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牛：又逢己丑--“我們決不做李自成！”

又逢己丑

丑牛

我用《又逢己丑》作為紀念新中國60華誕的題目，并不是因為我名“丑牛”而好古。中國人評價歷史事件時，常有用花甲子的習慣。上個甲申年，那時中國大地上，抗日烽火連天，解放區(qū)戰(zhàn)場節(jié)節(jié)向淪陷區(qū)推進。郭沫若在重慶發(fā)表了一篇長文——《甲申三百年祭》。郭老古為今用，是告誡即將取得勝利的人們，要吸取李自成得天下而又失天下的沉痛教訓。他是不是特別針對著中國共產黨人而作，我沒研究過，但毛主席很看重這篇文章，把它列為學習文件，告誡全體共產黨人。

五年之后，歲在己丑，也就是建國的1949年，共產黨人已經(jīng)取得了全國的勝利。在從西柏坡出發(fā)到北平去“坐天下”時，毛主席仍想到甲申的悲劇，對同行的周恩來說：我們此行到北平，是“進京趕考”。周恩來說：“考失敗了，就要退回來”。毛主席堅定地說：

“我們決不做李自成！”

1976年，毛主席逝世了，在他辭世之前，對身邊的領導同志說：我一生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建立了新中國，第二件大事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其實這件事從一開國就在做，只是到1966年，形成了革命風暴。針對的走資派是什么人？就是“李自成”。

花甲一輪逥，又逢己丑，共產黨人中當了李自成的有多少？不說一般的共產黨人，縣、團以上，身居高位的共產黨人中，可說是成千累萬；省部一級的高級干部中當了李自成的，可說每省每部都有，有的省部還出現(xiàn)了十數(shù)人；甚至在黨的領導核心——政治局里，也出了幾個李自成。這還是浮到水面來的，犯了法被抓起來的，還有隱蔽的呢？恐怕比抓出來的還要多；還有投降的、賣國的、當漢奸的、吃里扒外的、卷款外逃的，也可說是成千累萬吧！

“李自成”多了，特別是北京出了“李自成”，共產黨就危險了。如周總理所答：“如果失敗了，就要退回去。”李自成的悲劇在共產黨人身上重演了。

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

又逢己丑，新中國的六十華誕，被人“裁成兩截”。以十一屆三中全會斷開。功過是非，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分開說事。無論是官方還是主流媒體，對前三十年是貶的多、褒的少，對后三十年，是一片勝利輝煌。前三十年是教條的、保守的、僵化的、封閉的、斯大林模式的……等等，一批李銳似的“老革命分子”還恨得跳起腳來罵娘：什么“災難的”、“有罪的”、“禁錮的”、“毀滅人性的”、“喪失人權的”……等等。讓人驚異的是，罵得最起勁的李銳“同志”，還居然被特邀到十七大的代表席上。

“三十而立”，新中國建立后的兩個三十年，走過了不同的風風雨雨，再回首，應該可以看個清楚明白的了。

以“改革開放”來區(qū)分前后三十年，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前三十年就沒有改革？沒有開放？就是“閉關鎖國”的、“自我封閉”的？其實前三十年的改革比后三十年的改革要深刻得多、廣闊得多、徹底得多。比如土地改革，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打下了社會主義的經(jīng)濟基礎；農業(yè)合作化，使億萬的農民，擺脫了小農經(jīng)濟的束縛，對農林山水進行大規(guī)模的改造，實現(xiàn)了水利化、向農業(yè)機械化進軍；搞教育革命、醫(yī)療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讓人民直接管理上層建筑等等。這一切，真可說是翻天覆地，怎能說成僵化、保守，沒有改革呢？

說前三十年沒有對外開放，是封閉、半封閉，這也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

在趕走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tǒng)治之后，我們和社會主義國家聯(lián)合起來，組成了社會主義陣營；和亞、非、拉地區(qū)被壓迫人民聯(lián)合起來，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解放不久的中國在亞非國家萬隆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的著名演說，贏得了這些國家的首腦對新中國的傾情仰慕；我國和印度等國的首腦提出了一直到今天還成為國與國之間交往準則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的劃分，他說“總之，中國屬于第三世界”，是“第三世界”把我們抬進了聯(lián)合國，在決定通過時，各國代表涌到中國代表團的席位前，爭相握手祝賀，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在座位上開懷大笑的照片，成為歷史經(jīng)典，至今還陳列在聯(lián)合國大廈里；一直到后來的乒乓外交，打開了中美僵局……。

那時，我們有一句口號，叫做“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這句口號，絲毫也不夸張，我沒有跨出國門，卻親身感受到。

