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年代的資本運動
編者 嚴元章
前 言
隨著社會矛盾的發展，底層群眾對毛主席和社會主義有了日益深刻的認識，并形成了新的思想解放潮流。但在左派中，仍然存在構造“合理”的理念和理論體系的問題，缺乏對現實矛盾運動的分析。正如《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所批判的：“以往的一切社會形式和國家形式、一切傳統觀念，都被當作不合理性的東西扔到拉圾堆里去了；到現在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見；過去的一切只值得憐憫和鄙視。只是現在陽光才照射出來，理性的王國才開始出現。”
總結改革開放史，需要撥開各種主觀主義和唯心主義歷史觀的迷霧。經過系統學習基礎理論（學習過程和內容詳見附錄），從今年春節后，我們開始學習《資本論》和改革開放史。我們以《資本論》為指導，嘗試研究現存生產關系及其運動變化過程，分析資本運動的條件和要求，以此為基礎總結各種代表人物的言論和觀點，研究現實的階級矛盾，初步疏理30年的歷史脈絡。
在學習過程中，我們反對以下幾種唯心史觀：
第一，反對諸如“80年代好、90年代不好”等觀點。此類觀點對歷史進行人為的截取，將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一環靜止化為理想狀態，并予以美化和歌頌。例如有些老左派認為80年代最理想，貧富差距不大、群眾精神面貌較好；90年代以后很糟糕，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產生了尖銳的社會矛盾。事實上，無論是信貸、商品流通、生產資料供應等方面條件，還是國企改革進程，無論是傳統工人雇傭化還是建立新勞動力市場，80年代都是90年代的胚胎，80年代每個看似美妙的原因都醞釀著90年代以后的“惡果”（詳見《資本的復興》《復活生息資本》等文章）。
有些三農問題研究者鼓吹80年代是合理的，90年代后的三農政策誤入歧途，試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使小農獲得永生，在合作經濟的基礎上實現社會主義，這種努力也會和民粹派的先輩得到同樣的結果。事實上，90年代農村的衰落無非是資本快速增殖的客觀要求（詳見《再造資本家階級》等文章）。如果不剝奪農民，怎樣能為資本提供大量的廉價雇傭勞動力；如果不剝奪農業，怎樣能為世界工廠提供廉價的土地和原料；如果農村不衰落，現代大都市又如何能在短短十幾年間就金壁輝煌呢？
第二，反對“陰謀論”。很多人都認為由于某個人背叛，導致社會主義事業傾覆。恩格斯早就明確指出，1848年歐洲革命爆發和失敗的原因“不應該從一些領袖的偶然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或變節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歷了動蕩的國家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如果一個政黨的全部本錢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①近30年的歷史也是如此，不過是資本自發力量起作用的結果。在原有社會基礎里就存在資產階級的土壤，個別人物的行為不過是表現其背后經濟運動的要求（詳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等文章）。
還有很多人認為某個人手腕高明，選擇了農村作為突破口。正如90年代農村衰落，80年代資本在農村首先復興也是歷史的必然。城市是傳統計劃經濟力量最強的地方；而人民公社解體后，分田單干使得農村出現大量剩余勞動力，隨著商品交易的活躍這些剩余勞動力也成為了商品，為資本增值準備了前提，同時又繼承了集體經濟的生產資料，所以鄉鎮企業才會“異軍突起”。小生產“每時每刻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歷史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第三，反對關于社會性質的若干錯誤觀點。關于社會性質的判斷林林總總，例如“權貴社會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等。社會性質取決于生產方式，必須觀察分析當前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核心是雇傭勞動制。
以上觀點均為學習過程中的一些體會。包括研究資料里的文章，難免存在錯誤之處，歡迎批評、指正。
① 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一革命前夕的德國，1851年9月
資本的復興
官方這樣評價80年代的改革過程①：以包產到戶為先鋒，到1983年年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在全國普及；幾乎與農村改革同時，四大經濟特區于1979年設立，城市改革的探索邁開大步了；隨著1984年國企改革由“放權讓利”向“兩權分離”的范式轉換，中國的政經改革開始整體推進。而這必然引發資金、勞動力與其他各種資源配置方式的深層變革，生產與消費市場的逐步發育逼迫自上而下的計劃之手節節退讓，雖幾經波折，但價格改革終于還是水到渠成，金融改革也得以市場化推進。“計劃軌”向“市場軌”轉型的過程中，民營經濟迅速發展壯大。發展增量為存量改革提供條件，成就了中國改革的漸進之名。
在政府的主導下，培養城鄉資本，包括農村改革、外資經濟增量改革，逐步擴大到城市，同原有工業爭奪原料、產品市場。2001年以來加入WTO，標志著國內、國際資本主義市場形成。與此同時，國企工人合同化、大中專學生雇傭勞動化，雇傭勞動制度逐步建立起來。
一、農村成為試驗場
建國后，以三大改造為標志，我國消滅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在這一過程中，農村始終是薄弱的環節，容易被私有制占領。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前夕，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的步驟，必須和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發展相適應。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國家工業化的問題。”農民具有雙重性，一方面是勞動者，長期處于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小私有者，具有產生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教育農民之所以成為嚴重問題，就在于個體農民的自發性，小生產“每日每時產生著資本主義”，“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就是集中表現。這與集中計劃的公有制經濟是格格不入和背道而馳的，因此建國以后在農業領域兩個方向的斗爭一直沒有停止過②。教育和改造農民的唯一出路就是要通過初級社、高級社和公社化，這一過程包括三方面的含義：首先將農民納入國家計劃經濟體系；其次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組織起農民并進行政治教育；最后加快從小生產向大生產的過渡，從經濟基礎上去掉農民的自發性。
盡管薄弱的農村成為突破口，但這一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中明確規定“不許分田單干”、“不許包產到戶”；1979年9月十一屆四中全會修改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口氣稍緩和，改為“不許分田單干。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處，也不要包產到戶”；1980年1月國家農委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會場上反對包產到戶的意見占了上風，鄧小平講話時只能說“對于包產到戶這樣大的問題，事先沒有通氣，思想毫無準備，不好回答”。甚至陳云、鄧小平公開表態支持包產到戶③，萬里接任農委主任后，在1980年9月中央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專題座談會上，對于農業生產承包責任制，多數與會者不主張允許包產到戶，只有遼寧、內蒙、貴州少數幾個表示支持，甚至有人表示：“包產到戶，關系晚節，我們有意見不能不提，留個記錄也好。”由于意見不一，會議很難開下去，胡耀邦、萬里等人主持，在最后印出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紀要（1980年75號文件）中，只能寫道：“在一般地區，集體經濟比較穩定，生產有所發展，現行的生產責任制群眾滿意或經過改進可以使群眾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到戶”；對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后的地區，“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并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紀要》僅將包產到戶作為貧困地區解決溫飽問題的權宜之計或特殊政策，農委主任萬里很郁悶，后來在一次會議上說：“農委的人，除了杜潤生以外，都是反對包產到戶的。”兩年以后國家農委建制撤銷。(4)
圍繞農村改革的爭論，本質上也仍是一場政治斗爭。一方堅持集體化路線，要求推進“學大寨”運動，認為走人民公社的道路才是中國農業的唯一出路，并提出在發展機械化的同時將核算單位從生產隊升級至生產大隊、公社。另一方主張尊重按勞分配的原則，充分發揮農民的自發性（即“積極性”），在聯產承包的名義下搞包干到戶、包產到戶。在主張承包的人沒有掌權以前，不發文件、口頭傳達，先在貧困落后的云、貴、川等地試點，再說服領導爭取合法性，對于來自另一派的批判堅決抵制。只有在1980年以趙紫陽取代陳永貴、以萬里取代王任重以后 (5)，才為全國范圍內自上而下推動分田運動創造了條件。中央層面奪權后，馬上在1980年9月召開各省第一書記座談會，統一思想，在貧困地區可以搞，為包產到戶打開缺口；然后逐級傳達，配合組織手段，以黨的權威層層壓下來。這些工作完成之后，1982年1月，開始下發中央1號文件，為包干到戶正式正名：“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干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不論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眾不要求改變，就不要改變。”此后發展迅速，到1983年98％的生產隊實行了包干到戶。承包使集體財產嚴重流失，農村水利設施、農業機械中70％低價賣出，30％廢置喪失效益，土地零散化，對農村生產力造成巨大破壞。小生產的蔓延，為以后“三農”問題的產生埋下了伏筆。
1978－1984年的農村改革以承包責任制為基本內容。承包以后的傳統種植業生產屬于小生產，并且不擁有土地所有權，主要的生產資料不能轉移；同時土地容易被征用，個體生產的分散狀態是大量征收土地費稅的客觀基礎。盡管經過了1982年包干到戶、1983－1984年取消政社合一、1985年取消統購統銷并開始調整產業結構，小生產具備了資本增殖的雛形，但仍然不能像資本那樣自由轉移，因此，農村的承包制只能作為恢復資本力量的先驅和示范，而不能成為資本運動的主體。改革派的元老杜潤生這樣總結：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堅冰已經打破，第一艘開出的帆船是農村改革”，農村為改革提供了風險較小的試驗場所。
① 回望改革三十年，世紀經濟報道2007年09月22日，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yjfx/20070922/14184004773.shtml
② 1949-1950高崗同劉少奇關于農村產生新富農、黨員雇工問題的爭論；1951年山西省委同華北局關于農村互助合作問題的爭論；1955年在合作化運動中批判鄧子恢“小腳女人”；60年代初批判“三自一包”。
③ 根據張廣友《改革風云中的萬里》一書，1980年春，陳云對萬里鮮明的表達對包產到戶的支持態度：“完全贊成你在農村政策方面的那些做法”。鄧小平一種沒有公開表態，1980年4月2日鄧小平約胡耀邦、萬里、姚依林、鄧力群等談話：“農村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生活窮困的地區，……我贊成政策要放寬，使他們真正做到因地制宜。”“農村要普遍鼓勵種樹，實行一人種活多少棵樹，誰種歸誰的辦法。有的地區可以搞自留山。”并強調指出：“政策一定要放寬，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多找門路，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產到組，有的可包給個人，這個不用怕，這不會影響我們的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政策放寬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了許多這樣可喜的材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請萬里同志研究個意見，提到書記處討論。”5月31日鄧小平公開表態（鄧選2卷315頁，《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談話》）：“農村改革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救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總的說來，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
(4)、 杜潤生，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之三)，新長征(黨建版) 2006年 06期
(5)、 1980年4月8日 -16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任命趙紫陽、萬里為副總理。 8月21日 -26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又任命萬里兼任國家農委主任，接替了王任重的職務。 8月30日 - 9月10日 召開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根據中共中央建議，華國鋒不再擔任國務院總理，由趙紫陽接任。陳永貴也被解除了副總理的職務。
