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發展中的和諧與不和諧——中印經驗比較
印 阿瑪蒂亞•森 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
丁啟紅譯
本文是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在國際社會發展聯合會第15屆研討會上的演講。文章主要提出了兩點，一是經濟的繁榮在何種程度上會促進人類生活水平的提高極大地取決于各種社會政策，包括教育設施、醫療、社會保險、社會工作的建設，以及全社會和全世界不同人之間良好社會關系的培養；二是社會發展中的關系必須得到經驗的審查。文章對中國和印度在社會發展領域的經驗進行了比較，認為中國在1979年前在社會發展上取得遠比印度更好的成績，但是這一優勢并沒有很好地保持下去，不過，近些年中國又開始重視社會發展，這些分析對于我國的和諧社會建設具有啟發意義。文章內容如下。
一
有機會在本次國際社會發展聯合會的研討會開幕式上發言，我深感榮幸。國際社會發展聯合會為促進世界社會發展這一重大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經濟發展和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重要性已經得到世界范圍內的廣泛認可，但是，是社會發展而非僅僅經濟發展才是人類進步的核心這一共識還有待提高。事實上，單從經濟指標本身的增長來評估人類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一些社會焦點問題如醫療保健、學校教育、充足而負擔得起的住房、基本社保等也對我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著巨大的影響。進而言之，我們在社會中彼此怎樣相處對于擁有自由幸福的人類生活來說尤為重要。
當然，“只抓經濟發展是不夠的”這一說法并不新鮮。事實上，亞里土多德在兩千多年前就注意到了財富和幸福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在《倫理學》的開篇，他對此就有了深刻的見解：“很顯然財富不是我們所追求的善，它只是有用的東西，并以他物為目的。”經濟發展固然是我們實現社會進步的重要手段，但是我們必須首先搞清楚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人類生活的根本性價值，二是經濟發展與繁榮所具有的工具性價值與派生價值，經濟的發展與繁榮能夠促進社會生活的發展，但其本身是沒有價值的。我們有理由追求財富，但這只是因為它能使我們的生活更好，而并不是因為它本身有多么重要。對于人類來說，最重要的是自由和能力，即我們必須過一種有理性的生活。
就像香港幾十年來所呈現出的，以及中國大陸自1979年實行經濟改革后所展現出的，好的經濟政策一定會帶來經濟的高速增長與發展。經濟發展的成果又可以帶來更多其他的成就，尤其是能讓人民的生活更加舒適和富足，擺脫長久以來的清苦生活。中國目前生活在貧困線下的人口與28年前實行經濟改革時候的貧困人口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經濟的高速增長，首先是農業，其次是工業上的增長。然而相比之下，在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尤其是拉美國家，人均收入的增長卻并未能使貧困相應地減少。我們當然有充足的理由追求經濟增長，但這并不是因為它本身，而應該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是“以他物為目的”，也就是說，是為了人類生活的進步。我們不能僅僅局限在發展經濟上，還要將眼光放長遠一些。比起單單經濟發展本身所能提供的前景來，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前景更全面、影響更深遠。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我認為，在本次討論社會發展的重大會議的開幕式上將此闡明，是我應盡的責任。
二
