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金融領域的竊密更嚴重，經濟安全亟需立法保障

江涌：金融領域的竊密更嚴重，經濟安全亟需立法保障

2009年07月15日 鳳凰網

鳳凰網財經訊 力拓事件只是全球經濟諜戰冰山一角。在中國內部從證券市場到銀行業，一直到經濟政策的制定，高層機密時常外泄，國家和公眾利益屢受傷害。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在接受鳳凰網財經獨家連線時表示，相比于工業領域的力拓竊密案，金融領域的竊密更嚴重，所造成的損失也更大。會遠遠超過鐵礦石談判不利的損失。

他稱，國外的一些機構總是會提前得到中國很多的經濟數據和政策信息，有些關鍵經濟數據甚至一個小數點都不差。這不可能是研究出來的。(馬德俊)

力拓間諜門，經濟安全亟需立法保障

——專訪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國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

□南方周末記者文刀發自北京

中國對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視程度遠遠不夠,目前為止,既沒有權威機構,也沒有相關專門的法律來保障中國的國家經濟安全,而美國早已設立國家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國家安全委員會)來負責美國的經濟安全。

中國該如何保障自身的經濟安全,就此問題,南方周末記者專訪了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國經濟安全中心主任江涌。

南方周末:您可否簡單界定并解釋一下經濟安全的概念和領域?

江涌:經濟安全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

從宏觀層面說,外國想通過各種手段影響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國家戰略、決策甚至立法等,這個層次上被運用的主要手段為腐蝕、游說、公關、輿論、外部政治壓力手段等。許多外國商會在北京所做的事情便是如此,他們會定期發布報告,并與我國各政府部門努力營建關系,以建立側面影響。

中觀的層次是針對我國的行業產業發展施加不利影響,比如水務、石油、礦產、金融、制造業、高科技產業,通過公關等手段,使我們在這些領域的自主權、領先能力、行業自主發展水平等受到影響；或是采取經濟手段,憑借其競爭力的優勢,達到對我國某產業的主導和控制,用公關等手段游說影響我國產業政策,或者通過宏觀渠道令我國放開某些本應受保護的產業等。

微觀層次是針對企業和個人,包括針對我國個別優秀的企業和壟斷企業高新技術企業以及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通常會采取各種手段,包括間諜,比如對華為。

南方周末:中國經濟安全現狀如何?

江涌:現在形勢異常嚴峻。

主要問題在我們國家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國家沒有意識到,社會沒有意識到,百姓沒有意識到,處理事務的監督和管理以及執法部門也沒有較好地意識到。

以后肯定也會是越來越嚴峻,如果不及時行動,利益損失也會越來越大。目前最嚴峻的領域是金融業,泄密以及損失最慘重。其次是資源行業,大型并購很多,而十次并購里面九次會出現泄密事故。高科技、礦產等領域也非常嚴峻。目前很多行業都亮起了紅燈。

南方周末: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局面?

江涌:從機制上說,這種大型的并購以及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的決策事件,都牽扯眾多部門,比如反洗錢,牽扯的部門達幾十個。因此,僅靠一個部委的力量是很難解決的。目前急需建立一個機制,最好是領導機制,即便不是領導機構,至少也要有一個協調機構,憑借此來跨越部門的屏障。

其次,從法律上看,經濟安全領域缺乏一部單獨而清晰的法律。目前我國僅有國家安全法,只是籠統的規定出了國家安全整體的法律條文,并且側重的是傳統安全的政治和軍事領域,對經濟安全方面規定較少,所以,對于這樣一個新的非傳統安全領域,急需一部法律來規范這個盲區。否則,比如力拓案,就僅能“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這樣的條文來套罪行,這樣,往往容易被其他勢力抓住機會政治化炒作,比如這次澳大利亞的反應,便是因為我們的法律不夠專業。