二、培養“增量”資本
在農村改革啟動以后，小農逐步走向衰落，培養農村資本成為必然選擇。首先，農村個體、聯戶辦企業悄然興起并逐漸發展壯大。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勞動力大量過剩，農村改革進入第二步，開始將剩余勞動力轉移到第二、三產業上去，搞多種經營，出現了一批種植、養殖、運輸、建筑、加工的專業戶、專業組、專業隊。①
資本要增殖，必須靠榨取自由雇傭勞動力的剩余價值。在1980年《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中共中央75號文件）中明確規定“不準雇工”。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關于一場承包魚塘的爭論》一文，介紹陳志雄承包集體魚塘并雇工的情況，展開了歷時三個月的討論，最后一篇帶有總結性的文章《進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經濟》認為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剝削，因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勞多得，是無可非議的”。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的經濟學家林子力，從馬克思《資本論》的一個算例推出結論：“八個人以下就叫做請幫手，八個人以上就叫雇工，八個人以下不算剝削。”②由此，中央當時就出臺文件，規定家庭專業戶、個體經營戶，雇工不能超過八個，超過八個就要限制。1983年1月，中共中央對超出政策規定雇請較多幫工有了明確的說法，提出“三不”原則：“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1983年8月，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下，“雇工”問題被老左派看成是“精神污染”在農村的表現。在當月中央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萬里指責“有人盡找農村的問題，而且散發材料。”書記處書記鄧力群說：“作為研究室主任，我有權派人下去搞調查研究。材料內部登得很少。我們老祖宗馬克思講過，有八個以上的雇工就算剝削，現在還是適用的。”胡耀邦說：“我看現在有些同志對什么是社會主義還不清楚。”萬里于是表態：“我的意見是農村不搞‘清污’！
① 1984年，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對全國28個省、市、區的272個村莊的37422個農戶，組織進行了一次全面、系統的調查。其中，各種類型的專業戶占其總數的3.5％。專業戶的平均收入為7408元，相當于一般農戶的6.1倍。在專業戶中，出現了一批平均純收入在萬元以上的大戶，即“萬元戶”，占農戶總數的0.56％。1984年同1983年比較，一般農戶的生產性固定資產增加23.6％，專業戶增加51％，“萬元戶”增加62％。這些收入較多的農戶雇工也多。家庭純收入6000～9000元的，只占調查戶總數的3％，而所雇長工數卻占長工總數的50％；家庭純收入9000元以上的，只占調查戶總數的1％，而所雇長工數卻占長工總數的40％。轉引自曹兼善《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
② 林子力認為，馬克思劃分了“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線，按馬克思的計算，在當時（19世紀中葉），雇工八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是“介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而超過八人，則開始“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是為資本家。這是對經典理論的明顯歪曲和誤讀，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價值率和剩余價值量》中的這一段文字，馬克思主要說明要維持資本增殖運動，必須掌握最低限度的價值額，可變資本的最低限額就是“為取得剩余價值全年逐日使用的一個勞動力的成本價格”。為此馬克思舉例說，假如工作日為12小時，其中必要勞動時間8小時、剩余勞動時間4小時，那么在資本家雇傭兩個工人的時候，他才能過上跟工人同樣的生活，并且只能維持生活，不能購置追加的生產資料；為了使資本家的生活比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產的剩余價值一半轉化為資本，這樣他必須把預付資本的最低限額增加為雇傭一個人時的8倍，同時至少需要雇傭8個人。馬克思通過舉例說明，不是任何規模的價值都可以成為資本的，如果價值太小、雇不起一定數量的工人，那么連簡單再生產都維持不了。馬克思從來沒說過超過8個人才開始“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而是說沒有足夠的價值額、雇傭不了一定數量的工人，即便占有他們的剩余價值也不能維持資本的增殖運動。
1984年10月20日 ，中共中央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對于積極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尤其是對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明確的規定。 1984年10月22日 ，鄧小平明確指出：“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了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傷害了社會主義嗎？”胡耀邦也要求各級干部進一步解放思想。1987年，在中央5號文件中去掉了對雇工數量的限制，私營企業的雇工人數徹底放開。 1987年4月16日 ，鄧小平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中說：“現在我們國內人們議論雇工問題，我和好多同志談過，犯不著在這個問題上表現我們在‘動’，可以再看幾年。開始我說看兩年，兩年到了，我說再看看。現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業和農村已經承包的農民，雇工人數同全國一億多職工相比，數目很小。從全局看，這只不過是小小的一點。要動也容易，但是一動就好像政策又在變了。動還是要動，因為我們不搞兩極分化。但是，在什么時候動，用什么方法動，要研究。動也就是制約一下。像這樣的事情，我們要考慮到不要隨便引起動蕩甚至引起反復，這是從大局來看問題。重要的是，鼓勵大家動腦筋想辦法發展我們的經濟，有開拓的精神，而不要去損害這種積極性，損害了對我們不利。”1988年6 中共中央對超出政策規定雇請較多幫工有了明確的說法，提出“三不”原則：“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1983年8月，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下，“雇工”問題被老左派看成是“精神污染”在農村的表現。在當月中央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萬里指責“有人盡找農村的問題，而且散發材料。”書記處書記鄧力群說：“作為研究室主任，我有權派人下去搞調查研究。材料內部登得很少。我們老祖宗馬克思講過，有八個以上的雇工就算剝削，現在還是適用的。”胡耀邦說：“我看現在有些同志對什么是社會主義還不清楚。”萬里于是表態：“我的意見是農村不搞‘清污’！”①②
① 秦川，1983年風云中的胡耀邦
② 鄧選三卷，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月，國務院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對私營企業的活動作了法律規范，而與之相伴隨的雇工自然也合法化，獲得了“準生證”。①
隨著雇傭勞動力的“解放”，“增量”資本獲得了增殖的重要條件，逐步繁榮起來。1984年《關于開創社隊企業新局面的報告》（中共中央[1984]4號文件）將社隊企業正式改稱為鄉鎮企業，指出：“鄉鎮企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國營企業的重要補充”，并出臺了一系列有利于鄉鎮企業發展的扶持政策，允許農民自辦企業；1985年9月《中共中央關于制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指出：“發展鄉鎮企業是振興我國農村經濟的必由之路”，要積極地“鼓勵農民興辦鄉鎮企業”；1986年國家開始實施“星火計劃”；1987年國家開始建立鄉鎮企業試驗區……一系列的政策都直接改善了鄉鎮企業發展的政策環境，鄉鎮企業進入了全面發展的新時期。1984年鄉鎮企業從上一年的134萬戶猛增到606萬戶，職工總數從上一年的3235萬人猛增到5208萬人；從1984－1988年，鄉鎮企業總產值從1710億元增加到6496億元，企業個數從606萬增加到1888萬，職工人數從5208萬增加到9545萬人。②從這些數據中可以看出，一旦遇到合適的政策土壤，農村私有資本成長速度很快③。同時，金融、商業政策的改革，在市場交換等方面也為資本積累創造有利條件。
鄉鎮企業的規模普遍較小，對勞動力的容納程度有限，80年代后期剩余勞動力開始向縣、市及沿海開發區轉移，出現了“離土、離鄉”的農民工。1987年8760萬農民工當中就有2000萬離土離鄉。隨著1988年開始治理經濟環境，鄉鎮企業生存環境惡化，開工不足、虧損上升、企業職工人數下降，同時沿海地區卻一支獨秀，于是涌向沿海的民工潮出現。80年代，個體、私營企業發展迅速，同國有企業爭奪資本、原材料、資源，為解決這一矛盾，開始發展外向型鄉鎮企業。利用沿海廉價土地和勞動力，同時給予優惠稅收，吸引臺資、港資華僑進入，兩頭在外，搞來料加工。這樣，外資在沿海地區也迅速發展起來。
資本的本性是增殖和擴張。到1998年鄉鎮企業實現增加值22186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27.9%，1996年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1.35億，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29.8％。隨著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和沿海外資的發展，“發展增量為存量改革提供條件”，逐漸形成了對城市工業的合圍之勢。
三、城市資本培育
在鄉鎮企業崛起之后，為了溝通城鄉貿易，城市私營經濟也迅速發展起來。在87年以前，只允許個體經濟存在，不承認資本家的存在，官方理論不允許社會主義條件下有剝削產生，但對現實產生的私營經濟也沒有明令禁止，也即抱“看一看”的態度。事實上早在1980年廣東就出現了雇工超8人的私營業主，而1984年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中，80％也是私營。1987年10月召開十三大，指出：“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有利于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更好地滿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必須盡快制訂有關私營經濟的政策和法律，保護它們的合法利益，加強對它們的引導、監督和管理。”盡管“一定程度的發展”措辭謹慎，但正式承認了私營企業，而且明確提出保護的方針，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征“允許存在，加強管理，興利除弊，逐步引導”。隨后十三大精神寫入憲法，在1988年4月12日人大《憲法修正案》中：“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同年6月15日，國務院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以及配套的稅收法規。這樣就正式承認了
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從“地下”走到地上。
從1984年開始，城市里還出現了一批與傳統不同的“公有制”企業。這類企業主要是官辦背景，以利潤生產為目標，有的是掛靠國營、集體企業的服務企業，有的直接以個體、私營的形式出現。包括國務院批準成立的、各行業主管部門設立的、工會婦聯成立的、省市各級政府設立的、國有企業設立的、軍隊設立的批發公司、商業企業等。初始資本主要來源于銀行的貸款，利用價格雙軌制獲取第一桶金，在價格闖關中發揮巨大力量。即老百姓痛恨的“官倒”，可以視為官僚資本。1984年，國務院下文，把生產和企業所需物資分成計劃內和計劃外兩部分，以利于企業擁有更多自主權，這就是促使無數皮包公司誕生的價格雙軌制。這一年年底，全國由中央國家機關系統開辦的各級各類公司達2萬家，逾千名黨政官員在其中兼有職務。上海市統計，1984年由上海市各類黨政機關團體興辦的企業達361家，官商公司122家，650多名黨政干部擔任公司職務，絕大多數公司屬流通領域的商業性企業。70％的這類公司從事著流通領域的經營，很明顯，倒買倒賣是公司主要運作方式。1985年，全國有各類公司大約32萬家，它們大多數是無人員、無資金、無設備、買空賣空的皮包公司。經一年多整頓，到86年還有17萬家。到了88年6月，又陡增至40萬家。而且這一次“大量是官辦公司。僅國務院各部委開辦的公司就有700多家。這就是所謂的第二次‘經商熱’的源頭。”直到1988年10月，中央作出清理整頓公司的決定，其中的重點就是小“官倒”，要求嚴格執行機關干部不能經商辦企業的規定，盛極一時的“官商”才開始有所收斂。
在農村改革的示范作用下，國有、集體企業也開始了承包租賃制改革。在解放資本力量同時，緊密配合勞動用工制度改革，使國有、集體企業工人逐漸變成同農民工一樣可以自由買賣的勞動力商品。這一改革受到了企業干部、職工的強烈抵制，甚至直到前兩年，新聞媒體還在談論國有企業的“攻堅戰”。
隨著改革派掌握黨、政、軍大權，1982年修訂《憲法》，取消了工人罷工和“四大”的自由，強化紀律教育和法制教育，要求工人從入廠起、工作人員從到職起就要學習和服從各自所必須遵守的紀律，
① 徐慶全. 雇工是怎樣獲得“準生證”的. 炎黃春秋，2007（2）
② 姜春海. 中國鄉鎮企業發展歷史回顧. 鄉鎮企業研究，2002（2）
