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變：公共衛生直擊

癌變：公共衛生直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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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9月04日 17:36 《財經文摘》
 

《財經文摘》第九期封面

　　隨著近幾年公共衛生事件接連出現，整個公共衛生系統都顯出失靈跡象。《財經文摘》本期對一些基層衛生機構和現象進行報道和解讀，直擊公共衛生體系存在多方面缺陷。公共衛生系統還能否發揮作用？讓人深思。

　　主題鏈接：

　　從一個村莊的消亡看中國基層公共衛生危機

　　防疫站亂相

　　高耀潔：國外來的錢用在病人身上的連一半都不到

　　這邊風景獨好

　　銅墻鐵壁還是不堪一擊

　　中國能否擺脫艾滋病的糾纏
 

銅墻鐵壁還是不堪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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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9月04日 17:17 《財經文摘》
 
　　越來越多的公共衛生事件降臨中國。一個月前，云南牟定有四人因狂犬病致死，官方立即掀起大范圍的屠狗行動。和非典時期一樣，因為被懷疑對人類的生命健康構成威脅，有許多狗相繼被人類拋棄和處死，一些從來沒有犬類管理規范的城市也開始對那些自由游走在街巷的狗加以警惕，呼吁人們進行提防。官方試圖通過這一行動，避免人們遭受狂犬病的傷害。

　　北京近期則發生了另一起公共衛生事件。有一些人因為進食福壽螺患上廣州管圓線蟲病，接二連三住進了醫院，還有許多攝入過同類食物的人沒有露面。出售此類食物的一家飯館說，大致有超過兩千人在他們那里點過這道菜。北京的媒體還披露說，既便發生了這種不幸的事情，有一些餐館仍在無所顧忌地向食客兜售福壽螺。

　　現在，還沒有任何信息顯示這兩起公共衛生事件會很快被平息。但在這兩起事件發生后，截然不同的應對方式隨之出現：云南想用一種簡單又行之有效的辦法盡快鏟除狂犬病毒隱患，但這種粗暴行為暴露出公共衛生系統預防、應對秩序的混亂和脆弱，更多時候，人們很難愿意相信這能提高安全系數。

　　北京的衛生部門則仍沒有走出被動接收患者的“救治者”角色，當一位醫生建議對福壽螺致病事件加以注意之后，接收病人的醫院7月上旬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了疾控中心。可是在長達一個月時間里，衛生主管部門沒有采取什么有力措施。那之前，幾乎沒有人聽說過廣州管圓線蟲病。

　　這恐怕不僅僅是預防失職的問題。隨著近幾年公共衛生事件接連出現，整個公共衛生系統都顯出失靈跡象。應對態度輕慢或過度、處置措施遲緩或草率，有一些情況則顯示他們有時會措手不及。這意味著，一種積極、從容、主動和事先防范的公共衛生機制并沒有建立。本刊本期在對一些基層衛生機構和現象進行報道和解讀的時候，就關注到了一些類似現象，公共衛生體系存在多方面缺陷。這使人擔憂：公共衛生系統還能否發揮作用？

　　公共衛生體系對于社會大系統的運轉是如此重要：一方面，它擔負著救死扶傷、消除疾病和苦難的義務；在這同時，又為整體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著最基礎的安全和穩定保證。

　　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是，中國當前的公共衛生體系似乎沒有肩負起這樣的重任。盡管政府想方設法要改善醫療環境，以便能夠及時提供適當的醫療服務來促進人們的健康，但和公共衛生應急機制一樣，還有兩個衛生環節沒有做好：使用衛生服務的代價應低到足以使人們恢復健康，并能同時實現財務(風險)保護。

　　目前過分強調自費和按服務項目收費，加上扭曲的價格政策，導致了不必要服務的提供和醫療費用的迅猛增長。這些變化，加上醫患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導致許多醫療機構藥品處方過量，醫療機構過度提供有利可圖的高技術服務，而對不賺錢的基本服務則提供不足。過度收費變得越來越普遍。私人醫療機構的情況則更加嚴重，由于對私人醫療機構的經營活動的規制十分薄弱，使患者受不良行醫和庸醫之害的風險相當大。這些現象幾乎在公共衛生領域都有存在，比如艾滋病等高危衛生領域。

　　中國一直在加大對公共衛生的實際投入，但政府對整個衛生事業的投入增長快于對(疾病)預防與控制的投入增長，并且政府對公共衛生和計劃生育項目的投入僅占政府非醫療保險衛生投入總額的10-20%，這也是實情。

　　顯然，在出現退化或停滯的時候來談論公共衛生體系的運轉如何利國利民是不切實際的。目前還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體系來監督衛生服務的質量和公平效率，也沒有一個標準告訴人們，政府是否應該將核心公共衛生功能置于更優先的位置？最近的改革和增加的投入是否充分？政府應該依靠那些在收受補貼之余還進行創收活動的醫療機構提供公共衛生服務嗎？或者，公共衛生活動是否需要進行更大一輪改革？這都是我們發現的重要問題。

　　策劃：本刊編輯部

從一個村莊的消亡看中國基層公共衛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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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9月04日 17:07 《財經文摘》
 
　　44歲的張報華正在為一項“廢物利用”工程遲遲不能啟動而焦慮——一年以前，他代表柏葉房村委會分別向省、市、縣三級農業主管機構遞交了一份報告，計劃將現在已經雜草橫生的柏葉房村舊址100多畝土地改造成大棚蔬菜種植基地。但一年時間很快過去，他沒有得到批復，計劃不得不就此擱置。

　　張報華是江西省余干縣柏葉房村民委員會的書記，他掌管的這個村莊位于中國最大淡水湖鄱陽湖畔的東部地帶。從2003年開始，這個村的900多口人分成兩批用了兩年時間逐步遷離此地——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們面臨著共同的死亡威脅，有超過70個青、壯年因為同一種疾病同時或先后死去，另外一些人則疾病纏身或終身殘疾——對于疾病的未知和恐懼使人們心甘情愿地拋棄了故土。

　　一個村莊的消亡

　　20年里，癌癥一直糾纏著這個村莊的人們。有書面記載的集體病例發生在1986年，那時候中國鄉鎮一級的衛生防治體系尚未全面建立，鄉村作為中國最基層也最偏遠的行政區劃，衛生醫療資源幾無覆蓋，不明原因的病死現象屢見不鮮。在柏葉房村，1986年以前的死亡病例基本遭到忽視。那之后，不斷有年輕的農民死去。此外，當地的報章披露說，有一部分人則先天殘疾，連四肢都沒有。

　　張報華的父親和叔父在20年前同樣死于不明原因的病癥，他的父親在48歲的時候死去，而他的叔父則是40歲。由于醫療衛生條件和診療技術過于簡陋，盡管他們都在縣城接受過檢查，在患病后的一段時間里他們卻并不知道自己所患病癥。他們采取那種吞服草藥的農村傳統治療方法，以期達到驅散病毒的目的。但實際效果并不理想。

　　他們應該都是死于癌癥，張報華對《財經文摘》說。

　　20年間癌癥死亡現象過于頻繁，使張報華毫不猶豫地做出這樣的判斷。在他父親死后，開始陸續有人因為癌癥喪命。最初，整個村莊每年會有一兩個年輕人患上這類疾病，后來一年會出現十幾例癌癥患者，年齡介于20歲到50歲之間。而在所有癌癥種類中，肝癌和直腸癌是柏葉房村人群中最普遍患上的兩種癌癥。

