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7月29日 燕趙都市報
7月24日，國內著名民企建龍集團重組通化鋼鐵集團時遭職工反對，委派的總經理陳國軍被圍毆致死。當晚，吉林省政府宣布建龍集團不再介入通化鋼鐵重組事宜。一個初衷好端端的企業間的兼并重組，怎么會鬧出人命來呢。
資料顯示，北京建龍重工集團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資源產業、鋼鐵產業、造船產業、機電產業于一體的大型企業集團。集團創建于1999年，到2008年底，共擁有控股子公司17家，總資產319.81億元，企業遍布河北、黑龍江、吉林、遼寧、山東等省市。2008年，建龍集團名列中國制造業企業排名第78位，中國企業500強第158位，集團控股企業實現銷售收入407.9億元。一個成立不過十年的民營鋼鐵企業，其發展速度是驚人的。相反，國有鋼鐵企業又面臨著什么呢？
一般來說，國有鋼鐵企業在計劃經濟時期沒有太多的積累，但卻重病纏身，如面臨著人員多、負債率高、企業辦社會、資金緊張等問題。改革開放之后，國有鋼鐵企業卻要承擔大量的改革成本。改革開放初期，人們都愿意進國企，為什么？因為國企的福利好，工作相對穩定。某種意義上說，國企支付了更多的勞動力成本，養一個國企職工要付出的成本，起碼是民企的2-5倍。當然，國企職工的福利水平，與初期的民營企業相比雖然要好一些，但與其他一些國家相比卻差很多，國企也應當進一步改善員工的福利待遇和工作條件。
國企比非國企付出的成本不僅是這些。比如，在納稅方面，國企一般沒有多大的偷漏稅積極性，而非國有的企業則不同，像民營企業是個人的，偷漏稅的錢自然都留給了自己。所以，在目前稅收機制并不完善的情況下，一般國企的稅負是非國企的4-10倍。再就是商業賄賂，民企向國企供貨，通過回扣形式，可以將貨物以高價賣出去；購買國企的產品也可以通過賄賂的方式獲得更低價的產品。還有外資，由于國家的招商引資政策，外資企業不光在資金、技術、管理等方面比國企強大，還要享受國家各方面的優惠政策。
因此，有人曾經這樣形容國企，就像一個四五十歲的中年人，背著病重的老娘(離退休職工)，攙著瘸腳的老婆(輔業單位)、抱著長不大的孩子(企業辦醫院、學校等)，要與民企、外資等二三十歲的年輕人賽跑，勝負可想而知。十幾年下來，除壟斷性的國企外，很多都陷入了生存危機。國企改革已經二十年了，有人一直在說，國企的經濟機制不靈活，需要改革和改制。可在我看來，今天國企面臨的困局是相對于民企、外資過于“遵紀守法”，這也恰恰說明需要國家加強對民營、外資的那種“靈活”機制進行治理，創造一個真正公開公平透明的市場競爭環境，絕不能讓劣幣驅逐良幣。
當前的民營鋼鐵企業，已不可同日而語。他們在規模、技術、管理等方面已經不比國企差，而他們靈活的機制國企是永遠學不來的，比如用工、納稅、商業賄賂等方面。如果照此發展下去，用不了多少時日，以規模自居的國有鋼鐵企業，也將會逐漸被民營外資鋼鐵企業所淘汰。或許，吉林省國資委已經看到了這種前景，已經對通化鋼鐵無計可施，想早一點賣出去，省了自己的麻煩。
我曾經想過這樣一個問題：假如我是某個地方的領導，對國有企業的改革與發展有著一定的決定權，會采取怎樣的改革措施呢？思量來思量去，我也沒有太好的辦法，說不定也要將國企簡單賣掉，走一步算一步，因為當前國企面臨的形勢確實非常的復雜。目前，國企的困難超過了一些人的想象，而國有鋼鐵企業的發展前景更是不容樂觀。這是因為國有鋼鐵企業與民營鋼鐵相比，確實已經沒有任何優勢可言。
退一步想，如果建龍在重組通鋼后，能善待一下國企的工人們，或許重組就會相對容易一些，起碼不會發生如此強烈的沖突。不過，現實生活中，很多國企被民企收購或控股后，普通職工的結局都不太好，好一點的能留下來工作，但工作量加大，工資不僅沒有增長甚至要減少。那些運氣不好的怕是要下崗，面臨生存危機了。像通鋼這樣的大型國企職工，一般年齡大一些，技術也比較單一，在大學生找工作都很難的現實情況下，他們下崗失業后將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工人們要生存，要有尊嚴的生存，肯定想留在國企，當然會反對民企的收購。
通鋼事件的發生，深刻揭示了國企的改革與發展問題已經在政府、企業及職工、外來投資者之間形成難以化解的矛盾。因此，化解國企改革與發展的困局乃至我國經濟的困局需要用大智慧，需要國家在一些政策上進行調整。
最近，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出了一本《六個“為什么”，對幾個重大問題的回答》，其中，第五章為“充滿活力的基本經濟制度”，明確提出——為什么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和單一的公有制。國企改制走到當前，國有經濟的比重只占到全國國民經濟三成左右。怎樣理解中央提出的“公有制為主體”呢？我的理解，起碼公有制經濟要占到全國國民經濟的五成以上。因此，下一步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應當是發展公有制經濟，即國有和集體所有制經濟，這就需要國家出臺相應的支持和配套政策。2006年11月，全國國資系統研究工作會議在南京召開時，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在聽取各省國資委主任的匯報之后，也明確提出：國企改革不能再做減法，要做加法和乘法。反觀通鋼的惡性事件，恰是國有股份由第一大股東讓位于建龍之后，即嚴格意義上那樣的通鋼將不能再稱之為國企了，而之前的通鋼國有股份是第一大股東，建龍只是參股。
筆者理解，解決通鋼之類國企的問題，應當首先從國家經濟的安全問題入手，在對外開放中注重保護國有和民營在內的民族產業。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開放程度已經高于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比如，我國的金融和骨干行業都有外資參股甚至控股，但我國的資本進入美國等西方國家卻十分艱難，不光金融領域難以進入，就是一般的制造業也很困難。
我們與經濟高度發展的西方國家競爭，就像一群光著屁股的孩子拿著刀槍棍棒，與幾個身披鎧甲、手持現代化武器的巨人在戰斗，結局可想而知。因此，參與國際競爭，我們要以國有經濟為紐帶，組織非國有經濟參股的現代化戰略航母。國內，國有經濟要確保收復“兩國兩重”的經濟領域，同時以少量資本控制一些公共服務領域，比如房地、物業等，提高國有化水平和服務水平的同時，解決廣大人民群眾的就業問題，真正做到“改革的主體是人民，改革成果全民共享”，才會建設一個和諧的小康社會。當然，這中間還需要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手段，比如嚴厲打擊官商勾結、治理商業賄賂、創造和諧勞動關系、消除外資的超國民待遇等等。 (作者任職河北省國資委，著有國企改革題材小說《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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