③ 在84－88年這一階段上，鄉鎮企業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多種多樣，私有成分發展迅速。從企業數量來看，1984年集體企業占30.72％，農民戶辦和聯辦的企業占69.28％；到1988年，集體企業只占8.42％，農民戶辦和聯辦的企業占91.58％。從職工人數來看，1984年集體企業占76.46％，農民戶辦和聯辦的企業占23.54％；到1988年，集體企業職工占51.27％，農民戶辦和聯辦的企業占48.73％。從經濟總量上，1984年鄉鎮集體企業總產值占全部鄉鎮企業總產值的85.73％，到1988年占67.54％。
沒有規定紀律或規定得不完善不合理的，要迅速規定和改善。同時開始收繳廠礦企業民兵武裝，正如恩格斯所說，“掌握國家大權的資產者的第一個信條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裝”①。從1980年起，縮小了組建民兵的范圍，原來人民公社、廠礦、機關、學校、街道、企事業單位都要組建民兵，現在改為只在人民公社和廠礦等企事業單位組建。1981年，貫徹國務院、中央軍委《關于加強民兵武器管理防止槍支彈藥被盜的通知》精神，改進管理方式，以公社、廠礦為單位，將武器集中到基層武裝部保管。到1982年底，全國民兵總數保持在1億左右，比原來減少了60％。1985年，除執勤、訓練武器由基層單位保管外，其余大部逐步集中到地區和縣、市兩級倉庫封存保管。
從1984年開始，展開了以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為特征的改革，主要內容是對國營大中型企業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對國營小型企業實行租賃經營責任制。為順利推進承包責任制改革提供組織保障，開始進行以“四化”為核心的干部管理體制改革。建國后培養了一批南下干部，相當一部分都在國營企業中擔任主要領導職務，這批干部年齡較大、學歷較低，一般都是隨軍培養的，僅有高小文憑。這部分老干部長期接受毛澤東思想教育，熟悉鞍鋼憲法的管理方式，多數堅持黨委集體領導，他們成為一長制的障礙。1980年鄧小平提出了以“三化”為實質的干部隊伍改革目標：“要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前提下，使我們的干部隊伍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來加以保證。提出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這三個條件，當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說要以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為前提。其次，這并不是說，不具備這三個條件或不合其中某一兩個條件的德才兼備、善于學習、身體也好的同志就要調離。”②1982年中央成立顧問委員會，陳云等人從領導崗位上退下進入中顧委。1984年，國營企業開始干部管理制度改革，建立正常的離退休制度，逐步將原有企業干部調離崗位，大批南下干部轉為企業“顧問”，稱為調研員，保留相應的薪職待遇；同時新的一批“敢闖敢干”、年富力強的知識分子走上了重要領導崗位。以武漢市為例，1984年調整了50戶企業的領導班子，50名新上任的廠長平均年齡36.8歲，比原來降低了10.95歲；50人中25人有大專文化水平，比原來增加了108％；28人有專業技術職稱，比原來增加了86.6％。①到1985年，全市企業中64％已經進行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全市共啟用4600多名年紀輕、文憑高、適應承包制改革的干部。
與承包制相配套的另一項重要制度就是廠長負責制。建國后，隨著一五計劃執行，照搬蘇聯的做法，在一些國營企業、交通企業中先后推行“一長制”，廠長獨斷專行的問題逐漸突出起來。1956年在聽取34個部委匯報時，毛澤東責問：“你們為什么對一長制那么感興趣？黨委領導就不好？”毛認為蘇聯有些東西不能學，一個工廠幾千人，“沒有黨的領導，很容易形成一長獨裁。任何情況下，黨的集體領導這個原則不能廢除，如果企業可以除外，那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就變成了有頭有肚子沒有腳。”②1961年，毛澤東主持制定《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工業七十條》），認為“黨委領導下的行政管理上的廠長負責制”是企業管理的根本制度，并進一步將“職工代表大會制度”③寫入條例，作為“鞍鋼憲法”實施的具體形式。文革后期開始恢復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1980年鄧小平指出：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有可能“損害黨的領導，削弱黨的領導，而不是加強黨的領導”④，打開了這個問題的思想禁區。隨后國家經委、全國總工會以及社科院等部門通過試點，認為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容易導致以黨代政、不利于發揮廠長集中統一指揮的作用。1984年5月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正式宣布將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改為廠長負責制。廠長負責制的內容主要有：廠長決定企業的生產計劃；廠長任免或聘任中層干部；廠長提出工資和獎金、福利基金的分配方案；企業享有勞動招工
① 馬恩選集3卷，法蘭西內戰，恩格斯寫的1891年單行本導言，1891年3月18日
② 鄧選2卷. 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權，有權決定用工形式；廠長可以制定企業的重要規章制度，可以獎懲職工，包括“晉級獎勵和開除處分”等。1986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后頒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廠長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等法規，明確“全面推行廠長負責制。廠長是企業法人的代表，對企業負有全面責任，處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1987年5月國務院決定在全國普遍推開，到當年年底在11402戶大中型工業企業中，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的有8843家，占77.6％；在88000個國營小型工業企業中，實行租賃經營、承包經營和轉讓的達到40000個，占總數的46％。1988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規定：“企業的財產屬于全民所有，國家依照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原則授予企業經營管理權。”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正是承包責任制的基本原則，該法還規定“企業根據政府主管部門的決定，可以采取承包、租賃等經營責任制形式。”通過賦予法律地位，進一步推動了承包責任制的發展，1988年年底已有90.8％的大中型企業實施了各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①
承包責任制是一種不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承包者與所有者共同分割收入的一種形式。兩權分離使企業財產所有權被架空，只保留了法律所有權；廠長獨攬支配生產資料使用、產品分配、獎懲勞動者等權力，獲得了可以開除工人的無上權力，在工廠中形成了“對工人的專制”②，按照毛澤東的話說，“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承包制由于被認為在農村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向國有企業領域推行，但承包制在農村和城市所實現的后果完全不同，因為國企的資本是可以轉移、流動的。資本的自由一旦在企業中取得優勢，就必然按照獲取最大剩余價值、最快增殖的邏輯發展，即追逐所謂“利潤最大化”目標。由于法律中規定占有國企的剩余價值是非法的，管理層盜竊國有資產、私開小工廠的現象就自然出現了。
① 李長海，肖克武. 改革企業干部任免制度走民主選拔廠長的新路. 經濟體制改革，1984
② 毛澤東傳1949-1976，第十三章《論十大關系》到八大（上）
③ 《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規定：企業各級職工代表大會和職工大會，有權對企業的任何領導人員進行批評，有權向上級建議處分、撤換嚴重失職、作風嚴重惡劣的領導人員，并且有權越級控告。
④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頁
四、改革計劃用工制度
在原有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用工實行統包、統配的計劃管理體制，企、事業招工必須通過勞動部門統一調配，基本上是從學校畢業生中招收，由學校與勞動管理部門共同安置部分畢業生到企業工作，不允許從社會上招工。70年代末知青大批返鄉，多數待業，1979年城鎮積累的待業人員近2000萬，達到建國以來待業人數及占人口比重的最高峰。大城市就業壓力更大，北京市待業人員40萬人，占城市總人口的8.6%，平均每2.7戶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人待業。為了穩定城市、解決就業問題，1978年國務院下發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規定工人退休退職后家庭生活困難的，或多子女上山下鄉，子女就業少的，原則上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條件的子女參加工作。1979-1980年，新就業的青年仍然主要流向了全民和集體所有制單位。天津市在1979年集中搞了一次退休頂替工作，有15.8萬職工退休，這種通過子女頂替的辦法安置的就業人數占三年安置總數的29％。一些國營企業為了解決職工的后顧之憂，還采取全民企業內辦集體企業的辦法，由國營工廠騰出一些廠房、設備興辦集體工廠、勞動服務公司。①很多老工人認為，實行企業內部招工、頂替的辦法對瓦解老工人對企業改革的抵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老工人認為自己是企業的創造者，是企業的主人，對物質刺激、一長制并不支持。但老工人的子女有很多是返鄉知青或城鎮閑散待業人員，實行子女頂替，首先孩子工作安排了，不再無所事事，其次自己退休后有退休金，不愁養老，如果技術好還可以返聘賺點閑錢。但當時的皆大歡喜卻為以后的悲慘遭遇打下伏筆，盡管允許子女接班，但改革者把這些人視為企業冗員，在90年代末的攻堅戰里，一個企業垮掉，往往導致一家人同時下崗。
配合城鄉資本的培育，勞動、工資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啟動，核心是改變固定工制度，使工人身份向雇傭勞動力方向轉變。1980年開始縮小統包統配的范圍，實行在政府統籌規劃和指導下勞動部門介紹就業、自愿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三結合的就業方針。招工采取公開招考擇優錄用的原則。此后，用工體制逐漸向市場化、合同制轉變。1984年改革勞動用工制度，開始招收合同制工人，1986年廢除子女頂替和內部招工辦法。國營企業的合同工由1984年的174萬人增加到1992年的2059萬人，占職工總數的比重從2％上升到18.9％。1993年實行企業用工自主權，企業在工資總額宏觀調控下自行決定招工，不再到市勞動局審批招工計劃。1995年公布和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全面推行了合同制，國有單位的勞動合同制職工由1992年的2059萬人猛增到1996年的5549萬人。在簽合同的過程中，一開始領導告訴工人這不過是“走過場”，簽個字就行了；到了90年代末，簽了字的合同就開始起作用，領導們宣布“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合同制的職工這時就傻眼了。
90年代工人開始下崗，從1992到2002年，每年下崗人數由1992年的250萬人增加到1997年的1151萬人，后下降到2002年的618萬人累計下崗7601萬人（該數字應包括期間退休的工人）。①
① 肖冬連，中國70年代末的就業危機與城鎮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契機
http://www.coldwarchina.com/zgyj/dyjjrmgs/002025.html#_ftn2① 劉愛玉，王培杰. 下崗、失業工人的行動選擇分析：以廈門市調查為例. 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05，209（4）
，
五、資本群體登臺
通過流通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在某些環節積聚產生了私營企業主階層。88年物價上漲，包括城鄉私有企業、新型“公有制”公司在內的所有自由資本都大賺了一筆。在89風波中，新成長起來的私有資本集體亮相，試圖問鼎政治，最終以私有資本代表四通公司老總萬潤南拋棄學生出逃海外為標志，私有資本從體制外爭奪政治權力的道路被堵死。
當學生開始去游行時，有工人想參加，學生認為這是一場學生的民主運動，工人遭到排斥。到運動接近尾聲注定失敗時，學生又進廠尋求工人的援助。此時國企一方面還保護著工人的國家雇工身份；另一方面，企業組織嚴重地束縛著工人的行動，各種工廠管理制度很嚴格，班組車間每天都要點名清查人員。有些工廠還發出通知，如果工
人出去參加游行馬上開除。有很多工人也喊著要“自由”，這種在本質上是反抗資本壓迫的要求卻并不包含在學生們的“自由民主”之中。于是當學生要求工人站出來，并威脅說如果他們不上街，十年以后就丟了工作的時候，工人并不理解。
私人資本問鼎政治的失敗，迫使私營企業不得不戴起了紅帽子。1992年南巡講話打破僵局后，出臺大量有利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稅收、金融政策，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迎來飛速發展時期。2002年十六大提出“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同時指出“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90年代民工潮出現，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沿海地區。一方面有政府的扶持和保護，另一方面有廉價的勞動力，中國成了資本增殖的天堂。在1992～2002年間，私營企業戶數平均增速31.5％，2003年以來平均20％以上。