　　那時候感到有些可怕，張報華說。

　　后來，他們主動將情況向政府做了報告，請求幫助。1992年，江西省的衛生主管部門和腫瘤醫院派遣工作人員對柏葉房村病例進行調查。初步認定是人們的飲用水存在問題。

　　張報華說，他們的結論是，人們的飲用水中汞含量超過衛生標準的3倍，因此致癌。

　　醫學經驗稱，汞是自然界唯一以液體形態存在的金屬，任何形式的汞在一定條件下都可能轉化為劇毒的甲基汞，進入人體后將會侵害人的神經系統，臨床表現為頭痛、頭暈、肢體麻木和疼痛、肌肉震顫、運動失調等，在體內蓄積過高，能致癌。當年的專家結論大致援引了這個依據，并強調了汞中毒的致畸和致突變現象。歷時近10年的集體癌癥、殘疾病例被確診。當地的報章報道稱，生命之源的水成了奪去許多人寶貴性命的“真兇”。

　　那以后，柏葉房村的人們努力改善水源，為了避免飲用汞含量超標的地表水，他們挖開地面，在距地表兩米深處取水飲用。張報華說，當他們知道致病原因后，心情愉快，認為一切不幸都將煙消云散。政府衛生主管部門對于農民們掘地取水的行為表示贊賞和支持，撥付1.3萬元人民幣予以補助，鼓勵每戶人家都打上一口水井。

　　鄱陽湖畔地勢低洼，汞含量超標的水源很容易污染地下水，并且農民們在距地表兩米處取水，所取之水仍然是地表水，這無助于改變柏葉房村人們的患病情況。他們將水送往衛生機構進行檢查，得出的結論是汞含量仍超過正常衛生標準1倍。此后當地的報章報道說，困惑的人們試圖從不受疾病困擾的鄰村引水，但引水設備需要一筆“昂貴”資金，這使鄉村兩級的財政無力負擔，改水計劃沒有實現。

　　1998年，長江泛濫成災，咆哮的洪水沖毀了沿江的村莊和房屋，政府做出了治理江河的重大舉措，并利用國債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這同時，又先后在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四省啟動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移民建鎮工程。鄱陽湖是治理目標，居住在湖畔的人們為此開始遷往異地。余干縣一些瀕臨中國最大淡水湖的鄉鎮也被納入移民建鎮工程，苦于集體病癥困擾的柏葉房村民希望這會成為他們命運的轉機，但這一愿望并未完全實現。

　　2003年，柏葉房村死亡病例出現增加趨勢，恐懼的村民向官方遞交了請求遷移的報告，官方予以確認。當地衛生院的醫生江增勝對《財經文摘》說，之所以很快獲得來自官方的支持，是因為余干縣衛生防疫站的防疫科長是柏葉房村的人，起了上下疏通的作用，否則肯定不會引起高度重視。

　　這一年，余干縣一位主要執政官員的親自視察改變了柏葉房村的狀況，當地報章披露說，這位主要官員在鄉村干部群眾大會上表示，使柏葉房村盡快搬遷，就是在實踐“三個代表”。這位官員還說，這個村莊的人們生活一天過不好，作為官員的他們就一天睡不好覺。在那次會議上，這位官員還當場在請求遷移的報告上作出批示，接著，全縣開始行動，搬遷規劃、專項資金和移民補助很快被落實下來。

　　希望早日脫離苦海的想法促使人們相繼離去，一個存在了若干年代的村莊消亡了。

　　實際上，張報華并不太愿意相信水源是致病的唯一原因，也不認為搬遷之后會使人們免于病痛。他認為還有其他的致病原因并沒有被找到和解決，他說，一切都存在太多不確定性。他呼吁衛生防疫機構對此加以重視，進行多方面的調查。

　　在余干，掌管縣衛生防疫站的施水生同樣對于集體癌癥病例的致病原因表示不能確定。2003年以前，施水生還沒有在衛生防疫站的任上工作，當他2003年來到防疫站履新的時候，前任站長留給他一紙從前的診斷報告。施水生對《財經文摘》說，根據省里的初步認定，柏葉房村高密度癌癥病例是水源問題。

　　但同時他也無法解釋與柏葉房村相鄰村莊為什么水源就沒有問題，他說，按理說，他們吃的糧食、耕種的土地，以及生活習慣，好像都差不多。

　　施水生感到其中原因有些錯綜復雜，他說，一方面可能是水源，一方面可能是環境衛生在惡化，另外村莊里病人多，糞便污染后也很容易傳染，得了肝炎也容易引發癌變。

　　顯然，這只是一種假定，衛生防疫部門并沒有掌握實際的患病原因，而且施水生還表示，在柏葉房村成為癌癥村前后直至搬遷，他無法確認實際有多少患病者，盡管他表示，在每個鄉鎮的衛生院都會實時報告一些病例，他們也會在必要的時候下去就一些病例進行調查。

　　這個人口超過90萬的國家級貧困縣的衛生防疫站，現在有47位工作人員，作為一個公共衛生單位，管轄著超過10個鄉鎮衛生院。施水生說，哪里都會有一些業務骨干。

　　但這些業務骨干對于應對突發的傳染性或非傳染性疾病毫無有力措施可言，盡管自80年代開始，中國的鄉鎮衛生院作為公共衛生資源覆蓋的標志被陸續設立，但面對一起歷時20年的集體癌癥病例現象卻無能為力，不僅如此，包括縣、市甚至省級公共衛生醫療機構也無法深入鄉村給出有效應對，一個村莊最后只得被迫荒棄。

　　公共衛生危機

　　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賈西津看來，因為全民性質的醫療保障制度和基層社區衛生防治體系欠缺，由于某種不確定性的原因導致集體病例危機的現象，并非柏葉房村獨有。

　　中國目前并沒有一項具體數據可以顯示存在著多少類似村莊，但無疑，報章對此類現象的披露近些年并沒有中斷過。癌癥村的稱謂不時會出現在一些媒體的報道中。

　　賈西津8月21日在北京對《財經文摘》說，如果有一個最基本的醫療保障覆蓋體系，重大的群體性疾病發生概率將被降低。但她繼而表示，中國當前的醫療狀況有點“全或無”。如果地理區位好，經濟條件優越，一些地區的醫療資源會被無所顧忌地濫用，例如治療一項普通感冒也需要動用幾百塊錢的藥物。而在相反的地區，一些人則連生命健康的起碼保障都不會有，“我們完全沒有在一個高技術條件時代里完成最基本的醫療保障。”

　　醫學碩士出身的賈西津說，雖然中國經濟發展的水平不斷提升，但用于最基礎的保障資金是有所差異或不能保證的，這直接制約著全民醫保和醫療援助的實現，以致農村地區的公共衛生問題不斷累積和惡化，當被發現之后，解決起來相當棘手。

　　那些經濟不發達地區正面臨很多問題和挑戰，賈西津說。是要建立一個“全或無”式的面子醫療工程，還是就現有水平建立一個更加貼近基層、適合農村需求的、以基本防治服務為主體的特色基礎醫療體系，這是需要加以注意和考慮的問題。過去20年間，在“全或無”的醫療資源不均衡覆蓋下，當公共衛生問題越來越嚴重時，病人們不得不被迫進行高額投入的治療，這是一種極普遍的情況。

　　建國初期，基層公共衛生領域由赤腳醫生和中醫藥防治療法組成，盡管看起來技術簡劣，但對中國而言，這種模式還是有所收效的，一些疾病能被有效地提前控制住，并不是所有疾病都需要動用更高級醫療儀器。賈西津說，這符合基本醫療保障的要求。