必須將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視為條件性的或伴隨性的還有另一個原因（可能從運作角度來講是更重要的原因）。經濟的繁榮在何種程度上會促進人類生活水平的提高極大地取決于各種社會政策，包括教育設施、醫療、社會保險、社會工作的建設，以及全社會和全世界不同人之間良好社會關系的培養。即使在收入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好的社會政策也能讓人們的生活更加長久、富裕和充足。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沒有對社會發展給予足夠的重視，那么極高的經濟增長率所達到的效果也是遠遠不及有針對性的社會政策及實踐所能達到的成果。
中國在這兩方面的經驗就給我們上了有趣而又重要的一課。就拿醫療來說吧，中國向我們充分地證明了，即使一個國家相對貧困，我們也能通過良好的社會醫療和社會分配政策來極大地提高人民的健康和壽命。戰爭年代，中國的人均壽命只有40歲，但三十年后就不同了，即使是在1979年實行經濟改革之前，人均壽命估計也接近70歲了。那時，從經濟上講中國還是比較貧困的，但也就是從那時起，它就開始在衛生醫療成就方面與比它富裕得多的國家相競爭了。事實上，它向世界證明了，衛生醫療成就的取得并非離開了經濟手段就沒有希望，即使經濟手段非常有限。中國早期發展進程中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告訴我們：人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政策，而不僅僅是經濟發展。
當然，這些都發生在改革開放以前，那時的經濟與后來相比要相對滯后。實行經濟改革之后，中國的經濟實現了史無前例的飛躍，這在世界上也是令人矚目的。然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中國的人均壽命增長速度奇跡般地緩慢下來了！我們不禁納悶，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當然，我們首先應該注意到的是，中國的人均壽命在逐步接近85歲（世界人口壽命的最高限）時，人均壽命出現增長放緩的趨勢也是很正常的。但事實上，中國的人均壽命（1979年的68歲，現在的72歲）與日本、西歐國家，甚至是與香港相比都是屬于中等水平的。考慮到這些問題，我們的注意力不得不轉到導致增長減緩的社會原因上來，而不是將這種減速視為將要達到所謂的最高限的跡象。盡管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在四分之一多的世紀里，人均壽命只增長了四歲，這一事實警示我們，我們必須以極大的精力來重新審視和檢討我們所實施的社會政策！
去年我在北大的一次研討會上也提出了我的這一觀點，我從隨后的熱烈討論中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在中國的確已經被廣泛意識到了，不管是普通群眾，還是政策制定者。在那次會上，我很榮幸地聆聽了中國衛生部副部長的一席談話，他從社會層面就這些問題明確提出了很多看法，這些問題是中國想要保持它過去以來一直取得的成功地位所必須面對的。之后，我也有機會閱讀到了關于中國正在進行的內部討論的一些資料，了解到，比起過去二十年來，社會發展的重要性現在所得到的關注要多得多。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注意哪些社會政策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政策與醫療保險的覆蓋面有關。也許，在解釋中國在衛生醫療成就方面發展速度減慢的原因時，核心問題與中國在1979年經濟改革后所實施的醫療保險私有化有關。當然，經濟改革在解放農村生產力，建立靈活的工業經濟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時，它也使中國在經濟發展和有效利用全球貿易和商業機會方面成為世界的領先者。但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福利（雖然一般而言是巨大的，包括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數量減少）卻是大幅度下降，這很可能是由于突然廢除全民性的公共醫療保險造成的。在改革前的年代里，雖然衛生醫療的質量通常會存在較大差異，但無論如何，每一個人都會被某一類醫療所覆蓋，即使是在偏遠的農村地區，它們依靠的是公社經濟體制的運作。人均壽命增長速度減緩在時間上幾乎與廢除全民性的醫療保險的時間是一致的，同時與經濟改革所帶來的自費購買醫療保險的實施時間也是一致的。
