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挑戰鄧小平
——關于對吳敬璉《中國問題目前的癥結》的詮釋
徐漢成
現在，我向國人描繪一幅圖景：在城市，大中型國有企業全部賣光，在農村，實行土地私有化，產生一個地主階級，然后，以鐮刀鐵錘為標志的中國共產黨的旗幟被撕得稀爛,中國共產黨宣布解散，天安門城樓上懸掛的毛主席像被摘取，五星紅旗不再高高飄揚，天安門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和毛主席紀念堂轟然坍塌，再由一個由資產階級當政的代表站在當年毛澤東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地方向世界宣布，中國實行“總統制”……。
這決不是危言聳聽，這就是吳敬璉等一幫“精英”們夜以繼日為中國描繪的圖景，就是這一幫“王婆”們不停的向執政高層兜售的“市場化改革”的美妙圖景，就是這一幫“巫師”們胡謅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絕倫圖景。就是這一幫政治騙子們苦心經營的誘騙全國人民走向“平等與自由”圖景。
由此，六十年前由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領導全國人民推翻了千百年來壓在全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重新壓到中國人民的頭上，而后，“路有凍尸骨，朱門酒肉臭，”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趨激化，再過幾年或幾十年，人民起義風起云涌，中華大地陷入動亂之中，各民族紛紛宣布獨立，中國輪回到歷史上的戰國時代……。
也許，這個圖景可能離我們為時不遠，也許，這種圖景在中國這塊大地上我們永遠也看不到……。
現在看來，早就有人利用鄧小平的“改革”理論對全中國人民對全體的中國共產黨人設下了圈套，讓人們一步一步鉆進了這個圈套還渾然不覺。從（吳敬璉：《中國問題目前的癥結》）一文一眼就能看出這些“精英”們的險惡用心。
《中國問題目前的癥結》一文雖短，卻多處提出了“舊路線與舊體制”，在吳敬璉的筆下，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的社會主義被稱為“舊路線與舊體制”，一九七八年后的“改革”被稱為“新路線與新體制”。
《中國問題目前的癥結》開篇就說：“社會存在的種種矛盾，尤其是與經濟問題相關的不公事實，根源在于改革不徹底，而非改革本身，”
剝開吳敬璉“倡導”的“改徹底”的畫皮，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改革”？吳敬璉指責“改革不徹底”的用心是什么？他所兜售的“市場化改革”又是什么貨色？。
鄧小平說：“我們現在講的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二是決不能導致兩極分化。”（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其后，在南巡講話中對“改革”又做出了注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0頁）可見，第一，鄧小平倡導改革是要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的基礎上開展的，第二，他是把基本制度與經濟體制區別開來的，第三“改革”改的是“體制”而不是“制度”！
用哲學的觀點看，從事物的矛盾運動規律看“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會產生。”因此“改革”是通常的，必須的，無所謂“徹底”或“不徹底”現在，資本主義國家也在改革，臺灣馬英九也在倡導改革。但“改革”決不是改變社會的基本制度與本質特征，如果說“改革”就是徹底改變制度，那么，資本主義或臺灣是否也要“改徹底”將資本主義制度改為社會主義制度呢？
我們可以看出：吳敬璉所謂的“改徹底”無非是兩個方面：一個就是“徹底”的私有制，搞“清一色”的資本主義，第二就是政治上的不要共產黨領導，搞西方的多黨制。
什么叫做“改徹底”？至今，共產黨的文件里沒有下過定義，吳敬璉也沒有在“改徹底”的“質”與“量”上做出明確的解釋，或者說要改成日本模式、美國模式或臺灣模式。說穿了，無非是讓社會主義的“基因”片甲不留，徹底“脫胎換骨”，即使如此，“資改派”們縱然也是不肯“馬放南山，刀槍入庫”，一定的又要在“政治體制”上大做文章，打一場“攻堅戰”，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一旦建立，其上層建筑則理所當然的與之相適應，不然，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則嚴重脫軌，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也理應退出中國的歷史舞臺，所有的無產階級的政權，人民共和國的政體、社會主義的政策理當“清一色”的退出。難道吳敬璉這不是在挑戰鄧小平理論與總設計師作對嗎？
吳敬璉在《中國問題目前的癥結》中說：“支持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改革的人們認為，既然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不公是由市場化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嚴重滯后，權力不但頑固地不肯退出市場，反而強化對市場自由交換活動干預壓制等尋租活動基礎所造成的，根本解決之道就只能是堅持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鏟除權貴資本主義存在的經濟基礎，并使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
這里，吳敬璉采用了隱晦的詞語，運用了魚目混珠與偷梁換柱的手法，什么是隱晦的詞語呢？這就是“市場化”與“經濟改革”，我們知道，1976年前的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成分，只不過所占比重與份額的大小不同而已，“改革”后，先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走到現在則是“市場經濟為主，輔之以宏觀調控”。實際上，“市場化”沒有什么需要“改徹底”的了，但是，表現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所有制這一塊，還需要“改徹底”，還有一部分企業仍屬于國家所有，土地仍屬于國家和集體所有，這就是吳敬璉所說的“由于實行“雙軌制”的社會存在法治的市場經濟和權貴資本主義這兩種不同的發展前途”，因此，吳敬璉的意思是：當前中國是“混一色”的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不是“清一色”的資本主義，其發展前途只能是權貴資本主義，只有干凈、徹底的鏟除全部的公有制，其發展前途才能是“法治的市場經濟”。但是，在這里，我們要請問一下吳敬璉，中國在改革的三十年來，制定的法律還少嗎？為什么沒有約束得了權貴的公共權力的“尋租”呢？