　　她還介紹，在現有資金量達不到要求的情況下，一種社區型的醫療和防疫模式，可以使很多病癥在最初就得到緩解，從而不會讓所有問題積累到要死人的地步。她說，社區型預防模式是很適合中國農村的。

　　官方對于基層衛生狀況也顯得憂心忡忡。現在，盡管中國有3592個疾控中心(防疫站)和4萬所鄉鎮衛生院，但鄉鎮的醫療條件與衛生資源并不容樂觀，很難發揮實質性的救治效果。衛生部長高強去年接受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采訪時說，雖然中國在國家、省、市、縣四級都設立了負責重大疾病預防控制和衛生執法監督專門機構，而在鄉、村兩級沒有相應的機構，也沒有專職或兼職人員，缺乏必要的監測檢驗設施和經費保障機制，不能有效預防、監測、發現、報告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高強說，中國有七億農民，基本生活在鄉村兩級。農村基層疾病預防控制網絡的不健全狀況，難以有效控制重大疾病的流行。

　　這種防治狀況一度受到評論家的批評，他們警告說，中國城鄉防病體制早已癱瘓或崩潰。一位叫李菊石的批評家稱，現在，全國范圍內“重治輕防”的思想嚴重回潮并籠罩著整個醫療衛生界，醫療衛生資源的分配和分布畸形發展，經濟效益、金錢第一是每個單位的首要考慮，社會效益和人民利益連掛在嘴上說說都很勉強。

　　在余干縣衛生防疫站，施水生向《財經文摘》抱怨了國家財政補助的微薄以及辦公條件的簡陋，一方面認為防疫站需要國家更積極的財政扶持，另一方面，他也暗示受財力的困擾，他們并不能更好地展開工作。

　　但李菊石撰文說，社會主義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赤貧基礎之上，在科技、教育、文化、經濟都處于開創振興階段，各種資源仍較匱乏薄弱的條件下，50年代至70年代成功消滅或有效地控制了多種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但在防治技術和手段更加成熟、有效、醫療藥品更加有保障、資金更加充足之后，疫情的降低進展緩慢繼而停滯，許多原被控制的疾病正卷土重來。

　　李菊石說，現在，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現實，雖然越來越先進的進口設備充斥了越來越豪華的醫院大樓，但是也有越來越多的人無法到這里解除痛苦和提高健康水平，社會上常見病、多發病的防治并沒有取得顯著進展。

　　李說，這是中國公共衛生領域發生的戲劇性變化。

　　去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個課題組在一份評價報告中也提出，雖然在2002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已經增至5.42%，但在某些領域特別是公共衛生領域，一些衛生、健康指標甚至惡化，新的衛生、健康問題不斷出現。

　　除此之外，由于醫療衛生資源的覆蓋不均以及受防疫、診療技術的限制，鄉鎮患病者的損失顯而易見，在經濟負擔日益加劇的同時，生命質量并不能獲得良好的挽救。

　　在柏葉房村，過去年均600元的收入入不敷出，患者為了治病只能舉家負債。張報華說，他們村莊有超過70口人患病，平均一人每年花4萬元治病，總額也接近300萬，不僅最終無法治愈，家庭的生活質量也直線下降。負債的人陷入經濟窘境的同時，也使出借人家庭陷入了困境，相互聯動，整個村莊都在變窮。

　　盡管早在2002年，政府就表示要大力推進醫療救助制度，要求省、市(地)、縣級財政都要根據實際需要和財力情況安排資金，對農村貧困家庭給予醫療救助資金支持，對實施合作醫療按實際參加人數和補助定額給予資助。中央財政通過專項轉移支付對貧困地區農民貧困家庭醫療救助給予適當支持。但這項舉措并沒有完全覆蓋到位。

　　作者：章劍鋒(本刊記者)
 防疫站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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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9月04日 17:10 《財經文摘》
 
　　在國家沒有力量把防保經費全部包下來的前提下，衛生防疫部門要堅持自我發展，只有開展與防保業務有關的服務項目，通過有償服務組織創收。這種角色錯位的畸形發展，使中國基層防疫站的生態環境惡化，亂相叢生。

　　扭曲的經費機制

　　據湖南湘西某防疫站工作人員蒲醫生向《財經文摘》透露，該防疫站目前全額財政撥款只有基本工資一項，攤到人頭上平均每人700-800元，辦公費用和藥品、設備添置費用要靠工作人員自籌。

　　防疫站經營收入來源有三種。一是接種疫苗，藥品由財政撥款或依靠防疫站經營收入購買，防疫站向接種對象收取手續費。二是直接開設診所，或出租門面。三是食品安全衛生強制體檢，比如飲食店申請衛生許可證，員工疾病體檢都歸口到防疫部門，體檢費用由體檢者自付，還有就是罰款，比如檢查發現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餐飲店要進行罰款。四是日常體檢，費用由體檢者自己或所屬單位償付。對于一些突發性傳染病，比如狂犬病，一般是按照誰接種誰付費的原則，從患者那里收取費用。“去年春節期間，有4個人被狂犬咬傷，這些人的接種費用就是自己出，將病犬擊斃后1000多元的消毒費用也由他們掏。至于被咬傷的人是否與犬主商量如何分擔費用，這不是防疫部門的事。”蒲醫生舉例說。

　　由于相對于疾病預防和公共衛生來說，開門治病顯得更為有利可圖，所以在利益驅動下，愿意從事疾病預防和公共衛生工作的人很少。“能力稍強一點的自然是往醫院跑，可以坐在醫院開藥拿紅包，收入水平比我們強，也比我們輕松。” 蒲醫生的話也顯示幾分無奈。

　　在江西某縣，不久前當地衛生防疫站的負責人還在向《財經文摘》抱怨入不敷出的窘境，他認為，財政經費支持的不足使他們過著捉襟見肘的日子，并對醫院的高額收入和“賓館”一樣的樓房表示了傾慕。在很長一個時期，該防疫站一部分員工已經發不出工資，在編職員每月不超過300塊錢的補貼沒有進行調整的歷史也有10年之久。

　　創收有道

　　“現在性病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難治。一般得了這個病的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去大醫院，而是就地解決。防疫部門批準開設性病診所方便了患者，也能為衛生事業籌措到資金”。蒲醫生說。防疫部門由于人手有限和醫療風險的原因，往往不會自己拋頭露面，而是將性病診所承包給私人，自己收取風險低而穩定的承包費。據了解，性病的治療十分復雜，有條件的醫院都不敢說自己能完全根治，防疫站為創收將性病診所承包給私人，醫療效果實在令人擔憂。“一般治療性病多使用專門用途的抗生素和激素類藥，只要承包醫生按照程序走，醫療安全問題不會太突出，不過患者能不能治愈，那就因人而異了。”蒲醫生說。

　　看來，為人治病不是目的，通過承包收取費用才是初衷，否則，性病的治療完全可以放在醫院，現在卻成了防疫部門的生財之道。

　　江西某縣防疫站負責人向《財經文摘》表示，基于目前的困境，他們正在向設立性病門診的方向努力，但是一弄就需要投錢進去，買一套設備要幾十萬元，“我們以后會對此做進一步的考慮。” 他說，自己的防疫站硬件設施羞于示人，“不說我們，你到我們省里看看，大醫院的樓房蓋得像賓館一樣風光，省防疫站卻破爛得嚇人，建起來五年后才有錢裝修。”