有一個時期，我兼職在湖北武漢地區(qū)記者協(xié)會工作，它也是國際記協(xié)的分支機構，負責各國記者來漢訪問的接待工作。每逢“五一”、“十一”、元旦、春節(jié)，來的客人特別多，有時，一天要接送四、五起客人，在每個節(jié)日的前后一個多月，我只好住在賓館里。在辦公室里，我掛了一張世界地圖，每接送一起客人，就在該國、該地區(qū)插上一面小紅旗。到了年終一統(tǒng)計，各大洲、大部分國家大部分民族的朋友都來過。令人難以忘懷的是，有一年“五一”，在賓館的大餐廳里，開一次慶祝晚會，我們請的是一個大學生業(yè)余演出團體，他們臨時排演了一個“亞非拉，人民要解放”的歌舞節(jié)目。帷幕拉開不久，非洲黑人強勁的鼓點扣人心弦，亞、非、拉三位歌手（三位外國留學生）用各自的語言唱同一首《亞非拉，人民要解放》之歌。一下子，歌手、舞者突然多了起來，鼓手也多了起來，沒有那多鼓，盤子、面盆、鐵桶都上來了，臺上擠滿了“演員”。終于臺下的人把桌子椅子搬開，整個大廳成了一個大舞臺，歌聲飄出窗外，過往的行人也跟著歌聲和鼓點節(jié)奏，踢踢踏踏地唱著、跳著。這是“封閉”？這是“閉關鎖國”？今日中國全方位地對外開放，融入了“WTO”，有這種場面嗎？我沒見過，報紙電視上也沒看到過。

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是怎樣的呢？說是“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沒有搞清楚”，現(xiàn)在搞改革開放，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

怎樣“完善”呢？把“人民公社”推倒，實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制是改革開放的“序幕”。這個序幕是在80年代初在安徽鳳陽的小崗村展開的。二十來年后的小崗村繼續(xù)有人出外唱“鳳陽花鼓”。為了探尋富裕之路，小崗村人在2002、2003年三次派出代表團，訪問走社會主義集體經(jīng)濟道路而富裕起來的南街村。這個故事本身就說明了一切。

在城鎮(zhèn)，最大的改革是工礦企業(yè)的“國退民進”，國有經(jīng)濟要在一切競爭領域退出。這是市場經(jīng)濟的必然。無數(shù)的“攻堅戰(zhàn)”在中國大地上打響。到了二OO九年七月二十四日，通化鋼鐵廠數(shù)千職工群起反攻，把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亂拳揍死。這個故事本身也就說明了一切。

對后三十年的成就輝煌，人們常常拿“GDP”來說事：比1978年翻了幾十番、幾百倍等等。中國經(jīng)濟實力的增長，排在世界的前幾名，的確讓中國人為之歡欣鼓舞，為之驕傲。但說這些成就是否定了前三十年，批判了前三十年而取得的，是擺脫了僵化的、保守的計劃經(jīng)濟選擇了市場經(jīng)濟而取得的，最新的說法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fā)展中國。意思是，前三十年搞社會主義革命，救了中國，后三十年實行改革開放，中國才能得到發(fā)展。

這些話也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前三十年就是只搞革命，不搞建設？前三十年的中國經(jīng)濟就沒有得到發(fā)展？事實是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經(jīng)濟發(fā)展速度，超越了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

用今天的“GDP”比三十年前的“GDP”，毫無意義，你怎么能斷定三十年前搞社會主義經(jīng)濟建設時的“GDP”，三十年后仍然在原地踏步呢？如果按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經(jīng)濟建設速度作依據(jù)，它的發(fā)展只會更快，決不是停滯不前。

我想拿一個可比的事例來說明：武漢市區(qū)的長江面上，已修起了五座橋。第一座橋是解放不久的1955年動工，到1956年經(jīng)一年半時間完成（同時完成的，還有與之配套的漢江鐵路橋）。其他四座長江大橋是“改革開放”后修建時。在紀念新中國60華誕的報道中，所有媒體都稱贊：“還是第一橋好！”。它設計的好、橫跨龜、蛇兩山的雄峻氣勢，民族的風格，它還是武漢市的驕傲，許多成年人、大學生、小學生都來工地進行過義務勞動，各工礦企業(yè)，都派出最優(yōu)秀的工程技術人員，它的質量最好，歷經(jīng)五十多年的風雨洪水，巍然屹立；它的造價省，節(jié)約了國家20%的投資預算，更重要的是，隨著大橋的建成，新中國的建橋隊伍成長起來了。