城市的承包制成功地推動了國有企業資本化。伴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國企管理者通過以產權改革為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名正言順成為企業的統治者。1993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將《憲法》中的“國營企業”統一改為“國有企業”，將原全民企業明晰的產權改得模糊不清①，
① 《智囊財經報道》2003年7月21日《從“國營企業”到“國有資產”》指出：“國營企業”一詞正式被“國有企業”取代，一字之差映射著的是很大的制度變遷。在“十六大報告”中沒有再提“國有企業改革”的辦法，而是提出了“國有資產改革”的辦法。過去的提法是“國營企業”，是國家所有，國家經營；后來的提法是“國有企業”，國家所有，國家不經營；現在是國有資產，國家只管資產，企業如何經營與政府已經徹底脫鉤。（網址：http://business.sohu.com/98/20/article211312098.shtml）
為下一步將產權明晰給管理層的私有化奠定基礎。同年出臺《公司法》，所有企業、工廠都改成公司，以法的形式確立了對管理者非常有利的管理體制，并規定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在經營上從“國營”轉向了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95年出臺《勞動法》，對勞動者進行規范。在這一系列的準備工作完成之后，繼89趙紫陽“亮劍”以后，97年朱鎔基展開決戰，對國企工人大規模進攻。十五大提出了“實行鼓勵兼并、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再就業工程”，即為
。按照世行的調查，訴諸于內部人收購的改制模式的比例達60％～70％。這一做法引發了2004年的社會大爭論，郎咸平認為MBO實質是保姆侵占了主人的資產。國資委則不為所動，李榮融旗幟鮮明地提出最終目標：“該賣的賣、該并的并、該放的放，我們計劃目前這么多的中央企業最后就保留80～100家，最多剩100家。”戰略性改組的完整方針，國有企業全面轉軌，建立公司制和股份制，同時眾多企業由于內部、外部多方面因素先后改制破產，將工人拋向社會。在國有企業“三年脫困”的口號之下，諸城陳賣光式人物大量涌現，相當數量國企以MBO、低價出售的形式實現改制①②③截至2003年底，國有中小型企業改制面已達85％，全國4233家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中，有2514家通過多種形式改制成為多元持股的公司制企業，改制面近60％。
伴隨著90年代以來的招商引資潮，外資也在穩步進入，同私有經濟發展、國企改制彼此呼應，形成了資本主義無處不在的繁榮局面。2006年12月，在開遠市營造創業環境暨招商引資工作會議上，市長李存貴講出了一番頗有馬克思主義水平的話：“資本的本性是增值。馬克思說：‘在資本的背后站著它的監護人’。資本要增值，必須尋找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即擴大市場占有率。擴大市場占有率，意味著開放，意味著擴張。所以鴉片戰爭是一種必然，資本必然要進來，不讓進來就打，軟的不行就來硬的，背后就是資本擴張的本性在起作用。從另一個角度講，我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么招商引資、對外開放就是我們工作的中心。資本的本性決定我們必須擴大開放和招商引資。”正是李存貴這樣的“監護人”不斷“擴大開放和招商引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得以20多年以來不斷發展壯大，并最終取代原有社會主義生產方式。
① 柳可白，王玫，閻春芝. 當代工人階級的地位和作用. 中國工人出版社，2007. 131-166
② 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合作完成的國有企業改制與重組（截至2004年12月以前）抽樣調查的報告，該報告于2005年4月正式發布。詳見中國產權網的報道《管理層收購細則塵埃落定國資委終結“隱性MBO”》（網址：http://www.eoechina.com.cn/news/news_single_show.asp?n_id=2785）
③ 2004年12月李榮融在中央企業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詳見新聞《李榮融橫向整編“國家隊” 央企最多只剩100家》。
（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01/01/content_2406007.htm）
改革開放年代的資本運動（續一）
工人階級的現狀和未來
恩格斯指出：“工人階級的狀況是當代一切社會運動的真正基礎和出發點，因為它是我們目前社會一切災難的最尖銳最露骨的表現。”中國的無產階級承受著最尖銳、最露骨的社會災難，他們也肩負著社會主義運動的未來使命。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人階級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在傳統工人階級日益商品化的同時，農村勞動者不斷無產者化，同時大量知識分子也不斷落入無產階級隊伍之中。在全球化的時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城市和農村的擴張使“階級對立簡單化”，“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一、傳統工人的歷史和現狀
建國后，經過3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培養了一支工人階級隊伍。這支工人階級隊伍的成長同社會主義命運緊密相連，他們建設起來的全民、集體企業也是共和國發展的縮影。傳統國企工人有兩方面的特點。一方面，他們具有無產階級的鮮明特征，斗爭的方向總是與社會主義制度緊密相連。工廠都是老一代工人通過辛勤勞動創造起來的，他們經過社會主義教育，以廠為家，具有鮮明的主人翁意識，是私有化的主要阻力；另一方面，傳統工人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培養起來的，缺乏同資產階級斗爭的經驗。在文革中，工人受到一定程度的鍛煉，但由于斗爭的復雜性，相當多數的產業工人都加入了保守派，如文革初期重慶工人成立“工糾”，跟隨黨內當權派，同造反派對立。傳統工人習慣于聽黨的話、跟黨走，對黨的變質、對資本主義復辟缺乏具體和深刻的認識，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恢復和發展，傳統工人受到現實的教育，才逐漸地認清當年不能深刻理解的黨內走資派問題。
在“放權讓利”階段，工人的經濟收入在不斷提高，而且增長的速度較快。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字計算，改革開放前國有單位職工工資年平均增長4.4％，改革開放初期實際平均工資年增長幅度為改革開放前的6.3倍。以北京某機械廠①為例，1983年機械廠開始對直接生產工人實行超額計件工資制，即超額完成生產指標頒發超額獎，全廠職工的月平均工資從1978年的52元上升到1985年的119元，年均工資增長13％。在這一階段上，工人逐漸放棄了管理權利，從以前的政治掛帥走向了關注物質利益。②
隨著一長制的恢復，工人失去已有的民主權利，管理層逐漸失控。《工人日報》指出：“隨著改革方向的明確，廠長、經理及其他經營管理人員的地位、作用已經得到了明確的界定，他們的權力得到了明確的保證。然而，無庸諱言，我們在正確地強調和注重了廠長、經理階層的權力和職能時，卻不恰當地疏忽了職工勞動者的應有權利。致使職工在分享改革成果的預期未得實現的同時，又未能分享參與協調的機會”。1982年全國職工狀況調查表明，一些領導干部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為自己的子女安排較好的工種，在提干、晉級、住房分配等涉及群眾利益方面，都給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女和親屬以特殊的照顧。1986年調查表明，由于搞活企業的需要，企業管理者向經營者轉化，被賦予了更大的企業權力。企業廠長由上級領導任命、委派，實行負責制，職工滿意不滿意都得接受，干好干壞群眾既不能褒，也不能貶。他們說：“工人只盡主人翁義務，沒有主人翁權利，主人擔風險（企業辦不好，領不到工資），公仆有保險（企業辦垮了照樣當官或調走了事）”。企業干群關系開始緊張，工人用消極怠工來對付干部，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③
① 柳可白，王玫，閻春芝. 當代工人階級的地位和作用. 中國工人出版社，2007. 39-45
② 胡鞍鋼. 關于我國就業問題的若干看法（網址：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3810）
③ 于建嶸. 當代中國工人的以理維權
據中華全國總工會1988年對17個城市400多個企業的21萬職工所作的勞動積極性調查顯示，“國營企業勞動者的勞動熱情不在峰值而在谷底。21萬職工中認為自己的勞動積極性得到了充分發揮的只占12%。”因為此時工人隊伍已經瓦解，所謂的勞動積極性就是關心私利的積極性，當工人的個人利益得不到滿足時，勞動積極性自然就會消失。改革家們對管理層獨霸工廠的原因睜一眼閉一眼，相反緊緊抓住怠工的結果，視為公有制效率低下的表現，并建立嚴厲的工廠制度，防止“性本惡”的工人們“偷懶”。
從1985年起，國營大中型工業企業實行職工工資總額同經濟效益掛鉤的制度，上繳利稅總額每增長1％，工資總額增長0.3％～0.7％。這一階段，工人收入繼續快速增長，但工廠內的差距迅速擴大起來。1986年12月5日國務院《關于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凡全面完成任期內年度責任目標的，經營者的個人收入可以高于職工平均收入的一至三倍。做出突出貢獻的，還可以再高一些。完不成年度責任目標的，應扣減廠長的個人收入。”事實上經營者的收入超過普通職工遠不止三倍。按照國家的規定，應當采取公開招標辦法，通過競爭確定承包經營者，但實際中很少有采用競爭辦法的，基本上都是主管領導拍板。在政府和企業之間，企業的承包基數和分成比例等指標取決于政府發包部門和廠長的談判，沒有統一和科學的標準；在企業內部，根據游正林的調查，承包人和承包監督人一般為分廠廠長和書記，在承包指標上有討價還價余地，承包指標也不會訂的太高，正常情況下承包任務完成都不會很難，因此“完不成年度責任目標的，應扣減廠長的個人收入”也就成了空話。承包獎包括風險抵押金和超額獎兩部分，超額獎的分配由承包者自主決定，不再是公開的。這樣，通過兩權分離就創造出來“先富起來”的一批干部。現代化大生產彼此之間的聯系密切，很難按照計件工資的方式來計算勞動成果，再加上輔助工人和非生產工人沒有有形的勞動產品，因此工人的工資改革變成了普調。同時也開始發年度獎和紅包，工人之間的年度獎基本都一樣，工人與經營者獎金差距日益拉大。工人對工廠的變化看的非常清楚，工人中都流傳著這樣的話：“工人窮，廠長富，車間主任萬元戶，廠長掙錢沒有數。”
90年代戰略性改組的最重要內容就是“減員增效”，形式多樣，包括主輔分離、內退、買斷、退養、退職、居家、下崗等。工人開始下崗，到1997年底全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634.4萬人，其中有309.5萬人沒有領到基本生活費。這一時期國企職工的切身利益受到前所未 有的沖擊，迫使工人開始關注自身的利益，勞動爭議開始出現并呈上升趨勢①。1998年拉開“決戰”大幕，國有企業大量破產，大批工人下崗，從1998-2001年期間，全國國有企業累計有2250萬職工下崗有的沖擊，下崗工人的生活境遇迅速下降，以三線下崗職工為例，2005年三線下崗職工月收入低于300元的有68％，下崗職工收入的92％用于衣食和子女教育，88％的下崗職工無法養活自己而不得不依靠政府福利、親友救濟。從三年攻堅開始，矛盾尖銳爆發，群體性事件快速增長，并最終引發了2002年的工潮。到2005年，全國8萬起群體性上訪事件、涉及400萬人，其中以職工為主體的有40％多③。
傳統工人中不同的群體很多。退休工人約有3000萬（國企退休2300萬、集體退休630萬），歷史上以低工資、高福利方式完成工業化建設，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形成的歷史欠帳很多。退休工人最早起來進行斗爭，也容易得到群眾的支持并最終獲得成功。一位退休女工回憶這一過程：“前些年不給我們發退休金，我們去找單位，單位說沒有，讓去找保險公司；去找保險公司，說單位沒給交，單位沒存錢，為啥給你們；返回頭又去找單位，單位說沒錢；后來又找市委，集體找了幾次，才給我們發退休金。要是不去找，一分錢都拿不到。”一般而言，退休工人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但在中國存在特殊性。撫順市民政局一個主任這樣解釋：“現在撫順失業率這么高，還能保持社會穩定，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老的養活小的’，生活有保障了，這樣小的就鬧不起來了。”吉化的一位退休女工：“我現在和兩個兒子的家庭生活在一起，一家七口。我的退休金400元，老伴700元，倆兒子都在吉化上班，但兒子、兒媳全開不了工資，一家七口就指著我倆的1100元過日子，勉強只夠生活。兒子是集體工人，也是吉化建筑公司的，月工資應為800元，但發不下來，單位說缺錢所以少開，三、四年不開支了。現在的世道都變了，青壯年都沒工作，反過來要靠老人養。”撫順礦區一位32年“礦齡”的老工人，兒子兒媳下崗后
① 吉林大學劉巖等，鐵飯碗消失之后——東北三省四市國企職工生活、就業狀況調查，2006年
② 籍磊，田冠浩，“單位—社區”的運行模式分析——以中航一集團5704廠社區為例
③ 從1992到2002年，累計下崗7000多萬人。每年下崗人數由1992年的250萬人增加到1997年的1151萬人，后下降到2002年的618萬人。
沒工作到沈陽打工，把剛剛5歲的小孫子留在家由老人帶著，他無奈的說：“為什么當礦工光榮了三十幾年，到這么大歲數了不僅要養兒子還得養孫子……？”①退休工人同企業分不開，“雖然我們現在都是由社會統一發放工資了，但我們倆對工廠還是很有感情的。我雖然不在廠里上班了，但我的孩子還在廠里；工廠好了我雖然享受不著，但我看著也高興。我們退休的都是這個想法。”②