　　事實上，鼓勵創收的政策給原本人手有限的防疫部門帶來巨大的額外負擔，造成職能的缺位和錯位。在這種體制下，防疫部門只能將精力投入旁門左道的各種創收上，正常公共職能的履行嚴重弱化。

　　設備老化，機制遲鈍

　　“我們的醫療設施十分落后，像癌癥這種疾病，一般發現就是晚期，只有一兩年活頭，要說預防，根本不可能。”在談到設備購置問題上，蒲醫生的語態有些尷尬。事實上，通過創收取得的資金，在缺乏監督和壓力的條件下，防疫部門自己也不可能花費巨資購買新設備，這筆錢更多用在了職工福利上。

　　在預防費用償付上，“小范圍疫情的控制由防疫站自籌資金解決，如果范圍較大，需要向上級請示專項撥款，這筆錢由財政出。”從蒲醫生的話可以看出一個險情，依靠防疫部門自籌資金解決所謂小范圍疫情實際上增加了疫情擴散的幾率。這筆本該由財政支付的公共資金要求防疫部門自籌，不僅是政府職能的錯位，更重要的是，目前防疫部門作為一個半公半商的機構，創收的積極性很高，防病的積極性卻很低，甚至被當作一項沉重的負擔，防疫部門與其自己掏腰包，不如把疫情說大一些，由財政出錢，而地方政府也不是省油的燈，總有一個核實甚至推脫的過程。這樣一來一去，疫情的發展和擴散就難以避免。

　　作為防疫部門，對流行性預防負有職責，當《財經文摘》問及疫情擴散是否要公布疫情、追究責任時，蒲醫生說，“哪個地方政府愿意說當地發生了流行病，這不是影響政府形象嗎？況且流行病的確認十分復雜，弄錯的話會引起社會混亂。當然，也會偷偷地治療。要真的追究責任人，這不等于承認疫情存在？所以一般是不會有真的疫情被公布出去的。你看有哪個地方主動說自己的地盤上有傳染病流行的？”沒有病，當然也不會追究責任。從蒲醫生的話里可以看出，現在最缺失的環節是責任追究和監督機制。

　　流行病有地域特征，防疫站只是衛生業務部門，一般疾病的預防只能按照操作流程來做，防疫范圍也限制在幾種常見疾病上，比如肝炎、流腦、霍亂等，費用掣肘嚴重。“我們人手有限，如果發生大范圍流行病，就必須上報取得上級部門和政府的支持，通過政府動員撲滅疫情。” 蒲醫生說。但目前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制造政績的經濟發展數據上，對于只花錢的衛生防疫興趣不大。“所謂重大疫情，比如禽流感，上面發文件了，就抓得緊些，沒有文件的，除非不可控制，否則很難受到重視。” 蒲醫生說。

　　在新疫情不斷顯現的今天，這種傳導機制實在讓人擔憂。

　　免費標準應以防為主

　　“兒童接種疫苗比較好辦，可以通過學校組織，費用根據病種不同，可能來源于財政，也可能由家長和學校自己出。來源于財政這部分是政府強制要求預防的疾病，有固定撥款。成人以單位和個人預防結合，一般只要單位愿意出錢給職工，我們就積極配合，個人自愿來的，我們也歡迎，但藥費和注冊費要自己負擔。”蒲醫生說。據了解，根據《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疫苗分為兩類：第一類疫苗是指政府免費向公民提供、公民應當依照政府規定受種的疫苗，包括乙肝疫苗、卡介苗、麻疹疫苗、脊髓灰質炎疫苗等；第二類疫苗是指公民自費并且自愿受種的其他疫苗。但免費項目是否包括注射費的問題直到去年6月才解決。

　　浙江舟山徐女士對《財經文摘》說，在為6歲的女兒一次性交45元注射費用后，現在已經為她注射了卡介苗、麻苗、乙腦疫苗、百白破三聯、瘠灰疫苗糖丸、乙肝疫苗，但甲肝疫苗不免費，是自己打的，藥費和注射費一共90元。

　　這不能不令人回想起1988年春天的上海甲肝大流行以及引發的城市危機。當年4月，上海感染甲肝的人數達到了高峰。那個月的其中16天，日報告發病數超過了1萬例。上海市傳染病醫院主任醫師巫善明回憶說，在持續了半年多的甲肝風波中，全城直接查出有31萬人感染，按照醫學上的規律，沒有進入臨床，但身上攜帶了甲肝病毒的患者是其4倍，這意味著當時上海有150萬人攜帶了甲肝病毒。而1988年的時候，上海的人口不過1200萬。當年因為甲肝而造成的直接和間接的經濟損失超過百億元！

　　甲肝是傳染性很強的流行病，兒童抵抗能力低，是易感人群，而甲肝疫苗卻未被列入免費范圍，與這種病治愈率高的關系很大，但也不能成為自費的借口，對于烈性流行病來說，畢竟應該以預防為主。除了甲肝，相信還有其他烈性傳染病應該列入免費范圍，比如傷寒、霍亂，這就要求對免費項目和標準進行重新界定和評估。

　　防疫鴻溝和落差

　　衛生防疫原本是面向全民的，但全民防疫至少在目前并沒有在地方完全推行。拿《財經文摘》采訪的地方來說，一些常見疾病的預防費用不可能由防疫站出，它本身就是依靠經營彌補日常開支的機構，地方也以財力不足推卸責任，這就必然出現城鄉落差和防疫盲區。

　　據國家衛生部發布的《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通知，從2005年6月1日起，所有計劃免疫疫苗，包括注射費用，在預防接種時將不會再收一分錢。當記者向徐女士提到這一文件時，她說，女兒是2005年6月1日前注射的疫苗，所交的注射費只能自認倒霉。而她在帶女兒去注射疫苗時，根本不知道哪些應該免費，當醫生將疫苗卡交到她手上時，她才清楚有這么回事。在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如果防疫部門不向服務對象作任何宣傳，那么利用免費項目收費自然也會成為其生財之道。這種情況在農村地區仍有很大的存在空間。因此，在基層防疫部門投入不足和監督缺失的現狀下，政府法規能否在地方得以全面貫徹，還不能盲目樂觀。

　　2002年起，國務院批準將乙肝疫苗納入兒童計劃免疫，但廣大農村地區仍然存在薄弱環節。湘西某縣防疫站另一名工作人員向《財經文摘》表示，新生兒乙肝和麻疹等疫苗采取接生醫院就地接種的方式，目前所有在醫院接生的嬰兒都能享受到免費注射服務，接種率超過90%，如果按城鄉劃分，城鎮高于農村。記者無意對接種率數據進行否定，但從這位工作人員的話里還是可以發現一個線索，防疫部門的接種服務轉移到醫院后，在家或私人診所出生的嬰兒，很難得到有效的追蹤服務。在中國農村，有三成嬰兒在家出生，這就形成一個巨大的防疫盲區和城鄉落差。

　　對成年人來說，由于過去預防機制不健全，地方和單位條件差異很大，很多人都沒有接種疫苗，比如乙肝補種疫苗的就多是自發行為，也就是在自我保護意識下的自費免疫行為。事實上，由于地方企業凋敝，能夠為職工考慮衛生預防的企業已寥寥無幾，即便是待遇相對穩定的行政事業單位，例行檢查也不可能包括成人免費疫苗項目。對于補種疫苗的成人來說，如果沒有政府或單位的統一組織或下發文件，防疫站也不會提供免費服務。比如，在政府統一組織下，對一些特定單位的人群提供免費或部分免費服務。蒲醫生表示，目前預防積極性稍高一些的單位，主要還是有公費醫療的企事業單位和學校。

