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鋼啟示四：應對危局，必須打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困局

通鋼啟示四：應對危局，必須打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困局

（一）國內外反社會主義勢力假改革之名，正在導演一場從根本上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顏色革命”。

社會主義要不要改革？當然需要改革。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恩格斯早就講過：“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新中國締造者毛澤東在1957年也曾說過：“中國的改革和建設靠我們來領導。”“我們國家要有很多誠心為人民服務、誠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立志改革的人。我們共產黨員都應該是這樣的人。”大凡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沒有幾個食古不化，反對變革的。問題是，在改革之始，我們就開始了背離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進程。

1、小試牛刀，三招五式便將絕大部分國企逼入絕境。中國國企改革的第一個重大事件發生于1978年10月。當時，中共四川省委選擇了不同行業的6家有代表性的企業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試點，逐戶核定利潤指標，規定當年增產增收目標，允許在年終完成計劃以后提留少量利潤用作企業基金和給職工發放獎金。1979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決定將擴權試點的范圍擴大到100家企業。1979年7月，國務院正式發布了《關于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關于國營企業實行利潤留成的規定》等5個擴權文件，意在使國企成為自負盈虧、自主經營、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四自”經濟實體。放權讓利以后，盡管多發了一些工資，但企業生產效率并沒有明顯提高，而且很快就出現了經濟秩序混亂、財政赤字劇增和通貨膨脹等弊病。到1980年底，中央決定“進一步調整國民經濟”，國有企業也由進行“擴權”改革轉向強化完成國家計劃的“責任制”，宣告了放權讓利的失敗。但是，作為社會主義企業民主管理制度的核心，“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工人民主管理制度并沒有恢復。相反，1980年9月，胡耀邦對黑龍江省委書記李力安的一封信作了批示。信中提出對工業學大慶問題，要有一個明確的說法，以便統一大家的認識。1981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轉發國家經委黨組《關于工業學大慶問題的報告》，事實上否定了大慶經驗和“鞍鋼憲法”，使在放權讓利中擴大的廠長經理享有的特權得到了確認。1983年初，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要求在城市工商業中全面推行企業承包制。隨后兩三個月的時間內，全國國有企業普遍實行了承包制。然而，它很快導致了經濟秩序的混亂和物價上漲，中央不得不停止推行承包制。

1980年9月，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隨著華國鋒的下臺，趙ziyang走上國務院總理寶座。在胡耀邦改革方案一再碰壁情況下，1983年6月1日開始推行“利改稅”改革。1986年12月，又提出要“推行多種形式的經濟承包責任制，給經營者以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從而在1987年中掀起了全面推廣企業承包的高潮。到是年年底，78％的全國預算內全民所有制企業實行了承包制。

趙ziyang的利改稅和承包經營改革帶來了嚴重惡果。比如利改稅，改的結果，企業稅負一般占企業利潤的78%左右，挫傷了一批效益較好企業的積極性；截至目前，我國已經被嚴重削弱的國有企業仍然創造著1/3的GDP，而上繳稅收卻高達總稅額的2/3左右。又如撥改貸，當時，我們的大中型國企一直是按照國家計劃，由國家撥款安排生產，利潤上繳給了國家，技術設備更新由國家撥款實施。不僅自己不可能留下什么技術設備改造資金，而且大多國企已經連續運轉二三十年，不少技術裝備已經落后。面對新的競爭對手，技改找死，不改等死，一時成了國企共識。撥改貸的實行，就使諸多國企不可避免地陷入債務深坑。再如，物價管理，國家對國企價格的嚴盯緊防，同時又對私企放任不管，這不但為私營企業平價買國企的產品轉手高價出售提供了條件，而且為私企操縱市場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加上賄賂公行的市場環境，國企不僅財務明細，對各級稅務部門公開，而且還因企業負責人的公務人員身份經常由紀檢、監察、檢察機關細問深究，在發展競爭性業務時常常因沒有條件做好“幕后文章”而敗在私企手下。這一點誰不是心知肚明？另外，危害更烈的，一是企業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扭曲。利改稅的實行，使企業發展全部依賴“剩余利潤”，為爭取更多的“剩余利潤”必然排斥一切非本單位的利益，包括國家的利益。所有的國營企業都以本單位的利益為中心，必然破壞國家計劃，必然互挖墻腳，必然增加內耗，必然降低整個國家的經濟效率。二是社會主義企業民主管理制度的顛覆。承包經營極大的擴大了廠長經理享有的特權，基本廢除了工人民主管理企業的權力，實際是在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基礎上實現了經營權私有化。而廠長經理不可能滿足于經營權私有化，必然追求全盤私有化。而承包經營使廠長經理失去了工人的監督，使工人失去了阻止全盤私有化的能力。此外，由于上述客觀因素造成的人才被挖走、市場被擠占、資金被挪用，以及婆婆亂插手，各方都揩油等等問題，國企頹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據國家公開公布的數字，1994年全國大中型國有企業虧損單位已達到40%以上，1995年底實際虧損企業已達到66%以上。1996年的虧損企業達到了80%以上，幾乎到了全線虧損的邊緣。2002年開始，基層國有中小型企業紛紛破產倒閉。

 2、里應外合，國際敵對勢力代理人為中國改革確立終極坐標。如果說，在此之前我國改革出現的偏差還只是表現在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管理路徑之別，但到此時，時任國務院總理、后又擔任黨的總書記的趙ziyang就開始為中國改革確定終極坐標——走向資本主義了。

