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銀行：真實的謊言

外資銀行：真實的謊言

卓越理財

賴建平原以為外資銀行比國有商業銀行更規矩，沒想到自己的“想當然”不僅令自己被騙得血本無歸，而且還倒欠了一大筆債務。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文/莫寒

有一個種相遇叫“邂逅”，還有一種邂逅叫“致命邂逅”。若不是那一年的致命邂逅，賴建平至今也不會相信，在短短幾月內就從富翁變成“負翁”。

最近，賴建平大部分時間用來讀書，反思他在荷蘭銀行的理財經歷。盡管他很想將荷蘭銀行告上法庭，但是他連從北京到香港的飛機票都買不起，更不用說高額訴訟費。這對于一個曾做了二十年的律師而言，尤顯殘酷。一個曾經風光的千萬富翁，為何變得如此落寞呢？

這要追溯到2007年的6月份，北京像往年一樣酷熱，律師賴建平攜夫人開著Q7奔往京城一家高級酒樓。進了包間，夫婦倆認識了一位身著職業裝的漂亮女子。她叫張寧，經賴建平的一位朋友介紹才有了此次見面的機會。酒席間，建平見張寧談吐不凡，便詢問其在香港的近況。張寧說自己曾在美國留學，時任荷蘭銀行私人銀行董事。

席間，張寧勸他去香港投資，還說自己所在的私人銀行就是專門為賴先生這樣的富人而設，不僅提供VIP服務，還有20%的年收益。飯后張寧從包里拿出一份一百多頁的全英文開戶文件。這位資深的公司法律師憑著自己的經驗和對張寧及荷蘭銀行信譽的深信不疑，就在這份沒仔細看過的英文文件上簽了名。

賴建平一直以為只要不向帳戶打錢，就不會什么損失。轉眼到了7月，張寧又來拜訪他，說服他開始投資，他才向帳戶上打了420萬港幣準備去買“能打折的股票”。賴建平以為自己真的是在買“打折”的股票，并不知所謂能打折的股票，是一種叫KODA的金融衍生產品。

幾次盈利后，賴建平更對張寧的異常信任。10月中旬，他以7.54元的價格夠買了每個交易日吸納3500股復興國際股票的KODA合約。然而從10月20日開始，由于市場因素，這只股票不斷下跌，荷蘭銀行也開始催他往帳戶里打保證金。對于這種反常的現象，賴建平并沒有放在心上。只是到后來，銀行就再沒斷過催交保證金的電話。經咨詢，他才知道如果不按照銀行的要求打保證金，不僅帳戶中的股票全部被賣掉，還要面臨違約賠償。

不知所措的賴建平好似待宰羔羊，只能往銀行里打錢，直到2008年的3月，他已經往帳戶里放了2100萬的資金。到了6月，舉債投資的賴建平早已不堪重負，他跟荷蘭銀行交涉希望停止合約。

而后賴建平再也沒收到過股票，他稍稍地松了口氣，以為問題解決了。可就在9月8日那天，他接到荷蘭銀行的電話，讓他把此前3個月的股票收回。而9月18號他收到的復興國際的股票已經由7.45港元的跌到2.36港元了。此時的賴建平苦不堪言，銀行晚交貨了3個月，令他憑空損失了幾百萬港幣。最終，他的2100萬保證金虧得無影無蹤不說，還倒欠銀行200多萬港幣。

這對他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當初只是簡單的投資卻沒想到變成現在的傾家蕩產，不是賭博卻跟賭博無異。他認為荷蘭銀行這種“先騙后搶”的行為實在是可惡又可恥，目前他正在呼吁希望得到法律的保護。

賴建平并非個案。今年5月25日在北京市二中院郝婷女士被香港星展銀行告上法庭，原因是其投資了該行的一項理財產品，沒料到的是她投資的8000萬血本無歸，還倒欠了銀行一個多億。可以說她跟賴建平有著相似的經歷。