最后,從執法上看,國家安全機關也需要更充足的人力、物力、財力,并且也需要被授予更大的權限。美國的FBI的權限就非常大,美國公司只要察覺到一點被竊取商業機密的線索,就可以立刻舉報,比如2004年富士通針對華為的舉報便是如此,而在我國,企業根本沒有培養其“戒防”意識。

最重要的,還是需要國家的重視和行動。

■資料鏈接:力拓案回放

7月5日,力拓上海代表處4名員工因“涉嫌間諜活動”被有關部門拘捕。其中包括力拓中國區首席代表胡士泰,以及力拓中國負責北方區鐵礦石銷售的銷售人員。其中胡士泰持澳大利亞護照,他同時也是力拓中國區鐵礦業務總經理。2009年以來,在中外進出口鐵礦石談判期間,胡士泰等人采取不正當手段,通過拉攏收買中國鋼鐵生產單位內部人員,刺探竊取了中國國家秘密,對中國國家經濟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損害。

案發之后,引起澳大利亞政府關注。但中國外交部強調,力拓案是一起司法個案。不會影響中澳經濟合作關系。目前,案件正在審理中。

力拓案曝機制漏洞 專家吁捉外賊家賊筑防火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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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羊網
 
北京今天消息  據央視《新聞1+1》報道：刺探鐵礦石談判情報，收集國內各大鋼鐵企業商業資料，涉嫌竊取中國國家機密，澳大利亞力拓集團上演“間諜門”(本報曾作報道)，首席代表等4名骨干員工被刑拘。博弈于商戰之中，得勝于情報之上，防不勝防的隱性間諜無處不在，該怎樣打擊涉外商業間諜行為在我國蔓
延？諜影重重的商業大戰中，國家經濟安全的防火墻又該如何構筑？

價格談判，中方連續六年敗北

前不久，力拓公司上海辦公室的電腦里，竟然有很多關于中國鋼鐵企業的非常詳細的資料，包括產量、銷量、庫存量，甚至生產計劃、采購計劃等等。有人說力拓上海所了解到的這些鋼鐵企業的信息，甚至比中國鋼鐵協會了解到的還要周詳。為什么鋼鐵企業視之為生命線的這些情報竟會被這些外國的跨國企業輕而易舉的就得到？

7月9日，上海市國家安全局和中國外交部同時證實，力拓上海辦事處4名員工，采取不正當手段，通過拉攏、收買中國鋼鐵生產單位內部人員，刺探、竊取中國國家秘密，對中國國家經濟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損害，于7月5日晚被安全機關依法拘留。

緊接著媒體報道，首鋼國際貿易工程公司總經理助理、礦業進出口公司總經理譚以新涉嫌商業犯罪被拘留。

此外，據媒體報道，負責鐵礦石談判的組織方，中國鋼鐵工業協會也有多位人士接受了有關部門的審查，那么這些行內人士究竟泄露了什么？連日來記者們的調查，正在逐漸還原出背后的利益鏈條。據了解，涉案人士多是將有關所在鋼鐵企業或業內重要的機密數據泄露給了力拓等鐵礦石談判對手。這些機密數據包括原料庫存的周轉天數、進口礦的平均成本、生鐵的單位消耗、生產安排、煉鋼配比、采購計劃等財務數據，而這些數據的泄露，也由此讓對方掌握了國內鐵礦石談判團隊的底線。一名參與中方談判組的鋼企負責人坦誠，感覺每一次談判，對方準備得都很周密，先機總是掌握在他們手里。

事實上，中國是全球第一大鐵礦石消費國，進口量占世界貿易量的五成，但在價格談判中，中方卻毫無定價權，連續6年敗北。有數據顯示，6年來，國際鐵礦石價格暴漲，累計漲幅高達400%，中國鋼企因此多支付約7000多億元，相當于同期鋼企利潤總和的兩倍多。

