄市頭銜的重慶在未來中國的經濟版圖里又將置身何處呢？ 

　　王崇舉說，“未來肯定是要比一比的”，但是“不能單純比GDP”。要考量到重慶有這么大一片基礎薄弱的農村地區卻取得了如此巨大的進步。而未來發展這一大片農村區域既是負擔，也蘊藏著巨大的發展空間，例如三峽庫區的建設就代表著中國對環境保護的能力和意愿，從這個角度看，重慶“統籌城鄉”的行之有效的經驗對中國未來發展更具有典型性意義。

　　俞榮根則認為重慶的現狀就是“西部現象與東北現象的疊加”。“東北現象”，指重慶重工業的很多布局與東北相像；而“西部現象”是指重慶成立直轄市，大量農村地區被劃撥給重慶管轄，形成了一個“大城市、大農村”的二元格局，具有西部城市的形態。“統籌城鄉、以城帶鄉”是“重慶模式”最大的特色，也是薄熙來治渝的重中之重。

　　重慶要實現“五環夢想”殊非易事。

　　早在2006年，主政者意識到主城九區的“都市經濟圈”太小，“小馬拉大車，帶動力不強”，將區域發展格局調整為“一圈”——“一小時經濟圈”(包括23個區縣)與“兩翼”——渝東北翼、渝東南翼。重慶社會科學院區域研究中心主任李勇介紹說，“一小時經濟圈”“生態承載能力好、產業集群條件好，”集中了全市70%的GDP，成為重慶市重點打造的經濟發展區域；而“兩翼”的發展主要依靠財政轉移支付的辦法，同時也注重“一圈”對“兩翼”的幫扶，“享受城市發展的成果”。

　　但重慶要想成為中國內陸經濟的發動機，其實現之路相當漫長。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稱，重慶有兩大引擎——未來10年間，重慶主城人口和面積將翻番，成為中國第四個千萬人口特大城市，城鎮化率從當前的50%提升至70%。

　　重慶城市化的模式，在黃的描述中像一個大齒輪、中齒輪、小齒輪相互嚙合的齒輪箱，形成一個龐大的城市群。

　　在渝東北的開縣，李勇幫助當地做了兩個園區的規劃，大小老板們積極性很高，紛紛回鄉投資，但是“沒有進入主城產業鏈，生意很冷清”。在主城江北區進行對口幫扶以后，在江北區劃出了一個開縣園，由江北區負責提供土地和園區管理，開縣負責招商，招來的老板和打工者都是開縣人，生意很快紅火起來。“下一步就是利用園區進行農村人口轉移了”。與過去三峽庫區移民不同，伴隨著產業轉移，重慶計劃在未來十年永久性轉移四五百萬農村人口。

　　可以稱作“重慶模式”的經濟發展的辦法絕不只有一種。重慶的“八大投資平臺”曾經在國有資產處置、城市建設方面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并引起了世界銀行等國際性組織的關注。以高等級公路為例，重慶市政府通過國資委成立了高等級公路公司這個投資平臺，把全市公路的修建權和收費權統一起來，整體打包，統一融資，一下子就修建了3000多公里公路，把交通問題解決了。重慶工商大學校長、經濟學教授王崇舉評價說：“利用國有資產，期貨式的、把未來的預期用現實的方法來安排，加快了這座城市的發展。”

　　但是問題也隨之而來了。今年有媒體曝出“重慶八大投資集團的戶均資產負債率接近60%”；對于政府大包大攬，過分扶持國有大型企業、壟斷行業資源的做法，“民企也有意見”。學者李勇認為，在城市發展的初期，政府需要以這樣的方式來整合資源。一旦政府強大起來，應該考慮回歸一個“經濟社會聯系體”的角色，重慶也應該考慮從善于經營的“精明”城市轉向從戰略上把握城市脈搏的“經略”型城市。“當了裁判又當運動員是不合適的。”