那么，為何投資這種累計期權衍生產品的內地富翁經有著相似的虧損經歷，而又為何這種美國明文禁止銷售的對賭產品，卻能銷售給內地的富翁并讓他們大栽跟頭？究竟是誰之罪？

外資銀行的理財陷阱有多深

2009年07月08日  卓越理財

引言：近期多名內地富豪自爆落入外資銀行的陷阱，千萬身家被這些銀行的理財經理“洗劫”，原本應為投資者“錢生錢”的理財顧問和理財產品何以成為“搶錢”工具？

文/黃依凡

外資銀行一直受到中國大陸投資者的信賴，然而近期卻成了投資者投訴的“重災區”，媒體上頻現內地富豪“聲淚俱下”地控訴某某外資銀行的報道。一時間，外資銀行似乎成了理財市場的眾矢之的。信息不透明、零收益、負收益、甚至坑蒙拐騙誤導投資者……一系列銀行理財產品丑聞正在輿論的推動下演化成一場公共事件。

產品復雜難懂

2009年4月25日，央視經濟半小時播出了名為《外資銀行對內地富豪的絞殺》的報道：美國金融風暴的一個巨浪把中國的一些富豪拍得稀里嘩啦的，北京就有許多人被美國的“打折”股票騙走數千萬，或上億元的。而全國則被騙人數更為廣大，按著名經濟學家的推測：甚至有不少國企和民營企業深受其害。

筆者不禁想起了2007年北京富豪郝婷事件。當時郝婷買了星展銀行的理財產品，短短幾個月，她賬戶上的8000多萬資金就化為烏有，而且還倒欠星展銀行9千多萬。而導致富豪們巨虧的均來自外資銀行的一種叫KODA的衍生品。

KODA是外資銀行的一種衍生品理財產品。一般由私人銀行售給高資產客戶。依照常理，對這些富豪們，銀行會提供周到的服務，詳介產品是基本的服務之一。然而遭受了巨額虧損的內地投資者卻說，對理財產品所知不多。

以郝婷案為例，這些外資銀行與客戶之間的合約都是英文，多達四五十頁甚至上百頁，用詞非常專業，就是是律師事務所那些外語非常好的專業人員看上好幾天，都還有不明白的地方。而與外資銀行簽訂這些協議的內地投資者們，大部分都像郝婷那樣，根本就沒有完整地看過這些合約，有些甚至是對方直接將簽名頁傳真過來給他們簽字，身份就成了“專業投資者”。

那么，KODA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產品？而這種產品背后又隱藏著什么樣的秘密？

KODA屬于境外產品，是外資銀行的一種金融衍生理財產品，國內并沒有相關的監管機構。根據香港規定，KODA的入場費在800萬港元以上，只有 “專業投資者”方能投資，這種投資行為，無須得到證監會核實批準，因此不受當局監管。這款美國發明的金融衍生產品，在歐美時禁止對公民零售，其主要銷售對象是新加坡和香港，香港一些金融機構則將其中一半轉手給內地客。

其實，KODA是一種與股票掛鉤的期權產品，它設有取消價及行使價，在一年的期限內以低于現時股價的水平為客戶提供股票。

KODA有四個特性：買入股票的行使價往往比現價低10-20%；當股價升過現價3-5%時，合約自行終止，但保證投資者至少一個月的積累股份；當股價跌破行使價時，投資者必須雙倍吸納股份；合約一年有效，但是投資者通常只需要擁有合約金額40%的現金或股票抵押即可成交，因此這一產品往往帶有杠桿性。

也就是說，假如一支股票價格為10元每股，與之掛鉤的KODA產品售價可僅為8元每股，但是當股票跌到1元每股時，投資者還必須要按8元每股的價格每天買入，且要雙倍的買，中間不可取消交易，直至合約到期為止。

可以看出KODA是一種收益封頂的衍生產品。購買該產品的投資者來說，他們預期股票市場會上漲，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獲利，不過獲利有限。然而一旦標的下跌，投資者就會虧損，此時該產品的杠桿作用會放大損失。

由于收益有限但風險無限，國外的投資者曾經給這種高風險產品起了一個形象的名字，叫“IKILLYOULATER”，中文意思是“我會遲早殺死你”。

投資顧問為誰服務

投資者的投訴主要集中在購買環節，大多是理財經理沒有解釋清楚理財產品的設計結構，沒有全面說明理財產品的風險等等。實際上，理財顧問在向客戶推銷這款產品時，往往并沒有充分向投資者解釋產品的潛在風險，只是片面地說明客戶可以用低于市價一定折扣的價格買入相應股票，使得大多數投資人誤以為自己在銀行的幫助下可以比普通投資者更低的價格買到相同的股票，他們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其實并不是買入股票，而是買入了這些外資銀行創設的與證券股票掛鉤的一種金融衍生產品，其投資賬戶的資金并沒有實際買入股票，而是作為保證金與銀行對賭相應股票未來一年期的股價變化方向。

