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藥價真相調查
http://www.jrj.com 2006年11月02日 16:58 《財經文摘》
策劃：本刊編輯部
執行：張志勇 章 劍鋒 楊政文 樊蘭
10年的醫療體制改革，鋪天蓋地的輿論聲討，俗話說，十年磨一劍，但是，中國的醫療依然問題重重。
盡管法律、行政手段“雙手互博”，藥品腐敗依然我行我素。俗話說，富不能與官斗。為何握有法律、行政大權的藥監管理部門不能遏制那些顯而易見的腐敗呢？
僅僅是體制之過嗎？
當體制成為一種借口，當體制成為某些特殊利益集團的俘虜之后，遏制藥價虛高必然遙遙無期！
藥價虛高屢禁不止，是不能也！更是不愿也！
試問，為何藥品降價令發出19道金牌后，仍然不能取得任何成效？為何舊藥變身之后能夠以全新藥品再次上市？為何本來研發水平低下的中國企業每年竟然開發1000多項新藥？為何招標集中采購實施6年后，弄得醫院不滿、企業不滿，患者也不滿？
一個依賴體制生存的特殊利益集團的存在，正是所有這些問題背后的真正原因。
不難理解，為什么藥價虛高這種遭社會深惡痛絕的惡劣現象，屢禁不止？皆因整個藥品利益的鏈條纏結太緊，皆因治人者即治于人者。
高藥價困擾中國
中國能夠有效降低居高不下的藥品價格，從而使百姓擺脫暴利掠奪嗎？
“不能。”中國人民大學醫藥物流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憲法毫不猶豫地對《財經文摘》說——如果政府不對現行醫藥衛生體制進行更好的改革，這幾乎不可能實現。
今年8月，國家發改委下令對99種抗微生物藥品的零售價格進行調整，涉及400多個劑型規格，藥品平均降價30％，預計降價總金額會達到43億元。
這已經是中國第19次明確宣布大幅度調整藥品價格。但收效怎么樣呢？
“沒有收效！”一位醫藥媒體的負責人對《財經文摘》說。有一些進入降價目錄的藥品很快從藥架上消失，有更多高價格的同類藥物重新包裝后又進入市場。
1998年，政府發出第一次藥品調價指令。那時有人說，這會是徒勞無功！不幸言中，9年時間很快過去，政府把調控范圍擴展到超過800種化學藥品和300種中成藥，每次平均降價幅度都達到15％。但是，藥價仍然沒有降下來。
藥品寄生鏈
是什么原因令政府意志在政策推行過程中遭遇如此挫折？
藥價可能是許多問題積重難返的一個標志，其內涵已經遠遠超出一件商品的簡單價格定義。藥業市場里的一些人甚至認為，藥價高企并不是藥品本身的問題，將責任歸咎于醫藥代表和銷售商似乎并不能使人更加明智。深圳市金活醫藥有限公司市場總監李從選對《財經文摘》說，“我要糾正一個說法，絕大多數藥品并非暴利，國產藥品更是價格低廉”。
李從選說，中國的衛生資源使用方向極不合理。人們總是向城市和大醫院集中。政府在衛生方面的投入又沒有比照GDP同期增長水平增加，醫生收入、醫院營運費用在政府買單的支出中比例還在逐步縮小，“有些地方聽說連20％都不到，醫院以藥養醫就成為必然。”
在其他一些國家，一般是醫、藥徹底分業經營，醫院不能賣一般的處方藥，只備有一些急救用藥。但中國卻不是，醫院和醫生往往將患者視作開拓額外收入的渠道。
加之中國在醫保管理方面的監管存在缺陷，藥價極易受到操控。中國社科院專家張永建說，中國80％的城市人口擁有醫療保險，其中有60％都是富有群體或享受政府補助的，這促使許多醫藥企業想方設法將自己的產品擠入基本醫保用藥名錄，以從中獲得更為穩固的市場營收。