　　《財經文摘》記者撥通了湖南芷江防疫站電話后，工作人員將電話轉給了急救中心門診，醫生向記者推薦了兩種乙肝疫苗，價格有11元的，也有24元的，并建議用價格貴的，說效果更好。當記者問及是否免費時，急救中心表示，包括藥品和注冊費用都需自己負擔。

　　作者：羅岳(本刊記者)

　　中國掀起打狗潮

　　3人死于狂犬病后，在政府要求下，中國組織擊斃了50000多條狗，這在中國官方媒體被廣泛宣揚，但卻遭到動物保護組織強烈批評。健康專家指出，這種粗暴的政策顯示出中國衛生安全現狀的虛弱。在中國，只有近3%的家犬接種了狂犬疫苗，每年有2000多人死于狂犬病。中國官方媒體報道，經過5天的殘殺，中國云南牟定縣幾乎把狗殺絕，只有軍警系統的狗得以幸免。家犬被屠殺人員從主人那里帶到固定地點進行宰殺，《上海日報》報道說。由警察領導牽頭組成的打狗隊在夜間進入村莊，用噪音誘狗狂吠，然后殺掉，報道這樣描述打狗過程。在打狗隊到來之前，已有63%的犬主自己將狗宰殺。打狗行動在互聯網上被廣泛討論，法律學者和動物保護人員都指責這一行動過于殘忍和冷血。世界衛生組織表示，中國應更多地關注狂犬病預防。中國官方媒體《法制日報》指責，打狗行動成為“政府在處理傳染病方面采取的十分粗暴、冷血和近乎瘋狂的舉動。”“這項行動說明，政府官員在保護人們免于受到狂犬病侵害方面的首要步驟上已經失職。”由中國政法委主辦的《法制日報》編輯這樣評論。新華社在一篇文章中說，如果地方政府對這類問題有足夠重視，打狗其實沒有必要，但社論也表示，“這種措施現在成了防止情況變糟的唯一辦法，如果發現得早，他們就應該給狗注射疫苗，從而防止擴散。”云南牟定縣官員辯護說，當地20萬居民中有360人受到狂犬傷害，其中4人死亡，包括一名4歲大的女孩。“為使疾病遠離人群，我們作出了打狗的決定。”新華社源引牟定縣政府發言人李海波(音)的話說。2004年，中國有2651人死于狂犬病的病例報告。在中國，特別是農村地區，狂犬病的治療和預防措施十分有限，世界衛生組織的動物傳染病專家弗侖斯特·達珊博士說。

　　出處：美聯社 2006年8月1日 編譯：楊政文
  
高耀潔：國外來的錢用在病人身上的連一半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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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9月04日 17:16 《財經文摘》
 
　　有時候，國外來的錢，用在病人身上的連一半都不到，現在都在缺德

　　79歲的高耀潔醫生下榻在北京師范大學一個簡陋的小型賓館里，帶著一位艾滋病人在一間窄小的房間里和《財經文摘》見面。此前的十年間，高耀潔醫生在中國基層與艾滋病患者進行了全面接觸，和他們吃在一起過，住在一起過，生活在一起過，向他們提供著物質與道義方面的援助，并不斷地無償接收一些無家可歸的艾滋孤兒，幫助他們擺脫苦難的陰影。
　　80年代末期，血漿經濟在中國一些城鎮和農村興起，導致農民賣血狂潮出現，引發了一系列嚴峻的社會問題，比如艾滋病。1996年，婦產科大夫高耀潔在河南接診了第一例艾滋病人，發現了血液問題。此后，她獨自一人著手對艾滋病問題進行考察，并不斷揭示存在于中國底層的艾滋病災難的真實情況。

　　因為揭示這些問題，高耀潔醫生的小女兒不得不流落加拿大。“她非常恨我”，高醫生說，“她來電話時從不叫一聲媽”。高醫生的女兒在她揭示艾滋病和公立醫院接納非法行醫后，失去了在衛生系統的工作。

　　過去10年，高耀潔醫生見到了1000多位病人，有時候一天走7個村莊，見100多位病人。1999年，高耀潔醫生聯系到12名艾滋病患者，春節時給其中8人分別匯去100元，半個月后，有400元被退回，退款單上寫著“收款人已死”。2000年春天，在河南文樓，艾滋病人排著100多人的隊伍從高醫生手上免費領藥，一位病人獲得了100多片健胃藥、退燒藥，并問，“大夫，你是毛主席派來的吧？”

　　在中國，有一些農民的感情和道德判斷仍然只停留在毛澤東主席年代，這成為他們取舍事物的一大標準。在毛主席逝世20多年后，艾滋病人們仍然保留了這種傳統愿望，某種層面上這意味著他們需要一位能幫助他們擺脫病痛和苦難的人，他們認為這個人就是毛主席。

　　還有不到一年時間，婦科大夫高耀潔將逾80歲，不間斷地投身于艾滋病拯救工作對她的健康構成了一些威脅。今年春天，一度支持她的丈夫已經因為癌癥在河南逝世，這令她感到悲痛。

　　8月23日，她應邀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一個社會問題會議，顯然，艾滋病問題無可避免會被進行討論。高醫生帶著一位她認為隨時可能死去但又不似那種傳統的不善講述只知哭泣的病人來到北京，試圖讓病人臨場帶給人們一些實際影響。那一天，高耀潔醫生還隨身攜帶著一些藥物膠囊，以此對付可能隨時出現的血壓升高。

　　在交談中，這位醫生掉了三次眼淚，她那干澀的眼眶里泛出一些濕潤，眼睛紅紅的，話音凄涼。高醫生說，她正在為自己料理后事，從去年開始，她陸續將自己的出版物整理出來，分別送往各地的圖書館，她已經寫好了遺書。這是一位天倫之年的老人的憂傷和哭泣，迷茫和懷疑使她落淚。十多年以來，她恐怕從來沒有找到過一條順暢的路。

　　以下是高耀潔醫生與《財經文摘》的交談：

　　《財經文摘》：您為什么會關注并參與艾滋病救助工作？

　　高耀潔醫生：我是不小心陷進去的，看見死的人太多，就再也拔不出來了。

　　《財經文摘》：您認為您與艾滋病人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高耀潔醫生：一個醫生和病人的關系。

　　《財經文摘》：您能給他們什么？

　　高耀潔醫生：我在盡一個人的責任，雖然這并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就我個人的力量而言，也可能只是杯水車薪。中國很大，艾滋病是全局性的問題，我做的工作是寥寥的。可是我來到這個人世，作為一個人，我就要做一些有利于人的事情。上對得起先人，下對得起子孫。

　　《財經文摘》：有利于人，利在哪里？

　　高耀潔醫生：那些沒爹沒媽的艾滋孤兒，我把他們弄出來，讓他們接受教育，有一個歸宿，會慢慢好起來的。可是，我也沒法保證他們不受大環境的影響。

　　《財經文摘》：什么影響？

　　高耀潔醫生：缺德！

　　《財經文摘》：缺德？

　　高耀潔醫生：因為有好處，可以名利雙收。艾滋病防治領域的貪污問題是普遍的，但我沒有能力去改變。有時候，國外來的錢，用在病人身上的連一半都不到，現在都在缺德。

　　這不光是衛生系統存在的問題，也是普遍的社會問題。我退休后沒回醫院坐診，就是不忍心欺騙病人。看著他們騙病人，我難過。現在的一些艾滋病慈善組織也是個名利組織。如果不同流合污，那是站不住腳的。

