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幾點想法（寫在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夕）

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幾點想法（寫在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夕）

陳寒鳴

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就要召開了。據說這次會議將重點討論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問題，想來必會作出相應的重要決議，而這決議的起草工作一定已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了。

自“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概念提出以后，擁護者有之，反對者有之；正確闡析者固然有，而誤釋者更大有人在。

我非中共黨員，亦非“主流學者”、“精英人物”，但我衷心期盼能夠成功地構建起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故而在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夕，不避有違“肉食者謀之，有何間焉”的古訓，冒昧地圍繞著“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問題簡單坦陳三點自己的淺見：

一、我們所以要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因為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存在著許多不和諧的因素，像陳良宇式的大大小小的腐敗份子們嚴重敗壞著黨和人民的事業，貧富差距擴大以至造成兩極分化形成的社會不滿情緒，新生的中國資本家和外來的資產者對勞動者的盤剝，“見物不見人”的外視發展觀造成的生態危機，如此等等，都是我們切實感受到的不和諧或嚴重危害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因素。這些因素所以會長期存在，以至于嚴重制約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根子在于新自由主義的資改觀的影響。

二、我們所要構建的是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既然仍以社會主義為原則前提，那末，在構建這和諧社會之時，就需重申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當然，口頭或書面形式的重申一下并非難事，關鍵在于切實貫徹，落實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我們絕不應無原則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事實上，放棄了自己的原則立場，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不可能構建得起來。這就要求我們在國際事務中要堅持開展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斗爭。在國內事務中，經濟生活方面可以允許非公經濟的存在與發展，但絕不允許其對侵害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地位；社會關系上當然應該兼顧各方面的利益，但首先應充分保障社會生活主體的工農勞動者的利益。并且，我們還應明確宣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只是我們所從事的事業的第一步，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消滅私有制和一切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實現共產主義。

［附］舊作一篇

堅定不移地繼承馬克思開創的事業，努力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陳 寒 鳴

什么是馬克思所開創的事業？這固然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不同的概括和表述，但我們認為，從總體上以及本質上說，馬克思所開創的事業就是對現實資本主義社會中以商品拜物教和貨幣拜物教為特征的種種異化現象的揭露和批判，致力于實現其所理想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的新社會。這將是一個揚棄人的異化狀態，實現人的全面解放的社會；在這社會里，“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1）。用馬克思在《1867一1858年經濟學的手稿》中的表述，他所理想的未來社會將是這樣一種社會形態，在那里，“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2）。由此看來，人并且首先是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乃是馬克思理想的未來社會的價值目標，是他開創并畢生追求而又未能實現的事業。

馬克思在許多著作中一再重申了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價值目標，如在其最重要的著作《資本論》中明確認為代替資本主義社會的更高級的社會形式將是一個“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3）。1894年1月3日，意大利社會黨人朱·卡內帕請求恩格斯為1894年3月起在日內瓦出的周刊《新紀元》找一個題詞，用簡短的字句來表述未來的社會主義新紀元的基本思想，以區別于但丁曾說過的“一些人統治，另一些人受苦難”的新紀元。恩格斯的答復是：“我打算從馬克思的著作中給您找出一則您所期望的題詞?！?，除了《共產黨宣言》中的下面這句話，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的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保?）可見，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始終堅持了他們關于未來理想社會的價值目標。