趙ziyang確立這樣的改革方向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趙ziyang的改革努力，一方面與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相互呼應，異曲同工。l987年，戈氏在經過‘烏拉爾山中思考’后，號召蘇聯媒體對蘇共進行公開批評以推進民主化。此前他已經破格提拔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近乎瘋狂的反共、反蘇、反社會主義分子雅可夫列夫為蘇共宣傳部長、政治局委員。在這位部長策動下，不僅蘇共領導的主流媒體掀起了反共、反蘇、反社會主義狂潮，而且反共、反蘇、反社會主義勢力也紛紛注冊媒體加入這個逆流。一時間，真假“內幕”加上正誤理論混雜在一起大量向人民傾泄。假作真時真亦假。宣傳輿論上的顛倒黑白、以假亂真，最終導致早已對奉行修正主義路線的蘇共中央怨聲載道的蘇聯人民，對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也真假莫辨，無所適從。于是，戈氏輕而易舉地就可以宣布解散蘇共，隨之又使蘇聯的解體那樣地水到渠成，順理成章。

趙ziyang改革方向的另一個國際背景是與國際敵對勢力妄圖對我和平演變的戰略努力相互呼應，志同道合。趙ziyang接任總書記以后，公開與一些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結成親密的團伙，搞所謂的“趙氏智囊團”，使這些在骨子里就鄙視人民、根本沒有從過政、而且缺乏起碼政治眼光和國家管理經驗的人，通過他們與趙的個人關系，卻擁有了很大的政治決策影響力，對國家重大政治經濟政策產生了非同一般的影響。正是趙ziyang這種倚重智囊、丟開人大和中央機構的決策模式，使得海外勢力滲透中國決策成為可能。許多美國基金會蜂擁而上，通過邀請訪問、講學、學術研究資助和幫助實現英美留學等方式，對智囊團及其可能的候補對象進行拉攏。在1989年的學潮之后，鄧小平所說的國外大氣候就是指這種情況，當時的《人民日報》曾經列舉了一些美國的基金會，對于和平演變中國的興趣很不小，指名道姓的就有富布賴特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等。而許多主流經濟學家如吳敬璉、張維迎等人，多是在這些基金會的安排下出國的。

我黨有了趙ziyang這個“縫兒”，一直謀求對我黨和平演變的西方政治家們自然有了努力的方向。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就曾提出要求說：“中國要推行美國的價值觀，加速大型國有企業的衰亡，由私營企業取而代之。”1988年，為俄羅斯搞“休克療法”私有化改革的策劃者、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就曾親赴我國，對趙ziyang傳授如何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趙ziyang的好友、曾任國家體改委研究所研究人員和體改委研究會常務理事的宗鳳鳴在《理想?信念?追求》一書中講到，他曾與趙ziyang多次親密交談過，趙ziyang認為，“過去已經實行的公有制，是走過了頭，必須退回來。”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經濟學家廖季立曾對趙ziyang和宗鳳鳴說：“社會主義不應以所有制為標志，而應以發展生產力為標志，公有制占優勢不行，公有制為主體也不行，只能占百分之二十五。因為國有制沒有效益，發展不了生產力，不能走向富裕。”趙ziyang認為，“應重新為社會主義下定義。什么是社會主義？就是效率和公平，就是高度發展的社會生產力。”趙ziyang主張，“改革就是要把過去搞過了頭的公有制程度退回來，這樣，把問題明確起來，改革的阻力就可以減少些。”他認為，中國生產力這樣落后的國家，公有制、高度集中的專制政體與市場經濟是矛盾的，不宜提公有制為主體。楊繼繩在1996年10月29日訪問趙ziyang時，趙ziyang還說過：“搞市場經濟，還是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套，這兩套很難在一起，矛盾會很多。”

國際反社會主義勢力的策動，終于通過趙ziyang在中國最高決策層面見了成效。1987年10月，趙ziyang在黨的十三大政治報告中正式提出，“一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產權，可以有償轉讓給集體或個人。”另外還明確提出了“私營經濟”這個概念。在1988年3月召開的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以及“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等規定載入憲法。這可以看作現在全國大力推行的國企改制的最初來源，而現在遮遮掩掩的“非公有制經濟”、“民營經濟”，則是“私營經濟”的另一種稱呼罷了。以此為發端，具有明確目標的資本主義改革狂潮席卷中國大地，一發而不可收。

這個改革進程有一個插曲,那就是“x.x”事件。這完全是趙ziyang推行資本主義改革的必然結果。趙ziyang推行的改革其險惡之處在于，它一方面通過“價格雙軌”把腐敗推到人民群眾忍無可忍的程度，另一方面又利用人民群眾對腐敗的不滿掀起推翻中國共產黨、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狂潮，以致引起這場政治動亂。

應該承認，“x.x”事件對我黨的教訓是深刻的。“x.x”之后，鄧小平同志在他的講話中對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為了加強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1990年3月12日，十三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決定》指出：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我們黨的性質、宗旨和指導思想，決定了黨必須把為人民謀利益作為自己全部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黨在長期斗爭中創造和發展起來的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是實現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根本工作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決定》還指出：我們黨要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聯系，領導人民群眾勝利前進，首要的問題是必須保證決策和決策的執行符合人民的利益。同時還為《決定》的落實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政策措施，并決定在黨內普遍深入地進行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和黨的群眾路線的再教育。