更為糟糕的是，中國大陸投資者由于迷信這些外資銀行的誠信和理財顧問的操守，往往不會全方位去了解產品，結果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財富轉眼間化為烏有。某上市股份制銀行的資深分析師對記者說，他直接負責結構性產品的設計和審查。有些國際投行推薦給內地的產品的確很差，而且手續繁瑣，一份合同甚至有上百頁的全英文合同。而客戶大部分都比較相信外資銀行的服務，不仔細看合同，就盲目把巨額財產委托給他們，造成經濟巨大損失。

招行私人投資部總經理劉建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不可否認，外資的商業銀行確實以前也是為站在客戶的角度，讓客戶在理財上盈利很多。但近些年來，隨著一些衍生品的誕生，這種服務有些變質。據我所知，在外資銀行的內部，在銷售渠道上，會有一個潛規則，就是上級給下級一個很高的經濟誘惑，讓投資顧問去銷售在本國禁賣的產品，因此投資顧問在工作時，角度發生了很大改變，從以前的為客戶的利益考慮變成了現在的唯利是圖。”

通過近期部分外資銀行頻遭投訴的現象，我們看到環繞在外資銀行身上的光環正在褪去。從長遠看這或許是件好事，少一些不切實際的奢望，多一些理性投資規劃。這樣理財才真正是保值、增值，而不是投機。

插排：外資銀行身上的光環正在褪去。從長遠看這或許是件好事，少一些不切實際的奢望，多一些理性投資規劃。這樣理財才真正是保值、增值，而不是投機。

鏈接：

最近，中國大陸企業家身陷金融衍生品的消息不斷被公之于眾。

2008年10月21日，一條消息震驚全香港：中信泰富[15.46 0.39%]外匯期權交易虧損超過150億港元。中信泰富發布聲明稱，此次巨虧是因為董事張立憲和財務總監周志賢私自與香港多家主要銀行簽訂了一份股票累積期權合約，隨后二人被撤職，公司財務部主管、榮智健之女榮明方也被降職。

2007年，北京律師賴建平在朋友的介紹下，在香港荷蘭銀行開設了一個私人銀行帳戶，投資的2000多萬全部虧損，倒欠銀行200多萬。

2007年8月，北京一位叫郝婷的投資者在星展銀行香港分行的8000多萬投資全部虧損，還倒欠銀行9000多萬。

2009年5月25日有媒體報道，上海投資者金先生為自己在香港匯豐私人銀行賬戶內1000萬資金的莫名損失討要說法。因為買了匯豐銀行的金融衍生品，幾個月時間，金先生的投資由8088萬變為負9446萬，資產蒸發高達1億7千多萬。

國際投行“坐莊”零和游戲 銀行對賭通吃投資者

2009年07月08日      來源：上海證券報      作者：⊙本報記者 涂艷 金蘋蘋
 

 
 
　　2007年9月，周宏義在上班途中看到的一則銀行理財產品廣告，改變了他的生活軌跡。
　　“作為一個普通人，我真是做夢都沒有想過有一天要和銀行打官司。”周宏義說這場官司，雖然不愿意打，卻必須要為了爭取自己的權益而繼續下去。

　　同時，一個因購買香港KODA產品而遭受血本無歸境遇的投資者群體也在苦苦找尋訴訟路徑，歷經漫長的與銀行不斷地交涉，他們發覺依靠個人“單挑”身軀龐大的機構，是如此的艱難，不過，聯合發起的“受害者聯盟”即將開始新的反擊。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不管是高門檻的KODA產品，還是相對低門檻的QDII產品，投資者巨虧背后，都隱約閃爍著國際投行的身影。復雜的金融期權產品，是他們穩坐釣魚臺的最佳“坐莊”工具。

　　⊙本報記者 涂艷 金蘋蘋

　　投資QDII折戟

　　銀行誤導之禍

　　回憶起2007年的9月，周宏義能夠記得的還是當初購買產品時的那個廣告宣傳單，“我上班路上騎車經過銀行門口的時候，看到廣告宣傳上又有新產品銷售了，收益還很高，就這么進了銀行的門。”

　　周宏義購買的產品是東亞銀行此前發售的一款叫做“東亞代客境外理財計劃——‘利財通’投資系列1”的產品。彼時，各類市場皆處于高位，QDII作為一種可以投資海外的理財產品，在投資者的熱烈追捧下，也被各家金融機構頻繁發行。