蘇東劇變曾經導致“歷史的終極論”之類言論在西方世界的大量產生，在中國也有些人鸚鵡學舌似地追隨其后把資本主義作為最美好的制度來歌頌，并宣稱“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其失敗是人類留給20世紀的兩大遺產”，要求社會主義立即向資本主義“趨同”。但蘇東劇變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本身的終極，社會主義的價值理想也沒有因為一段時間內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折及反社會主義言論的甚囂塵上而告消失，相反地，包括歐美學者在內的越來越多的人們通過對正反歷史經驗的研究總結，認識并認同著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家提出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價值理想。如美國學者凱爾納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民主和自由觀是一種更加綜合性的民主觀，它包括了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比自由主義更可取。在巴黎公社的實踐中行使過并且被馬克思歌頌為社會的自我管理的人民主權，是包括屬于社會、政治和經濟等各方面民主的真正的人民主權。而在自由資本主義國家，民主實際上被縮小為定期的選舉，在社會領域很少有真正的民主。至于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觀念過于狹窄、過于簡單化，它通常把自由局限于個人在市場中和在政治多元化競爭中的選擇自由；資本主義社會是否為絕大多數人民提供了真正的自由大可懷疑，因為它并沒有提供自由生活的經濟基礎。當一個人正在為就業、無家可歸、醫療保險、環境和經濟崩潰的可能性而經常擔憂時，怎么能說他是自由的呢？因此，當需要對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深刻改革的時候就拋棄社會主義思想，這實在為時過早了。迄今為止，人們仍然可以把社會主義思想當作在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改善政策以及滿足具體政策要求（如充分就業，醫療保險，縮短工作周，對車間、新聞媒介和社會的其他領域加強民主化等等）的實際指導；人們還可以用社會主義思想去要求更加激進的民主化。馬克思主義思想還可以用來證明無約束的資本主義的種種問題，并證明對資本主義進行調節和社會控制的合理性；既然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導致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苦難，那末，就應該強調對它調節與控制的需要以及建構一種比它更好的社會組織的必要性。把必要性放在充分重視資本積累上，忽視人民的需求，這是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局限之一。而馬克思主義的解放觀和個人全面發展觀不僅更適合于當今的技術發展水平，而且能夠為譴責資本主義持續不斷的社會壓迫提供一種批判的立場?？傊?，凱爾納堅信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將有助于促進民主、自由、正義和平等，并能夠同僅僅促進富豪權貴利益的保守思想抗衡；只要巨大的階級不平等這種人類痛苦和壓迫還存在，就有必要存在馬克思主義這樣的批判理論及其社會變革思想。馬克思主義將或者在資本主義的夢魘最終終結時消失，或者在一種真正民主和自由的社會出現時消失；如果馬克思主義果真引發了這樣的過程，那末，馬克思主義傳統為之而付出的磨難和奮斗就終將得到補償。（5）1993年，法國學者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和安娜·布里吉特·凱恩（Anne Brigitte Kerm）合寫了《地球祖國》一書。他們在這書中提出了“超越發展”的人文主義綱領，認為“應突破和超越為發展制定方向和標準的西方經濟、文明和文化模式”，重新確認社會主義對人類文明的意義。因為西方中心主義以自己為全人類的唯一價值尺度，但實際上西方文化中也包含著主觀武斷的思想、無根據的神話、盲目自大等重大缺陷，賄社會主義才極其富有遠見地將人的自由發展作為長遠目標。因此，“如果人們強調‘社會主義’一詞最初包含的對共同體和自由的向往，那么人類進化的政策應該將其徹底實現。如果人們強調社會主義的目標是消滅人剝削人的現象，那么這一目標則應該重新樹立，而不應該停留在空洞的許諾上”。他們的這些思想為我們在冷戰結束以后的全球化時代重新認識社會主義的價值提供了重要參照。美國富蘭克林和馬歇爾學院經濟學教授、《馬克思主義反思》雜志編輯安樂尼奧·克拉里（Antonio Cllari）認為，盡管有右派和其他人的攻擊，盡管保守主義和宣揚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在冷戰結束后似乎壓倒一切，馬克思主義還是保持了巨大的批判力量。其歷史研究方法使馬克思主義者得以看清社會建構的主體和社會過程的來龍去脈以及相互矛盾的特征，所有這些給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這個世界的一種動態的、結構分明的、甚至是感性的本體論“意識”，使我們能夠令人信服地勾畫出以非剝削的方式生產（再生產）這個世界的藍圖來。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活力主要就來源于它對爭取社會公正的斗爭的極度忠誠。（6）

生活于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學者尚且能有這樣一些認識，作為正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事著社會主義事業的我們中國人民就更應繼承馬克思的遺業，堅定不移地將他開創的事業推向前進。這既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神圣責住，也是時代賦予當代中國人民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

應該看到，自由人的聯合體這樣一個理想社會的實現有一個根本性的前提條件，這就是私有制和階級對立社會的消滅。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的：“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的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卑凑账麄兊脑O想，未來社會將在打碎舊的國家機器、消滅私有制的基礎上，消除階級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異與對立，極大地調動全體勞動者的積極性，使社會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民精神境界極大提高，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在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都形成和諧的關系。在馬克思看來，這種理想的未來社會乃是人類社會合乎規律地發展的必然結果。他曾在概述人類社會歷史的普遍發展規律時指出：