從這里可以看到我黨對國內外反社會主義勢力的警惕，但從對整個事件的處理來看，其中也透出我黨在面對國內外敵對勢力的猖狂進攻面前所表現出來的軟弱與姑息。作為國務院總理，后來又任黨的總書記，他推行的所謂改革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公然蔑視嗎？對這些違憲而且對國家和人民造成極大危害的行為難道不應該實行法律制裁么？然而，我們看到的只是對趙ziyang的黨紀政紀處理，對這些反社會主義行為并沒有進行堅決地糾正，而是連同反腐敗的人民群眾放在一塊進行了打擊。這樣做的結果，一是給相當一部分積極反腐敗的知識分子、人民群眾造成了很深的心理創傷，二是為高尚全之類所謂主流經濟學家、法學家繼續大搞資本主義改革保存了實力。時隔不久，這些人就重操舊業，而且更加肆無忌憚，危害更烈，仍然主導著中國改革的方向。

1993年3月，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修改了憲法，把國營企業改為國有企業。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修改憲法的本意是明確國營企業的所有權，但恰恰為全盤私有化提供了借口。國營企業是產權全民所有，委托政府經營，政府無權出售，國有企業是產權政府所有，可以委托私人經營，也可以出售。盡管中央決定明確指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目的，是“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的主體”，但在這些反社會主義理論權威口中，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要害是解決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問題。所謂“產權清晰”，不是聘請高級會計事務所進行資產評估，界定產權問題，而是把本屬全民所有的國有資產，半賣半送或者干脆白送給私人老板，徹底變成私人企業才算真正的產權清晰。所謂“權責明確”，就是國企只有私有化，企業才能有無限的權力，才能有經營管理企業的責任心。所謂“政企分開”，就是政府對國有企業必須撒手不管，實行“內部人控制”，企業做什么、怎么變，政府一概不能過問。所謂“管理科學”，即是用“新三會”（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代替“老三會”（黨委會、職工代表大會、工會），徹底廢除工人階級對國企的知情權、管理權、監督權，為企業實現資本主義管理創造條件。一句話，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就是要全盤私有化。及至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抓大放小”，馬上要被這些人曲解為“國退民進”，一時間，冰棍論、靚女先嫁論甚囂塵上，必欲消滅國企而后快。

3、圖窮匕見，國內反社會主義勢力終于亮出了底牌。改革進行到這步田地，國內外反社會主義勢力自以為中國社會主義再無回天之力，終于亮出了他們的底牌。張維迎2004年8月24日在《經濟觀察報》上說:“國有企業改革,或者說國退民進和民營化過程，是20多年改革中不斷摸索出的一條道路。”“中國國有企業的民營化過程是這樣開始的，因為我們意識到，如果所有制不發生一個根本的變化，我們的目的就達不到。”他還在《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一書中寫道：“我的看法是，改革的方向應該是將國有資產變成債權而不是股權。”“國有企業股份化或許可以理解為產權制度改革的一個過渡性步驟。可以預料，隨著財政赤字、預算赤字的增加，政府將被迫出賣政府的股份。這樣國有企業就會漸漸演化為非國有的股份公司。”“改革的最終成功在于造就真正的股東”。曹思源在《國企改革繞不開的私有化》一書中提出，國企改革的“核心在于國有制改為私有制”。冀志罡在《南方周末》上講：“要推動改革，就應該逐步地讓國有資產流失成為私有財產。”“處于轉軌期的中國，需要的正是突破和嘗試。固執地堅守原有的法律規定，犧牲的將是改革大業。”

2004年9月，我黨召開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要求“深入體察人民群眾的意愿，切實把維護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體現在黨領導發展的大政方針和各項部署中，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把推進經濟建設同推進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統一起來，促進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但這些反社會主義理論權威馬上又開始偷梁換柱，暗度陳倉。前面提到的《特供信息》的“主持者言”就說：“建立和諧社會就要以人為本，同理，搞市場經濟也就要以民為本，以民營經濟為本。”以“民”偷換了“人”，然后又以“民營經濟”取代“民”。結論就是“以人為本”就是要“以私營經濟為本”。以至胡錦濤總書記不得不多次強調，我們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的一切奮斗和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正如張勤德同志所說，這些反社會主義理論權威所說的國企改革，實際上就是民營化即私有化；他們要化掉的，是“中國國有企業”而不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這種私有化實質上是對生產資料公有制進行“根本”的資本主義改造，既是“改革的方向”，又是改革“最終成功”的標志。然而，如果這些反社會主義勢力的謬論邪說能夠止于報刊雜志的話，未必能夠從根本上動搖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基礎，嚴重的問題在于，對于許許多多生怕人說思想保守、沒有現代眼光的權力新貴來說，這些謬論邪說恰恰成了他們心中的圭臬。加上權錢交易帶來的官本位意識的極度膨脹，扭曲的政績觀帶來的GDP沖動，這些官員基本上一個個成了《圣經》中為了一碗紅豆湯出賣自己長子權的以掃，不但對伺機攫取國家資財的投機者大開方便之門，而且不惜引狼入室，伙同國際壟斷資本合演瓦解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雙簧”。

（二）盤踞在國家權力機關中的政治變節分子和投機分子利用竊取的改革主導權，與新資產階級一道，正在瘋狂地瓜分、鯨吞國有資產。

經過多年來西方思想文化的滲透與敵對勢力的收買，盤踞在國家權力機關中無視憲法、對黨的決議陽奉陰違的政治變節分子和投機分子已非個別，在不少地方，正是這些變節分子和投機分子主導著國企改制，在他們的謀劃下，新中國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雄厚國民經濟基礎正在被瓜分、侵吞。這一點，我們從各級國資委在國企改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窺見一斑。