而其他四座大橋呢？剛通車就修補，不到一年就維修，不到三年就大修，而長江一橋卻只在五十年后才翻修了一次路面，更叫人惋惜的是，后來幾年每建一座橋，都有局座、處座倒下，留下一灘灘的“豆腐渣”。

對前后兩個三十年，如何區(qū)分？它的功過是非如何評價？

近年來，特別是2008年，自由市場經(jīng)濟的典范美國發(fā)生了金融危機，“全方位開放”的中國也必然被波及。一些改革開放的主流經(jīng)濟學家、政治家，突然失語。一些嚴謹?shù)膶W者，都逐漸不再把“改革開放”作為前后三十年的分野，而用了一句中國的老古話來形容——“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東是東方、東風，代表著前三十年是向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在對外政策上，是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斗爭；西是西方、西風，代表著后三十年是向資本主義方向前進，在對外政策上是“和平與發(fā)展是人類兩大主題”，卻“一個也未能實現(xiàn)”。

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9月18日刊登了杜平的文章，題目是《中國重返世界舞臺六十年》。有一段話代表了國外學者對中國60年變遷的看法？

“1949年，毛澤東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的時候，無論如何，預見不到今日中國之國際角色：它早已不是‘世界革命中心’，而是全球的經(jīng)濟中心之一；它不但沒有埋葬‘資本主義’，反而與之‘風雨同舟’。

中國，確實與社會主義漸行漸遠。

中國，確實與資本主義漸行漸近。

這就是新中國60年前后三十年的分野。

新老己丑，兩個中央全會的比較

上個“己丑”，開了一次中央全會——七屆二中全會，今又己丑，也開了一次中央全會——十七屆四中全會。間隔六十年。

七屆二中全會上確定了新中國的建國綱要，第十部分是對中國共產黨人的告誡：

“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jīng)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稱號；但經(jīng)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序幕。劇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六十年后，我們重讀這段話，說得句句準確，歷史似乎沿著毛主席的講話在演進著，只是共產黨人在資產階級的進攻面前，失敗得慘烈。前三十年，毛主席領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大踏步地前進，向資產階級進攻；后三十年，卻一步一步地演變退卻。只要看看后三十年對黨章、黨綱的不斷修改，對憲法空前頻繁的修定，就看出了這樣一個脈絡：資本主義的節(jié)節(jié)進攻，社會主義的節(jié)節(jié)退卻。

這些都是在“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摒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下展開的。

資產階級幾十倍地發(fā)展起來；

共產黨內也出現(xiàn)了資產階級；

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后又“夾著皮包回來了”。

這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口喊著“反對以階級斗爭為綱”，其實，他們對“以階級斗爭為綱”可抓得緊哩！抓得狠哩！一夜之間，可以將擁有幾億資產的社會主義企業(yè)財富裝到資本家的口袋里，十來年的時間，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成長起來，而且大部都在黨內，新出現(xiàn)的資本家注冊法人，共產黨人占了三分之一。數(shù)千萬的產業(yè)工人，由主人公的地位貶到弱勢群體，流落街頭；幾億的作為共和國主體的農民，淪為世界上最廉價的“打工仔”。

資產階級的成長，必然要求政治上的統(tǒng)治，于是在黨的十六次代表會上，公然要推倒共產黨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學說，而代之以資產階級的“生產要素論”；公然要把資產階級作為無產階級的黨——共產黨的社會基礎；公然改變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公然改變?yōu)樯鐣髁x、共產主義而奮斗的宗旨。

這就導致了后三十年末的社會大動蕩，國務院委托前發(fā)改委主任高尚全主持召開的西山會議，把改革的方向，定為“臺灣模式”；由“網(wǎng)絡了國務院退下來的部長級的官員組成的《炎黃春秋》，提出了中國的發(fā)展道路是”民主社會主義“；2008年，旗幟更鮮明了，南方報業(yè)集團（它是黨報機構啊）在元旦社論中鼓吹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接著又跟上了實踐“普世價值”的《O八憲章》，這是一份把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改變成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宣言。令人不安的是，在此期間，xxx也發(fā)表贊同“普世價值”的言論。

另方面，人民也在奮力抗爭。“群體事件”一個接一個越鬧越兇：甕安事件、孟連事件、鄧玉嬌事件、石首事件、通鋼事件、烏魯木齊事件……。以致國慶60周年大典，變成了反恐防暴的大演練，12萬人游行，100萬人保安。北京大典，全國戒備。我有一位朋友，住武漢市區(qū)，因為“老上訪”，國慶期間，被強制送到離市區(qū)幾十公里的湖泊中一座孤島上。還對他說：“為了國慶安全，我們可以采取一些違規(guī)的手段”。