　　“我當時看到的產品說明書上，在最顯眼的位置上寫著‘首月保證年收益率30%的固定收益，有機會縮短投資期至兩個月’，就是這兩句話，讓我低估了風險，買了這個一直困擾我的理財產品。”

　　由于母親罹患癌癥，年收入不到5萬的周宏義正在為高昂的醫療費用發愁。“因此看到這么一個高收益產品，肯定想去試試。”而后銀行客戶經理的推銷，也讓他打消了顧慮，“客戶經理特地從產品說明書中找到了‘倒流測試’，告訴我這個產品提前終止的可能性為81.27%。”

　　于是，想著這個產品或許可以在兩個月內為自己賺取30%的收益，急需用錢的周宏義把母親原本留著看病的積蓄21萬元資金全部投入到了這個產品中，“想著就算兩個月不能結束，但是客戶經理說過頂多半年肯定可以結束，就做了。”

　　然而，周宏義沒有等到高收益的到來和提前終止的消息，卻聽到了產品虧損的消息。“或許是銀行的疏忽，我沒有收到其他投資者可以看到的投資月結單。”但是周宏義還是在各個投資理財的網站論壇上看到了自己所投資產品的虧損情況，“看到那些消息，想想正在生病的母親，心里真的很難受的。尤其是在情況最差的時候，虧損達到80%，真的不知道該怎么辦才好。”

　　而另一個北京的投資者朱女士，卻并非由于產品的高收益去投資“利財通投資系列1”產品。有點投資經驗的她和同事王先生一道，出于分散風險的考慮，覺得“不能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就在購買股票、基金的同時，決定購買一些相對穩健的銀行理財產品來分散投資風險。“我們一起買了荷蘭銀行、東亞銀行的理財產品，其中東亞銀行的產品，我買了10萬元，王先生買了100萬元。”

　　但他們的分散投資風險的初衷，也沒有實現。此后銀行發來的月結單，告訴了他們投資虧損的情況。“就當產品虧損了大約10%左右的時候，我曾經給銀行發過一個書面說明，要求他們對產品的虧損有所動作。”朱女士回憶起07年11月的時候，自己知道了產品虧損達到了10%，就希望能夠止損。因為同時投資荷蘭銀行的理財產品，對方銀行給他們都發了通知，告知如果需要，可以止損。

　　“我是投資風格趨于穩健的人，股票我是在5200點的時候出來的，基金是在5300點的時候贖回的，到現在還一直空倉。所以我當時知道產品虧損了，就想跑了。”但是東亞銀行后來給她發的一個郵件，卻說明他們對于后市的判斷“評估不錯，可以繼續持有產品”，也因此朱女士一直持有這個產品，卻發現越持有，虧損情況越嚴重。“如果當時及時止損的話，情況應該不會有現在這么糟糕。”

　　故而，雖然坦承在投資之初也知道產品有不保本的風險，但是朱女士表示自己無法接受銀行不用負責的說法，也因此為了維權走上了法律訴訟途徑。“我承認自己也要承擔一部分責任，畢竟我也知道產品不保本的。但是銀行方面呢？他們是否也要承擔相應的責任？”

　　朱女士認為，此前她提出要對產品進行止損的時候，銀行方面的回復是讓她繼續持有產品的重要原因。“他們是機構，我們作為個人投資者，肯定更加相信機構的判斷，也因此才會繼續投資。”

　　讓周宏義走上訴訟的道路，卻是其他地區投資者的維權之路的啟示。“我看到大連、北京的投資者都走了法律途徑，投資其他銀行理財產品的投資者也開始利用法律來維權，就想自己是否能夠嘗試一下。”也正是在提起訴訟后，周宏義才明白，在具體銷售過程中，銀行的客戶經理其實存在不當銷售的行為。

　　“按照規定，客戶經理應該先讓我做個風險測試，填寫一份‘客戶適合度評估表’，然后才能簽署其他類似委托協議的內容。”但是在他給記者所展示的相關材料的復印文件中，卻顯示出在07年9月11日，客戶經理已經與其簽署了一份“委托協議”，需要提前做的風險測試和“客戶適合度評估表”，卻在9月20日才正式簽署。“這明顯在程序上是不對的，而且另外有一個重要的文件‘條款與章則’理應在我簽委托協議的時候給我，可這個關于產品的重要文件，卻在訴訟開始后我才看到”，因此周宏義也堅持銀行應該在整個投資過程中必須承擔部分責任的說法，“不當銷售是肯定存在的，所以即便心里希望官司不要打了，但我還是得為了討個說法繼續下去。”