1、國資委怎么就成了“賣國委”？

國家機關對黨的決議陽奉陰違者莫過于國資委。國務院國資委成立于2003年，次年6月，全國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國資委全部組建完畢。作為保衛國有資產的利劍，它本應揮刀驅除那些覬覦國有資產的竊賊，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然而，我們看到的卻是，在它刀下遍體鱗傷、被嚴重賤賣的國有企業，千千萬萬衣食無著、度日如年的下崗工人……

各級國資委成立6年來，究竟劍指何處呢？一是所謂的調整結構，即公有經濟在國民經濟各領域中的結構比例和市場比重。所謂結構比例，是指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結構中的比例。通過調整，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基礎。改革開放前，國有經濟遍布各個行業、各個領域，國有工業企業資產占全部工業企業資產總額的92%，到2006年，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戶數占全國工業企業的比重已下降到8.27%。今年8月，李榮融在總結國資委成就時稱，從2002年到2008年，全國國企數量一直在減少，平均每年減少7500家左右。所謂市場比重，是指“國有資本逐步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其實際含義就是“國有經濟分布范圍適度收縮”，收縮的結果是，中央企業80%以上的資產集中在石油石化、電力、國防、通信、運輸、礦業、冶金、機械工業等行業和領域，企業戶數由196家調整減少到138家。到2010年中央企業將會減少到80戶到100戶。今年7月21日，國務院國資委主任、黨委書記李榮融在中央企業負責人會議上重申：“中央企業要堅持突出主業，嚴控投資方向，要加快清理非主業和低效資產”。“做不到行業前三名的，將被國資委強制重組！”眾所周知，中國所有已經開放的產業中，28個主要產業中的21個的前5名都已經被外資公司控制。李榮融的言外之意，不啻是要徹底清除國有企業。二是所謂的國企改制。截至到2007年底，半數以上的國有重點企業進行了股份制改革，國有中小企業改革改制面超過90％，中央企業有99家(次）進行了49次重組，關閉破產項目5000戶，安置職工1000萬人。全國共有1299家國有大中型企業實施主輔分離輔業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員233.8萬人。實際上現在中國的國有企業，絕大部分好的資產都在上市公司，像一些中央企業已經成為多元的股東持股的公司。因此，他們已經不是百分之百的純國有企業。2008年8月10日，在國資委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李榮融在回答美國僑報記者提問時說：我們在美國紐約上市的企業大概有68家，而且都是中央企業當中優秀的企業，他們實現的利潤大概占中央企業利潤的30%以上。李榮融不無得意地表示：“因此我可以這樣說，中央企業改革的成果，美國的投資者首先享受到！”僅僅中國石油一家在美國上市融資不過29億美元，而上市四年累計分紅高達119億美元。2009年6月29日李榮融與新華網友在線交流時再次表示，今明兩年國資委將按原計劃推進央企重組步伐，國資委歡迎民企和外資等其他所有制企業參與重組。三是所謂的績酬掛鉤。2002年到2007年，國資委給1556個中央企業副總經理以上的領導，年均增加了共計4600萬元薪水。央企負責人平均年薪35萬元，其中15萬是基薪，20萬是業績獎金。使央企成為貴族企業。所以，究竟應該如何評價國資委工作，有篇文章寫得不錯：他們的“全部工作既然可以理解為出賣國有資產建立程序和規則，也可以理解為國有資產流失作合法性包裝。”

無獨有偶。“國資委”這個單詞，在10多年前俄羅斯轉軌的歷史上，就是私有化的一個機構，為了將國有企業轉化為私人企業。現在有人把我們的國資委“賣國委”（甩賣國有資產委員會）是否也是歷史的巧合呢？“7.24”事件中，吉林省國資委副主任王喜東大罵工人階級“國有情結”，正是國資委大員們真實的心理寫照。在這個狂潮中，為新中國建設發揮重要作用的中國國企成了最孤立無助、任人宰割的羔羊。

2、國資委下這么大決心賣國企，是不是公有制確實比不過私有制、國企真的山窮水盡不得不靠私營經濟來拯救呢？事實勝于雄辯。先看建國后29年的經濟發展數據：這個時期，我國GDP年增長7.45%，而同時期外國主要國家分別為：美國3.4%、德國5.85%、英國2.45%、法國5.05%、意大利5.1%、加拿大4.85%、澳大利亞4.55%、印度4.8%；比世界同期平均年增長3%高出4.4個百分點。略低于日本的8.7%和蘇聯的7.75%。如果按匯率法測算，中國這29年高達8.65%，完全可以和日本、蘇聯相媲美。尤其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時期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濟增速比較快，新的工廠大批建成投產，職工人數百萬、千萬增加，物價穩定，投資和貨幣流通增速比較適宜，保持了財政收支、信貸收支和進出口較快增長且平衡發展，人民生活有較快或略有增長。