　　《財經文摘》：艾滋病防治工作面臨的問題很嚴峻嗎？

　　高耀潔醫生：很簡單，一是道德淪喪，現在的血液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第二就是一切向錢看，不管病人死活，只要錢。現在如果不用狠手段來解決這兩個問題，將來會發展到何種地步，我不敢設想。

　　《財經文摘》：記得您對我說過，這是一場國難？

　　高耀潔醫生：在1996年以前，我是相信外界傳說的艾滋病只是行為不端、吸毒造成的。1996年以后我第一次對這種說法產生了懷疑，抱著這個態度，我進一步接觸了許多病人。

　　窮賣血、病輸血。如果當初制止血傳播，現在不會這樣的，這都十幾年了。我承認，性行為或吸毒都能導致艾滋病感染，但我同時也認為，血液是最主要的傳播途徑，概率非常大。現在賣血現象還是不能制止，死的人越來越多，如此下去，國將無可征之稅，亦且無可用之青年。

　　《財經文摘》：您在最底層都看到了什么？

　　高耀潔醫生：現在主要是信息不透明，宣傳不到位，妨礙了知情權，有些人連艾滋病都不知道，怎么防治？還有就是官員說瞎話，現在地方上一直在捂，捂得太嚴了，從前是公開的，現在則是變相的捂，猶抱琵琶半遮面。他們要想做好，一定要說真話，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能掩耳盜鈴。

　　《財經文摘》：當您不斷把實際情況報告給公眾時，有沒有壓力和阻力？

　　高耀潔醫生：我現在天天準備著死亡，怎么樣死我不知道。我準備自殺。我真不想活了，主要是不能說真話。我希望官員們能回頭去做點實際工作，我是永遠不相信他們的。

　　《財經文摘》：您為什么這樣痛苦？

　　高耀潔醫生：現在我是欲罷不能，病人為什么都來找我不去找政府？因為你沒有為他們辦好事。做工作是要看成績的，要是不斷有人死去，要我們醫生干什么？我對不起那些病人。

　　作者：章劍鋒(本刊記者)

這邊風景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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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9月04日 17:18 《財經文摘》
 
　　與整個社會公共衛生防疫體系漏洞百出的情形不同，有一家與國有壟斷化工企業聯系緊密的防疫站卻運作得如沐春風

　　這是位于洞庭湖邊一個具有40年歷史的傳統化工企業，這個中等城市的經濟效益長年來都是名列前矛。企業的廠房、化工車間等都位于離市區較遠的一個郊區，屬于相對獨立的社區。懷著在這樣一個職業病潛在威脅巨大、疾病防疫的城鄉邊緣地帶應該容易找到證明 衛生防疫體系缺失證據的初衷，走訪了在這個大型國有壟斷化工企業醫院防疫科工作多年的夏女士。

　　這里是一個以工廠和職工為主體的大社區、小社會，企業包括職工家屬在內的幾萬人的基本衛生防疫和醫護工作就完全由企業的醫院擔負。在計劃經濟的時候，廠醫院是工廠的一個行政部門，承擔醫護職能。醫院職工工資不和業績掛鉤，無論是預防費用還是醫療費用都是企業內部消化。改革后，這個化工公司的衛生醫療機構發生了裂變。公司衛生處的職業病防治科仍歸企業單獨管理，其他疾病防疫和治療工作都由所在省衛生局和所在企業協同管理。整個醫院進行了轉型，現在它更像是一個地方下屬的轄區醫院。

　　眾所周知，醫院如果集預防和治療于一體而且有存在業績考核的話，那么治療科室和防疫科的工作是有些矛盾的，預防工作做得好，醫療工作必定就會受到影響。但在夏女士看來，他們的醫院不存在這樣的情況。首先，在運作經費上，由于考慮到醫院服務的群體80%是企業職工和家屬，所以醫院整體是享受企業補貼的，醫院的防疫科則承當了市防疫站駐當地的派出機構的職能，負責當地的日常疾病的防治工作。所以，醫院的所有職工每人每月最少1600元的基本工資完全是有保障的，剩下的獎金就靠所謂的“工作業績”來評定。其次，雖然防疫科和醫護治療科同為醫院的職能部門，但是他們的工作不僅沒有市場經濟效益爭奪上的“矛盾”，反而各施其責、各謀其利，相得益彰。

　　從醫院的治療科室來看，由于對企業內部職工和家屬的收費標準相對較低，所以他們的業績主要通過對外的醫護方式實現，如為周圍縣、鄉的農民提供相對于那些縣級醫院、鄉級衛生所更為高質量的診斷和治療服務。因此，醫院完全不用考慮缺少病源和相關的業績問題。夏女士主動談到了自己多年的工作情況和體會。

　　防疫科工作的內容是按照市里的防疫標準并結合企業具體情況開展的：其中包括新生兒五大疫苗、三大傳染病(流腦、乙肝和狂犬病)的接種；從事企業內部餐飲等服務行業人員的體檢，婦幼保健和定期下車間或者周圍農村的醫療知識的義務宣講活動。夏女士說，他們是有具體的考核指標的，例如，每兩年會免費為單位全體女職工、女家屬提供一項可以選擇的婦科檢查，定期需要到周圍農村進行義務宣講等，由于每年公司都會撥付足夠的經費(幾萬甚至十幾萬)給防疫科作為專項活動宣傳基金，在充足的資金支持下，這些活動還辦得有聲有色，有時甚至涉及了周圍的城鎮。

　　在日常防疫中，他們特別重視那些有傳染性的、可以“早發現、早治療”的病例的檢查工作，畢竟這不僅關系到患者個人，也關系到了生活在企業空間內和周圍的每個人。更重要的是這些防疫監測工作從制度上都已置于防疫工作業績的考核范圍，于是防疫工作者的積極性得到了很大提高。談到這些，夏女士深有感觸地告訴記者：“其實，無論是在市場體系、計劃體系下，也無論是公共衛生防疫還是企業、社區防疫工作進展得順利、有序都需要兩個最重要的條件——一個是當權者的重視；一個是足夠的經費支持。”

　　“有錢好辦事”是市場經濟的硬道理，那么我們不禁疑惑：當今我國GDP持續增長的數字不正是國家財政富裕的明證嗎？可為何只有少數一些國有壟斷企業才有能力、有意識提供高質量的公共衛生防疫和醫護服務呢？在公共醫療體系市場化的過程中，原有的衛生防疫機構逐漸找不到自己在市場中的位置，傳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并沒有跟上改革和經濟快速增長的步伐，社會公共衛生威脅時有發生。當前嚴重滯后的公共衛生防疫體系不僅阻礙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步伐，更有可能竊取我們長期積累的國家財富。

　　作者：李悅(本刊記者)

中國能否擺脫艾滋病的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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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9月04日 17:19 《財經文摘》
 
　　現年42歲的河南農婦李寶珍將不久于人世，在未來某一段時期內，她會很快在這人世間消失——因為她患上了艾滋病。

　　這個不幸的消息是在今年夏天被證實的。6月下旬，她從寧夏來到北京一所三級甲等醫院看病，那之前，不間斷的發燒與咽痛癥狀迫使她持續了超過半年的輾轉求醫生活，有許多醫生看過她的病，但都沒有給出結果，這令她束手無策。今年，在一個熟人幫助下，她來到北京看病。確定無疑的是，她的預期壽命只有半年時間。

　　她是我們建院以來接診的第四例艾滋病人，而且是帶著明顯癥狀來的，主治醫生朱小常對《財經文摘》說。醫科大學畢業的朱還是第一次見到艾滋病人及其發病狀況，他描述說，這位病人發病的時候渾身出汗，兩頰通紅，在床上捂著被子，極度畏寒。