　　KODA受害者聯盟的反擊

　　2007年，許多中國內地投資者在香港理財顧問的推薦下購買了一種名曰“打折股票”的銀行高端理財產品——股票累積期權（KODA）；2008年，他們共同經歷了賬戶被外資行凍結、千萬存款快速“蒸發”甚至倒欠銀行巨資的噩運；2009年，他們組成了香港KODA產品受害者聯盟，并將在于本周六在北京舉行首次聚會商討對策。

　　這一切均源自2007年“受害者聯盟”發起人金亮接到的來自香港的電話。

　　正是這一段短短不到10分鐘的電話，讓上海投資者金亮與銀行客戶經理湯太太初步確定了一筆風險極大的金融衍生產品交易意向，而金亮不知道的是，靠自己打拼多年換來的千萬資產將在很快的幾個月內消失殆盡，他印象中具有百年老字號且以穩健著稱的匯豐銀行會這樣向他張開“血盆大口”。

　　事實上，金亮至今難以理解的是，自己存在匯豐香港銀行的賬戶中明明只有2萬多港幣的現金存款，其余都是票據和股票資產，為什么在購買了1000股“打折股票”后竟然會虧損如此慘重？“銀行在銷售的電話中存在誤導，那個湯太太始終沒有告訴我購買的是一款什么樣的產品，合同根本就不成立；即使成立我認為也存在重大誤解。”金亮首先質疑的是銀行的推銷行為。

　　記者同樣試著聯系了和他有類似遭遇的郝女士和萬輝（化名），他們都表示當時確實是沖著可以8折購買股票而去的。“即使購買股票和其他資產我們都是通過電話委托，這次的產品也不例外。因為畢竟我們是這些外資行十幾年的老客戶，以前的合作都非常愉快，也感受到了他們細致周到的服務。”在談到自己和銀行多年的“交情”時，他們臉上明顯露出交織著難以置信和悔恨的尷尬。而就是這份交情，讓他們連中文說明書都沒見到過就匆匆做起了交易。

　　“事實上，我原本以為用2萬多港幣都買了股票了，現在看來那些都只是保證金，事實上也沒有投入到股票二級市場中去，我連個股東都不是。如果他們事先讓我簽任何書面文件，我現在都不會追究銀行的責任，畢竟對簽字的東西人們至少會引起注意。”金亮提到此處顯得越發地氣憤。如今，他就是想放下一切，全力以赴地和銀行斗爭到底。

　　由于各家外資銀行在事件集中爆發之后全都采取了避而不談的態度，記者只能從投資者手中看到一份銀行號稱“絕密”的回復文件，大致內容如下：“投資涉及風險。當金先生簽署開戶手冊后，您已向我行確認已閱讀及明白本行的‘風險披露聲明’。此聲明羅列了不同產品的風險，包括保證金融資額度和股票相關產品。金先生也同意對所有投資決定承擔最終責任，而我行不會對任何最終證實回報未如理想的投資負上責任。”也就是說，如果真如金亮本人所訴并無簽署具體的產品申購書等，那么唯一支撐銀行觀點的就是關鍵的“開戶文件”的內容。

　　另外，在這個受害者聯盟中，記者了解到了一位取得關鍵進展的女投資者，開戶行香港花旗銀行已經同意向其補償損失金額1400萬的三分之一，近500萬元。據知情人士透露，該客戶在2008年的8月才在香港花旗銀行開戶，但是購買的是類似性質的外匯累積期權，而就在3個月后的11月份，她賬戶內的1400萬港幣也通過相同的KODA產品完全損失。

　　“在開戶后這位女士也簽了很多文件，而其中有一份竟然是空白文件，說是銀行拿回去會幫忙填好內容的。而后來在這份文件中有一處內容改動，按理說應該由客戶在旁邊簽字確認修改才有效，而事后這位女士拿到后發現銀行替她代勞了。手法真是不可想像啊！”作為受害者聯盟的召集人，金亮耐心聆聽了這位去年才剛剛“受害”的女士的抱怨。“更令人氣憤的是，在2008年事件集中爆發之后，這些外資行應該警惕了呀，居然在這種時候還用同樣的手法讓客戶不明不白地簽合同，還虧損了這么多。”