再來進行公有制與私有制比較。先看國際情況比較：聯合國《統計年鑒》公布的數據，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社會主義國家1960年至1985年為6%；私有制國家1960年至1970年為 5%，1970年為 3.6%，1975年至1985年為 4.7%。經合組織成員國20世紀 80年代為2.6%。蘇東劇變后，由于大搞私有化改革，俄羅斯的經濟下降了50%以上。
再看我國與國外情況比較：1952至1998年，我國國有工業固定資產凈值年均增長13.4%。1949至199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工業總產值按同比價格計算，年均增長14.2%，而世界平均是4.l%。被稱為“北京共識”的中國模式的改革開放的頭20年，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情況下，經濟增長速度比發達國家高7.3個百分點。從資金利稅率上也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據國家統計局1998年公布的材料說，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資金利稅率1957年為34.6%，1975年為22.7%，1990年為12.4%。另據美國《幸福》雜志的材料，“世界500強企業”（其中95%為資本主義企業）1997年的利稅總額只相當于總資產的1.32%。而2000年我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利潤總額是總資產的2.87%。我國重點企業2001年營業收入利潤率為6%，高于世界500強平均水平3.8個百分點。（按匯率計）2002年中國500強平均資產規模是世界 500強的 6.46%，而利潤是12.06%。

再從國內不同所有制企業比較：據李培林、張翼通過對全國508個樣本企業的調查，對1995年中國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進行了具體測算和分析，資本收益（凈利潤）率：國有62.93%，集體3.17%，民營10.47%，國有股份制21.40%，中外合資合作3.27%；社會貢獻率：國有1053%，集體644%，私有359%，中外合資合作50%，其他501%。調查發現，有些國有企業利潤少，但也不能證明其效率低，因為：（1）工資水平高。2003年國有企業人均工資是私營企業的1.8倍。（2）冗員多。國有企業的冗員負擔遠大于其利潤總額。（3）保險福利比重大。國有企業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由單位繳納的部分，占工資的40%。私營企業參加比例至今極小。如果將整個社會的福利負擔在各種經濟類型中進行平均分配，各項指標要低于國有經濟。（4）稅負重。國有企業只占工業總產出的三分之一，但多年繳納了70%的政府稅收（另據睢國余等《中國國有經濟效益分析》一書：國有企業的稅負在1986年以后一直高于其他經濟成分，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有企業的負擔維持在非國有經濟的2－4倍；據《中國工業經濟》1995年第7期載：百元銷售收入所繳納的稅金，1989年國有企業為9.28元，中外合資企業為4.57元，外資企業為0.02元。）。（5）利息支出多。（李濟廣《公有制經濟的高效率研究述評》，《馬克思主義研究》2006年第2期）。由此可知，“國有企業今日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們最近20年來一貫對國有企業竭澤而漁，不但扼殺了大部分國有企業發展的后勁，而且造成社會保障資金的枯萎，以致今日使大批的原國有企業職工喪失了任何的社會保障。”（左大培《不許再賣——揭穿企業“改制”的神話》）

關于企業壽命，據《中國民營企業發展報告》藍皮書披露，全國每年新生15萬家私營企業，同時又死亡10萬多家，60%的私企在5年內破產，85%在10年內死亡，其平均壽命只有2.9年。即使最善于搞市場經濟的美國，“中小企業5年的生存率是40％，10年的生存率不過13％；連進入道—瓊斯股票指數的超巨型企業在幾十年中也會倒閉三分之一。”（左大培《不許再賣——揭穿企業“改制”的神話》）如此比照，中國絕大多數國有企業都是超長壽的。

除了上述宏觀分析之外，通鋼事件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典型案例。

2005年通鋼改制前，經濟效益應該說還是不錯的。《華夏時報》記者從通鋼年鑒中拿到的數據顯示，通鋼在2001年至2004年期間盈利狀況一路環比上升，從2001年的8012萬元增長至2004年的8.5億元，漲幅達960.9%之多，當時工人每月可拿4000元的工資。通鋼在與建龍合作的三個月后，其負債就由原先的10個億變成了20個億，但這還只是一個開始，到了2007年情況進一步惡化，根據記者查得的通鋼的工商局年檢顯示，通鋼在2007年的資產為267億，但其負債已經達到驚人的186億。

典型事例還有不少。“引進私人戰略投資者”的國企改制使慣于玩弄金融騙術的“私人企業家”張海、顧雛軍分別控制了廣東三水的健力寶和制冷業巨頭科龍。吞并得逞，張、顧很快將它們的周轉資金挪用去收購其它國企了。2004年冬，健力寶停產，2005年春科龍停產。20年前興起的兩個著名國企，在所謂“沒有效率”的國有體制下能夠蓬勃發展，卻由于改制為私人大股東控股而沒落。這就是“引進私人戰略投資者”的改制給國有企業帶來的悲慘后果！知名私企“德隆”也是他們的心肝寶貝，但同樣由于經營不善成了“冰棍”，這些堅決主張“國退民進”的人，又非要讓國家想辦法救“德隆”不可。最近，又有濮陽市國資委副主任董章印對林鋼工人階級的自供狀：自己經手改制的八家濮陽市國有企業已經全部倒閉。

正如左大培同志所說，所謂私營企業的“效率”，主要是來自于“算計消費者”和“算計職工”。正因為“全民所有”的這種權利排他性，任何個人、哪怕是最高級的政府官員都無權獨自決策最終處置全民所有的財產；而我們現在國有企業改制中的最大問題，就是少數個人侵犯了“全民”的所有者權利，以行施私人所有者權利的方式來處置全民所有的企業。

這就是中國國企改制的本質。

3、既然宏觀、微觀都證明公有制要優越于私有制，為何國資委大員還要強力推行國企改制呢？常人不能理解之處往往正是這些大員與新資產階級狼狽為奸的陰暗之處。這點從通鋼改制中可以看出其中奧妙。