當然，藥廠也在縱容和強化一些暗箱操作。由于中國企業缺乏創新研發能力，只能低水平模仿和復制，造成產品同質化嚴重。為此，藥企更多是重渠道、公關、輕產品創新，在醫藥市場競爭激烈的環境中，他們往往尋求高薪酬的市場代理，通過渠道推力（價差產生充足的運作空間）實現銷售，從而助長醫藥價格在渠道的流通中不斷上漲。
“藥品價格牽扯到太多環節，”李憲法說，簡單的價格調整于事無補。
在健康、規范的藥業市場，買賣雙方的利益取向應該是對立和相互制約的。現在的問題是，作為買方的醫院、中間商與作為賣方的藥廠形成了明顯的利益同盟，藥價越高，所有人的利益也會更趨豐厚，李憲法說，“他們都把虛高藥價當作實現經營利益最大化的途徑。”
一個業內常識是，藥品審批須“用錢推磨”、醫生處方須給回扣。這使中國出現一種奇怪的藥品流通現象：銷售商吃藥廠、醫院吃銷售商，每個環節都想方設法要從上一環節榨取油水，而這食物鏈的終端被榨取者就是患者。
一位醫藥人士介紹說，以銷售價100元的藥品為例，代理商10元從廠家拿貨，然后以65元的價格給商業公司，商業公司只賺取票面價格的3％到6％（行價）的開票費。從表面上來看，代理商有55元的利潤，但實際上，代理商必須把30元分給醫生，才能保證醫生對藥品感興趣。
經過繁瑣冗長的流通環節后，患者已經無從獲知一種藥品的真實價格。
流通腐敗
“藥品流通的最大贏家是誰？”李憲法說，中國醫院的藥價收入賬面利潤平均為30％，生產企業賬面利潤也是30％，另外40％都在“暗箱”里面，被個人據為己有。
政府對于藥品流通的治理，如果不能遏制流通環節的灰色收益，患者永遠不可能從中受益。
實踐證明，藥品流通腐敗并不能被有效鏟除。一位醫藥企業的人士告訴《財經文摘》，藥品定價和進入醫保目錄，需要藥廠付出大量公關費用，數字很巨大，涉及到企業的生命，大部分生產企業都有專門的公關部門去“運作”政府關系，“道理很簡單，價格越高對企業越有利。”
1996年，中國政府曾經對醫藥領域的流通腐敗實施專項整治，那時官方已意識到腐敗十分嚴重。他們承認，在藥品流通中，腐敗數額大、形式多、范圍廣，有一些甚至構成犯罪。
國務院辦公廳當時也表示，這會導致國家稅收流失和企業的不公平競爭，推動藥品價格上漲，并且加重企業和患者的負擔，更為嚴重的是擾亂了社會和經濟秩序，腐蝕了一批工作人員。
但整治并沒有產生任何收效。從目前情況來看，藥品流通腐敗在長達10年時間里從來沒有間斷過。今年，中國政府又展開了治理商業賄賂工作，衛生部和國家藥監局都強調要堅決執行這項工作，他們準備建立一個黑名單，以治理醫藥生產流通企業的回扣、提成交易行為。
10月中旬，衛生部負責此項反商業賄賂工作的官員在一個公開場合透露，經過一年的檢查，有 790件醫藥商業賄賂案件被查處，涉案金額達到5701萬元。其中有涉案單位623個，涉案人員1160人；被刑事處理230人，黨紀政紀處理和其他處理266人。
但形勢不容樂觀，醫療衛生領域正成為商業賄賂的高發區。有數據顯示，在全國藥品行業，僅回扣一項，每年就有約7.72億元國家資產被侵吞。李憲法認為，藥品流通領域的腐敗行為屢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是機制問題，如果這一方面不適時加以改革，還會有更多腐敗事件出現。
天津紅日醫藥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趙鄭對《財經文摘》說，藥品流通受到國家專控，行政之手無時無刻不在流通領域中顯現，各部門與這個行業都有關聯權力和關聯利益。
這位人士說，藥品作為特殊商品，許多行政機構的特殊參與，會產生特殊的環節和引發特殊的競爭。他表示，中國藥業市場主體一直在藥品進藥的渠道權、銷售的控制權進行競爭，“我認為問題存在于控制環節，越是壁壘高筑越是環節增多、權力集中，越是腐敗滋生。”