已經(jīng)面目全非，以致在六十年后的“新形勢下”，又召開了一次中央全會，來討論“黨的建設中的一些緊迫問題”。這些“緊迫問題”是：

一些黨員干部對馬克思主義信仰不堅定；

一些黨員干部政治意識、紀律觀念淡漠；

一些地方和干部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等問題屢禁不止；

一些基層黨組織戰(zhàn)斗堡壘作用不強，部分黨員黨的意識淡化、先鋒模范作用不明顯；

有些領導干部宗旨意識淡薄、奢靡享樂、個人主義突出；

一些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中發(fā)生的腐敗現(xiàn)象影響惡劣，一些領域腐敗現(xiàn)象易發(fā)多發(fā)。

（作者注：引文有刪節(jié)）

用我們這些經(jīng)歷了革命斗爭的老黨員的眼光來看，這些問題，只不過是一些表面現(xiàn)象，沒有說到問題的本質。比如“一些黨員干部對馬克思主義信仰不堅定”，“宗旨意識淡漠”。這些現(xiàn)象是怎樣產生的？如果我們在實際工作中根本上沒有搞馬克思主義，根本沒有搞社會主義，又哪來的信仰和宗旨意識？吉林省的國資委主任指責工人的“國有意識”，他會信仰馬克思嗎？全國的各級地方黨和政府都傾全力“招商引資”，把它作為政績來進行獎懲考核，他還會去牢記社會主義的宗旨嗎？當權力可以轉換成資本時，“跑官要官、買官要官”，不就是市場經(jīng)濟的必然規(guī)律了么？說“基層黨組織渙散”“戰(zhàn)斗堡壘的作用不強”，你要他們向誰戰(zhàn)斗？“黑磚窯”是基層黨組織領導辦的，當失去孩子的父母去找尋時，卻遭到基層官員們的拒絕和驅趕，這些基層黨組織，卻成了黑磚窯主來對付群眾的“戰(zhàn)斗堡壘”；如果各級地方政府靠的是“土地財政”。他們必然和開發(fā)商勾結起來，運用黑社會的手段對付群眾，他們的“法治意識、紀律觀念”，怎么會不淡漠？

鄧小平有一句話說對了：將來如果出問題，就出在黨內。但他沒有預見到出什么問題，更沒有料到竟是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導致了中國社會的最大兩極分化。毛主席卻早就預料到了：“北京去趕考”，“我們決不做李自成”，“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北京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

從七屆二中全會到十七屆四中全會，顯示了這六十年我們黨走過兩條不同的道路，顯示了我們黨的興和衰。毛主席說：路線的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近年來，特別是發(fā)生了資本主義的經(jīng)濟危機以來，全世界的政治家（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家）都在思考未來世界的命運。馬克思主義又紅起來了。在中國，毛澤東思想又紅起來了。“唱紅歌”“講紅色經(jīng)典故事”“演革命戲”漸成風尚。老革命的后代薄熙來同志在重慶掀起了“贊紅打黑”的風暴，令全國人民為之振奮。同時，我們也可看到，遭到的抵抗是何等頑強，這將是一場革命，只有人民戰(zhàn)爭，才能取得勝利。

看看國慶60周年的標語方陣吧，“四代”領導人的形象，“四代”領導人的聲音在天安門上空回響。人們最歡呼的是哪一代，還是最后匆忙組成的“毛澤東思想”標語方陣，當《東方紅》的樂曲響起來的時候，人們都站起來，揮著鮮花、旗幟，佩著勛章的老兵們，含著滿眼眶的淚水，跟著唱“東方紅、太陽升”。《毛澤東思想萬歲》的口號，三十年來，才展現(xiàn)在天安門廣場。“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讓人們回想到《開國大典》時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人們?yōu)樗湴粒瑸樗麣g呼。我相信有許多的人也像我這樣坐在電視機前，淌著熱淚，高歌《東方紅》。

觀禮臺上的觀眾，是經(jīng)過特別邀請的，如果能讓大慶人、大寨人、華西人、南街人、通鋼人的代表，讓下崗工人的代表，讓農民工的代表們走上觀禮臺，我想他們一定會跳起來高呼“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戰(zhàn)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擴音器里也會回放著毛主席的高呼：“人民萬歲！”

這位歷史巨人逝世三十三年后，仍然活在人民心中，仍然是人民心中的紅太陽。

他在從農村走向北京城，建立新中國時講的一句話，讓我們所有的共產黨人永遠牢記，永遠警惕著：

“我們決不做李自成！”

寫于國慶60周年之夜

十月五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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