一是資產評估的奧妙。建龍集團要入股通鋼，而按照國務院下發的《關于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的意見》，國有企業改制必須依照《國有資產評估管理辦法》，由直接持有該國有產權的單位決定聘請具備資格的資產評估事務所進行資產和土地使用權評估。蹊蹺的是，建龍要購買通鋼的股份，本應由通鋼的出資人——吉林省國資委決定聘請資產評估事務所進行資產評估，事實上卻是建龍集團聘請了北京六合正旭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對通鋼進行了資產評估。2005年9月30日的“通化鋼鐵資產評估報告書”中顯示，通鋼總資產為38億，負債為10個億左右，而其中生產設備僅價值900萬，而無形資產與土地使用權價值均為0。按照《國有資產評估管理辦法》，國有企業的專利權、非專利技術、商標權、商譽等無形資產等必須納入評估范圍。單單幾個高爐加起來價值也不止900萬，而且通鋼多年來一直注重科技創新，大力開發新產品，文化和科技積淀深厚，通鋼已在國際上申請了‘長白山’等13個類別39件商標，50年積累的無形資產怎么為零了？更不合理的是，通鋼在建的新項目也未計算在內。目前已建成在使用的兩個高爐，一個為800立方米，另一個為2670立方米，價值10億元以上。有關人士針對評估標準不同還舉例稱，通鋼的高爐大，省原料，效率高，也維護得好，評估的時候折舊系數達到了70%-75%，而明城鋼鐵是小高爐，費原料，也是將來要淘汰的產品，折舊系數卻只有35%。他認為，這兩個折舊系數應該倒過來才對。與此同時，不光是對國有資產評估存在偏差，在注冊資本中，據記者調查了解，其中應由管理層出的1億元，也是來自于通鋼的國有資產。這也相當于把國有資產轉入個人的口袋了。正是有該項股權激勵的存在，平息了高層對建龍重組的怨言。按照規定，對國有資產進行評估后，國資委負有監督職責，認為低估的，可以重新評估。但吉林省國資委認為，北京六合正旭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的評估“符合實際情況”，并簽字通過。

二是股份分配的奧妙。2005年12月30日，由建龍入股的新通鋼集團正式組建，注冊資本為38.81億元，其中建龍集團出資8億元，吉林市建龍鋼鐵有限責任公司（后改為吉林鋼鐵有限責任公司）的6億元“凈資產”，占通鋼36.19%的股權。而吉林市建龍鋼鐵有限責任公司的6億元“凈資產”，也是北京六合正旭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評估的。但據知情者介紹，其中建龍集團的資金在2005年入主之后，一直沒有到位。一位曾參與審計工作的通鋼人士對中國經營報記者透露，建龍集團在進入之后，僅拿出了一筆6億多的資金，而且這筆資金還是建龍入股之后分得的利潤。

三是進進出出的奧妙。2005年入股通鋼，2009年年初宣布退出，而7月中旬又準備進入，并大規模控股。這進進出出之間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秘密？離職的通鋼管理層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在雙方合作的4年中，建龍將所有的資源都傾向了吉林的精品鋼基地。按照《吉林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這個名為吉林鋼鐵公司的新基地，建設規模年產鋼300萬噸，建設投資為65億到70億元，估計年可創造13多億的效益。2008年5月中旬開始啟動，預計在今年9月完成一期150萬噸鋼鐵的規模，但這個項目由于資金短缺目前已經停工，但目前已經建成大半，投入資金數十億元。這也是造成通鋼負債上百億的原因之一。在通鋼進退維谷之時，今年3月，建龍集團對外高調的宣布退出通鋼集團，而根據退出的約定，建龍將獲得吉林精品鋼基地和通鋼原有的礦山所有權。礦山資源是通鋼的“后路”，而吉林精鋼基地則是通鋼的“前途”，這樣，建龍一下子就讓通鋼陷于進退兩難之間。據中國經營報報道，建龍當時退出還有個不為外界所知、極為隱秘的事情就是，在去年鐵礦石價格最高點，建龍曾讓通鋼向澳大利亞進口了大量的鐵精粉，當時訂購價格是1600元/噸，而船還沒到岸，該鐵精粉的市價就跌了一半。由于它的抽身而退，僅此一項，就導致通鋼虧損將近10個億。通鋼職工對這個問題一直堅持舉報了4年，并到長春、北京等地集體上訪。就在7月10日還有職工去長春上訪，都沒有觸動主管者去解決問題。如果沒有這次事件發生，這個問題也許還會躺在上訪人的口袋里。《瞭望》新聞周刊則認為，如今通鋼人的怨恨并不僅僅在建龍身上，建龍在進進出出之間，不僅獲得了利益的最大化，而且每次都有地方政府在極力支持，這不是個正常的現象。中央相關部門應該查清這一事件中可能涉及的腐敗問題。

上述問題，人們找到答案之后，就難免要往深處想一想：作為擔負管理國有資產的政府機關，他們為什么要這么干？這究竟是部門行為，還是國家意志？黨章、憲法，還有歷次黨的代表大會決議，從來沒有允許過國有經濟可以不占主導地位，但為什么這些國資管理部門非要賣光賣凈國企，抽掉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基礎而后快？他們的立場是什么？最終目標是什么？他們究竟代表的誰？是政治上糊涂，還是另有授意？

（三）不少地方擁權自重，自行其是，使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已經成為當前科學發展觀難以落實的嚴重障礙。