傳統工人中下崗職工的斗爭是最普遍、最堅決、最持久的。③根據2004年廈門市的調查，下崗職工中48.4％參加集體行動，主要采取經濟目標的形式，其中46.7％要求工作，43.3％要求收入補助，8.3％要求懲治腐敗問題。在集體行動中，集體上訪是最普遍的一種，參與集體行動的下崗職工中57.4％參與過集體上訪。通過現實的教育，工人逐步認識到團結起來進行斗爭的重要性，全國各地工人都明白“大斗大收獲，小斗小收獲，不斗沒收獲”。
官方宣傳，“三條保障線”是緩解下崗職工生存狀況的有效途徑，但事實上即便進了再就業中心的下崗職工，除了前三年能領取生活費以外，他們與沒有進入再就業中心的下崗職工沒什么區別。長春拖拉機廠1998年設立下崗再就業服務中心，按照該廠勞資科科長的說法，下崗職工進中心的比率達到100％，不僅基本生活費足額發放、社保費用定期繳納，而且還為下崗職工提供培訓。按照“三條保障線”的標準，長春拖拉機廠做的已經很好了，但該廠幾位工人的話卻揭開事實的真相：“進中心是進了，可有個屁用啊！一個月就那么點錢，現在我們出中心了，年紀大，沒技術，找不著活，只能在家待著。”“我98年下崗，01年出中心，也沒誰跟我說什么失業救濟金。反正現在日子是過不下去了，單位卻說什么不交供暖費，這個冬天就不供暖，這也太沒道理了！你（單位）不能不管我們，我們這次（示威靜坐），就是讓單位解決供暖的問題，這錢我們是不能自己交的！”進入再就
① 呂鵬. 制度是如何封閉的？——以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社會保障制度的實際運行為例. 學海，2006（1）
② 張帆. 困難企業職工：社會保障的盲區（網址：http://www.taxchina.cn/xwzx/2007-08/08/cms572916article.shtml）
③ 王四新，鄂慎公. 湖北調查-改制企業職工權益狀況不令人滿意. 工人日報，2004年12月24日
業中心，也不意味著是企業發善心，長春一家面粉廠一位下崗職工這樣說：“我是2000年6月1日下崗的，一下崗廠子里就給辦了下崗證，也建立了再就業服務中心，我在里面待了三年，每個月可以領到170元的下崗補助。”“為什么單位要給我辦下崗證？因為它可以從中撈取好處啊！我們名義上下崗失業了，可單位還是讓我們去干活，一天給8元錢。而且單位還規定，不辦下崗證不能上班，辦了才能上班。照我們的理解，廠子這么做就是為了套國家的錢。你看，我們下崗了，單位就不用給我們交每月188元的養老保險，以前這是每月都要扣的，然后現在呢，失業優惠證（即再就業優惠證）也必須辦，不辦就不讓上班。到了后期個人懶得辦的，干脆是企業替他辦。我們辦了優惠證，它（單位）再把我們招回來，它就可以享受免稅。單位里沒有辦下崗證和優惠證的（職工）真就沒給再安排工作。他們有的買斷了，有的就長期放假，但都沒活做。”①
很多下崗職工已經同企業有償解除了關系，但改制引發的矛盾并沒有結束。企業破產后經濟欠帳很多，根據陜西省總工會對29戶困難國企調查顯示，拖欠醫療費問題普遍嚴重，被調查企業共拖欠退休職工醫療費6323萬元，拖欠個人最多達十幾萬元、拖欠時間最長達十幾年，其中有1/3的企業至今仍拖欠已死亡多年退休職工的醫療費。②根據湖北省總工會的調查研究，在調查的60家改制企業中，有5家拖欠職工工資，11家拖欠職工集資款，13家拖欠職工醫療費，18家拖欠職工住房公積金③。因此國企工人以要拖欠工資、要補償和社保等為目標，以捍衛國有資產、反腐敗為形式進行斗爭，階級意識逐步加強。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的現實教育了傳統工人，開始重新認識毛主席和社會主義歷史。下崗工人講：“毛主席給個鐵飯碗，dxp鉆個眼，jzm踩個扁，zrj踢個遠。”吉化的工人講：“這幾年發展迅速，是什么
① 網文，吉林調查材料
② 網文，洛陽市工人現狀調查報告
發展迅速，無非是資本的原始積累迅速罷了，資本主義幾百年的資本原始積累，吉化用了幾年就完成了”。工人感嘆：“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現在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啊。”①“毛主席時代，工人有股精神，不受氣，是工廠的主人。鄧小平時期，工人手里有一點錢了。現在權利都讓給了外國人，領導剝削、壓迫工人，只滿足了少數人的利益。國家性質只是掛名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②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工人是工廠的主人，有政治地位，有養老、醫療保障，有工作積極性。國企工人無法忘記毛澤東時代，因為在那個時候，毛主席、共產黨是真正的依靠工人的，是為工人謀福利的。“那個時候，工資照發，工作不累，醫療公費，誰會說主席不好？”“毛主席活著，每月掙三四十塊錢，干得可有勁呢。吃的用的都不缺。現在連最低的生活保證都沒有了。”“還是毛主席時代好。現在啥都出來了，當時的地主也比不上現在，有錢就什么都有，沒錢啥也沒有。現在大學都不念了，念不起；要找工作，還得花錢。現在年輕人結婚也不要孩子了，承擔不了，不敢要，自己還靠父母養著，哪敢要孩子。”
二、新工人的現狀與要求
實施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農村鄉鎮企業快速發展，人口快速向非農產業轉移，年均970萬。從1988年～1991年治理整頓時期，鄉鎮企業普遍停滯，非農就業增長減弱。南巡講話以后，城鎮私營企業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就業人數迅速增長，離土離鄉的人數每年增加1000萬，形成民工潮。據有關數據，目前我國農民工群體總數在2～3億，其中進城農民工應有1.4億。農民工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主體。
老一代農民工處于“兩棲”狀態，很多人打算打工賺一筆錢后回農村做生意。隨著大生產對小生產的排擠和農村土地流轉的迅速擴張，新一代農民工越來越同農業大生產相聯系。一個來自湖南的廣東打工者說：“我的一切都與父輩們不一樣了。我不打算再回農村娶老
① 中國網，廣東新一代農民工：“我與父輩不一樣了”，2 006 -3 -28
② 朱秀英等. 中國工人階級現狀與發展趨勢[M]. 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 p236-243
③ 張戈. 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J]. 浙江人大，2005（1）
婆生孩子。我有知識有文化，我要學會一門技能，在這里扎根。”①對于今后打算，有超過一半的人將會繼續在外面打工，只有17.4％的人選擇回家鄉。新一代農民工已基本具備了無產階級的特征，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工人階級意識。據廣東省總工會的調查，81.5％的農民工對自己的工人身份表示認同，對“自己在什么情況下才完全是一個工人”的問題，70％認為工資收入是進城務工人員衡量自己職業身份的首要條件，僅有5.5％選擇“獲得非農業戶口”，這說明在農民工看來，戶口與他們的職業身份已經沒有多大關系了。②
大多數農民工文化素質偏低，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據有關資料顯示，農村勞動力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占40.31%，初中占48.07%，高中以上僅占11.62%，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只占9.1%。由于沒有專業技能，他們只能從事最苦、最累、最臟的力氣活，生活條件也極其惡劣，大多住在簡易的民房、工棚、甚至是候車室、地下管道、橋梁下等的惡劣環境中。他們的勞動報酬低、工資常被拖欠、安全和健康沒有保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份報告顯示，從1992年到2004年，珠江三角洲外來工月平均工資僅增長了68元。據有關方面統計，2003年，全國死于工傷事故人數高達13.6萬人，農民工占到80%；全國職工患職業病超過50萬人，而農民工就占到50%。2004年的另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珠三角每年發生斷指事故案件至少有3萬宗，被機器切斷的手指頭超過4萬截。根據2004年浙江7市的調查，農民工生病以后，大多數自己隨便買點藥硬抗過去，只有24.4％的人會去醫院；14.9％的民工是8小時工作制，38.5％的民工每天工作8～10小時，29.5％工作10～12小時，15.5％工作12小時以上；只有6.7％的農民工有雙休日，22.3％的農民工有1天休息日，56.3％沒有休息日。③當最起碼的要求都得不到滿足時，工人們只能選擇反抗。一份研究資料顯示，1999年僅發生在深圳的大規模罷工至少在100起以上。沒有人能準確統計出每年發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罷工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廣東省總工會提供的數據是每年一萬多起，另一說則是每年兩萬多起。
① 游正林. 內部分化與流動——一家國有企業的二十年.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② 劉卓紅. 現代化建設主體——當代工人階級地位研究[M].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 p273-289
③ 馮同慶，圍繞工人階級理論的爭論與工人階級狀況
統計顯示，2004年1至7月份，廣東省勞動部門處理過的群體性突出事件達到540宗，涉及人數5.73萬人，比上年同期分別增加了15.4%和17.7%。
同傳統工人不同，農民工是在資本主義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雇傭工人，具有資本主義傳統勞資關系的特征。他們的要求一般集中在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等方面。以集體爭議為例分析沖突的直接原因，1996年第二季度全國因拖欠工資引起的集體上訪和罷工有530多起，第三季度590多起，占42.6％；1999年欠薪成為集體爭議的第一位原因；2002年欠薪更成為全國范圍內“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一項統計表明，近年來，各級勞動監察部門為勞動者追回的欠薪數目逐年上漲，從2002年的14.5億元開始，“成績”越來越顯著，2003年幾乎翻番，為27億元；而2005年、2006年都達到58億元。這一看漲的成績單背后凝結著勞動者的多少辛酸！①
從行為組織上看，自發性是農民工的重要特點。深圳某臺灣鞋業有限公司的管理和保安人員經常體罰工人并克扣工資，結果引發了3000多名工人參與的大罷工，工人在廠內砸玻璃、燒垃圾、吶喊示威，以示抗議。大連某日本獨資企業，由于工人工資水平過低，工人多次反映而資方不予理睬，于是，爆發了有6000多人參加的罷工，在堅持了兩天半后，日本總部急令答應工人的要求，但大連市政府出面干預壓制工人的要求。
隨著國際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沿海勞動密集型企業所賴以生存的條件逐步失去，生產成本大幅上升。2008年《勞動合同法》的施行推動了階級矛盾的發展。《勞動合同法》規定：“勞動者在該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或“連續訂立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用人單位與勞動者應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這一規定引發了資產階級的恐慌，很多資本家搶先辭工，試圖以轉為勞務工的方式規避《勞動合同法》的制約，由此引發了集體爭議大幅增長。工人認為可以解除勞動合同，但必須按照新法償還加班費和勞動補償金，平均每人追討的規模在幾萬元左右。
① 哈曉斯. 勞動合同法走近億萬勞動者. 勞動保護，2008（1）
三、大學生無產者化
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個注：“無產階級是指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現代雇傭工人階級。”①即無產階級是指不占有生產資料，在雇傭勞動關系依靠工資收入而獲得生活資料的勞動者構成的社會集團。隨著生產社會化和勞動協作的發展，生產工人的概念必然擴大。生產工人指生產剩余價值、服務于資本增殖的雇傭勞動力，生產工人不一定創造價值，但必須能為資本家帶來剩余價值。中關村從事編程和軟件開發的人員最為典型，他們直接稱呼自己為“IT民工”，也很形象的說明了自身雇傭勞動的特征。隨著腦力勞動者人數的不斷增加，馬克思在19世紀后半期先后提出了“腦力無產階級”和“總體工人”的概念：“隨著勞動過程本身的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完成它所屬的某一種職能就夠了。”②恩格斯指出：“希望你們的努力將使大學生們愈益意識到，正是從他們的行列中產生出這樣一種腦力勞動無產階級，他們負有使命同自己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兄弟在一個隊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將來臨的革命中發揮巨大作用。”③列寧也曾提出過“工程師無產階級”的概念。這些新概念將腦力雇傭勞動者與體力雇傭勞動者一起劃入了“總體工人”或“生產工人”的范疇，反映了工人階級發展的歷史。
中國的資本主要依附于國外壟斷資本，并不需要大量的技術研究人員。同時中國的資本利潤微薄，也無法供養數量龐大的知識分子群體。因此，教育的“資本”化“生產”出規模龐大的大學生群體，巨大的就業壓力使得腦力雇傭勞動者同體力雇傭勞動者越來越趨同。根據教育部的公報，2007年入學大學生567萬，當年應屆畢業生495萬；
①《馬恩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2頁。
② 資本論，一卷，第十二章 分工和工場手工業
③ 恩格斯，致國際社會主義者大學生代表大會，1893年12月19日于倫敦，馬恩選集4卷
。因此，準確地說，當代知識分子主體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盡管很多知識分子并不會主動認同這一點。根據2006年人事部調查數據，6成大學生畢業即失業①。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一項抽樣調查結果，農民工對月平均工資的預期為1100元，而應屆大學本科畢業生的預期已降至1000元左右，且近年來呈不斷下降趨勢②。廣州勞動社會保障部門的官員甚至認為“大學生不如農民工有競爭力”③，浙江記者經過調查發現，很多大學生爭著去餐廳做服務人員，“跟農民工搶飯碗”④
