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陜北的北京知青

高玉珍最大的愿望是能夠回到北京。

　　30年前，落戶陜西延安的2.8萬名北京知識青年開始返城，來自北京市朝陽區百子灣的高玉珍期盼著自己有一天也能回到家鄉。高玉珍的愿望最終隨著“肝癌晚期”的宣判而煙消云散。2006年9月19日，58歲的高玉珍在自己插隊的延安市黃陵縣店頭鎮長墻村的家中與世長辭。

　　她的離去，使至今還留守延安的北京知青人數又減少了一個，變為320人。

　　高玉珍曾是毛澤東在首都接見的第一批紅衛兵之一。

　　高玉珍的葬禮顯得十分冷清。北京老家沒有來人，五名前來送葬的留守知青被當作娘家人，受到最高禮節的迎接。這些“娘家人”送來的花圈的挽聯上，將高玉珍稱為戰友。

　　接受再教育期間，這位剛烈女子的命運，因為一個玩笑而再次改變。

　　那是寒冬臘月的一個深夜，同宿舍的三名女知青讓高玉珍去外面拿尿壺。光著身子的高玉珍剛出了門，便被惡作劇地關到了門外。隨后，女知青們大喊抓賊，同院住著的男知青紛紛開門出來。慌亂之下，高玉珍跑出院門，鉆進對面的院子里，院子里住的是貧協主席。

　　貧協主席家徒四壁，早年喪妻的他帶著一個7歲的孩子。面對深夜闖進家門的高玉珍，善良的貧協主席急忙取來破棉被將她裹起來。

　　半年后，高玉珍懷孕了。縣上以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罪名將貧協主席五花大綁，初定20年刑期。批斗會那天，高玉珍跑到會場，解開綁在貧協主席身上的繩子，告訴政法組的人，“要判就連我一起判，是我先找的他。”

　　這件事情被匯報至中央，在有關部門的批準下，高玉珍成為當時全國第一位和當地人結婚的北京知青。

　　高玉珍的墓地位于黃陵縣的橋山之下。橋山是渭北黃土高原向南延伸的一脈，《史記》中“黃帝崩，葬橋山”的記載讓這個地方名揚天下。

　　前來送葬的留守知青龔鳳海淚流滿面。37年前，龔鳳海和高玉珍同乘一列火車來到延安，“我倒沒覺得她可憐，只是她把青春年華都奉獻給了這里，沒想到，她最終還是埋在了這里。”

龔莊村的真正主人

　　龔鳳海插隊的地方叫黃陵縣侯莊公社龔莊村，讓龔鳳海感到稀奇的是，龔莊村并沒有一名姓龔的，“看來我才是這個村的真正主人。”

　　一語成讖。

　　剛來時，隊長發給他一條鞭子和30只羊。兩年多后，羊群壯大到80多只。

　　1972年，龔鳳海被招入位于黃陵縣店頭鎮的某勞改農場工作，當過保管、看過大門、做過收發，但是始終沒穿上制服。龔鳳海曾要求開汽車，領導說汽車太貴重，出了事損失太大，結果派他去開拖拉機。

　　龔鳳海認為，自己沒被轉干的原因是存在不正之風，“我絕不會做請客送禮的事情，不能慣他們的壞毛病。”

　　1979年4月，30歲的龔鳳海因落實政策調回北京某公司當司機。然而僅僅一年后，由于生活上的不適應，他出人意料地要求調回黃陵原單位。1983年，35歲的龔鳳海和一位當地人結婚，三年后離婚。

　　對于返京，龔鳳海已不再想了，他沒法面對自己的哥哥嫂嫂們，“就我目前的窘境，回去不是寒磣他們嗎？哪里的黃土都埋人，何況我姓龔，龔莊村才注定是我最后的家園????”

