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曉光：中國模式3.0
我們之所以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把中國模式未來的道路升級為3.0版，是基于以下幾個原因：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在內，都在深刻總結反思過去的發展模式問題；在完成中國工業化與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經濟總規模，將在1~2年內超過日本，并很有可能在10~20年內超過美國。雖然屆時中國的經濟質量與綜合國力依然同美國存在差距，但這還是將構成世界經濟史100多年來的頭等大事。
這意味著，中國模式3.0時代將會面臨全新的機遇與挑戰，既不完全與工業化基礎30年的中國模式1.0時代相同，也不完全與改革開放30年的中國模式2.0時代相同，這是一個對中華民族信仰、智慧、力量與意志全面考驗的時代。
不得不提的“英美道路”
未來堅持中國模式3.0還是回避不了“英美道路”問題。
“英美道路”是人類社會工業化與現代化進程中的有突出優勢的成功道路，但這條道路不能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世界標準。
日耳曼系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同之前英倫三島的拉丁化的凱爾特人，以及之后征服英倫三島的半拉丁化的日耳曼系諾曼人，在戰爭中走向融合，構成了現代英語民族的基礎，同過分散漫無序的純粹拉丁民族以及過分僵硬刻板的純粹日耳曼民族（特別是德意志民族）相比，英語民族比較成功地將秩序組織的嚴密性與隨機應變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并充分利用了自身的地緣安全優勢，通過殖民與征服，將這套英語民族模式從英倫三島成功地推向了北美大陸和大洋洲。
英語民族（英國和美國）不僅是幾次工業技術革命的領頭羊，而且在特別需要嚴密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外交、金融、宣傳與情報領域，始終表現出了遠高于其他國家（包括其他西方國家）的“競技水平”，這也是工業革命以來只有英語民族（英國和美國）建立了世界霸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誠然，本輪金融危機極大地動搖了“英美道路”、“美國模式”在全球范圍的信用，但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英語民族在歷史上曾多次戰勝過重大危機，而挑戰他們的法國（拿破侖時代）、德國（兩次世界大戰）、蘇聯、日本卻都先后遭到失敗，這個歷史事實對全球各民族的深層心理影響是難以低估的。統治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猶太資本“神圣同盟”，并沒有放棄他們建立“新羅馬帝國”世界新秩序的神權天命，他們依然在世界范圍內擁有最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與意識形態資源，他們處理金融危機與美國霸權危機的手段依然是冷靜的現實主義的，既沒有像解體前蘇聯領導集團那樣陷入信心崩潰與驚慌失措，也沒有落入德國希特勒集團與日本軍國主義集團當年的瘋狂與歇斯底里。
在世界范圍內，包括在中國，對“英美道路”宗教般虔誠的新蒙昧主義信徒依然眾多（考慮到英語民族200多年的世界霸權地位，這個現象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國，即使很多肯定新中國取得“輝煌60年”成就的人內心深處也或多或少地認為，中國模式的未來也許并不是中國模式3.0，而是與“英美道路”接軌，“融入國際現代主流文明社會”，這樣的中國現代化進程才稱得上“修成正果”，金融危機僅僅使得這類聲音的分貝暫時下降而已。
必須正確認識“英美道路”
堅持完全不同于“英美道路”的未來中國模式3.0道路，不需要去否認“英美道路”和“美國模式”，但卻需要去證明，“英美道路”與“美國模式”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類現代化道路。
英國的殖民地印度1947年獨立后基本搬來了英國的政治制度，比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綜合發展水平還高，但60年后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在綜合國力的各個主要方面卻都大大落后于中國；美國的殖民地菲律賓完全照搬了美國的政治制度，但獨立后經過60多年，卻在發展水平上被許多東亞和東南亞近鄰遠遠超越。
這次金融危機重創了美國新自由主義的世界信用，但我們需要看到，美國實行新自由主義二十多年還是獲得了巨大的利益，而照搬所謂新自由主義的其他國家，從俄羅斯、日本到拉美都出現了嚴重的“水土不服”，原因很簡單：這些國家的貨幣沒有美元那樣的全球霸權地位，無力靠印刷紙幣獲取其他國家的財富，更無力向其他國家轉嫁危機。
這場金融危機最富于戲劇性的效果是，美國經濟的表現好于除中國外幾乎世界所有主要經濟體，換句話說，不考慮中國因素，美國新自由主義在本土引爆的這場全球金融危機，竟然相對提升了美國在世界的地位，如此獨特的“霸權紅利”對其他任何國家都是難以想象和模仿的。
印度、菲律賓、俄羅斯、日本和拉美的教訓告訴我們，對英美合適的政治經濟制度，對其他國家來說可能就不完全合適，甚至完全不適合。對中國“自由派”們信奉的“最高真理”——“因為美國比中國發達，所以美國的制度優于中國的制度，所以中國要實行美國的制度”，除了可以用上述國家的例子加以論證，也可以用一個更簡單直接的邏輯加以回答：中國模式60年，中國同美國綜合國力的差距大大縮小并還在縮小中，我們不去證明美國實行中國的制度會更好，但這個事實無論如何推導不出，在中國中國模式不如美國模式，至于中國依然存在同美國的發展差距，原因很簡單，60年前舊中國留下的底子太差。