“如果倒退到計劃經濟時代，放棄自由競爭，也許能夠解決目前藥品銷售的市場狀態。現在的機制既不是完全計劃經濟體制，又不是完全商品化的市場經濟體制，不倫不類。”
李從選則說，也許是政府本來就不想自己解決問題，準備依靠市場機制來化解矛盾，因此存在于體制上的問題也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政策性障礙
在滋長腐敗的體制性障礙沒有徹底清除前，政府對于藥業市場的介入程度可能還在加深。比如政府目前正在大力推行藥品集中招標采購制度，并寄希望以此遏制藥價高企的狀況，但事與愿違。
現在，很多地方都設有自己的藥品集中招標采購辦公室，政府直接參與，制定招標藥品目錄并指導這一制度執行。他們規定，每個非贏利醫院都必須參與招標采購，以規模采購的方式壓低進入醫院的藥品價格，減少采購操作空間，增加價格透明度。
但是，一個招標由政府出面組織十幾個機構參與，用陣容龐大的隊伍去解決一個機構就可以解決的問題，趙鄭說，這應該不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因為這一制度并沒有平衡藥廠、醫院和老百姓之間的利益分擔。招標采購單位可以通過招標形式從藥廠那里索取大量費用，這不僅致使藥廠經濟負擔加重，中標藥品價格無從下降，連質量也很難保證。
藥品招標中介組織海虹集團的戴天巖說，藥廠和醫院為保證利益，均歡迎藥品高進高出，拉動異型規格大量出現和整體藥價偏高趨勢，“如果中標價格低，要么藥廠利潤小，要么根本沒有辦法運作。”
醫院不愿意在藥價大幅壓低的情況下向患者銷售，否則他們很快會養活不了自己。如果不能從中獲得足夠多的好處，他們會抵制或者應付招標。藥廠同樣如此，在招標環節中，他們不僅要挖空心思去疏通醫院、中介機構等招標主體，還需要和每個地方的招標辦、衛生部門、評審委員會、科室主任、醫生等主體逐一進行有效溝通。
“招標確實是導致藥價升高的一個原因。”李從選說，其中有兩類“暗箱”：招標是第一次暗箱操作，產品進院是第二次暗箱操作。一種藥品即便通過招標，在進入醫院后也未必能夠保證被大量使用。如果藥廠不對醫院和醫生進行“二次招標”公關，他們的藥幾乎不可能有市場。在此情況下，所有顯性和隱性交易不僅沒有消除，反而一直繁衍增加，這遭到很多人的反對。
招標政策給流通環節設置了新的障礙，并增加了腐敗機會和權力尋租空間，導致藥業市場的價格機制和市場秩序更加混亂。
一項用心良苦的政策沒有取得預期成效，可能與政策被利益主體異化有關。因為一開始就沒有人去按照制度設計的方向操作，李憲法說，“人們往往只是打著招標的旗號，該說的都說了，該做的全沒做。”
最好的政策就是不再出臺政策，李憲法說。政府要有所作為，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應該仔細籌劃怎樣將已有政策進行到底。
這可能涉及到更為艱巨的一項任務，那就是更好地對衛生行政機制進行治理和變革，如果不能，藥品流通環節會有更多新的問題出現，使政府的降價命令成為一紙空文。
“無論是治理醫生還是治理醫藥代表，都是舍本逐末”，趙鄭說，政府必須回到治理行政體系上去。行政體系單純，渠道就單純；行政體系透明，因為壟斷的門檻而造成尋租的可能性就越小。
(本刊記者/ 章劍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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