吳敬璉認為：‘目前中國社會中貧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機會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級黨政機關有過大的支配資源的權力，能夠接近這種權力的人就可以憑借這種權力靠尋租活動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業的行業壟斷所造成。根據這種分析，縮小貧富差距的著力點應當是通過推進市場化改革，挖掉尋租活動的基礎，打破對競爭性領域的行業壟斷，堅決打擊“權力攪買賣”的腐敗行為’。
這不僅是一段蠱惑人心的謊話，而且是一個標準的圈套，我們知道，任何的社會形態都具有社會的公共權力，難道資本主義就沒有隸屬于國家與社會的“公共權力”？美國、日本、臺灣就沒有“種種不公”？中國為什么在“改革”前沒有出現貪腐頻發，“改革”后三十年中之所以貪腐頻發，正是因為公共權力有了私人資本作為“尋租”的載體，黨政的“公法權”與私人資本結成的“官商勾結”和“權錢交易”，正是由于“改革”的方向出了偏差、走了彎路，導致了“私人資本”的日益增加，才使“權力尋租”有了肥沃的土壤，因此，中國的新生的官僚資產階級是大量的公共權力與大量的私人資本互相交配孿生的怪胎。
吳敬璉們把社會的種種的矛盾一概歸咎于“改革”的“不徹底”，按照他的說法，只要“改徹底”社會就不會有矛盾了，按照他的說法，只要是“清一色”的資本主義，就不會出現貪污腐化，臺灣就不會有“陳水扁”案，按照他的說法，只要是“改徹底”地主和資本家就會和廣大的工人農民世世代代和平相處……。怎么可能呢？簡直是天方夜談。實際上，吳敬璉在“推滾子上山，趕鴨子上架”他的邏輯是：女人既然失了貞節，干脆不如做婊子。
再談“機會平等”問題，既然目前中國社會中貧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機會不平等造成的，難道“改徹底”機會就能平等嗎？我們知道，市場化的競爭，在外部環境同等的情況下，一是靠資本，二是靠競爭者自身的綜合素質與能力，三是靠競爭者享有可供利用的各種綜合資源的多少，通過三十年的改革，目前的既得利益者與普通平民已經分化為占有了不同等的資產、享有不同的文化與教育資源的階級，已經產生了大量的不平等，因此，不管是在改革前的既得利益者，還是“改徹底”后的既得利益者，其競爭的機會都是不可能平等的！
吳敬璉又說“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者宣傳說，贊成市場取向改革的人們主張擴大貧富差距，而市場化改革也正是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罪魁禍首。這種說法完全不符合事實。中國收入差距過大，正是一批主張改革的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漸引起社會注意的。”
這不僅是一個巧妙的回旋，更是擺出一副偽善的假面具，眾所周知，中國現在有兩個暴富群體，一個是在市場化中以公共權力將私人資本作為尋租載體的權貴群體，第二個就是在權貴群體的卵翼下以剝削剩余價值而產生的私人資本群體，這兩個群體占有大量的社會財富，其罪魁禍首難道不是偏離方向的所謂“市場化改革”又是什么呢？至于兩極分化是吳敬璉等主張改革的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提出來的，則更是荒唐可笑，人們是否曾經記得，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初期，當中國出現首批“萬元戶”的時候，早已是四鄉八里，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了，誰家有錢，誰家沒錢，難道還要你們這些“專家”們來告知老百姓？
最后，吳敬璉說：“這次爭論的焦點問題，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究竟是一條應當堅持的正確路線，還是一條應當否定的錯誤路線？”
這是一個嚇唬人的大是大非的問題，如果不“改徹底”，就是否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反之，只有“改徹底”才是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既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霸氣，又有“借助鐘馗打鬼”的意境，更有“逼宮”的氣勢。眾所周知，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鄧小平倡導改革的起點。但是，無論是翻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文件也好，中國共產黨的歷屆全國代表大會文件也好，還是翻開鄧小平文選，從來沒有過所謂對“改革”“徹底”與“不徹底”的論述，反之，倒有過不少關于在“改革”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論述。由此可見，吳敬璉的《中國問題目前的癥結》與謝韜的《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是遙相呼應，一脈相承，看上去溫文爾雅，骨子里殺氣騰騰，通篇只浸透著兩個字：“復辟！”他們都是明地里在打著鄧小平倡導改革的旗號，暗地里又在挑戰鄧小平關于改革的理論，其用心何其毒也！
毛澤東早就說過：“對于我們的國家抱著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這種人不喜歡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他們留戀舊社會。一遇機會，他們就會興風作浪，想要推翻共產黨，恢復舊中國。這是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路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中間，頑固地要走后一條路線的人。這后一條路線，在實際上是不能實現的，所以他們實際上是準備投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這種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學技術界、宗教界里都有，這是一些極端反動的人”《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
這些人是誰呢？就是吳敬璉、謝韜等所謂的“精英”們！
二00九年十月十五日
（附） 吳敬璉：中國問題目前的癥結
第三次改革大辯論
改革的時間拖得越長，新舊兩種體制之間積累的矛盾就會越多；既得利益者積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動力去阻撓可能影響自己利益的進一步改革。
社會存在的種種矛盾，尤其是與經濟問題相關的不公事實，根源在于改革不徹底，而非改革本身，這一點在中央決策層已經明確，并指出“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但要將改革深化推進，還需要有更切實、有力的措施。