其實，“英美道路”，特別是“美國模式”內部還存在著重大的難以克服的結構性缺陷，一是控制美聯儲和華爾街的“資本神圣同盟”，終于還是徹底凌駕于美國政治、實體經濟和社會公眾之上，“資本專政”已經強烈腐蝕了曾經很有活力的美國新教大眾資本主義傳統；二是美國社會族群結構中的拉丁裔墨西哥裔因素在持續上升，而盎格魯—撒克遜社會特性在持續削弱，這給美國現行的選舉政治制度帶來了越來越大的未來不確定性。
“中國模式”成功的根本保障
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的價值觀與“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中國革命勝利，“輝煌60年”中國模式道路的最根本保障，也是未來中國模式3.0時代成功的最根本保障。
目前存在的某種過分拔高李鴻章、蔣介石，甚至哀嘆中國沒能走上晚清半殖民地所謂“憲政”道路的聲音，是缺乏嚴肅的歷史與學術邏輯的：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要想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首先就必須打碎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半殖民地枷鎖，而完成這一艱巨的歷史任務，只能靠對全民族力量進行組織動員的“群眾路線”。靠少數人的所謂“精英統治”是沒有出路的。
因為，近現代落伍的中國，精英階層在精神與經濟力量方面同開始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的列強相比，處于絕對劣勢地位，即使中國精英中有許多抱有救世濟民理想的仁人志士，脫離群眾無法有效動員組織全民族力量的政治路線，也只能使他們“仰天長嘆”空悲切。劉伯承在青年時曾經參加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和護法運動，失敗之后有老鄉問他“總是看到你們當兵的打來打去，但都不知道你們打的仗和我們老百姓有什么關系？老百姓也不知道該幫哪邊。”“既然你們是革命，幾個省一起干，為什么沒有個統一的領導。”這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精英革命”嚴重脫離群眾和先天的渙散性。也正是在舊革命的不斷挫折中，劉伯承、朱德、賀龍等舊軍閥軍官甚至包括孫中山都逐漸走向了新的革命道路。
而且，舊式“精英”中的大多數人，在帝國主義列強的重壓之下，為保住自己相對于廣大群眾高高在上地位的本能，也必然導致半殖民地舊中國晚清與民國的所謂“精英統治”，走向“對內鎮壓、對外投降”的反動道路與破產命運。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之所以取得勝利，靠的是一條完全不同于晚清與民國政權的政治路線：共產主義信仰，社會主義道路，愛國主義精神，“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與廣泛動員人民力量的“群眾路線”，這就是為什么抗戰中，八路軍新四軍能夠在國民政府正面戰場潰敗的同時，開辟大面積敵后根據地；解放戰爭中，人民解放軍能夠迅速打垮數量和裝備占優勢的國民黨軍隊的根本原因，“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廣大翻身農民用小推車推出來的。”
把解放戰爭稱為“毫無意義的國共內戰”的人，或許至今還不明白中國革命勝利的根本原因，他們的思想水平，甚至還落后于200多年前的普魯士軍事思想家克勞塞維茨。在思索“為什么干涉法國大革命、受過嚴格操典隊列訓練的普奧俄軍隊，面對法國民眾組成的散兵線‘自由射手’會屢戰屢敗”這個問題后，克勞塞維茨在自己的名著《戰爭論》中給出了答案：“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
兩個30年不能相互否定
“輝煌60年”意味著，“兩個30年不能相互否定”，因為新中國60年建設作為一個整體，始終堅持了中國革命的思想靈魂：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價值觀與“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前30年工業化基礎階段（中國模式1.0），雖然有不可避免的種種曲折，但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底子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基礎體系，在農業、國防、衛生、教育、科技領域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并先后同蘇聯東歐、第三世界與西方國家建立了經濟合作關系；后30年改革開放階段（中國模式2.0），依托前30年打下的基礎，抓住國際產業轉移新浪潮及全球化進程，中國極大提升了經濟實力、人民生活水平與綜合國力。兩個30年的傳承和接力，鑄就了一個“輝煌60年”，使得新中國在極端落后的基礎上發展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大國之一。
未來中國模式3.0，毫無疑問是對中國革命和“輝煌60年”的繼承和發展，中國模式3.0的使命，是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改革開放前提下，全面完成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