當然了，社會政策的變化是可逆的，許多跡象表明這些問題在中國的公開討論以及政策分析中正得到極大的關注。還有其他一些社會政策問題值得我們在中國國情的條件下重新審視，這個國家幾十年來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這次研討會所關注的某些特殊問題，比如說社會工作的作用、社會教育的重要性、對所謂的“社會資本”怎樣進行運作的理解、面向較為貧困的借貸者的小額信貸體制的運轉，對于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來說是尤其重要的，從很多方面來講，就研究政策而言，中國也是世界上最令人興奮的地方。
三
對中國適用的經驗有時對其他國家也適用，有時結果會更好。就拿對全民醫療保險的需求來說吧，它是一個普遍性的需求。請允許我簡單地介紹一下我們印度的一些經驗吧。在中國實行經濟改革的1979年，印度的人均壽命大概只有54歲，也就是說比中國的68歲少了14歲。事實上，印度從1979年起，人均壽命的增長速度為中國的3倍，而在這一時期，中國在人均壽命上相對于印度的優勢減少了約一半，即印度的為65歲，中國的為72歲，印度的一些時事評論員對此深感驕傲。直到1979年，印度的發展速度仍然遠遠落后于中國，但1979年以后，當一系列政策導致中國人均壽命的增長速度放緩時，印度卻還大致保持著先前的速度，這就使得印度的人均壽命增長速度由慢變快，趕上了中國。中印地位的相對變化主要不是因為我們引進了什么新的社會保險和社會改革的政策，而是當中國人均壽命增長速度變緩時我們印度卻在緩慢而持續地增長。
由于印度經濟發展速度突飛猛進（這通常是因為直接受到中國經驗的啟發而改變經濟政策所帶來的），它也必須比以前更深入地來解決社會發展方面的問題。在印度，不同的邦采取截然不同的社會政策，各邦之間的差異仍舊相當大。比如有著3000萬人口的喀拉拉邦是印度發展最好的邦。就像中國還未實施改革開放的時候一樣，喀拉拉邦實行了全民醫療保險。即使后來隨著經濟的發展，50％以上的醫療保險需要通過自費醫療方式獲得，但該州每位居民仍能從政府那兒得到可靠的醫療保險。1979年，喀拉拉邦的人均壽命是67歲，中國是68歲，但是現在它已遠遠超過了中國（人均壽命大概是75歲），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全民醫療保險在喀拉拉邦被保留了下來，中國某些保留了同樣做法的地區也取得了類似的良好成就（甚至比一些大城市的情況還好），但整個中國的情況并非如此。
如果我們考察死亡率的高低，特別是在最易夭折的年齡段的死亡率，我們能發現更加鮮明的對比。1979年，中國與喀拉拉邦的嬰兒死亡率（在安全條件下出生）都差不多，大概是3．7％左右，但是現在，在喀拉拉邦農村與城市加起來的全部人口中，嬰兒死亡率只有大約l.2％（它在1％與l.4％之間變動），大大低于中國的數字（現在仍然約為2.8％）。如果這能代表社會醫療保險的積極作用，那么通過考察印度其他那些根本沒有實施社會醫療保險，或者不具備良好公共醫療的邦，我們也就能發現其負面的后果。比如，在印度中央邦，嬰兒死亡率竟達到7.6％，奧立沙邦、印度北方邦和比哈爾邦的數字與此非常接近。事實上，印度的嬰兒平均死亡率是5.8％，比中國的2.5％高得多。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是，有些邦做得遠遠好于印度的平均水平，但有些邦的表現卻比整個國家的平均水平差很多，喀拉拉邦1．2％的嬰兒死亡率與印度中央邦的數字完全屬于兩個極端。
我很榮幸能夠為邁克爾•馬默特教授所領導的、世界衛生組織建立的健康社會決定因素委員會工作。
馬默特領導的委員會一直在從兩個方面關注健康的發展，一方面是社會的各項成就和各種自由的整體情況，另一方面則是這些成就和自由權利在大眾中的分配公正性問題。在委員會中出現的爭論告訴我們：僅僅從醫療權利的角度來理解人們的健康權利是不夠的（雖然醫療作為影響健康成就的重大因素，和其他因素一起都是很重要的），而應該從分享健康成就的權利或能力這一更加廣泛的角度來看待人們的健康權利（即這種權利在何種程度上屬于社會杠桿的范圍之內），應該把所有對健康產生影響的因素都考慮到其中，這不僅包括醫療，還包括收入和社會地位的差異、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以及對追求健康、收入等的方法方式的認知的不同。