由于實行“雙軌制”的社會存在法治的市場經濟和權貴資本主義這兩種不同的發展前途，于是，近年來就一直存在這樣的情況：當市場化改革大步推進，例如，當20世紀90年代初期商品價格放開，商品市場尋租的可能性大幅縮減時，腐敗被抑制，大眾滿意的聲音占有支配地位。又如，當世紀之交包括大量“蘇南模式”的鄉鎮企業在內的中小企業實現“放小”改制，促成了沿海地區經濟的大發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時，雖然出現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為，滿意的聲音仍然占有優勢。
反之，當進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礙，比如說國有壟斷企業的改革停頓不前，或者改革遭到扭曲，比如說推行了所謂“斯托雷平式”的權貴私有化時，就會造成腐敗活動猖獗，貧富差別進一步擴大的態勢。面對這種形勢，提出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解決方案：
支持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改革的人們認為，既然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不公是由市場化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嚴重滯后，權力不但頑固地不肯退出市場，反而強化對市場自由交換活動干預壓制等尋租活動基礎所造成的，根本解決之道就只能是堅持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鏟除權貴資本主義存在的經濟基礎，并使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決方法，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極“左”路線支配下的舊體制去。一些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諉過于市場化改革，將腐敗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極現象的正當不滿，南轅北轍地引向反對改革開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輪改革大辨論。
改革開放30年來，類似的爭論已經有過多次。例如，1981年到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進行過一次，1989年到1992年的十四大又進行過一次，2004年－2006年已經是第三次。這次爭論的焦點問題，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究竟是一條應當堅持的正確路線，還是一條應當否定的錯誤路線？
在這場爭論中，改革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發表講演，印發書刊，組織“學習”，重彈他們在1989年--1991年大爭論中唱過的“取消計劃經濟，實現市場化，就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舊調，指責改革的市場化方向。他們把中國改革說成是“由西方新自由主義主導的資本主義化的改革”，指責改革的領導人是“背叛了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走資派”和“資改派”：“一是經濟上繼續推行私有化”；
“二是在政治上繼續推行自由化”，“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沒有階級性和革命性的口號和主張，例如什么‘以人為本’‘和平崛起’‘和諧社會’‘小康社會’等”；“三是在外交上繼續實行投降妥協的路線”，“根本不講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了”，“反而跟著帝國主義的屁股后面污蔑那些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是什么‘恐怖主義組織’‘破壞穩定的力量’”。“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并且一再借改革開放在制度上肯定下來，培養了一些親美的新資產階級分子。”
他們還攻擊說，當前醫療、教育體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國有資產流失、貧富兩極分化乃至礦難頻發等問題，都是由這種市場化的“資改路線”造成的。這些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者極力鼓吹，目前我們遇到的種種社會經濟問題，從腐敗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貴、上學難，甚至國有資產流失、礦難頻發等都是由市場化改革造成的，由此鼓動扭轉改革開放的大方向，重舉“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旗幟，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七八年再來一次，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實現“對黨內外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改革開放前舊體制和舊路線的支持者對中國現狀所作的這些主張，不論就他們的“診斷”，還是就他們的“處方”來說，都是不正確的。以貧富分化為例。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者宣傳說，贊成市場取向改革的人們主張擴大貧富差距，而市場化改革也正是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罪魁禍首。這種說法完全不符合事實。中國收入差距過大，正是一批主張改革的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漸引起社會注意的。問題的焦點在于，中國社會中的貧富分化加劇的原因何在，解決這一問題的著力點又應當在哪里。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者斷言，這是由市場取向改革造成的，因此，他們主張把矛頭對準在市場經濟中由于勤于勞動、善于經營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們，以便拉平他們和低收入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主張用改革的辦法解決中國面臨的社會問題的人們則認為，目前中國社會中貧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機會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級黨政機關有過大的支配資源的權力，能夠接近這種權力的人就可以憑借這種權力靠尋租活動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業的行業壟斷所造成。根據這種分析，縮小貧富差距的著力點應當是通過推進市場化改革，挖掉尋租活動的基礎，打破對競爭性領域的行業壟斷，堅決打擊“權力攪買賣”的腐敗行為。