　　單身多年的龔鳳海性格有些孩子氣，同為留守知青的于廣云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沒事的時候兩個人經常在一起喝酒，邊喝酒邊抬杠。

　　龔鳳海認為自己已經習慣了一個人的生活，讓他感到煩的是，家門口的大街上，按摩院越來越多，他為此準備寫一幅標語，“預防艾滋病，路邊的野花不要采。”

假離婚事件

　　在留守知青里面，于廣云的年齡最小，54歲，但看起來比其他人都要老許多，一口牙掉得所剩無幾。于廣云認為是酒喝多了的緣故。1986年，于廣云進入店頭酒廠工作。

　　于廣云有一個綽號，猴兒。

　　1979年來插隊時，于廣云只有16歲。插隊第一天吃飯時，給知青做飯的一位當地人看他最小，叫他“碎猴兒”，并且先給他盛了一碗飯。再給其他人盛飯時，窯頂的一塊泥皮掉在了鍋里。做飯的問大家怎么辦，大家異口同聲地說，“那就讓‘碎猴兒’一個人吃吧。”

　　1998年，延安地區為照顧留守知青的生活，將他們統一調入事業單位，于廣云因此被調到黃陵縣圖書館。報到第一天，領導看他身體欠佳，讓他回去休息，于廣云便一直休息到現在。

　　于廣云于1975年和當地人劉百琴結婚，婚后兩人回過兩次北京。于廣云在北京有六個兄弟，但他回去從不住兄弟家里，而是住在昔日的知青哥們家。在自己的兄弟家里，于廣云總感覺憋得慌，“連煙灰都不知道該往哪里彈。”

　　為了能調回北京工作，在1986年，于廣云曾和老婆準備辦理假離婚，他告訴老婆，等他回了北京，再想辦法把她調去過。按當時的政策，夫妻雙方都是知青的，可以同時調回北京工作，但一方是當地戶口的，只接受知青本人的調動要求。

　　在于廣云苦口婆心的勸導下，老婆終于同意了他的想法。但在辦理手續時，有人對他老婆說，于廣云這個說法不太可靠。老婆立即反悔。

　　提起那次未能如愿的假離婚事件，于廣云不知該哭還是該笑。

　　回到北京，我們還是外地人

　　假離婚未遂后，于廣云再也沒有提過回北京的事。他覺得，北京的生活節奏太快了，“北京是汽車，我們是架子車，架子車跟著汽車跑，非得散架了不可。”

　　幾乎所有的留守知青都有同樣的感受。

　　來自北京市朝陽區農光里的陳志曾回北京工作過一段時間，但最終還是回到黃陵縣。北京的變化讓陳志有些不太適應，“以前離家時，住的都是四合院，一出門，大嬸大媽地叫，現在都住高樓大廈了，家家裝了防盜門，鄰居之間竟然都不認識。”

　　喝到微醉的時候，陳志顯得有些悲傷，“其實我們這些留守的知青，誰不想回去呀？葉落歸根，但我們是沒有能力回去呀！”這句話讓其他在座的知青唏噓不已，頓時有人淚流滿面。

　　陳志認為，除了經濟方面的原因外，他們這一批人和北京的家人感情已經非常疏遠，父母都不在世了，其他親屬對他們回京并不歡迎。

　　“父母不在了，就沒有根了。”陳志認為，“所以，我們這一批人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京去工作重新扎根。等我們走不動的時候，可以到孩子家里養老。”

　　陳志28歲的大兒子大學畢業后留京工作，已升任一家電腦公司的副經理，并且有了北京市戶口。這一點讓陳志感到十分欣慰，因為他的孫子一出生，就會是北京人。

人和人不能比

　　從鐘振遠的家里出來，留守知青張彥門直感嘆“人和人不能比”，他至今還租住在別人家的窯洞里。9月17日，張彥門剛剛辦理了退休手續，他每月的工資是669.82元。張彥門的工作是給一家公司看大門，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他說退休了要好好在家休息；但在辦完退休手續當天，公司打電話說愿意繼續返聘他，張彥門想也沒想又去上班了。

　　　　　　　　　　　　　　　　　　　　歷史沒有結束

　　龔鳳海和于廣云在一起就抬杠。龔鳳海覺得，他們這一代人的歷史還沒有結束。于廣云則說，早就結束了。他們經常為此爭論不休，爭論不休的時候兩人就喝酒。喝多了，他們就一起唱那首讓人斗志昂揚的歌，歌的名字叫《延安窯洞住上北京娃》：山丹丹開花賽朝霞/延安窯洞住上了北京娃/漫天的朝霞山坡上落/北京青年在延河畔上安下家/毛主席身邊長成人/出發在天安門紅旗下/接過革命的接力棒/紅色土地上把根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