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主導未來中國經濟？
中國企業家 2004年2月25號
“不謀而合的擔憂”
“未來10年20年，中國企業還是本土經濟的主角嗎？”
在2003年的年底，有一種深沉的擔憂，籠罩著2002年底還興高采烈的中國企業界。這些擔憂，在《中國企業家》雜志在舉辦2003中國企業領袖年會前后一個月的時間里，像沖擊波一般一次一次一再強烈沖擊著我們。
年會前夕，11月12日，我們到上海邀請劉永行參加本刊年會。他滔滔不絕講述了他早在5、6年前就開始籌劃進軍鋁業的未來戰略之后，有些英雄氣短：我們能在這個領域建立起世界級行業競爭標準，做過跨國企業，為什么不能放手讓我們民企做？11月17日，我們到了春蘭，陶建幸講他“第二臺階”設想，“不能再做那些核心技術和部件掌握在人家手中的‘殼企業’了！”“轎車業看不懂，搞了那么多年，都合資，而且是一家和多家合資，搞到現在連自己的品牌也沒了，變成‘世界上最復雜的貼牌工廠’！”
11月20日，我們在北京飯店拜訪寧高寧，他剛剛出席完國資委組織的“跨國并購論壇”，寒暄之后，他也說起：全靠引進外資，20年后中國人可能全變成打工仔了，珠江三角洲很多城市很畸形，東莞“五星酒店加世界級廠房加打工仔”，沒有文化，沒有生活，沒有消費。他曾和中央黨校的一位副校長探討過：用GDP偷換GNP，聯合國把整個發展中國家都“騙”了！中國不應再分國企、民企了，應該分中國企業、外國企業！
就在同一天，在方正大廈，沒有預先溝通，少帥魏新自己談起了他給國家領導人的一份關于3G的報告：過去十幾年許多產業出現了同樣的怪圈，從彩電、冰箱、VCD、DVD、PC、筆記本電腦、手機、基站到汽車，國內企業全是在沒有核心技術和專利的情況下為跨國公司打辛苦工，規模迅速做大，毛利迅速降低，“以市場換技術”已告失敗。“如果未來10年到20年中國出現類似拉美國家發生過的產業轉移，會不會也像拉美國家一樣急劇衰退？”
11月25日，在寶馬5系轎車盛大上市的前一天晚上，華晨總裁蘇強特地和包括《中國企業家》雜志在內的媒體高層見面，3個小時里蘇強和他的副手洪星一直在巧妙地講述他們“中華(自主品牌)加寶馬(合資品牌)兩條腿走路”的戰略，“未來的重點是自主品牌，合資是為了學習”。中華是他們的最愛，必須讓它“立”起來，“中華挺住了，才會給華晨帶來未來”—第二天寶馬發布儀式，蘇強顯然不是主角。
……
與商業巨頭的密集接觸，幾乎是同一個主題的一再變調重復—中國人的企業，中國企業的未來。巨頭們“不謀而合的擔憂”，讓《中國企業家》深受觸動，但那時我們全部的注意力都在即將召開的年會。500位企業領袖將在“新領袖：決定未來的商業力量”主題下展開討論，我們希望領袖預測未來3年-5年的產業趨勢，探討領先企業的戰略轉型與拐點—拉美化是更政治更宏觀的環境話題，我們希望企業領袖更關注企業本身的話題。
但是，12月6日大會一開幕，演講嘉賓就唱起了“拉美化憂思詠嘆調”，而且是多聲部合唱。
在企業界極具影響的張維迎教授首先挑起話題：“在歡迎巨大外資的同時，中國所有的民營企業家應該有一絲悲哀，因為捆住了私人企業的手腳才使得外資大規模進入。未來中國市場的情況將是怎樣？我個人不是非常樂觀。我們看中國經濟主體的時候，發現真正主導中國經濟主體的不是中國的企業，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所以我的演講希望能夠引起大家進一步關注，我們怎么樣才能創造一個對中國私營企業、民營企業發展最有利的一個環境來。”
張維迎頓時成現場最受尊敬的人。在他之后上臺演講的兩個企業家，郭廣昌向他深深鞠躬，感謝他為中國民營企業說話；張宏偉特意從張維迎走過的右邊臺階走上講臺，開口第一句話就是提醒臺下滿堂聽眾“我是沿著張教授的路走上來的”。
張宏偉要講什么，大家其實都有預料—即便不是張維迎挑起話頭，他也會講零售及其它領域對外資的過度開放，講國內零售企業在擴張上遇到的“非國民待遇”，講零售業被外資壟斷后的危險。從去年冬天起，他幾乎在所有的場合都要講這個對他來說性命攸關的問題。可惜，效果似乎并不怎么明顯。這次，在演講結束前，他一連說了三遍：環境！環境！環境！年會結束了，“拉美化擔憂”并沒有消退。12月11日，本刊顧問、萬盟公司董事長王巍，和我們一起探討這個話題。他是企業界最早提出在跨國并購中關注國家經濟安全的人士之一。那天下午，他說，要警惕跨國公司與中國壟斷企業的“合謀”，這個重大問題已迫在眉睫，再漠視下去，“大公司會被窒息，民間經濟會被邊緣化。”