目前，此事尚在調查之中，然而隱約呈現出的里應外合，已實實在在的給我國的經濟安全敲響了警鐘。

利益恩怨，導致貿易秩序混亂

力拓案曝光后，鋼鐵業業內人士大部分用“地震”、“平地驚雷”來形容，但很多人冷靜后分析，這可能是我國鋼鐵行業長期發展以來，一個頑疾所導致的一個必然的現象。因為我國鋼鐵行業無論從進口機制，還是從國內市場貿易來說，都存在著非常混亂的現象，這樣的現象就滋生了一些不正當的競爭，包括這次力拓的間諜案的爆發。在力拓案爆發前，不少業內人士也多次提到內奸的現象，因為據他們發現，國外鋼鐵企業對中國的各種生產情況掌握得非常詳細。

有媒體分析說，力拓間諜案所展現出來的中國鐵礦石的這種貿易秩序，要比想象中的還要混亂。首先中國鋼鐵行業的鐵礦石貿易市場主要存在兩個不正常的問題，一個是存在不公平競爭。很多業內人士反映，國外的礦山的確存在這種收買拉攏國內鋼鐵企業礦石采購人員、原料負責人，包括負責海運的人等等現象，這樣可以分化我國鋼鐵企業的聯盟，從而削弱中國鐵礦石談判能力。第二，的確也存在通過一些不正當的方式，然后獲取鋼鐵企業的一些商業機密，從而在談判中增加籌碼，很多業內人士認為，因為鋼鐵行業與中國的國家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密切關系到我們國家的經濟安全，所以大家很擔憂。

有媒體稱，鋼鐵行業存在一個利益的恩怨，它是各種利益盤根錯節的一個節點。國家的鋼鐵行業是一個各種利益混雜、利益不同點混合在一起的一個行業，包括官方的行業協會，包括鋼廠，鋼廠又分為大小鋼廠、民營鋼廠等等，還包括鐵礦石貿易商，鐵礦石貿易商也分為三六九等等等，也包括有資質的，沒有資質的等等，他們之間的利益都是不同的，所以說在面對同一個事情的時候，比如說鐵礦石談判時，會表現出不同的一個舉動，這些已成為我國鋼鐵行業一個根深蒂固的潛規則。

法律滯后，外方指責找到借口

長期以來，在很多的經濟領域里，安全和保密的概念已經淡化了很多，在一個很小的利益面前就可以出賣一個很大的機密，甚至自己都不認為說是出賣了機密，對此，新聞觀察員白巖松認為，這些年我國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保密課在各個企業是極度欠缺的。白巖松分析說，中國企業為了各自的利益，在價格談判時不能像國外一些企業一樣做到團結一致。同時，他還認為出現了這種內奸和家賊的行業不僅僅是鋼鐵。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的主任江涌認為，現在我們的機制有這么幾個方面的漏洞。首先，我們缺乏一個專門的法律，法治社會里面首先要有法可依，但是我們現在的《保密法》、《國家安全法》都是針對傳統安全的。這些年來經濟全球化發展過后，這些法律已不太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了。比如說這一次力拓間諜案爆發后，由于沒有專門的法律，外方相關方面指責我們說，適用法律有問題。

江涌還認為，我們相關的機構也是缺乏的，因為商業機密都是跨部門的，涉及到商業性機密都是跨部門的，我們現在缺乏一個領導機構，也沒有一個相應的協調機構，所以我們看到事情發生以后，各部門的各說各話，沒有一個統一協調，適應就不一樣、不一致。

江涌說，我們現在很多包括從中央一些部門到地方政府，都紛紛雇請外資一些金融機構，請來做它的顧問，我們一些大機構、大企業，請外資評級機構還有審計機構來幫我們評級，來進行審計，相關這些信息就拱手讓給了別人。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講，像2007年印花稅事件，外資機構就未卜先知了。還有一些外資機構，它發表一些報告，經常對我們發表一些預測報告，這些報告，它用的材料和數據和我們事后相關部門發表的報告，材料和數據驚人的相似，有時候小數點以后幾位都是一致的，這個說明相關里面肯定有相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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