2005年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為什么“中央政令有時出不了中南海”》的文章，稱近年來，中央關于民生的一系列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事時有發生。報道引用民間的一句順口溜，對這類現象作了生動、形象的詮釋——“中央政策大晴天，下到地區起點云，傳到縣里變成雨，落到鎮里淹死人”。

1、“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已經成為中國政治關系的一個基本特色。不少地方諸侯對中央決議陽奉陰違的典型事例莫過于諸城經驗。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方針，意在使國營企業擺脫日益嚴重的困境。但是，在反社會主義理論權威所謂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就是推進私有化、“抓大放小”就是“國退民進”的鼓噪下，“諸城經驗”便應運而出。“諸城經驗”即原山東諸城市委書記陳光通過各種形式把全市272家國企廉價拋售給私人的所有制突破。陳光因此也謀得一個“陳賣光”的雅號。發人深思的是，這個“諸城經驗”，雖然受到中央領導同志多次嚴厲批評，但經驗始作俑者卻依然步步高升。1997年“陳賣光”由縣級市市委書記升任菏澤地委副書記、菏澤市（地級）委書記。地方大員對其私有化魄力的青睞，使這位“陳賣光”一下子領悟了這場改革的“本質要求”，找到了搞私有化就能升官的仕途門徑，他進一步“解放思想”，干脆把菏澤國企送給私人。于是他又有了“陳送光”的桂冠。事實上，早在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當前國有資產管理不善和嚴重流失的情況，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嚴禁將國有資產低價折股，低價出售，甚至無償分給個人。”然而，到了2008年，陳光這位私有化改革驍將就扶搖直上，擢升為山東省省長助理、省政府黨組成員。

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兩個毫不動搖”：第一，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第二，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一原則基本上貫穿于其后黨的歷次決議。但對于地方官員來說，中央提出的“第一個毫不動搖”只是一個幌子，不需認真；只有第二個“毫不動搖”才是其內心真諦。一意孤行的私有化改革，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呈現一幅絕妙圖景：一邊是大批工人下崗失業，收入降低，經濟狀況惡化；另一邊卻是少數人“一夜暴富”，一躍成為有驚人財產的富人。公眾的憤怒終于在2004年8月被引燃：香港學者郎咸平在內地媒體上公開批評顧雛軍等人利用企業“改制”侵吞國有財產，迅即掀起了在中國改革史上著名的國企產權改革大論戰。這場大論戰，使那些決心消滅國企的政府官員們不得不在實行“經營者持大股”和MBO上有所收斂，但并沒有真正動搖他們繼續推進“國有企業改制”消滅國企的決心。據左大培《不許再賣——揭穿企業“改制”的神話》，到2005年年中：至少還有遼寧、北京和海南等地在強行推行“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命令當地的國有企業限期完成“改制”。最為惡劣的是遼寧。據《21世紀經濟報道》2005年7月14日報道，遼寧省省長張文岳宣布，遼寧要“放開地方國有大企業的股權比例限制，鼓勵國有大企業引進國內外戰略投資者”。“中小企業中的國有資本原則上以全退為宜；大型企業中的國有資本不宜全退，除極少數必須控股外，大多數企業應退至國有參股為宜。我們的設想是經過兩三年的努力，基本完成地方國有大企業股份制改造”。張文岳在這里使用了中國私有化進程中發明的特殊術語：所謂“引進國內外戰略投資者”就是把國有大企業的部分股權讓予國內外的私人股東，這種讓予的價格通常包含著極高的贈與成分；所謂“國有資本全部退出中小企業”，就是將遼寧的中小國有企業全部私有化；所謂“大多數大企業退至國有參股”，就是讓私人資本家或外國私人投資者對遼寧的大企業實行控股。其實，遼寧省在1998年前后就對中小型國有企業普遍實行了“一元錢賣國企”的“改制”，一個企業一元錢的賣價當然只能是象征性的收費，這種“改制”其實就是向少數人白送全體人民的財產。

2、在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開展之前，搶先進行解放思想大討論是對黨的決議的公然挑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是現代官場常見現象。政治教育活動亦如此。如前幾年進行的“三講”，“先進性教育”等學習教育活動雷聲大、雨點小，也可以用形式主義走過場來概括。但具體到目前正在進行的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活動，如果僅僅看作走形式，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三講”與“先進性教育”，事實上主要都是相對于黨員或黨的領導干部而言的。而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主要對象恰恰不是個人，而是一級級黨委和政府。因為只有黨委和政府才能決定一個地方的發展道路。正因為這一點，我們才不應該膚淺地理解這些地方大員在安排此項活動時是那樣的詭異，在學習、落實階段從來不愿聯系實際。

在全黨分批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是黨的十七大作出的部署，時間從2008年9月開始，一年半左右。但為何年初各省都要搶先開展解放思想大討論呢？據中新網2008年9月4日消息：在迎來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中國再次掀起“解放思想”的風潮。繼廣東等省組織開展“解放思想”大討論之后，近段時間，中國多個省市也紛紛揚起“解放思想”大旗，開展各種形式的“解放思想”大討論。與此相呼應，在2008年１月５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第７版新論版的一篇萬余字的署名文章引起各方關注。文章標題是：“黨的十七大與新起點上新的思想解放——論十七大報告從哪些方面體現了繼續解放思想”，文章作者施芝鴻是十七大報告起草小組成員，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巧合的是，施芝鴻曾是在中國改革史上頗有影響的“皇甫平”三人組成員之一。1991年初，身為上海市委政研室處長的施芝鴻與時任解放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等人用“皇甫平”的筆名在《解放日報》發表了系列評論，為改革開放搖旗吶喊，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