　　顯然，雙方并沒有因三分之一的補償達成“私了”協議，客戶堅決要求銀行負起過錯責任并賠償全部損失，但至少銀行向客戶“低頭”的做法尚屬本系列案件爆發以來的首例。

　　老客戶嘆“太委屈” 司法途徑多曲折

　　“作為他們十年的老客戶，哪怕這些責任都是我自己的，銀行也應該理解客戶遭受巨大虧損的心情，應該跟我們進行一些溝通和安撫。而不是不論我說什么，都以一句‘我們會把您的問題記錄下來，向獨立調查小組反映’打發我。”說到事后兩次去匯豐香港的交涉，金亮情緒激動但又滿是無奈。

　　KODA產品引發的糾紛已經為時半年多，而至今尚沒有一家銀行以公開的方式表達過明確的處理態度，“銀行都三緘其口。雖然銀行有自己的苦衷，他們不想在這個風口浪尖表現出和投資者對立的情緒，同時也不想被抓住任何把柄，但是他們躲在幕后的做法也讓投資者越發不滿。”上海一家律所的資深律師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而他也正是這場案件中某家香港銀行的代理律師。

　　去年11月，金亮的合約已經到期了整整一個月。當他第一次去香港進行交涉的時候，已經事先知道銀行內部有一份產品的中文說明書，“我知道你們有這份中文說明書，如果你們不愿意給，我自然也能想辦法弄到，你們到底給不給？”幾乎是用這么一種威脅的口吻，他向匯豐銀行下了最后通牒。“而隔了沒幾天，他們把那份說明書交到了我的手上。”

　　但即便拿到的這一小部分證據對案件的進展似乎沒有太大作用，光是找到懂行的律師接手案件就已經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據北京正處于訴訟階段的郝女士稱：“在香港被凍結賬戶之后，我前后分別找過5個香港的律師，到最終找到一個懂行的律師時已經耗費近百萬元。”而同樣有此經歷的金亮也感嘆香港的訴訟是典型的“有理沒錢莫進來”：“我們在香港打不起官司啊，香港律師按小時收費，而且有最低標準，更可氣的是他們居然要從我十年前開戶時開始調查，這得花多少個小時啊！”

　　香港這條路沒“錢”走，而內地卻沒“法”走。在這個“打折股票”受害者聯盟中，大部分都表示在內地起訴和應訴的困難，一方面由于被告所在地在香港，另一方面合同的簽約地也存在爭議，“第一次開庭只就案件的管轄地進行了庭辯，并沒有什么其他進展。”北京開庭的郝女士代理律師曾在結束庭辯后向記者表示。

　　不僅私人銀行的客戶遭遇到了這些困難，普通投資者同樣感慨自己在面對虧損時，進行相應的維權可謂舉步維艱。作為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普通職工，周宏義說自己從找律師、搜集應訴材料等各個方面都幾乎是在“孤軍奮戰”。“無論從資金實力、信息來源各個方面看，我們普通投資者和銀行相比，實力相差實在懸殊。”此前通過網絡認識的北京的朱女士等人雖然在提供證據等方面也給了他一定的支持，但他們同樣覺得自己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會有進展，都不好說。

　　“我的案子在今年1月份就已經正式立案了，但是到了現在都快半年了，除了中間讓我們去提交相關證據，就一直處于等待開庭的過程中。”朱女士向記者表示，“根據規定，在正式立案后的半年內，法院是必須要開庭的，無論如何都應該在最近給我們一個說法吧？”確實，內地缺乏類似判決先例的說法也得到了業內律師的認同，由于類似產品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受到全球投資環境不佳的拖累，而最終導致了產品的巨虧，“也可以說，是環境的不佳才使得這些產品最終浮出水面。” 上述某家香港銀行的代理律師坦言。

　　而“QDII門”另外一個投資者鄭先生的維權過程幾乎處于停滯狀態。已是花甲之年的老鄭對于相關的法規、政策以及如何維權所知甚少。“我父親唯一盼望的就是產品的凈值還能上漲一點。”自從知道父親投資虧損后，作為兒子的鄭宇飛為讓老人減輕焦慮，主動承擔起與其他投資者聯系的工作，每天告訴父親其他投資者維權的最新進展。然而一直以來，即便盼到了周宏義起訴后的開庭，但是他們所期望的銀行能給投資者一定補償或者有關情況的說明，依然沒有出現。

