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和改制豈容混淆！
8月15日，（河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徐光春在濮陽市林州鋼鐵有限公司因改制工作引起部分職工不滿、發生部分職工聚集圍堵改制工作人員事件的報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強調指出，“近年來，我省國有企業改革取得重大進展，有力地促進了全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有力地保障了國有資產不受損失和職工利益不受侵害，經驗值得總結。但也有些企業在改制過程中民主程序不健全，沒有經過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的充分討論，也沒有經過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引起職工的質疑和不滿，要引起各級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從現在開始，凡企業改制重組必須經職代會討論通過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否則無效。請各級黨委、政府認真執行。”
徐光春同志的批示，主要有兩點：一是充分肯定改革的正確性，二是指出林州鋼鐵公司在改制工作中沒有按規定辦理，在改制手續、程序上有缺點，要盡快糾正過來。
國有企業改革絕對不是只有改制這樣一條路。須知，改制是萬不得已的下下策。因為改制無法避免國有資產流進少數資本家的腰包，改制無法避免大批工人的下崗失業，改制必然造成中國工人階級從領導地位向社會最低層的轉變；改制后的私企工人必然要陷入資本家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之下，血汗工廠，劉漢黃殺死老板，通鋼工人錘死工頭宋凱 ，圍毆資本家代表陳國軍都是“改制”也即私有化的結果——“改制”一定會削弱甚至已經動搖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因此，應盡量減少國企的改制數量。據有些專家推算，一個企業的興盛期為10年左右，這10年間企業死亡率（即改制）為25---30％。因此，改制的企業應嚴格限制在那些無論如何也選不出一個好班子、連續虧損5年以上、經工人廣泛討論確實是無藥可救的單位。
國企改革就是國企改革，有些人把國企改革與國企改制混在一起，那是別有用心的。他們是渾水摸魚的高手——在短短的幾句話的批示中，就瞞天過海地悄悄地把“改革”和“改制”混淆在一起，并且堂而皇之地“指示”起來！改革，是改掉、革去企業發展過程中的矛盾。社會主義改革，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而改制，是把一種所有制改為另一種所有制——不管如何粉飾涂抹，茅于軾，張維迎，樊綱之類的理論家如何詭辯，它的本質，就是把公有制改為私有制，就是不爭論地搶劫掠奪吞并人民的公有財產，把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推向被剝削被壓迫當牛做馬的悲慘境地！它是歷史的倒退，是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清算”，是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反攻倒算！這就是有些人故意將社會主義改革的“自我完善”混為歷史倒退的復辟私有化的“改制”的險惡的政治目的！
《共產黨宣言》在論述了共產黨人進行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后指出：“在所有這些運動中，他們都特別強調所有制問題，把它作為運動的基本問題，不管這個問題當時的發展程度怎樣。”“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但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產品生產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資改派的所謂“改制”就是“改”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資本主義的官僚買辦所有“制”！改變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所有制，也就改變了生產關系。“生產關系”中最重要的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歸誰所有”的問題決定了生產過程中人和人的關系，同時決定了勞動果實的分配。
現在，為什么毛澤東時代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以及勞動人民成了弱勢群體？就是資改派篡奪國家權力后，剝奪了千千萬萬先烈流血奮斗奪取的原本屬于自己的一切——包括生產資料，和全國人民幾十年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積累的財富——包括生產資料！吉林通鋼工人階級的斗爭不是孤立無理的，是對資改派肆無忌憚無法無天地踐踏、無視憲法、黨章，掠奪侵吞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基本權利和血汗財富的“改開搞”的明白無誤的回答！”（以上三節引自“烏有之鄉”黃海潮《向通化的人民警察致敬》）
所以，我認為，把鄧小平同志指引的社會主義為自我完善的“改革”悄悄偷換為“改制”，轉移了總設計師的本意，違背總設計師改革的初衷，是對總設計師的背叛！
被“改制”的只能是國企中那些“扶不起來的劉阿斗”。而拚命將大量企業強迫“改制”的人，恰恰就是將大量國有企業三文不值二文甚至“零資產”地“出賣”給資本家的資改派精英，像仇和之類的人物。目前“全面”推行“改制”的“攻堅”之類，是資改派的大陰謀。
林州鋼鐵公司工人與管理人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最優秀的又一支模范隊伍，這個企業不是，決不是“扶不起來的劉阿斗”，它們不屬于“改制”范疇。不了解林鋼的實際情況，斷定“改革”取得了“偉大成績”是一種意淫，是一種明目張膽的撒謊，通鋼工人階級“7•24”行動已經給予了堅決的回答！這種謊言也直接誘導了林鋼改革的錯誤方向。
應如何開藥方？
1960年3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批轉《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以蘇聯經濟為鑒戒，對我國的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學的總結，強調要實行民主管理，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業七十條”，正式確認這個管理制度，并建立黨委領導下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使之成為擴大企業民主，吸引廣大職工參加管理、監督行政，克服官僚主義的良好形式。當時，毛澤東把“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制度稱之為“鞍鋼憲法”，使之與蘇聯的“馬鋼憲法”(指以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經驗為代表的蘇聯一長制管理方法)相對立。
毛主席代表中央寫的批示說：鞍鋼是全國最大的工業企業，“過去他們認為這個企業是現代化的了，用不著再有所謂技術革命，更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對政治掛帥，只信任少數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許多人主張一長制，反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認為‘馬鋼憲法’(蘇聯一個大鋼廠的一套權威性的辦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現在這個報告，“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指示要求大中企業，一切大城市都要把它當作一個學習文件，有領導地“實行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城鄉經濟技術革命運動”。
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曾經指出：“我們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一切以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三個有利于’為根本判斷標準，堅持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既通過提出和貫徹正確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帶領人民前進，又從人民的實踐創造和發展要求中獲得前進動力。”
應該首先問問對你們的“改制”，工人階級和“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而不是回避，繞開根本問題。“在改制過程中民主程序不健全，沒有經過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的充分討論，也沒有經過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引起職工的質疑和不滿”是與主題無關或第二第三甚至第N之外的論題！常識，事實就擺在那兒，如果你們的“改制”，我們的領導階級“擁護”“贊成”“高興”“答應”，怎么會鬧出那么大的“動靜”呢？
胡錦濤總書記指示我們：“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我們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昂首闊步前進時，千萬不要忘記胡錦濤總書記的教導，應該回到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下——社會主義改革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事業，不是王喜東，陳國軍和幾個資本家如張志祥之類少數人的私事！憲法，黨章都明白無誤地規定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規定我國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關系到國家命運前途的如此生死攸關的大事，怎能由少數人張羅吆喝？財富是人民的財富，工廠是人民的工廠，國家是人民的國家，政權是人民的政權，一句話，人民的天下要由人民來做主，豈容少數人胡作非為，無法無天！這就是胡錦濤總書記號召我們“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的偉大意義！如果自行其是，憑借偷換概念，轉移論題，而闖到南墻不回頭，還要“殺開一條血路”折騰到底，人民將會怎樣書寫他們的歷史呢？（本文已經作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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