將這些“點”串起來，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各省市都要搶在這個學習實踐活動之前先來個解放思想大討論了。原因很清楚：解放思想與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一個強調的是對過去發展道路的反思，對以后發展路徑的規范；另一個強調的則是打破各種束縛，敢想敢干敢闖。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是解決發展指導思想的；解放思想則是動員鼓勵“干前人沒干過的事”的，而這無論立足點還是預期目標應該說是基本相反的。如果在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過程中，開展解放思想大討論，那就需要將科學發展觀作為解放思想所要遵循的“綱”來強調，輕則不會使解放思想再次成為洗劫社會主義公有制、洗劫國有資產的動員令，再深入一些，就可以扭轉長期形成的“改革就要實現私有化”的思維定勢，就可以跳出那些反社會主義理論家們為我們精心設置的所有制陷阱，就可以為下一步的改革和發展找到一條正確的路徑。反之，搶先發動解放思想大討論，由于無所遵循，解放思想實際上只能是繼續圍繞GDP政績、堅定不移賣國企、堅定不移招商引資的動員令。前邊剛剛解放了思想，后邊再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除了走過場還能有什么結果？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共識。

3、不少地方諸侯對中央的陽奉陰違、對推進私有化的一意孤行，使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難逃走過場厄運。反社會主義勢力在否定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時候用了一個殺手锏，那就是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活動。不過，現在這個殺手锏完全可以用來檢驗一下他們自己了。且不說他們這些年的倒行逆施，就從現在正在進行的學習實踐活動來看，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他們口是心非、陽奉陰違的嘴臉。君不見，何時何地在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中，對當前正在進行的國企改制、招商引資、發展道路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進行過對照與反思？大家看到的仍然是毫無顧忌的賣國企、賣土地、賣祖宗，仍然是不遺余力為發展私營經濟、GDP政績崇拜而不管生存環境、子孫后代……通鋼、林鋼等事件不正是這些地方諸侯“深入學習”科學發展觀的累累碩果嗎？我們不妨來個分析對照。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而以人為本，就是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通鋼改制是以人為本么？我們看到的是，把曾給共和國發展作出無私奉獻的工人階級踩踏在腳下，毫不憐惜地拿掉他們賴以活命的工作崗位，取消來之不易的福利待遇，輕蔑地無視他們哪怕一點點合理的訴求已司空見慣，肆無忌憚的巧取豪奪工人階級用血汗積累的國家財產。以此為參照的國企改制不正是各地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旗幟下的改革主旋律么？

再看看我們的樓市。老百姓住房難已經成為壓在當今中國老百姓頭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多年房來，在開發商“特殊利益集團”的操控下，房價一路暴漲，連來自中央最高決策層的調控措施也屢屢“失控”。根據計算，現在開發商一年僅在商品住房上的暴利所得就高達4000億元左右。而全世界的住房商平均利潤率僅為3-5%，當中國其他行業的社會平均利潤率為10%左右，中國開發商的利潤率卻高達300%。國際上衡量房價高低有個統一的核算口徑，即商品房總價與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這個比值正常范圍是4～6。日本房價最貴的東京，一般家庭用不到5年的收入就可買一套房，也就是說房價收入比低于5。而在我國，根據某雜志2006年初的“房價泡沫排行榜”，全國37個有代表性的大城市的家庭購房平均要用13.38年。房價飆升的背后，是90%的城市居民購房意愿下降，是70%的城市居民喪失購買新房的能力，是全國城市商品房空置面積達1.2億平方米。直到全球經濟危機迫在眉睫之時，中央不得不采取更為嚴厲的二套房貸政策，越來越大的房地產泡沫才被迫停止了膨脹，個別地方出現房價暴跌。這是老百姓才看些許希望。然而，好景不長，房價尚未下降到位，一些地方政府就開始為房地產叫屈，根本不管中央禁令，自行解禁中央二套房貸政策，大小標王層出不窮，很快將房價推向新的高度。老百姓剛剛恢復的信心重新歸零。

再看看老百姓須臾不可離開的“水”和“氣”。2002年3月，國家對外資放開大中城市燃氣、熱力和給排水管網的建設、經營領域。威立雅、蘇伊士里昂、泰晤士等跨國水務巨頭很快打入北京、上海、天津等10多個大城市的水務市場。天然氣市場也未逃厄運。以河南為例，除了濮陽尚未改制外，目前全省城市燃氣市場已幾乎被各個資本方瓜分完畢。最近，無論水還是氣，都相繼在全國掀起了漲價狂潮。

其他諸如，荒唐的安徽馬鞍山市擬建“中國浴城”、河南滎陽書記市長親自出馬打造慈善城市事件；令老百姓寒心的新密工人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鄭州經濟適用房用地建別墅事件；人神共憤的黃河灘區黑磚窯事件；震驚全國的貴州甕安事件、云南孟連事件、吉林通鋼事件、河南林鋼事件、山西沁水事件、甘肅隴南事件，等等，這些事件哪個不是發生于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之中？哪個不是最早由媒體披露，當地才匆匆忙忙應對？哪個是由當地黨委、政府主動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自查自糾的？如果認為這些僅僅是個例不足為憑，那么，我們可以隨便檢查一下各地在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中的自查報告，看看有幾個針對當地發展實際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進行過剖析、整改？

客觀上，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已經成了人人心知肚明的新版“皇帝的新衣”，其最大障礙就在于地方官員對中央精神的封鎖和陽奉陰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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