從馬默特和其他人的早期著作中我們已經得知：不平等是一切問題的中心，這體現在兩個不同的方面。不僅健康成就的不平等是個道德問題（這在評估一個國家或團體時是必須考慮的），而且經濟狀況和社會自由本身的不平等對健康成就也有負面影響。處于等級制度的底層，被那些所謂的特權階級呼來喝去的狀況使得死亡率明顯提高，雖然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由于這些“失敗者”的放肆行為所致（如酗酒或過度吸煙）。危害健康的做法看起來與在等級制度底層工作的不自由（即無力感）有著部分聯系，但這種聯系是重要的。由此產生的社會影響屬于社會發展的主旨的一部分，從它對人們的健康和壽命的影響來看，它的重要性是巨大的。因此，社會不平等的出現對總體的健康成就及其在人們當中的分配都是不利的，而這兩者也都是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
四
從其所帶來的經驗教訓及其所具有的重要性來看，廣闊的社會發展領域是如此的影響深遠和內涵豐富，以至于我可以繼續談論許多與之相關的不同領域。但是為了給大家留足討論的時間，我在結束我的講話前將選擇性地談一個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讓我簡要談一下犯罪在世界范圍內的蔓延，現在有不少的研究正在圍繞這個問題而展開。貧困和犯罪之間的聯系確實得到了大量探究。我支持這種關注，也贊成詳細地討論一下這種關系的本質、所達到的程度以及它可能的形態。
近幾年來，從貧困與犯罪之間的因果關系出發來解決貧困問題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這是好事。我們當然有理由強調這種關聯，因為，貧窮的確能使一個人感到憤怒并絕望，這種不公平的感覺則是反抗、甚至是血腥的反抗所滋生的溫床。這種強調往往把經濟因素說成了社會犯罪失控的原因，許多社會評論家在想要不局限于只探究犯罪背后直接且顯而易見的原因時，也喜歡用這種方式。當然，在探究犯罪的“根本原因”時，的確也包括經濟上的貧困和不平等。因此，這種認為造成社會不滿和混亂的根源必須從經濟貧困中尋找的想法得到了社會分析家的廣泛追捧，他們試圖透過表面的和顯而易見的現象去尋求原因。
這種看法還有另一種好處，那就是在為了消除貧困而采取大眾性的協同行動時，它可以被用來發起人性化的——實際上是非常人性化的——政治和道德倡議。世界上那些致力于與貧困作斗爭的工人傾向于從暴力與貧困之間顯而易見的因果關系中尋求支持，甚至還試圖從那些過于麻木而對貧困自身帶來的痛苦無動于衷的人那兒尋求幫助。事實上，近幾年有一種趨勢日益增強，那就是以如下理由來支持各種消除貧困的理由，即消除貧困才是防止政治混亂和斗爭的最可靠的方式。很明顯，那些一般的身體暴力行為比社會不公平和對他人的剝奪（甚至是極端的剝奪）更惹人生厭和令人畏懼，特別是對那些上層人上而言。因此，如下做法是具有吸引力的，即能夠告訴大家，包括富人階層和上層人士，嚴重的貧困是會滋生恐怖暴力事件的，是會威脅到所有人的生命的。考慮到戰爭和騷亂的關注度以及大眾對此的擔憂，近幾年，為消除貧困辯護的間接理由——不是為了其自身，而是為了追求和平與寧靜——已經成為了我們與貧困作戰的宣傳辭令的一部分，其方式就是援引社會發展的需要。貧窮和暴力之間共生和共存的關系使得我們非常自然地提出如下問題：貧困是否可以兩次致人于死地——第一次是通過經濟上的貧困，第二次是通過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屠殺？
我們在此需要討論的是：這種關系是否強大到必須因為貧困與犯罪的聯系而充分利用這一方式來提倡消除貧困呢？我必須說，從這一方面來看，整個情況是相當模糊不清的，至少有時在那些因果推理中假定的直接性就是模糊不清的。那種把犯罪和暴力的原因都歸結于貧窮的觀點是將經驗方面的聯系過于簡單化了，這些聯系遠遠不具備這種普遍性。這種關系也取決于其他許多因素，例如政治、社會和文化環境，而這些因素使得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更加復雜得多。更一般地說，經濟還原論并不是研究社會問題的好方法。
在此，請允許我再一次闡明我的觀點。去年3月我在紐約城市大學做劉易斯•芒福德講座，題目是“加爾各答的文明”，這次講座讓我有機會對如下引人注目的事實進行了評論，即加爾各答算得上是印度甚至是世界上最為貧窮的城市之一，但令人驚奇的事實是，這里的犯罪率卻出奇的低，事實上它算得上是印度犯罪率最低的城市。它以相當大的差距在印度所有城市的犯罪率排名中占據著最低的地位。它的謀殺發生率尤其低。在印度，平均每個城市（包括所有的35個城市）的謀殺率達十萬分之二點七，德里達到十萬分之二點九，但在加爾各答，該比率低至十萬分之零點三，同時，加爾各答的各種觸犯刑法的暴力事件（包括對婦女的犯罪事件）的發生率也是非常的低。