堅持中國模式基本制度與改革開放，與借鑒學習他國的長處并不矛盾。中國模式1.0時代，我們更多地借鑒了蘇聯東歐的經驗；中國模式2.0時代，我們更多地借鑒了美國西方的經驗，但中國60年來始終堅持了獨立自主的中國模式道路，既避免了蘇聯模式過于集中僵化喪失活力的弊端，也避免了美國模式“資本專政”脫離任何控制的弊端。這次應對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模式政治—金融—實體經濟相對合理的架構，經受了考驗，為未來中國模式3.0創造了信心基礎與制度基礎。
金融、產業與社會保障
中國模式3.0時代最迫切的經濟社會任務，是通過自主創新，包括思想、制度和技術創新，在保證貨幣主權、金融穩定與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使中國的產業與社保通過升級，實質性地邁上一個新的臺階，這是中國全面完成工業化與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這場金融危機充分證明，馬克思和列寧100多年前關于資本主義社會“資本”本質的論述，依然是有著強大生命力的客觀真理：統治美國的“資本神圣同盟”，最終還是建立了脫離美國政治制度、實體經濟與廣大民眾制約的金融寡頭“巨無霸”。在美國本土恢復工業資本主義傳統，不僅受制于美國也深度依賴的全球化產業分工進程，甚至已經不符合“資本神圣同盟”對資本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了，“資本神圣同盟”實現自己新蒙昧主義神權天命的道路，依然是不惜代價追求對全球實施金融統治甚至“資本專政”。
中國政府對貨幣主權、金融穩定與金融安全的堅持，是中國這次比較成功應對金融危機沖擊的主要原因。未來中國模式3.0時代，中國同美國與世界的貨幣、金融合作將會日益緊密深入，同時，也要對盎格魯—撒克遜——猶太“資本神圣同盟”對中國與世界日益升級的金融支配企圖保持高度警惕。喪失了貨幣主權、金融穩定與金融安全，中國的工業化與現代化就將成為一句空話。
產業升級，既包括重大的科學技術突破，也包括具體工序與工藝的改進。堅持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傳統，組織力量進行重大科技領域攻關，借鑒美國通過資本市場對高科技企業的持續支持經驗，同時，不放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群眾路線優良傳統，借鑒日本、德國的工藝與質量管理及職業培訓制度，使中國產業積累技術工藝傳統走上可持續的技術進步與工藝進步道路。
新能源領域的產業升級，對中國模式的未來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能夠在該領域達到與發達國家并駕齊驅的地位，對提升中國的產業與生態質量，對打破部分發達國家利益集團試圖以“碳關稅”、“碳貨幣”，控制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的企圖，作用都是決定性的。
逐步建立惠及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既是落實“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又是構建和諧社會、解放廣大群眾購買力的有力舉措，這對中國模式未來的內外需市場平衡發展，對中國模式的長期可持續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
“和諧世界”與青年一代的使命
中國需要清醒認識到，中國模式1.0和2.0及未來中國模式3.0的成功，將在精神與物質兩個方面對世界格局產生巨大的重塑力量，主導國際秩序的美國，世界其他主要力量中心及周邊國家，對此的反應將會是十分復雜、甚至出乎我們意料的。
中國需要做好心理準備，中國模式3.0時代，隨著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中國將可能很快迎來一個國際合作與國際爭端都大幅升級（甚至質變和劇變）的“陌生”時代。
這樣一個復雜多變的新時代，是對我們整個民族信仰、智慧、力量與意志的全面考驗。冷靜的現實主義是中國應對國際格局變化的正確之道，畢竟，世界各大力量中心都存在著顯而易見的戰略優勢與戰略弱點：美國的霸權地位，決定了其必須將幾乎所有其他世界主要力量中心視為潛在對手，同自己最緊密的經濟伙伴中國走向全面對抗，對美國而言也意味著巨大的戰略風險；主動將同中國的關系改變為對抗關系，則是任何其他大國在政治和經濟上都難以承受的。
堅持和平發展、永不稱霸的未來中國模式，有信心與能力實現自己的世界使命：終結“大國政治的悲劇”——大國圍繞“霸權”爭奪而無法回避的迎頭相撞歷史宿命，推動人類社會走向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2008年集體登上時代歷史舞臺的中國青年一代，既擁護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價值觀，又展現了令人信服的理性思維、國際視野、知識水平與實踐能力，這是值得整個中國社會欣慰和驕傲的重大事件，這個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尤其需要整個中國社會的珍惜：“為人民服務”宗旨，落實在青年一代身上，就是關心他們的工作生活，并給他們提供更加廣闊的施展舞臺。我們國家的青年一代，必將在中國模式3.0時代，從捍衛中國模式與和諧世界的青年近衛軍，成長為勇挑大梁的主力軍。
【作者：彭曉光 來源： 環球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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