　　機構涉嫌

　　用復雜產品“坐莊”

　　所有KODA都是對賭。一位銀行業內資深人士告訴記者，KODA既然是衍生品，就必然具有衍生品的特征：零和游戲。也就是說交易的一方輸，另一方必然贏，你輸多少也就決定了對方贏多少。不像股票和債券，在某一時間段可以所有人都是贏家或輸家。因此這種對賭的性質決定了任何一個KODA都是一份精心設計的賭局，不諳此道的投資者還是敬而遠之為好。“產品的設計方一般為國際大投行，而銀行也是其中的設計者之一，和普通的外匯和黃金期權一樣，這種股票累積期權也是一種在投資者和銀行之間的對賭。”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肖金泉表示。“客戶買漲銀行買跌，如果股票漲了，銀行就輸給你錢。但如果股票跌了，客戶就要不斷地去補倉甚至利用授信額度向銀行借款，直至最后銀行給你斬倉。”

　　也有學者認為，姑且不論“對賭”在國內是否允許，KODA作為一款極其不平等的產品就足以引起監管部門的重視。“KODA是一款名為期權卻違背期權本質的產品，雖然合約提供了投資者低于市價購買股票的權利，但是到達取消價合約就終止了，也就是說收益有限。而投資者提供給銀行的卻是一個不論市價跌至多少都按行權價購買，且加倍購買股票的權利，由于這兩個權利代表的利益十分不對等，所以投資者在簽訂合同時就應該從銀行那拿到一筆權利金。”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金融學教授趙欣舸博士認為。

　　然而最讓人不解的或許遠不止于此。作為金融衍生產品的KODA存在不少問題，但是很多銀行發行的結構性理財產品或者QDII，其實在其產品結構中，也嵌入了不少金融期權產品。記者在采訪過程中了解到，以結構性產品為例，在這些產品的設計結構中，大部分都包含了多個復雜的期權產品和一些零息票據。“這些期權產品幾乎都是由國際投行所設計，因為國內銀行和券商的投行團隊中，都還沒有這個能力去設計這些復雜的金融期權產品，也因此這些期權產品的定價權，牢牢掌握在投行手中。”一位商業銀行零售部資深人士告訴記者。然而正是這些復雜的金融期權產品，成為投行賺取各類客戶金錢的最佳工具。

　　“投行在市場上可以買到各類基礎期權，然后把它們按照各家銀行的需求，設計好后打包賣給銀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商業銀行零售業務部門負責人指出，投行在做這些業務的時候，幾乎是包賺不賠的。“他們可以事先把相關的風險敞口計算好，然后設計出兩個反向的產品，比如看漲和看跌的產品，同時賣給不同的客戶，因此其自身所承擔的風險就被對沖掉了。在撮合不同客戶的交易后，事實上是購買了不同理財產品的客戶們在進行對賭。”

　　他也因此證實了投行在這場交易中的定位——“坐莊”。“只不過這個投資游戲或者說賭博，從形式上看還是很公平的，投行已經設計好了游戲規則，投資者在認可了這個規則后愿賭服輸，唯一可以確認的是，坐莊的不是你；但從專業性的角度看，這種賭博的隱蔽性很強。投行在做好這些期權的同時，就是賣給投資者幾種不同的可能性，遇到什么情況，你就獲得相應的收益或者沒有收益甚至虧損。但這跟輪盤賭或其他賭博游戲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KODA和部分銀行理財產品都說明其投資了股票，但是我們實際上看到的結果卻是投資者的資金并沒有買股票。那么這些資金沒有進入實盤操作，究竟去了哪里？銀行對于這些產品的投資過程是否有監控？投行是否該披露這些具體的數據呢？”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提出了一系列的疑問，他認為在目前的銀行理財產品的投資過程中，存在不少“糊涂賬”，這也就是不久前銀監會出臺相關征求意見稿，期望從源頭上加強監管、防范隱患的原因。

　　爭議可能還有很多，在準備應訴材料的過程中，朱女士和周宏義等投資者發現了發行“利財通系列1”產品的投行——瑞銀，其實也是投資標的中的復星國際在香港公開發行的承銷商之一。“瑞銀同時作為相關票據的發行人，是否可以通過利用自有資金購買相關股票，進而涉嫌跟我們投資者對賭，在這其中是否還存在其他的關聯交易，這些情況誰能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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