考慮到加爾各答出奇貧窮的狀況，如果說這一切顯得有多么神奇的話，那它所反映的是我們思想的局限，而不是現實世界的自相矛盾。必須強調的是，加爾各答在消除貧困和改善物質生活上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而并不是有低犯罪率就萬事大吉了。不過，值得慶幸的是，離開政治運動以及社會和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貧困并不是不可避免地會滋生出暴力。
是什么使得貧窮的加爾各答的一般犯罪率，尤其是謀殺率如此之低呢？解釋犯罪對于經驗概括而言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但是存在一些看起來有啟發性的合理聯系，這些聯系將社會發展與經濟繁榮分離開來。我一直傾向于認為，加爾各答從如下事實中獲益頗多，它的種族實現徹底融合的歷史相當悠久，在那里，鄰里之間不存在其他城市——無論是印度還是其他國家的城市——所具有的那種種族隔離的特征。毫無疑問，在理解貧困與犯罪之間的關系時，許多其他的社會和文化因素也是至關重要的。比如說，我今年4月去了南非，在考察南非的高犯罪率時，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其中一些犯罪活動與當地的種族隔離政策的歷史產物有關，不只是種族對抗的遺留物，還包括那些隔離開的鄰里關系以及因經濟原岡而分裂的家庭所帶來的糟糕后果，這些都與種族隔離政策并存。但是這仍然不能解釋為什么在實行了種族混合生活制度后，混合生活區還是會直接導致犯罪的發生。我本人也對巴西如此高的謀殺率感到很困惑，要知道，在這座城市里，精彩的狂歡節把人類的愛表現得淋漓盡致。
不可否認，盡管我對加爾各答的異常低的謀殺率和犯罪率是有一些推測，但是我其實很清楚經驗聯系的復雜性及其松散性和穩健性，以至于我完全無法確定什么是真正的因果關系。非常清楚的是，在貧窮和暴力之間尋找一種普遍而直接的聯系這一傾向是很難維持的。這看起來像是對社會發展的一種簡單概括，但經驗事實并沒有證明它的準確性。
當然，承認這一點并不等同于否認貧窮和不公平與沖突和斗爭有著深遠的聯系，但這些聯系還需要通過我所謂的經驗的剛性的調查和評估。事實上，為了對社會發展做出有效的概括，經驗的剛性是絕對必要的，我們不應該被引誘而放棄它，不應該被那些建立在理論基礎之上的看似合理的聯系所鼓動。就像謀殺和其他犯罪活動的發生率所表明的，鼓吹我們所謂的“經濟還原論”這樣的誘惑是極具誤導性的。還有，即使斷言它們之間的這種聯系能幫助我們消除貧困，我們也不能因為要倡導正義的事業而利用這些沒有得到經驗支持的假設性的聯系。社會發展作為一項課題需要比這更加確切的標準。
更概括地說，我們有理由認為不平等和貧窮帶來的非正義會讓人忍無可忍，而貧困帶來的苦難也會讓人惱火和憤怒。顯而易見，我們有理由認定暴力與貧窮之間存在一種關系。舉個例子，很難想象法國2005年秋季爆發的政治暴力事件與這個國家某些地方遭到經濟和社會權利被剝奪的人們沒有關系，那些人一般居住在巴黎和其他城市的郊區，感覺自己待遇差，被人忽視。但是如果僅僅把這次暴力事件看成是由貧窮引起的那就大錯特錯了。在法國，窮人和富人之間通常由經濟來劃分，但經濟差異和與文化和移民有關的社會及種族差異之間存在著對應關系。
對于貧困研究而言，探求不同范疇，例如經濟、文化、種族之間的一致是極其重要的。亞當•斯密早在1776年就率先這么做了，他在《國富論》中談到了社會環境與社會不同群體所擁有的那種被剝奪感之間的關系。在我們探尋社會發展的重要性的時候，我們有理由繼續亞當•斯密兩個半世紀前所說的：捷徑已不再適用了。
五
為了留足時間討論，我想我必須結束演講了。今天，我一方面提出了有必要認識到社會發展的意義，另一方面又提到了有必要深入考察那些使得社會發展變得如此重要的聯系。我們要避免兩種危險的假設，哪怕是暗含性的假設，一是經濟發展最終決定著人類生活和自由的發展，二是社會發展中的各種關系顯而易見到無需要經驗檢驗就可以被引用。關于后者，我們必須做好準備為看到對社會關系尋根究底的研究的成果而感到驚訝。事實上，經驗的剛性對于審視社會發展與對于研究經濟發展和進步一樣重要，而更多關于這方面的探討已經在進行中了。
我先前所提到的關于社會發展重要性的觀點又使得進行尋根究底的經驗性審查的必要性顯得尤為重要。在前面的講話中我就說過，這個世界從過多關注經濟發展而脫離社會發展中沒有得到太多好處，因此在制定政策和促進社會關系發展的時候，我們必須有所改進。但這種改進需要比以前更多的經驗性審查和評估，這一差距必須得到填補。我相信，我所闡明的關于健康、長壽、犯罪和謀殺等問題的觀點一定會適用于更廣泛的社會領域。
（《環球視野》摘自2009年第9期《國外理論動態》）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