目前，我國腦力無產階級約有6000～7000萬。包括：機關辦事人員1000萬，平均勞動報酬17644元⑤；專業技術人員3533萬，其中事業單位2613萬，平均勞動報酬16458元；企業辦事人員2080萬。
① 網上新聞. 人事部調查數據：六成應屆大學生畢業即失業
② 網上新聞. 大學生農民工誰的工資高
③ 網上新聞. 大學生不如農民工有競爭力
④ 網上新聞. 浙江大學畢業生就業現狀調查：與農民工搶飯碗
⑤ 此數據依據2004年勞動統計年鑒。與陸學藝提供的數字有較大沖突，根據《當代中國社會流動》測算，約為3400萬。
四、勞資矛盾的解決途徑
2006年10月，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發展和諧勞動關系”。針對勞動合同簽訂率低、勞動條件惡劣、拖欠和克扣職工工資嚴重、群體性事件經常發生等問題，《決定》提出要完善勞動關系協調機制，進一步加強政府、工會、企業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機制建設；全面實行勞動合同制度和集體協商制度，確保工資按時足額發放；從建立健全國家勞動標準制度入手，針對安全生產、職業衛生、勞動保護等方面的問題，要督促各類企業嚴格執行國家勞動標準，加強勞動保護；要健全勞動保障監察體制和勞動爭議調處仲裁機制，通過監察執法督促企業依法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整頓規范勞動力市場秩序，幫助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資，積極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十七大繼續提出了“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
有所居”的和諧社會建設目標。
“發展和諧勞動關系”主要有三條：第一，不拖欠工資；第二，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第三，如果前兩條不能實現，則通過三方協商機制解決爭端。從官方理解中看，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礎是政府財政和資本家能拿出錢來，保障勞動者能拿到一點“體面”工資。這對國際和國內環境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即以美國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長期繁榮下去，以保證兩頭在外的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只有目光短淺的資產階級學者，才會將眼前的繁榮當作亙古不變的教條，忘記高懸在和諧社會上方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后才可能發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機一樣肯定會來臨。”①
首先，資產階級同傳統工人和諧不了。即便不提老工人對社會主義的記憶，單從官方要求的銜接社會保障角度，距離完全轉軌也仍有很大差距。2003～2004年的一項調查表明，國企下崗職工有41.6％同原單位買斷勞動關系，而集體企業下崗職工只有18.5％買斷了關系。在已經買斷的人當中，55.6％繳納了基本養老保險，在沒有買斷的人當中，只有24.4％繳納了基本養老保險②。沈陽市基本養老保險按照18％的比例繳納，2004年沈陽市月平均工資969元，下崗職工繳費1766元，醫保按10％繳納，年繳費1163元，兩項合計近三千元，在夫妻雙下崗的情況下，這個數字還要翻倍。然而下崗職工收入遠低于平均水平，沈陽市下崗失業人員有50％的人再就業后月收入在400元以下，很難承擔得起養老和醫保的費用，在30歲以下的下崗失業人員中，有80.8％沒有繳納養老保險，30－40歲之間有72％沒有繳納，40－50歲之間62.7％未繳。根據2006年底山西大同市總工會對所轄6縣區小型困難企業的調查，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職工占在冊人數的36％，參加大額醫療費用（大病）補助的職工人數僅占在冊人數的12％。③總體上，下崗失業人員中，繳納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比例分別為35.5％和5.4％。
① 恩格斯，《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
② 吳清軍. 下崗失業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與實踐運作. 現代經濟探討，2005（12）
③ 張帆. 困難企業職工：社會保障的盲區（網址：http://www.taxchina.cn/xwzx/2007-08/08/cms572916article.shtml）
大部分人為無法參保而憂慮。①
和諧勞資關系要求建立三方協商機制，但一輪又一輪“攻堅”所引發的矛盾不在協商范圍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規定：“政府主管部門在對企業國有資產進行行政調整、劃轉過程中發生的糾紛，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說，只要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門批準的“買斷”或其他改制糾紛，事實上就投訴無門。
其次，新工人同資本家們越來越難于和諧。伴隨著新一代產業工人的成長，一個問題越來越緊迫的提出來：前途在哪里，未來怎么辦？新工人無法回到農村，成渝土地流轉經驗在中西部迅速推廣，甚至將大量老一代農民工回鄉養老的夢想阻斷。從階級意識上講，新工人盼望融入城市，最有可能真誠的追求“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目標。但農民工卻很少繳納社保，每次辭工都要到勞動部門退保。以養老保險為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規定享受基本養老金條件一是達到退休年齡，二是累計繳費年限滿15年。各地城市則制定了對新工人更具歧視性色彩的規定，以深圳為例，“退休年齡的前5年，在本市連續繳費”、非深圳戶籍員工流動前的連續工齡不視為繳費年限，也就是說56-60歲的外來男工必須穩定的在一個工廠里工作至退休②，對于流動異常頻繁的新工人而言，根本無法想象。因此在打工者看來，“這錢等于是白花”，“還不如把錢退回到手里踏實。”③
新工人連養老、醫療保障都沒有，如何能實現和諧社會的五大目標呢？
① 孫立平等. 制度與實踐：失業人員社會保障問題研究. 學海，2005（5）
② 網文，養老保險制度的尷尬，2004
③ 田嘉力，誰能把民工退保信息帶上“兩會”，2008年3月
再次，腦力無產階級生存環境越來越惡劣。按照官方的界定，應聘于外企、三資企業的各級、各類“白領”和專業技術人才本應是中產階級的重要來源，是“橄欖型”社會的重要支柱，是有效緩沖富有階層和赤貧階層矛盾沖突的中堅力量。但腦力無產者要求在城市安家落戶，同“新三座大山”之間矛盾更為突出。單是房地產商，就可以將大部分腦力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洗劫一空。更何況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會墜入無產者隊伍,正如《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工業的進步把統治階級的整批成員拋到無產階級隊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們的生活條件受到威脅。他們也給無產階級帶來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此外，在土地、資源等各種生產力要素上漲的條件下，依靠剝奪廉價勞動力為生的中小資本生存日益艱難，紛紛向內地轉移。之所以老工人在工廠保衛戰中節節敗退，秘密在于農民工與國企工人之間的差異和對立。而資本力量的壯大也必然使賴以戰勝傳統工人的手段走向反面，老工人與新工人一樣一無所有，“機器使勞動的差別越來越小，使工資幾乎到處都降到同樣低的水平，因而無產階級內部的利益、生活狀況也越來越趨于一致。”新工人和老工人將從分裂逐步走向融合，正如《宣言》中所講：“隨著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僅人數增加了，而且它結合成更大的集體，它的力量日益增長，它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力量。”在這一過程中，“工人有時也得到勝利，但這種勝利只是暫時的。他們斗爭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來越擴大的聯合。”資本主義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① 恩格斯，《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
② 吳清軍. 下崗失業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與實踐運作. 現代經濟探討，2005（12）
③ 張帆. 困難企業職工：社會保障的盲區（網址：http://www.taxchina.cn/xwzx/2007-08/08/cms572916article.shtml）
改革開放年代的資本運動（續二）
再造資本家階級
列寧指出，在社會主義革命后的一定時期內，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權利，甚至還會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①。毛澤東在文革后期進一步指出：“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②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資本家階級被消滅，但資產階級仍然存在。資本家階級是資產階級的完善形態，因此在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過程中首先需要創造資本家階級再生的條件。
馬克思在談到由封建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時期的資本加速積累時指出：“這種發展并不是沿著所謂自然的道路而是靠強制的手段來達到的。是讓國民資本逐漸地、緩慢地轉化為產業資本呢，還是通過以保護關稅的形式主要向土地所有者、中小農民和手工業者征收賦稅，通過加快剝奪獨立的直接生產者，通過強制地加快資本的積累和積聚，總之，通過加快形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來適時地加快這種轉化，那是有巨大差別的。”③
① 列選三卷，國家與革命，第五章 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
②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
③ 《資本論》三卷，第四十七章 資本主義地租的產生
再造資本家階級也是同樣的過程，以國家的力量，通過信貸、稅收等多種政策，使社會主義公有財產直接或間接的轉化為私人資本，并逐步加入全球體系，創造有利于資本成長的國際、國內條件，“強制地加快資本的積累和積聚”，最終使中國的資產階級用30年時間走完其他國家200年的路，成為“世界工廠”。
再造資本家階級需要三個必備條件：原始積累、國內市場和雇傭勞動力市場。
一、原始積累
原始積累“不是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的歷史結果，而是這種生產的歷史基礎。”①改革前，生產資料屬于國家或集體所有，無論農民還是城市居民，個人手中只有必需的生活資料，生產資料極少，只有小農具、小工具。在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完成后，我國農村長期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制度，財產主體一直是集體即生產隊，農戶的私有財產極少。據統計，到1978年，全國每個農戶平均擁有住房3.64間(其價值不超過500元)，年末儲蓄余額32.09元，除了一些簡單低值的生活用品和小型農具外，物質資料儲存也很少。②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的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后，土地由農戶直接占有和使用，大牲畜、農機工具等集體生產資料一般都折價歸戶，社隊企業的固定資產被折價變賣或承包給個人經營。據統計，1978年底，我國農村人民公社和國營農場擁有的農業固定生產資料（不包括土地）達到977億元，到了1986年末，農村集體所有的農業生產性固定資產已經只剩下不到30％。在過去機械化程度較高的黑龍江，絕大部分農村都變為個體經營，農用機器20％承包給個人，80％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賣給大隊領導及其親戚、朋友。③同時，農民私有的生產資料迅速增長，據國家統計局有關資料推算，農戶私有財產1985年比1981年增長1.68倍。從1983-1985年，農民私人擁有的大中型拖拉機由27%上升到62%，小型和手扶拖拉機由68%上升到89%，農用載重汽車由33%上升到61%，農戶擁有的脫粒機、磨面機、碾米機所占的比重都在50%以上。1987年，農戶擁有的生產資金占農村生產資金的比重，從1980年的9%提高到54.2%，農村生產資金擁有量已由集體為主變為以農戶為主。④“小生產每時每刻都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隨著農產品收購價的提高，農民剩余資金增長并逐步轉化為資本。農戶儲蓄年末余額從1980年的117億元增長到
① 資本論一卷，第二十三章 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
② 潘石. 當代中國私營經濟研究. 山西經濟出版社，1991，p25
③ 韓丁. 大逆轉解讀改革：1986年農村的變化
④ 張厚義，秦少相. 我國私營經濟的現狀. 中國農村經濟，1988（12）