12月21日，在我主持的另外一個論壇上，主題本來是“良性市場”這樣一個寬泛平靜的話題，但幾個討論嘉賓說到“拉美化擔憂”，氣氛頓時熱烈起來。參加過企業領袖年會的張文中，復述了那天張維迎演講的大意，“我幾年前的呼吁，現在總算引起共鳴了。”—原來他是呼吁關注零售物流領域過度開放的“始作俑者”。討論結束前我請他們各自說一下對未來良性市場最大的方面企盼，大家的期盼全圍繞“防止拉美化”展開—
張文中：我想中國市場是不是良性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我們會不會在五年十年以后“拉美化”。
茅于軾：我接著講，我們防止“拉美化”的辦法，就是保護弱勢群體。
張燕生：防止“拉美化”最好的辦法就是為國內企業創造更好的創業創新環境。
苗鴻冰：作為企業家來講，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防止“拉美化”。
— 夠了，是時候了，2004年《中國企業家》第一期封面，一定要做“巨頭的‘拉美化’擔憂”！是時候關注企業界的這個共同擔憂了，是時候考慮“誰是未來20年中國經濟主角”這個重大問題了。
為什么擔心“拉美化”
當中國企業界在為產業的拉美化擔憂的同時，在地球的另一端，巴西這個拉美大國，也在進行一場激烈的爭論。
2003年以來巴西爆發了一場有關外資的爭論。導火線是2002年底巴西總統卡多佐簽署了一項法令，允許外國銀行全額收購圣保羅州銀行。這是迄今為止拉美最大的私營化項目。一批巴西銀行家、企業家和政治家，反對外資對圣保羅州銀行的控股。他們提出警告，巴西的經濟可能很快被“非民族化”，完全被外資所控制，巴西的經濟主權將喪失。
巴西商界的擔憂并非杞人憂天。經過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大規模的對外資開放，巴西現在的汽車工業、信息、機械制造、橡膠塑料、電信、食品、醫藥、家電等行業已被外資控制。巴西前100家大公司中，外資已占近半。巴西15大銀行中外資已占40%。
巴西、阿根廷這些拉美主要靠引進外資拉動GDP增長的新興工業大國，一度是發達國家眼中的開放模范生，是發展中國家心目中的“趕超榜樣”。但是，當中國等低成本大國實行對外開放后，跨國公司紛紛把投資從拉美轉向中國。這一次全球性產業大轉移，直接導致拉美國家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家貧思賢妻”，艱難歲月，此時它們才認識到過度依賴跨國公司的危險，才認識到本國企業的珍貴。然而，環視國內，僅剩的本國企業幾乎全成了苦苦支撐的“中小企業”，從頭扶持這些中小企業，讓它們重新成為本國經濟的主角，談何容易！
— 這恰恰是中國企業界憂慮之所在。
這種擔憂，如果是出現在改革開放早期，甚至是進入WTO前，很容易被理解為狹隘民族情緒、保守落后、害怕競爭。實際上，對“拉美化”的擔憂，其實并不是從2003年底開始，也不是從企業界開始，在理論學術界，一些被稱為“新左派”的學者，早就有更偏激更情緒化的觀點。但是經過了20年主要靠外資拉動的GDP高速成長期，國力大為增強，開放大為加深，中國經濟即將進入下一個20年黃金戰略機遇期。此時，國內企業突然意識到，如果它們仍然被捆著手腳在自己的國家得不到國民待遇，而跨國公司卻在全世界最開放最優惠的政策下大舉進入壟斷領域，這樣的“不公平”競爭再持續20年，豈不就重蹈了拉美的覆轍，在自己國家也變成了邊緣化的配角的“中小企業”？
“中國企業巨頭開始要求更大的發展空間。此時它們最擔心的是壟斷勢力與跨國公司的合謀。”王巍的分析，道出了企業界擔憂背后的真正動因。的確，從地方政府到有些宏觀管理部門，普遍存在這樣的心理：既不相信國有企業能搞好，也不信任民企能做大，于是為了GDP增長，爭相引進外資，過度引進超前開放，甚至是“外資崇拜”(王巍語)。
請體會這樣的困境：
1、假如你是制造企業，機遇當前，你要繼續做大或國際化，不想再做“殼企業”，馬上會碰到跨國公司在知識產權和專利、產業和技術標準方面設置的“天花板”(項兵語)；更使它們英雄氣短的是，此時政府部門往往會以“內資外資平等競爭”、“引進先進技術”的大道理，漠視它們在自主研發、自立標準方面的努力—聯想、方正、長安、華晨，碰到的是這樣的困境；