　　重慶模式是否將創造中國經濟一個新的神話，重新構建后的官員體系及生產力模式將證明其結果。

　　薄熙來曾不止一次在重慶市級官員大會上表明自己的決心，他說“要通過5到10年的艱苦努力落到實處。”而更為長遠的愿景則是“以國際化的都市為目標，力爭30年后可以和京津滬比肩而行”。

　　在最近的一次公開講話中，他再次重申“共產黨人說話算數，一定要說到做到。”

　　重慶模式是否將創造中國經濟一個新的神話，重新構建后的官員體系及生產力模式將證明其結果。

　　重慶將是中國經濟第四極

　　——本刊專訪重慶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黃奇帆

　　“西三角經濟圈”如果整合運作得好，在2020年將成為中國經濟的第四極

　　文  本刊記者 朱文強 劉彥昆   

　　《小康》：有人說重慶是直轄市的牌子、中等省的構架、西部地區的發展水平。您能否談談重慶發展的優勢與不足？

　　黃奇帆：重慶位居中國版圖幾何中心，是“西部的東部，東部的西部”。不沿邊、不靠海，對于以出口導向為主的外向型經濟來說，確屬劣勢，但對以提高資本自由流動程度為主的開放型經濟而言，并不是直接的、決定性的影響因素。經過直轄12年的努力，重慶的開放環境已發生質的飛躍。

　　一是交通優勢。重慶高速公路四通八達，人均占有水平高于全國平均。鐵路一環八射連接四面八方，機場年吞吐量已突破千萬人次。處在長江黃金水道，萬噸級船隊可直達上海，這都是中西部其他城市所不可比擬的。二是產業基礎優勢。重慶已形成汽車摩托車、裝備制造、電子信息、化工、材料、能源等六大支柱產業體系。企業進來后，很容易找到相關的產業集群，找到相應的上下游伙伴。目前重慶工業凈資本回報率保持在10%左右，企業虧損面僅15%左右。三是要素成本優勢。重慶平均地價在東部的40%以下，各種生產要素綜合成本相當于東部的50%～60%。四是金融配套優勢。重慶的銀行、證券、保險等機構健全，金融不良資產率1.4%，僅稍遜于北京、上海，居全國第三。銀行存貸比保持在80%左右。五是政策環境優勢。重慶是優惠政策最集中的地方。對鼓勵類產業，我們一律執行企業所得稅率15%的政策，稅率低于東部和中部地區10個百分點。在西部地區，這條政策我們執行得最果斷也最徹底。

　　《小康》：重慶要構建“三個中心”——西部物流中心、西部商貿中心、西部金融中心。今年年中又提出重慶是中國未來的特區，“重慶就是中國的芝加哥”。重慶現在是否具備條件？重慶如何才能走出內陸城市獨具特色的開放型經濟發展之路？

　　黃奇帆：內陸地區發展開放型經濟，不可能照搬沿海模式。但正如剛才所說，重慶是中國大陸版圖的中心，中西部地區唯一的直轄市，而且正在成為中西部地區的綜合交通樞紐。這樣的區位條件、交通條件，這樣的經濟地位，在中國經濟版圖中的地位，確實猶如美國的芝加哥。我們的想法，爭取到2015年基本建成西部的金融中心、商貿中心、物流中心。重慶立足自身條件，選擇適合自己的開放路徑，概括起來是“構建四大開放平臺、打造四大貿易通道、優化三大引資板塊、力推兩大貿易”。四個平臺，一是正在爭取建立類似于浦東新區、濱海新區的兩江新區，規劃面積上千平方公里。二是正在建設的8.37平方公里的兩路寸灘保稅港區，這是內陸地區唯一的、也是政策最優惠的保稅區，一期工程年內將封關運行。三是申報增建10平方公里的西永出口加工區。四是9家市屬國有企業共同出資30億元，組建全國最大規模的地方外經貿集團。四大國際貿易通道，長江黃金水道直達太平洋，蘭渝鐵路連通亞歐大陸橋直通大西洋，渝昆鐵路連接東南亞鐵路直通印度洋，航空運輸通達世界許多城市。三大引資板塊，包括工業、房地產和各類金融機構重組、國有存量資產盤活。今后五六年，重慶還將有1.6萬億的工業投資，重點圍繞六大支柱產業，面向世界500強等跨國企業，引進一批龍頭性項目。兩大貿易在繼續搞好一般貨物貿易的同時，下大力氣發展好加工貿易、服務貿易。