1986年的766億元，少數有勞力、資金的農戶開展多種經營，形成了“兩戶一體”（專業戶、重點戶①和新經濟聯合體）。據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組織的全國28省、市、自治區的272村37422戶調查，1984年參加新經濟聯合體的農戶占總數的3.2%，專業戶占總戶數的3.5%，個體工商戶占總戶數的4.4%。1984年同1983年比較，一般農戶的生產型固定資產增加23.6%，專業戶增加51.0%，收入萬元以上的專業大戶增加62%。1984年末，專業戶平均有剩余資金1052元，是一般農戶的9.6倍。在專業戶中出現了年均純收入萬元以上的大戶，占調查農戶總數的0.8％。1984年末，“萬元戶”平均擁有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4786元，比一般專業戶高出58.5％；擁有機械動力26.6馬力，比一般專業戶高出96％。據統計，1984年共有各種形式新經濟聯合體5.9萬個，從業人員50.3萬人，形式多是個人入股，每個聯合體平均投入資金8273元，平均獲得營業性收入3.1萬元。根據溫州市委的調查，1982年全市有專業戶、重點戶20萬戶，占農村總戶數16％，其中50戶比較拔尖的戶均純收入7150元，比全市農村人均收入高出3倍。城市的個體工商戶也開始進行原始積累過程。為解決城鎮失業人員就業問題，國家制定了有關政策，允許恢復和發展個體經濟。1979年初北京召開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國工商局長會議，批準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等個體手工業勞動。在國家政策允許下，個體經濟很快恢復發展起來。1978年底個體工商戶14萬人，1980增加到81.4萬人，1983年增長到208.6萬人。不僅數量增加，經營規模也在擴大，一批個體戶逐漸成為“個體大戶”或“雇工大戶”，逐漸演變為私營企業。在城鄉個人積累自由資金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國家貸款、個人借款、社會集資等為私營經濟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據1988年全國97戶私營企業典型調查，私營企業初始資金41％來源于銀行、信用社貸款，37％來源于自有資金。②
① 專業戶指主要勞動力專門從事某項生產，收入成為其家庭主要經濟來源，專業收入占總收入的60%以上的農戶；重點戶是指以家庭主要勞動力或者輔助勞動力，利用業余時間從事某項專業生產，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50%以上的農戶。
② 木志 榮 博士論文《中國私營經濟發展研究》第二章
“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①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發展資本主義，不掠奪人民大眾、不瓜分公有制是無法完成原始積累過程的。80年代后期開始價格雙軌制成為少數“能人”撈取第一桶金的渠道。據國家物價局物價研究所調查，到1989年3月，市場價高出計劃價的幅度分別為：煤炭149％、原油213％、鋼材105％、木材112％、銅150％、鋁124％；1989年企業按計劃價購進生產資料占全部消費的比重，以實物量計算約為44％（以金額計算僅為28％），其中煤炭計劃調撥數量45.4％、鋼材29.7％、木材21.7％、水泥15.5％。②最熱門的是開公司，最盛行的是倒批文，批文換錢成就了先暴富起來的一部分人。據估算，僅在1988年，我國商品價差總額就超過1500億元，加上銀行貸款利差和進口牌價外匯的匯差，三項合計達3500億元以上，其中70％左右流入私人腰包，轉化為官、商們的原始積累。③南巡以后，囤積物資之風再興，同時要素市場逐步形成，地產、股票也成為暴斂財富的手段。吳仁寶一看到鄧小平南巡的新聞，當晚就動員村干部動用全部資金，囤積原材料，吳本人一方面四處高息借貸，另一方面到處要指標、跑鋁錠。吳協東后來透露，“村里當時購進的鋁錠每噸6000多元，三個月后就漲到了每噸1.8萬多元”。海南興起炒賣地皮，從1991年6月到1992年6月，海口公寓房售價從每平方米1200元上漲到3500元。炒賣地皮成為最快的暴富手段，一些從北京南下的人靠政府背景拿到一塊地，僅憑一紙批文就可以獲利上千萬元。據統計，海南省這一年共出讓2884公頃的土地，而實際在建和竣工的竟不到20%，大量土地閑置，被用來囤積炒賣。從政府部門出身的“萬通六兄弟”在海南靠倒賣批文、炒作土地，很快掘到了第一桶金，其中的潘石屹后來再回北京創辦了紅石房地產公司，開發了SOHO現代城，成為中國地產業的標志人物。
瓜分國企是最后一輪合法的原始積累。南巡講話以后，中策集團黃鴻年高舉“為改造國企服務”大旗，首先在山西省委書記王茂林支
① 資本論一卷，第二十四章 所謂原始積累
② 老物價記者. 從山重水復到柳暗花明——工業品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的出現與結束. 價格理論與實踐，1999（11）
③ 林新真. 價格雙軌制市場化改革思路. 發展研究，2005（4）
持下，與太原橡膠廠合資；轉戰杭州，在市長王永明的一力促成下，黃收購了西湖啤酒廠和杭州橡膠廠兩家效益很好的企業，同時還“搭購”了一家虧損的電纜廠；來到老家泉州，黃問市長，如果把全市41家國企“一起合了行不行？”泉州市委書記當場給省里的陳光毅書記和賈慶林省長打電話，這個事情就定下來了，“兩天兩夜內，我們喝了一兩瓶茅臺酒，把這個項目簽了意向書。很快，在7月1日黨的生日前夕，我們在香港簽下正式合約，向黨的71歲生日獻禮”；然后繼續高舉高打，用好政治牌，趁熱打鐵在大連一攬子收購了101家國營企業。從1992年4月到1993年6月間，中策集團斥資4.52億美元購入了196家國營企業，隨后又陸續收購了100多家，在短短的時間內組建了龐大的企業帝國。黃專選資本質量好、有盈利前景的國家骨干企業，從一開始就做好了打包出售的計劃。在收購之初，黃將太原和杭州的兩家橡膠廠納入在百慕大群島注冊的“中國輪胎控股公司”名下，而后增發新股并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然后，他又用募資所得的一億美元先后收購了重慶、大連、銀川等地的三個輪胎橡膠廠，中策所得的五家工廠中有三家是我國輪胎行業的定點生產廠。在啤酒行業中，中策收購了北京、杭州以及煙臺等地多家啤酒廠，組建了在百慕大注冊的“中國啤酒控股公司”，在加拿大多倫多招股上市成功。數年后，黃鴻年又將手中所持股份整體出售給日本伊藤忠，伊藤忠再售予朝日啤酒。隨后，主流經濟學開始“上綱上線”地為私有化唱贊歌：“中策現象是國有企業重組的有效模式”，“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深化的時代產物”，黃鴻年的購并終于讓國有企業實現了多年未有突破的產權多元化。劉國光評論說：可以利用中策熟悉國外企業上市的原則和渠道把一些國營企業經過重整后，轉換成為具國際性的企業，陸續在國外上市，更多地吸引國外資金來投入國內企業發展。
①吳曉波. 激蕩三十年. 中信出版社，2008
由此，在產權改革的導向下，大興化公為私運動，一大批國企管理者們冠冕堂皇的成為私營業主。
站在加速原始積累和資本運動的立場上，90年代張曙光就曾指出：腐敗是“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從集中計劃制度走向市場經濟制度，實際上要把很大一部分公共決策變成私人決策，把這部分公共權力變成私人權力”，而腐敗正是一種權力和利益轉移的方式，“既然掌握公共權力進行公益決策的人不肯輕易放棄和交出他們的權力，而改革又不能從其手中強奪，就只能通過腐敗與賄賂的錢權交易的方法進行購買。”所以，“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①根據胡鞍鋼測算，90年代后半期，僅尋租、地下經濟、稅收流失、公共投資領域等四類腐敗造成的損失平均每年占GDP比重的13.3～16.9％，每年規模上萬億。②腐敗如此大規模的化公權為私權，如此符合經濟體制改革大方向，為推進改革開放進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二、國內市場的形成
資本是一種運動。一定數額的資金化為資本，必須借助于國內市場。在資本運動的第一個階段上，資本家作為買者出現于商品市場，他的貨幣轉化為商品，完成G—W的流通行為；在資本運動的最后一個階段上，資本家作為賣者回到市場，他的商品轉化為貨幣，完成W—G的流通行為。③傳統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下，生產資料和產品直接由國家調撥和分配，在這種嚴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私營經濟是無法孕育產生的。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打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允許商品經濟關系的存在和發展，市場調節受到重視。1979年6月，全國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要將計劃同市場結合起來。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詳細闡述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政策。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利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并作出我國現階段處于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論斷，明確提出要有步驟的適當縮小指令性計劃的范圍，擴大指導性計劃的范圍，加強市場調節的作用。在農業生產方面，1979年以前，國家對25種主要農產品的播種面積、總產量實行指令性計劃；到1985年，農業生產的指令性計劃基本消滅，主要農產品產量分別實行了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在工業生產方面，1978年國家計委下達的指令性計劃產品有120種，到1988年縮減為60種。從1984－1988年，中央各部管理的工業生產指令性計劃產品從1900多種減少到380多種。在分配領域，1979年國家計委統配的物資256種，1985年減少到26種；在商業系統，國家計劃收購和調撥的產品，1978年為188種，1984年減少到60種，1985年再降為23種；在進出口領域，1978年國家計委負責平衡協調的出口產品500種，1985年減少到31種。
① 張曙光. 腐敗問題再思考. 讀書，1994（2）
② 胡鞍鋼. 腐敗黑洞：公開披露各類腐敗的經濟損失. 民主與科學，2004（4）
③ 資本論二卷，第一章 貨幣資本的循環
“三多一少”的商業改革①減少了指令性計劃在生產、分配、交換領域的作用，促使國內市場蓬勃興起。在生產資料領域，1979年以后一些大中城市相繼開設了一大批生產資料商場，在這些商場中，交易活動不受行政區域和部門的限制、不受企業所有制性質的限制，可以自由選購。1984年以后出現了以城市為依托的物資貿易中心和鋼材等許多生產資料專業市場。如溫州農村生產資料市場150個，其中工業品生產資料市場50個、農業生產資料市場25個、建材市場75個，成交額3億元。同時國營商業、供銷社和政府組建了一批綜合性或專業性貿易中心，這些貿易中心不分公私，私人投資者可以從市場上獲取從事私營企業生產和經營最基本生產資料（如設備、鋼材、能源等），也可以銷售商品，從而為資本流通開辟暢通的市場條件。生活資料市場同步形成。以浙江為例，1979年，城鄉集貿市場達到1322個，年成交額增至11.3億元。隨著鄉鎮企業和家庭工業的“異軍突起”，大量的工業品開始進入集貿市場，商品市場很快形成。溫州、義烏、黃巖等地都出現了全國首批工業小商品市場。僅1982年～1984年，浙
① 1981年針對中國商品流通渠道過于單一的特點，有人提出“多條流通渠道勢在必行”的觀點，“為了改革中國商品流通體制上統得過多、管得過死等缺點，應該實行多種經濟成分、多條流通渠道、多種經濟方式、減少流通環節的商業體制”。
江的這類小商品市場就由58個增加到252個，年成交額也由1.1億元增加到4.3億元。到1984年底，浙江的城鄉集貿市場已達2241個，年成交額有26.9億元。私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推動了原材料和日用品市場進一步擴張。①
經由80年代末的價格雙軌制，92年后迅速走向市場化的單軌制。十四大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國內市場空前發展并最終成熟。到1997年，生活資料市場零售總額達2.68萬億元，生產資料市場銷售總額3.67萬億元，比1978年增長了20倍。除傳統的食品、服裝、日用品市場外，還形成了音像產品市場、家用電器市場、裝飾用品市場等新興消費品市場；生產資料市場順利發育，形成了以全國性生產資料批發市場為樞紐、區域性市場為基礎的生產資料流通網絡，代理制、配送制、期貨市場、拍賣市場、租賃市場也成為生產資料市場中的新形式。各地政府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十四大后各大中城市均設立了城市市場網點建設辦公室，并建立了專項基金，將城市商品市場建設納入了城市建設規劃，政府從商流、物流、信息流等多方面為完善市場功能創造條件，在農村則把建設市場網點與發展小城鎮有機結合起來。以湖南省為例，“八五”期間市場建設投資達70余億元，相當于“七五”期間投資額的7倍，到1996年底全省擁有各類商業網點116.1萬個，各類市場3998個，其中營業面積1萬平米以上市場295個，年成交額1億元以上的市場達89個。1997年全國各類消費商品市場達88000多個。②1999年末全國批發零售貿易業機構（網點）達到2000萬個，從業人員達到5800萬人。到2001年底，全國擁有各類商品交易市場93085個，其中消費品綜合市場47152個，農產品交易市場27167個，工業消費品交易市場10163個，生產資料交易市場6631個。2001年全國城鄉集貿市場交易額達2.49億元，比1989年增長11.6倍。③
① 曹兼善. 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
② 柳思維. 中國商品市場的歷史性巨變——綜論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商品市場. 2005-12-20
③ 網文. 迎接十六大之九：市場供求實現由緊缺到寬松
三、勞動力市場形成