當然，在市場經濟機會平等的情況下，由于人們的能力有大小，也會產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別是中國目前傳統低效農業和現代先進工商業二元經濟并存，這種差距就會比一元經濟中更大。對于這種結果不平等，也應當采取切實措施加以補救。但最重要的補救辦法，應當是由政府負起責任來，建立起能夠保證低收入階層基本福利的社會保障制度。中國原來實行的只覆蓋國有部門的社會保障體系本來就很不完善。像公費醫療費體系，只覆蓋國營企業和黨政機關，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特別是黨政領導干部身上，普通工人、特別是農民卻缺醫少藥。改革開放以后，這一套體系完全無法運轉了。因此，1993年的改革方案里對建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做出了框架性的設計。從現在的情況來看，這一設計也是基本正確和大體可行的。如果能在實施過程中進一步完善，完全有可能為中國居民編織一個能夠有效運轉的安全網。可是14年過去了，由于某些部門出于部門利益的考慮，采取消極甚至抵制的態度，使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方案由于國有企業老職工“空賬戶”補償問題未獲解決而不能實現。如果說他們對中國社會問題所作的“診斷”屬于“誤診”，他們開出的“處方”，即回到“全面專政”時代，就更是有害無益了。
我國社會中目前存在的種種權貴資本主義現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約束的權力對于經濟活動的干預和對于經濟資源的支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強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加強政府及其官員不受約束的“專政”權力，不正是強化腐敗的制度基礎，和他們所宣稱的目標南其轅而北其轍嗎？
這樣，雖然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利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煽情和他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某種優勢，在對醫療、教育、住房以及國企改革等具體問題的討論中，通過蒙蔽蠱惑大眾，取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但是一當他們亮明底牌，即扭轉歷史車輪，回到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災難的舊路線和舊體制去的時候，那些雖然對于改革開放的某些具體做法和中國社會的現狀懷有意見，但能夠理性思考問題、并不反對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大方向的人們，也就離他們而去了。
（附）吳敬璉個人簡歷
1930年1月24 日生于南京。
1942年至1945年，就讀于重慶南開中學。
1953年畢業于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
1954-1984年中國科學院(后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實習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
1955-1956年跟后來在柯西金時期成為著名改革派經濟學家的前蘇聯專家阿·畢爾曼學習, 研究企業財務和國家財政問題。
1956-1957年參加全國范圍的體制調查和體制改革研究。
1979年開始,把研究的重點逐步轉向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的比較研究方面。在這種研究的基礎上, 逐步形成了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的想法。
1982年和別人合寫的《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和《試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調節方式》等文章, 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具有商品經濟的屬性。
1983年赴美國耶魯大學做訪問研究員。
1984年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1984-1988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干事；
1986-1987年國務院經濟改革方案辦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1985年至今《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志主編；
1990年英國牛津大學圣安東尼學院評議會委員
1992年起《改革》雜志主編；
1999年 匈牙利 布達佩斯高級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研究員
1996年 美國 麻省理工學院訪問研究員
1994年 美國 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 客座教授
1990年 英國 牛津大學 圣安東尼學院評議會成員
1983——1984年 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系和社會政策研究所 客座研究員
1986——1987年 國務院經濟改革方案辦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 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其中1984～1989年任常務干事，1985～1990年任動態組組長
1983年至今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1979——1983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副研究員
1954——1979年 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研究實習員、助理研究員
2007年吳敬璉等100名海內外英才分別摘取了2007十大系列英才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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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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