　　醫院對癥用藥以減輕她的痛苦，但由于并不是專門收治艾滋病人的定點醫院，他們需要馬上將她轉走，以避免引發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和意外。經濟條件的窘迫使李寶珍無法在北京接受昂貴的治療，此外出于對寧夏丈夫的愧疚，她只能選擇獨身一人悄悄回到河南老家，孤苦掙扎并默默等待死去。

　　艾滋風行的年代

　　這并不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在中國，艾滋病防治由于主要實行的是戶籍屬地優惠治療機制，李寶珍根本不可能在河南老家以外任何省份以一個外地戶籍病人的身份去享受優惠救助。因此，這位早年在河南先后與兩位男人一道生活過的病人，只能在主治醫生的建議下回到河南。

　　我考慮，河南那邊的艾滋病救治體系應該是比較健全的，她理應能夠獲得更合適的優惠治療。朱小常對《財經文摘》說，你知道，這種病是無底洞，如果缺少救助是不可想象的。

　　但從李寶珍的經歷來看，回到河南，無異于讓她重新陷入舊時的噩夢之中去。在河南上蔡，她先后與兩位男人生活過，而這兩位男人無一例外與她的賣血經歷并由此導致艾滋病有關。

　　在20世紀90年代，她遇見了她的第一位丈夫，她將這種不幸結合視作年幼無知的產物。在那個窮困潦倒的年代，她的丈夫苦于物質條件的匱乏，不斷對她施加家庭暴力。當她明白遭受暴力的根本原因后，她從別人那里獲知賣血可以換得一些經濟來源，掙不上大錢的她決定賣血。主治醫生朱小常說，病人先后去有著某種政府背景的基層血站賣了4次血，一次400CC，每次獲得50元人民幣，歡天喜地地回家交給丈夫，以換取短暫的安寧。

　　但在后來，她無法繼續忍受暴力，在賣血點結識了一位男子并與其私奔，這是一位職業賣血者。衣食有著，此后她不再賣血，過著一種相對平靜的生活。但過了7年時間，這位男人在車禍中死亡。

　　第二個男人死去后，她離開了河南，經人介紹嫁給了寧夏一位外企工廠的工人，這段生活對她而言相對快樂，她與她的丈夫非常恩愛。但是去年冬天，她開始犯病——此前她并沒有意識到她可能得了艾滋病，盡管自1985年開始，中國河南艾滋病源于“血禍”的消息不斷被披露。

　　在中國，血液對于艾滋病的傳播起到了決定性的推波助瀾作用，賣血和輸血而感染艾滋病以至最終喪命的占有極大比例。“血漿經濟”的興起造成了艾滋病的大面積蔓延和擴散。90年代，市場經濟使中國的局部省份開始出現血液交易市場，有一些基層政府公開設立血站，鼓動人們有償賣血，這使許多貧困的人此后成為職業賣血者，而另有一些人則受利益驅使和影響，一度徘徊在血液市場里，像李寶珍一樣以間歇性出賣血液改善物質環境。

　　“噗哧一針，兩袋兩斤；大街一轉，啤酒皮蛋，”清華大學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軍對《財經文摘》說，90年代人們發現血液買賣能掙錢，這與改革開放后陸續展開的經濟活動是密切相關的，這是血液買賣大規模提升的特定歷史條件。

　　交易和買賣破壞了血液安全的基礎。景軍說。

　　在艾滋病毒最初風行的年代里，基層衛生醫療機構顯然充當了不光彩的角色，李寶珍極為無辜地表示，她只賣過4次血，而且都在干凈的人民醫院里。但她的說法不具有任何說服力，誰也不能保證，干凈的人民醫院里就不存在艾滋病毒和骯臟器具。因貧賣血，因病輸血，人們一向信賴的公共衛生機構正面臨著不能回避的道德拷問，他們的公信力也在一夜之間轟然倒塌了。

　　“衛生系統缺一樣東西，那就是缺德”。79歲的高耀潔醫生在北京對《財經文摘》說，她對地方政府在艾滋病救治方面的不作為和隱瞞表示憤慨。從1995年開始，高耀潔用了11年時間在中國底層奔忙，以個人的方式進行無償自費的艾滋病教育和拯救工作，她的呼吁受到了高層領導人和輿論的重視，引起了中國社會對艾滋病問題的廣泛注意和參與。

　　8月23日，高耀潔來北京參加學術研討會，她同時為《財經文摘》引薦了一位河南鞏義的艾滋病患者。這位病人1995年在鞏義市人民醫院引產，產間出血，在醫生的建議下，給她輸了一些從血庫里提取出來的血液。事實證明這是一種錯誤的建議，此后她被艾滋病毒摧殘，并受到了丈夫的拋棄和毒打。現在，這位艾滋病晚期患者滿臉枯槁腹部腫脹，正在對人民醫院提起一場無望的訴訟。高耀潔醫生說，從身體狀態來看，這位病人恐怕活不了多久了。

　　在河南一些地方，艾滋病人正陸續對醫院提起訴訟，但這種訴訟同樣不會有任何實際進展，因為據稱，一些法院已經進行了對艾滋病人訴訟不予立案的口頭規定傳達。

　　中國需要處理好發展過程中遇到的許多問題，艾滋病無疑是首當其沖的。醫學專家和一些機構警告說，中國的艾滋病感染數已居亞洲第二位，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許多普通人群面臨著擴散威脅。來自河南的高耀潔醫生也不止一次向《財經文摘》表示，艾滋病不是河南局地的專利，她反對人們僅僅專注于河南地域的考察。

　　十年以來，高耀潔醫生對一些基層地區進行暗訪工作，其中一些村莊可能比河南文樓還要糟糕。這意味著，中國需要投入更多精力以確保血液安全，此外，積極采取干預和防治措施，避免交叉感染以及阻斷艾滋病的大規模流動，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最初，一些應付式的消極措施使中國喪失了先機。

　　最開始我們對艾滋病的控制力度是不夠的。景軍表示，從1985年第一例艾滋病出現一直到2003年非典結束，18年間我們一度對艾滋病采取了輕視的態度。那時候有一種奇怪的看法，認為艾滋病是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產物，與中國的距離是遙遠的。

　　在第二個階段，中國開始承認艾滋病的存在，但認為那只存在于少數生活方式有問題的人中間。到后來，血液買賣的生產方式被突然發現，賣全血和單采血漿使許多無辜的人患上了艾滋病。這時候采取了捂蓋子的方式，不想對外公布實際情況，也不想借公開動員社會群體的方式進行防治，景軍說。在2003年以前，沒有一位首長會以面對面握手的方式接見艾滋病人，但非典是一種深刻教訓。當年冬天，溫家寶總理在北京的一所醫院里看望了病人，此后，胡錦濤主席也深入病人中間與他們交談。

　　“這是跨時代的，但花了18年，”景軍說。

　　中國如何應對？

　　中國為什么會浪費18年時間？香港智行基金會主席杜聰對《財經文摘》說，廣范圍而言，許多地方官員對于艾滋病是避諱的，擔心問題暴露后會失去很多外資，外出勞工受到歧視以及當地農產品滯銷，更為重要的是怕政治前途受到影響。

