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手頭的一點資料看我國的私有化程度和路徑

從手頭的一點資料看我國的私有化程度和路徑　　

（李定凱，2009.8.22）　　

我學的是理工科，長期在學校從事工科教學和科研，對經濟一竅不通，對經濟方面的數據和資料更是無所收集、研究和整理。長期以來，國內政界、經濟界、輿論界、知識界對“國退民進”、“產權明晰”、“國企重組改制”、“管理層收購”、“引進戰略投資者”等關系到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問題爭論激烈，有時可謂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我從個人在社會上的感知見聞中得到一些模模糊糊的信息，使我感到我國經濟結構中的私有成分確實很大，但是要想有誰拿出可靠、詳細的數據來進行論證，還真是一件難事。　　

聽說社科院研究員、學術委員喻權域同志前幾年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期間，每年參加“兩會”都提案要求國家有關主管部門出來說明我國的公有制經濟是否還占主導地位，以澄清國人的疑慮。但是有關部門對他的提案不僅沒有正面答復，還派較低級的官員找他談話，做他的“思想工作”，最后他提案的事就不了了之，搞得喻權域同志很惱火。　　

原國家統計局局長、老八路、多所大學的客座教授李成瑞同志等人經過研究，指出：“根據有關材料測算（國家統計局未提供全面材料），2007年我國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比重，在實收資本（二、三產業）中，大體是46%比54%；在從業人員（二、三產業）中，是30%比70%；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是35%比65%。再從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工業部門來看，據國家統計局材料，2006年國有工業總產值只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4.9%，甚至遠遠低于1949年建國之初國有工業總產值占26.2%的比重。當前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還在不斷地降低。”李成瑞等同志提出的以上幾組宏觀數據也只是“測算”出來的，缺少統計學中的置信度、偏差這些概念。這不能苛求李成瑞等同志，因為他們處于民間、個人的研究狀態，無法得到全面的、詳盡的、系統的材料和數據。　　

按說，政府部門完全有能力掌握國家各種經濟成分的詳細數據，也可能政府手里就有這些數據，只是為了貫徹模糊戰略，不進行公布罷了。國家統計局最重要的職責之一就是要摸清家底，而各種經濟成分的數據就是最重要的家底，國家統計局在這樣大的事情上敢失職嗎？何況國家前兩年搞過經濟普查，難道普查沒有進行到底？與人口普查相比，經濟普查無論從規模上，還是在操作上都要容易得多。我國的人口普查能做得很好，難道做不了經濟普查？我就不大相信政府手里沒有有關公私經濟對比的第一手全面的材料。　　

前不久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從一個朋友那里得到一份真實的材料，里面有我國南方某經濟發達省里十幾個企業的基本情況。這些企業都屬于第二產業（目前我國的公有制實體經濟多集中在這個產業部門），從事能源、環保方面的設備制造和技術開發，規模多是大中型企業。這些材料原本不是用來研究所有制結構的，而是為政府考察企業的產業創新能力準備的。我仔細看了這些材料，饒有興味，作了一番分析對比，發現這些材料能夠從一個側面反映我國經濟領域私有化的大致路徑和程度。為了說明問題，在下面的表里給出這些企業的性質、來路和資產變化情況。　　

歸納表中的數據，結果如下：　　

1.      在13個企業中，全資私營企業有7個，占53.8%；全資國營企業為0；混合或合資企業有6個，占46.2%。　　

2.      在混合或合資企業中，私人資本比例低于50%的只有一個（為43.3%），占16.7%；其余83.3%企業的私人資本比例均超過70%，最多的達到90%。　　

3.      2008年，上述13個私人與混合（或合資）企業的總資產共約94.9億元人民幣（表中缺第9個企業的資產數，按最低增值倍數3.0估計它的資產），其中私人資本共約60.2億元，占63.4%。　　

4.      在13個私人與混合（或合資）企業中，有9個是通過原公有制企業重組改制演變而來的，數量占69.2%。這9個改制企業的私人占有資本達到46.66億元，占全部私人資本的77.6%。　　

5.      改制的私營與混合（或合資）企業，改制后都在短期內以超常規的高速度實現了資本增值，最低的在6年間增值了3.1倍，最高的4年增值44倍。　　

6.      改制后的私營企業老板很多都是原公有制企業的負責人或管理層的人員，他們通過“改制”實現了個人身份由“公”到“私”的蛻變，成為私有資本的主人和私有企業的掌門人。　　

對上面歸納的結果加以分析，不難得出如下一些主要結論。　　

（1）    無論從企業數量還是資本多少看，在這13個企業中，公有制已經不占主導地位，這是不爭的事實，也佐證了李成瑞等同志的結論。　　

（2）    國企重組改制是我國經濟私有化的主要途徑。如果只靠政策鼓勵私有經濟發展，私有企業主艱苦創業，與公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私有經濟是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超過公有經濟，占據主導地位的。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內，中國的“國退”和“民進”，即“公退”和“私進”實際上是兩個在同一個機體里同時發生的、互為因果的過程，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這個過程采取了最簡單的方式，就是通過一紙形式文書就完成了巨額資產的易手，基本上沒有流汗、流淚和流血的代價。這是史無前例的。　　

（3）    國企改制時對公有資產價值的評估普遍極度的偏低，否則改制企業不可能實現那樣快的資產增值。只有低估國有資產，才能以最小的成本迅速地實現產權轉移。公有制企業私有化的過程實際上不是等價交換的買賣過程，而是共產黨政府把屬于人民的生產資料拱手送給新資本家階級，而新資本家們幾乎是無償地從共產黨政府手里接管了屬于人民的公有財產。　　

（4）    很多不費吹灰之力就掌握了改制企業財產權的新資本家們，就是原來的公有企業的負責人。他們前一天的身份還是“人民的公仆”，第二天就厚顏無恥地成了“人民的主人”。這種在同一個人、同一群人身上發生的一夜之間道德和人格的徹底變異和分裂，也是史無前例的。　　

俗話說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陽。我手頭的這一點材料雖然是一些個別的、局部的實例，但是透過這些實例，卻能揭示我國經濟私有化的一般面貌和共性。人的認識規律，“總是由認識個別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擴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每一個事物內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矛盾論》）。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一個社會形態的性質，是由社會的生產方式、社會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和社會勞動產品的分配方式決定的。既然公有制已不再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那么我國目前社會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嗎？我國經濟私有化的操作，是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通過權力改變路線和制度的一種獨特的歷史現象。這個現象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上演得是如此淋漓盡致，以致越來越多的善良的人們暮然回首，似有幡然頓悟的覺醒。正因為如此，才有了通鋼、林鋼這些事件的爆發，恰如魯迅所說，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而作為推動歷史前進動力的廣大人民群眾，是不會選擇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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