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階段創造條件。（7）

在這里，馬克思明確地把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概略地歸納為三大社會形態或三大歷史階段，而且從人的能力的發展和與之相應的社會形態發展的因果必然關系上提示了為什么必須要相繼地經過那樣三大社會形態或三大歷史階段：第一大階段，“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這就決定了人們只能在狹小的共同體內互相依賴地生存下去，也就必然地建立起以“人的依賴關系”為基礎的社會形態，其中包括“家長制的關系，古代共同體，封建制度和行會制度”，廣義地說還包括“完全是自然發生的”原始部落氏族社會一一因為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對于在那種原始共同體中生活的人們來說，“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賦予的最高權力，個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動上始終是無條件服從的。這個時代的人們，不管在我們看來多么值得贊嘆，他們彼此并沒有什么差別，用馬克思的話說，他們還沒有脫掉自然發生的共同體的臍帶”（8）。可見，從原始社會一直到封建社會，都由于人們的生產能力微弱、使得人們的經濟和社會交往范圍極其狹小，從而決定了必然處于狹小范圍的“人的依賴關系”的社會形態當中。當人們的生產能力和與之相應的經濟、社會交往活動突破了狹小的宗法性共同體的范圍而形成較為廣泛的勞動、產品和活動的交往關系時，就必然地進入“以物的依賴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為特征的第二階段；而這第二階段又必然要為第三階段做準備。就是說，第二階段是走向被馬克思稱為“自由人的聯合體”的共產主義的必經階段或不可逾越的階段。為什么不可逾越呢？因為既然作為第三階段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以既擺脫了人的依附關系、又擺脫了人對物的依賴關系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為特征的，這就必然使人們在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方面成為全面發展的、具有自由個性的人，這樣的人才能建立起自由人的聯合體。那么，人們怎樣才能成為具有那種自由個性的人？筆者認為，只能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即商品交換的實踐活動中，使人們建立起全面的關系，從而形成多方面的需求和全面的能力體系，才有可能使人們成為具有真正自由個性的人，也才能由這樣的人結合而成“自由人的聯合體”。因為馬克思所講的自由絕不是像資產階級思想家鼓吹的那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而是基于人們對自然對社會對人自身的客觀規律都具有充分認識并具有順應規律進行其自覺行動能力的自由，是基于對自己與他人、自己與社會以及人類、人類及人類社會與自然的關系都具有符合客觀規律的自覺認識和自覺行動能力的自由。顯然，這樣一種全面發展的自由個性的人只有經過許多代人們通過一切勞動、產品和活動的普遍交換與全面的社會交往的實踐過程中才能逐步地形成。而共產黨的領導與公有制為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與不斷鞏固，則不僅為在中國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且進而為中國人民為最終實現形成“自由人聯合體”的偉大理想而奮斗提供了根本保證。

這表明，“自由人的聯合體”之理想社會的實現絕非是人們主觀意識上的幻思，而是現實社會運動過程中正在進行著的實踐行為。譬如，胡錦濤同志今年2月19日在省部級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

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根據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我國社會出現的新趨勢新特點，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他又具體闡述道：“民主法治，就是社會主義民主得到充分發揚，依法治國方略得到切實落實，各方面積極因素得到廣泛調動；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誠信友愛，就是全社會互幫互助，誠實守信，全體人民平等友愛、融洽相處；充滿活力，就是能夠使一切有利了社會進步的創造愿望得到尊重，創造活力得到支持，創造才能得到發揮，創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會組織機制健全，社會管理完善，社會秩序良好，人民群眾安居安業，社會保持安定團結；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就是經濟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他強調：“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全面把握和體現?！焙翢o疑問，這樣一種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對于體現馬克思主義有關未來理想社會的價值目標并最終實現建構成“自由人的聯合體”這樣一個最偉大的理想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或者說，前者乃是后者的歷史實踐過程。

明乎此，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過程中，在處理人與物的關系時就必須以人為本，在處理人與人關系時必須以民為本。胡錦濤同志反復強調“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衡量有沒有真正學懂、是不是真心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標志”；“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是發展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目的和歸宿”；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說到底就是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工作必須以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衡量標準”。這就是說，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目的、根本任務、根本動力、根本標準，因此，必須堅持“人民主體”論，不僅要尊重人民的實踐主體地位，而且要使人民真正成為利益的主體、享受到改革發展成果的主體；必須堅持“人民主體”論，使人民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事業等各方面的權力都得到具體體現，從而使憲法明確標示的人民是共和國主人的原則真正落到實處。同時，還必須從這種思想出發，堅持“人民利益標準”論，使黨與政府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包括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在內的各項工作都以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最高標準；堅持“人民利益標準”論，使所有領導者、管理者，尤其是各級各類黨員干部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最高價值追求，自覺地視之為人生的最大意義。同時，在發展戰略上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民主發展觀念。這就必然要求我們堅持發展目的、動力、標準的全面性，即把經濟、政治、文化與人的發展作為統一的目標、動力和檢驗標準，實行目標、動力、標準的整體性，反對任何片面性、單純性，尤其反對把經濟增長作為惟一的目標、動力和標準的錯誤傾向；這就必然要求我們堅持各個領域、各條戰線發展的協調性，使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會文明在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中向前發展，絕不能“一手硬、一手軟”，更不能為了經濟一時的增長發展而犧牲政治、文化領域的建設；這就必然要求我們堅持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持續性，使國家長治久安，使人民的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都得到保征，絕不能“吃祖宗飯、斷子孫路”，堅決反對那種為了眼前利益而犧牲長遠利益，為了一時的穩定而不顧長治久安的做法。概而言之，樹立科學發展觀，就是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丟棄那種以物為本的觀念；就是要堅持整體的可持續發展思想，丟棄那種把經濟增長作為惟一目標、動力、標準的單邊發展觀念。這里洋溢著的乃是超越了資本主義而真正具備了現代性的社會主義民主精神。