　　但是流行病學告訴人們，越捂蓋子問題最后將更加嚴重。杜聰說，中國錯過了好幾個時期，盡管現在“救火”的人多了，但“火”燒得更大了。

　　現在，從組織架構上，中國有國務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員會、有許多專項基金以及30多個部委的聯席會議，一些非政府組織和草根組織也在不斷參與這項工作。最重要的是，最高層領導對控制艾滋病流行作出了承諾，中央財政的防治經費從2003年的3.9億元增加到了去年的8億元，這之外，中國政府加強了同聯合國衛生機構和國際社會的交流與合作，國際合作項目覆蓋到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在2003、2004年，中國分別獲得國際社會7億人民幣捐助。

　　從1998年開始，中國政府接受世界衛生組織號召，鼓勵無償獻血，壓制有償賣血，并對非法采血進行打擊。吳儀副總理說，要除惡務盡。

　　但是在防治方面，基層出現了一些新問題，這使防治工作顯得被動和應付。例如存在于艾滋病防治領域的貪污腐敗現象日益嚴重。高耀潔醫生說，基層官員們正不顧一切向錢看。最近揭露的河南上蔡縣委書記楊松泉便是如此，媒體說，他挪用了艾滋病防治專項基金。在河南和一些民間工作者那里，他們通常喜歡把楊松泉稱作“楊半億”，他們懷疑這個人的腐敗生活是建立在貪污艾滋病救濟基金上的。

　　“我們從來沒有把救助金交到官員手里，也不會助長腐敗行為，”杜聰說，現在，艾滋病領域的貪污是一個很大的潛在問題。

　　杜聰掌管的智行基金在1998年成立，并迅速在中國境內展開救助工作。過去五年，智行基金在華中地區先后接觸了許多官員，有一些人公開要求杜聰把救助金交給他們，表示可以代為管理和安排。杜聰說，“我從來不會這樣做，并會產生很大的懷疑。”

　　很多時候他們也會得到別人的勸告，當他們決定深入一個災區，有人會告訴他們，那是一個貪污和腐敗盛行的地方。因為貪污致使資金無法落實到救助對象身上，現在已經有許多人不再向艾滋病防治項目捐助。

　　貪污腐敗的現象也顯示出，雖然國家領導人非常重視艾滋病防治，每年投入的各項資源都在增長，但是地方的工作并沒有被理想展開，許多老百姓仍得不到救治，中央政策沒有被很好執行。有一件事情令人記憶深刻，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河南和艾滋病人一同過春節。去上蔡前，溫總理在駐馬店和當地官員見面，并接見了杜聰等非政府組織成員。溫總理在向當地官員詢問了幾個問題后表示，他對那里的艾滋病工作仍感到不放心。

　　除了腐敗，從醫療資源和技術水平來看，中國基層衛生醫療體系能否擔當起防治艾滋病的重任依然值得懷疑。景軍教授說，一方面，中國艾滋病防治隊伍不健全，人才缺乏，有治療經驗的和能夠勝任基層防治工作的醫護人員都很少，遠遠不能滿足需要。如果病人持續增加，這將對衛生系統帶來挑戰。

　　另一方面，由于物質條件的差異，病人獲得的醫療資源是不對等的。商業浪潮下，特權治療和優先治療是造成資源分配不均的原因。景軍表示，醫院對待病人的態度、處理方式取決于他們對貨幣支付能力的衡量。折射到艾滋病方面，大多數人是因貧致病，比一般病人更為困難。他說，“解決艾滋病問題，需要對公共衛生制度的可行性、公平性進行整肅和革新”。

　　幾乎每個艾滋病人在衛生系統面前都面臨壓力，盡管政府已經推行“四免一關懷”政策，但官方也不得不承認，一些地區落實不夠，病人不能及時得到抗病毒治療。一些病人先后向《財經文摘》表示，他們為了治病已經一貧如洗，甚至不知道國家有免費政策。此外還會遭到醫務人員或部門的歧視。

　　醫療界內部對特種病的排斥現象是很普遍的，景軍說。通常因為某種道德判斷，艾滋病人會被拒之門外。

　　李寶珍就是這樣。回到河南之初，沒有人接收她，她只好住在一個旅館里，發病的時候，她聯系120。120拒絕了她的求助并告訴她，如果她是喝了毒藥，他們會無條件接診，但她不是。

　　那時她的身體上長出了癤子，她給北京的前主治醫生朱小常打電話哭訴，但這無助于問題的解決。朱小常為了給她尋找一處安置點，利用了一下午時間往河南方面的衛生主管部門打電話咨詢，感覺人人都在推諉，有三分之一的電話無人接聽，其中有一個衛生局的工作人員給了他兩個電話，一個無人接聽，一個是住宅電話。

　　“我十分憤怒，但沒有辦法”，工作三年的醫科大學生說。此后他再也不敢和李寶珍聯系，因為感到歉疚。

　　沒有任何收入來源的李寶珍現在靠寧夏的丈夫給她寄點錢治病，在上蔡縣中醫院，她每天都在發燒，每天都需要不斷地支付治療費。她丈夫的HIV檢查還沒有出來——如果確定她丈夫受到感染也得了艾滋病，那她連唯一的費用來源渠道也會被掐斷，兩個同樣的病人對一個低收入家庭而言，簡直就是噩夢。

　　這種因貧獲病、由病致貧的現象可能會加劇中國的發展危機。杜聰說，治療一個病人比預防一個病人所需付出的成本要高許多，如果防治不好，治療費用是很龐大的。相應地，國家將不斷喪失一部分有效生產力。

　　他說，如果中國控制不好，最終一切苦難將由老百姓和國家共同承擔。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很多非洲國家因為艾滋病的問題都面臨著亡國危險，沒有人當兵了，一個國家的感染率達到30%，人均壽命一下子從60歲削減到30歲。國民經濟生產力幾近停滯。

　　在2003年，中國專家曾就艾滋病對整體社會經濟的影響進行過一次評估。他們的報告說，艾滋病不停地傳播，嚴重地影響包括經濟產量的下降，醫療費用的增加，社會對艾滋病的恐懼以及人們對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視，家庭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兒童、老人等脆弱人數的增多等。

　　艾滋病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專家給出三種方案，他們估算，2010年艾滋病總的醫藥花費將從2001年2.15億元分別上升到19.8億元(低方案)、35.51億元(中方案)和60.07億元(高方案)。

　　到2010年，在流行低方案情景下，GDP總量比沒有艾滋病流行減少76億，10年累計減少225億，在流行中方案情景下，GDP總量比沒有艾滋病流行減少118億，10年累計減少319億，在流行高方案情景下，GDP總量比沒有艾滋病流行減少159億，10年累計減少400億。

　　宏觀經濟增長削減的同時，防治經費也存在巨大缺口。中國專家援引數據稱，2001年，聯合國艾滋病特別大會進行了全球艾滋病防治費用估計，到2005年時，中國開展艾滋病干預活動所需經費是39500萬美元，也就是32.4億元人民幣。由此可見，中國計劃的預防控制艾滋病傳播的投入力度，即便是加上省級的投入，也遠遠不能滿足艾滋病的防治需要。此外，艾滋病的蔓延將使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現在投入100萬和五年前投入100萬是完全不一樣的，但現在投入和五年后再投入又不一樣了”。杜聰說，如果救助和防治不錯過一些時機，中國需要付出的代價將會被控制在理想范圍。但從目前來看，這個趨勢并不明顯。

　　他介紹說，一些地方目前還沒有正視這個問題，盡管也有些官員默默無聞做了許多工作。但更多時候，官員們拒絕得到非政府組織的介入和幫助，他們不愿意暴露自己。有一些即使表示默許，但也要求他們不能張揚。

　　作者：章劍鋒(本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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