2、假如你是想進入壟斷行業的民企，不管你想整合傳統產業，還是進軍第二主業，馬上會遇到國有壟斷者與政府主管的聯手打壓阻擊，它們寧可打包直接賣給國際資本(海外上市或引進跨國公司合資)，不相信你有這個實力能力—劉永行、張宏偉、郭廣昌、張文中，碰到的就是這樣的困境；
3、不論你是國有還是民營，假如你到國外發展，你會驚訝地發現，要想進入標榜“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歐美市場，決不是件容易的事，開連鎖店得申請十幾年，買油田股份會被限制，出口通信設備被訴侵犯知識產權，出口彩電內衣，弄不好也被反傾銷。而同時，這些在它們母國市場為你設置了壁壘的跨國公司，在你的國家市場卻被奉為上賓享受著超國民待遇—華為、中海油、TCL、長虹，碰到的就是這樣的困境；
4、假使看看印度這個你可能不大瞧得上的慢騰騰的國家，你會驚訝地發現，那里是本土企業家的天堂(想想企業富豪在中國的難受勁)，那里有亞洲最大最受尊重的企業領袖(中國沒有1家)，那里是跨國公司的滑鐵盧，不管是可口可樂、杜邦還是好萊塢—張維迎教授受企業家歡迎，就是因為他發現并大聲講出了中印這樣的“龜兔對比”。
這樣下去，20年后，中國本土企業還能是中國經濟的主角嗎？
在2003年的歲末，中國企業巨頭們的“拉美化擔憂”，決不是空穴來風、無病呻吟。
資料：拉美之轍
從參與全球化的方式看，拉丁美洲國家如巴西、阿根廷走了一條典型的“外資主導型”開放道路。依靠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和開放國內市場等比較優勢吸引大量外國、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及大型跨國公司的資本進入，帶動本國的經濟發展。
在20世紀90年代，拉美普遍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并借此獲得了一段比較快的經濟發展時期。但是，這種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方式的負面作用也是十分明顯的，而且隨著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程度以及參與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外資主導型”的對外開放的負面作用就會進一步顯露出來，成為制約其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甚至損害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的未來。
首先，國際壟斷資本控制受資國經濟，形成大量的利潤轉移。通過獨資、合資和其他形式，美國公司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了拉美70%以上資源開發和原材料生產。巴西100%的汽車工業，57%的化學工業，76%的家電業，60%以上的電力工業都是在跨國公司控制之下。直接投資雖然促進了拉美的經濟繁榮，但掌握著拉美經濟命脈的跨國公司每年都要把大量的利潤匯回母國，造成了經濟剩余的大量轉移，出現了“增長而不發展”的奇怪現象。
其次，對外資的依賴造成長期困擾發展中國家的嚴重的債務危機。
第三，也許是最重要的問題是：外資主導型的開放經濟不利于受資國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產業的技術升級。跨國公司投資于發展中國家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而在投資和建廠時都非常注意對自己技術的保護。這種由外資進入引發的國際經濟的交換中，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看，只是其勞動力參與了國際資本循環，而沒有或很少有先進技術的沉淀。在技術方面，發展中國家至多搞一些配套與維護。長此以往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的技術開發，特別是自主開發的能力就會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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