當前尤應確立起胡錦濤總書記反復強調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新民本主義觀念，堅決糾正與以資為本相聯系的錯誤傾向。這是因為，（一）這種錯誤傾向在經濟領域必然導致只把私有經濟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逐步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分配愈益不公，社會矛盾越來越加深；導致經濟無政府主義滋長蔓延，市場秩序嚴重混亂；導致諸侯經濟坐大，中央的宏觀調控措施難以實施；導致過度依賴外資外貿，使國家的經濟主權和經濟安全受到侵害。（二）這種錯誤傾向在思想文化領域必然導致使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最基本原理如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剩余價值學說、以人民是創造歷史真正動力為主要觀點的唯物史觀、以階級和階級斗爭學說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等等被否定，使各種各樣否定馬克思主義的觀念成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輿論；導致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主旋律地位被否定，使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乃至喪失國格的洋奴主義等腐朽思想泛溢成災，使“私欲驅動論”橫行無阻并嚴重影響人們的價值一一行為方式。（三）這種錯誤傾向在政治領域必然導致用“精英民主”否定人民民主，使工農勞動群眾越來越被邊緣化，成為弱勢群體；導致黨員領導干部更加官僚化。使黨群關系愈益疏遠；導致越來越多的人把西方那種三權分立、多黨制式的政治體制看作進步的“民主潮流”，而把以工農民眾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看成“極權政治”，從而嚴重減弱人民政權的權威。

堅持科學發展觀，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以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當前還應走好避免“歷史周期率”的社會主義民主新路。在延安時期，著名民主愛國人士黃炎培先生曾問毛澤東：共產黨如何避免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其興也勃”，但幾代人之后便逐漸消極腐敗，喪失斗志和生命力，“人亡政息”，“其敗也忽”的“周期律”。毛澤東答曰：我們已經找到一條新路，這就是民主。對于民主的內涵和形式，人們有各種各樣的闡析，但依筆者之見，民主問題的要害仍在于是什么人掌握民主權力、用這種權力在干什么。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關鍵是確保人民群眾有切實的權力，能夠選舉出胡錦濤總書記強調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好干部，并能罷免那些以權謀私、消極腐敗的官員。這是既實在又過硬的一條，因而應成為區分真假民主及衡量民主實現程度的標準。否則，什么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都勢將成為空談。

胡錦濤總書記反復強調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始終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由于占人口絕大多的工農商學兵即平民的根本利益與社會發展規律是根本一致的，因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必須把他們的民主權力放在決定性的地位，而絕不能用“精英政治”、“精英民主”去取代或否定平民政治和平民民主，絕不能允許那些“知識精英”、“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們勾結在一起，由以權謀發展到以國謀私，為了一小撮既得利益者和特權階層的利益而犧牲掉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政治體制改革要沖破那些所謂精英設置的種種障礙，積極穩妥地向前推進?！熬ⅰ眰円暶癖姙榘⒍?，認為由于經濟文化條件的制約，中國不宜進行直選。但事實上，在經濟文化都相對落后的農村尚且能進行“海選”，為什么在城鎮、企業、機關、學校反而倒不能進行直選呢？說穿了，“精英”們無非是為維護他們自身以及他們所代表的那少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竭力阻撓平民民主權力的實現，使包括話語權在內的各種公共權力壟斷在他們這些“精英”手里。因此，在當前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建設過程中，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要以“當仁不讓”地勇毅心態自覺體認到唯有自己才是實現民主、自由、平等、正義、人權這樣一些政治價值的先鋒。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乃是拓寬上下溝通的渠道，切實保證中層即省地縣、部局處的過濾機制發揮積極作用，而有效防止其起消極作用。就是說，要一方面防止中層起“頂門扛”的作用，使基層特別是普通工農商學兵的呼聲和意見不被拒之門外或被“過濾得變了味兒”，而讓黨中央、國務院和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能直接了解到；另方面還要防止中層起“腸梗阻”的作用，使中央精神不被阻滯在文山會海里或不被“歪嘴和尚把經念歪”，而能及時地不走樣地落實到最底層。如果真正做到了黨內黨外、上上下下都同心同德，萬眾一心，又何愁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呢？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94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資本論》第一卷第64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730一731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參閱道拉斯·凱爾納著（關月梅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終結》，載《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央編繹出版社1998年版。

（6）參閱安東尼奧·克拉里著（李朝暉譯）：《世界新秩序中的馬克思主義：危機與可能性》，見上書。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8）《馬克思恩駱斯選集》第4卷第94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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