　　《小康》：今年年初您又在兩會上提出“西三角”概念。在您的概念里，這三角應該是一種什么關系？是三足鼎立還是一個為主其他為依托？你希望重慶在其中處于什么位置？

　　黃奇帆：打造“西三角”經濟圈，是在東西部發展差距拉大、川渝陜三地還不太發達、市場信號還不是很充分的現實背景下提出的設想。通過川、渝、陜三地的合作，傾力打造“西三角”經濟圈。包括重慶經濟圈、成都經濟圈、以西安為中心的關中城市群三個子圈，總面積22萬平方公里，總人口1.18億。目前三地的GDP總額約1.5萬億元，占全國的6.3%、西部的33%。如果三個城市各自唱“獨角戲”，在西部大開發中的帶動、促進作用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政府加強推動，三地經濟互相融合發展，就能發揮更大的合力，成為西部地區的增長極。

　　川、渝、陜目前經濟增長速度比“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三大經濟圈高出1～2個百分點，按此預測，到2012年左右GDP占西部比重會上升到45%左右。

　　《小康》：重慶是一個城鄉二元結構非常突出的直轄市，可以說，解決重慶的城鄉統籌問題關乎其發展大局，重慶推進城鄉統籌有哪些經驗？

　　黃奇帆：重慶8.24萬平方公里面積，3200萬人口，大城市、大農村、大庫區同在，大工業、大農業、大商業并存，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極不平衡。因此，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尤其具有根本意義。這幾年，我們在統籌城鄉發展方面，基本的思路和措施有這樣幾條：

　　第一，加快城市化步伐。按照大都市連面帶的模式，形成千萬人口主城——五六個六七十萬到百萬人口大城市——二十來個中等城市——幾百個鎮的城鎮化格局，梯次傳動，層級輻射，帶動廣大農村發展。第二，加快工業化進程。只有工業發展強大了，才能給農業提供有力的支持，通過工業化帶動農業現代化。僅從提供就業來說，重慶每年轉移40～50萬農民進城，成為工業經濟、城市經濟就業人群。第三，妥善解決好農民工的問題。第四，解決好農民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問題。爭取到2012年時養老保險覆蓋全市農村80%以上的農民。第五，完善農村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等公共設施。第六，推動城鄉之間資源要素自由流動、優化配置。這些措施的一個基本著眼點，是以城帶鄉、以工哺農。

　　《小康》：今年7月31日，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曾說過“重慶黑社會僅‘放水’就放了300個億，這個數字相當于重慶一年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現在重慶一輪打黑風暴下來，放水公司被封了，雖然凈化了民間資本市場，但反過來說，是否會加劇重慶民營企業的融資難問題？

　　黃奇帆：本質上講，中小企業融資難是資本金短缺的問題，資本金短缺了，融資信用就有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講，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要幫助他們擴大資本金，增強融資信用。在這個方面，這一年來，我們大力推動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金融租賃公司、信托公司、私募股權基金、風險投資基金六類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為民營企業搭建融資平臺，拓寬融資渠道。截止9月末，全市中小企業貸款余額比年初增長39.4%，不但高于全市同期貸款增速，也遠高出全國平均水平。為企業主要是民營企業搞了近300億的信托資金。我們打黑除惡，是凈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促進和保障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黑惡勢力就如人身體上的腫瘤，不僅影響身體健康，任它生長就會危及人的生命。從前階段的實際效果檢驗，打黑除惡凈化了社會環境，促進了社會的安寧祥和，促進了經濟的健康發展。事實證明，查封關閉放水公司，凈化了民間資本市場，我們的民營經濟融資環境更好了，融資難自然緩解了。

　　當重慶建成西部地區重要增長極，建成長江上游經濟中心、貿易中心、金融中心的時候，也就自然成了內陸開放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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