形成自由的勞動力市場是資本運動的最關鍵要素。人民公社時期，農民大規模開展農田基本建設，農民一年的勞動日從50年代中每年工作119天增加到70年代中每年工作250天。①在這樣的條件下，是不會出現剩余勞動力供資本榨取的，所以改革派一定要污蔑集體化是“大鍋飯”、“養懶漢”，并最終解散人民公社，把農民變成任資本驅使的“懶漢”。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村出現大量過剩勞動力，據估計在4億勞動人口中有1.2億人“過剩”，需要在非農產業另謀出路。同時，“兩戶一體”急需雇傭勞動力。專業戶擴大經營的途徑之一，就是雇工經營。據農區戶調查，雇請長工（6個月以上）的共有203戶，占調查總數的0.55%，占專業戶的15.7%，平均每戶雇請長工4.1個。一般來說，經營新興產業和收入高的農戶，雇工就多。新經濟聯合體雇工經營的占其總數的51%，平均每個聯合體雇工7.9個，合1204個工日；專業戶雇請長工的共203戶，占總戶數的0.55%，占專業戶數的15.7%，平均每戶雇長工4.1個。按收入劃分，家庭純收入6000~9000元的戶，占調查戶的3%，而所雇長工卻占長工總數的50%，家庭純收入9000元以上的戶，占調查戶的1%，而所雇長工卻占40%。在私人雇工戶中，雇工8人以上的有25戶，占調查戶的0.07%，占私人雇工戶的12.3%，平均每戶雇工18.5人。②同時，伴隨知青返鄉，城市也出現大量“剩余”勞動人口，1978-1985年全國城鎮需要就業人口2600多萬，其中待業青年1800多萬。1980年6月，中央召開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摒棄城鎮勞動力由國家統一包攬的制度，“在國家統一規劃和指導下，實行勞動部門介紹就業、自愿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的方針。”1981年7月1月，國務院《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中指出：“個體經營戶，必要時，可以請一、二個幫手，技術性較強或者有特殊技藝的，可以帶兩、三個最多不超過五個學徒。”于是剩余勞動力或開辦個體戶，或者以幫手、學徒身份當雇工，為資本提供勞動力資源。政府從稅收、貸款、場地、政策等各方面扶持個體工商業，在全國各類城鎮中一批個體工商戶，通過雇工經營擴大規模，成為私營企業。據湖北省4個縣的追蹤調查，1983年-1985年，雇工戶由509戶增加到2543戶，雇工人數由3246人增加到15838人。雇工戶數和雇工人數，在三年的時間內幾乎都增加了4倍。據遼寧省調查，1983年有雇工企業5220個，雇工人數40478個；1984年比1983年分別增長2.57倍和2.28倍；1985年又比1984年分別增長95%和90%。
雇工問題引起的爭論很廣泛。盡管1981年國務院108號文件《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允許請“幫手”、“學徒”，但同時對雇請人數做了最高限定。但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城鎮個體工商戶的迅速發展，出現了一批資金雄厚、雇工超過8個的大戶。廣東省高要縣沙浦公社農民陳志雄1979年開始承包魚塘，1980年增加到105畝，雇長工1人、臨時工400工日，當年獲得凈收入1萬多元。從1981年5月到9月，《人民日報》就此開展專題討論。面對質疑和爭論，1982年經鄧小平提出，政治局討論并通過了對雇工大戶采取“看一看，等一等”的方針。1983年1月鄧指出：“有個別雇工超過了國務院的規定，這沖擊不了社會主義。只要方向正確，頭腦清醒，這個問題容易解決。十年、八年以后解決也來得及，沒有什么危險。”“總之，各項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要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利于國家的興旺發達，作為衡量做的對或不對的標準。”1983年年初，中共中央《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指出，對雇請較多幫工“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而應因勢利導，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經濟發展。”1984年1月中共中央《關于1984年農村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對雇請工人超過規定人數的企業，不按資本主義雇工經營看待，采取“不鼓勵，不禁止”政策。根據1987年的調查，城鄉私營企業雇工達361萬人，平均每戶雇16人，雇工30人以下的占70％-80％，雇工超過100人的接近總數的1％。1987年初中共中央《關于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決定》中承認“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在商品經濟的大發展中，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個體經濟和少量的私人企業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并提出“應當采取允許存在、加強管理、興利抑弊、逐步引導的方針”。同年十三大明確指出：“公有制為主體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以至允許私營經濟的存在，都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實際情況所決定的。只有這樣做，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并肯定“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必須盡快制訂有關私營經濟的政策和法律，保護他們的合法利益，加強對他們的引導、監督和管理。”1988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至此，國家從根本大法上肯定了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雇傭勞動作為私營經濟的基礎，也自然而然被肯定下來。 伴隨著90年代的民工潮和國企工人雇傭勞動力化過程，國內形成了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① 金寶瑜. 中國的農業發展與問題. 批判與再造
② 張厚義. 中國大陸私營經濟的再生與發展. 社會學研究，1993（4）
四、私營企業的發展現狀
資本從社會主義力量最薄弱的農村開始發展，但促使其繁榮的土壤并不在農村，而在城市。隨著國內各類要素市場的發育成熟，促使資本從農村逐步轉移到城市。城鎮私營企業戶數占全部私營企業的比例從1990年的38％上升到1996年的60％。①資產階級撕下了社會主義“溫情脈脈的面紗”，按照資本的意愿將醫療、教育等事業產業化，創立了“巨大的城市”和日漸衰落的農村，“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②。
南巡以后，政府官員中出現下海經商熱，大批轉化為資本家。香港《亞洲周刊》引用遼寧省委組織部的數據說，該省在1992年前后有3.5萬名官員辭職下海，另有700名官員“停薪留職”去創辦企業。據《中華工商時報》的統計，當年度全國至少有10萬黨政干部下海經商，其中最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時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長的薄熙成，他于7月辭職下海，創辦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同時，資本家越來越融入“體制內”，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同黨政體系關系日益緊密。2001年江澤民七一講話中明確指出：個體戶、私營企業主“通過誠實勞動和工作，通過合法經營，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其他事業作出了貢獻。……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者。……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后的標準，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么得來的以及對財產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作的貢獻。”當權者將黨看作一個“大熔爐”，通過將資本家等“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斗、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標志資本家由“體制外”成為“體制內”。2003年私營業主有34％是黨員，其中在改制而產生的私營業主中，比例高達50.66％。從業主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間來看，黨齡在10年以上的人占74.2％，也即大部分私營業主不是在2001年七一講話后新發展的，而是原先就是黨員干部、后來轉變為私營業主。在當前社會條件不發生明顯變化的情況下，私營業主不需要通過黨政以外的途徑解決問題。私營業主可以直接收買官員結成利益共同體，據統計2003私企的公關、招待費用占納稅的18％；同時私營企業還招聘專職的黨務工作者，事實上私營業主群體已經和黨政機關日益緊密融合在一起，私營業主當前屬于統治階級的一部分，而不是受壓迫的中間階級。從90年代起，私營業主大范圍參與國企私有化。私營業主開辦企業前的最后職業，企業負責人所占比例從1993年的15.4％上升到2002年的55.4％，普通工人、農民從36.2％下降到6.7％。2002年私營業主的職務經歷中，干部、國企承包人（相當于分廠廠長）、企業供銷人員占72.7％，越來越多的干部不要官位，要自己做老板。在2002年的300萬戶私企中，有18.3%的被調查企業是由國營、集體改制而來的，6.3%的企業已經兼并或收購了國有企業，還有10.2%的企業正在準備兼并或收購國有企業，總計比例35％。考慮到只有具備一定規模的私企才能涉足，大部分大中型私企都卷入了瓜分國有資產的盛宴當中。2005年，國務院出臺《國務院鼓勵非公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指出：“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行業和領域。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也允許國內非公有資本進入，并放寬股權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條件。”同時明確規定，允許私營資本進入電力、電信、鐵路、民航、石油等壟斷行業和領域，允許進入金融服務業、國防科技工業建設領域、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領域，并鼓勵其參與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鼓勵非公有制企業通過并購和控股、參股等多種形式，參與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改組改制改造。非公有制企業并購國有企業，參與其分離辦社會職能和輔業改制，在資產處置、債務處理、職工安置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參照執行國有企業改革的相應政策……西部地區、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地區要采取切實有效的政策措施，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積極吸引非公有制企業投資建設和參與國有企業重組。”
① 張厚義，明立志. 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1978～1998.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② 共產黨宣言，一、資產者和無產者
在私營企業中，資本家為牟求高額利潤，竭力壓低人工成本，甚至故意違反勞動法律法規，如不履行勞動合同、隨意解雇職工、克扣或拖欠職工工資、不按規定參加社會保險或欠繳社會保險費等，侵害職工合法權益。近年來，在非公有制企業中，由于企業侵害職工權益而引發集體停工、罷工、上訪等突發事件越來越多，勞動爭議案件以每年30～40％的速度增長，遠遠高于GDP的增長速度。私營部門是勞資矛盾的重災區。2002年，全國勞動仲裁部門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總數中，非國有部門占72.9％，私營部門在非國有部門（私營、三資、個體）中勞動爭議和勞動報酬爭議中的比重分別占44.8％和49.5%，遠遠超過其他非國有類型。在私營企業中，中小私營企業的勞資矛盾尤為突出。在浙江的有關調查 顯示，國有、集體企業執行勞動時間規定比較好。
① 私營部門：勞資關系及協調機制. 國家發改委研究所非國有經濟課題組的階段性專題報告. 管理世界，2004（6）
大量中小私營企業嚴重超時勞動較為突出，日勞動時間在12小時以上的企業比較普遍，星期天很少休息，這種情況在制革、電器、編織、成衣、皮塑等勞動密集型企業更為嚴重。有41％的職工日工作在12小時以上，有52％的職工為8小時至12小時，只有7％的職工為8小時以下。長期超時勞動、過度疲勞也促使大量安全事故發生。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大部分私企尤其中小私企，已經血汗工廠化，并同跨國公司緊密結合，形成打工經濟格局。聯想集團拒絕倪光南的芯片道路，而選擇組裝，就是其中的代表。借助于同政權體系的緊密關系，資本家在工廠內推行軍事化管理，牢牢控制黨組織、工會等工人可能的組織途徑，嚴厲處罰、打擊敢于反抗者。工人如果想進行經濟斗爭或爭取民主權利，私營老板都是其直接的敵人。
資產階級“借口只致力于國民財富和國家資源，實際上把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和發財致富宣布為國家的最終目的，并且宣告資產階級社會替代了舊時的天國。”
①《資本論》三卷，第四十七章 資本主義地租的產生
改革派始終牢牢抓住唯生產力論的救命稻草，以“三個有利于”的標準終結老左派“姓社姓資”的爭論，在致力于“國民收入”、“人民生活水平”和“綜合國力”的借口下，實際上把“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宣布為國家的最終目的。同時傾舉國之力為資本發展架橋鋪路，加速剝奪小生產，瓦解老工人、壓制新工人，創造最好的“招商引資環境”，向全世界宣告中國成為新興資本家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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