鞏獻田：話語權與互聯網

話語權與互聯網

----附錄：時飛同學的博士論文《論網絡空間的言論自由》部分段落

                                         鞏     獻     田

在談這個題目之前，我們需要重溫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關于社會輿論方面的有關教導。

﹡﹡威信是逐漸建立的。過去軍隊里面有人編歌謠罵人，我們不禁也不查，軍隊還是沒有垮。……群眾對領導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實踐中了解。真正了解，才能相信。……小伙子剛上臺，威信不高，不要著急，不受點批評挨點罵是不可能的。有“小廣播”，是因為“大廣播”不發達。只要民主生活充分，當面揭瘡疤，讓人家“小廣播”，它還會說沒時間，要休息了。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86—87頁

﹡﹡所謂“輿論一律”，是指不許反革命分子發表反革命意見。這是確實的，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

　﹡﹡　一個社會，無論何時，總有先進和落后兩種人們、兩種意見矛盾地存在著和斗爭著，總是先進的意見克服落后的意見，要想使“輿論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只有充分地發揚先進的東西去克服落后的東西，才能使社會前進。

﹡﹡我們的輿論，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內部，允許先進的人們和落后的人們自由利用我們的報紙、刊物、講壇等等去競賽，以期由先進的人們以民主和說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們，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種矛盾克服了，又會產生新矛盾，又是這樣去競賽。這樣，社會就會不斷地前進。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暫時歸于一律了；但不久又會產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須要克服。在人民與反革命之間的矛盾，則是人民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之下對于反革命的專政。在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專政即獨裁的方法，即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這里不但輿論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

　 ﹡﹡ 在內部，壓制自由，壓制人民對黨和政府的錯誤缺點的批評，壓制學術界的自由討論，是犯罪的行為。這是我們的制度。而這些，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則是合法的行為。在外部，放縱反革命亂說亂動是犯罪的行為，而專政是合法的行為。這是我們的制度。資本主義國家正相反，那里是資產階級專政，不許革命人民亂說亂動，只叫他們規規矩矩。剝削者和反革命者無論何時何地總是少數，被剝削者和革命者總是多數，因此，后者的專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則總是理虧的。

——同上，第157、158頁

﹡﹡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敵對勢力和它們的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刊物、廣播、電視這類東西，掌握在誰手里，由誰來發議論，都是屬于權利的問題。……一切國家機關，一切部隊、一切企業、一切文化教育事業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對于保證人民的權利問題，關系極大。……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

﹡﹡“無產階級專政是真正的民主”這個“真正的民主”的說法，不確切。民主只能說是有資產階級的民主，有無產階級的民主；有少數人的民主，有大多數人的民主。不好說是有真正的民主，有虛假的民主。因為對于資產階級這個階級來講，資產階級的民主也是他們這個階級的真正的民主。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國史研究學習資料），2000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簡本）第140頁、141頁

﹡﹡看起來，我們有些同志，對于馬克思、列寧所說的民主集中制，還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經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別的什么式的，總之已經做了幾十年的共產黨員，但是他們還不懂得這個問題。他們怕群眾，怕群眾講話，怕群眾批評。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怕群眾的道理呢?有了錯誤，自己不講，又怕群眾講。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應當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

 　 ﹡﹡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臺，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么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

﹡﹡現在有些同志，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們的黨章的，上了我們的憲法的，他們就是不實行。同志們，我們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錯誤，這種錯誤是不利于黨的事業，不利于人民的事業的，就應當征求人民群眾和同志們的意見，并且自己作檢討。這種檢討，有的時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滿意，再來第二次；還不滿意，再來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沒有意見了，才不再作檢討。

　﹡﹡我們有些同志，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在我們這次會議中間，有一個省，會本來是開得生動活潑的，省委書記到那里一坐，鴉雀無聲，大家不講話了。這位省委書記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問題，讓人家去紛紛議論呢?平素養成了這樣一種風氣，當著你的面不敢講話，那末，你就應當回避一下。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我們的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直到區委書記，企業黨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既然作了第一書記，對于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就要擔起責任。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

     ﹡﹡總之，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臺。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臺。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816、817、818、821、822、838頁

    ﹡﹡ 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話，都要聽。特別是對那些反對自己的話，要耐心聽，要讓人家把自己的話說完。

     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無論什么事情，都必須加以分析。

﹡﹡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絕對的，靜止的，孤立的，不變的，是形而上學。

     羅列一大堆表面現象，拼湊一大堆枯燥無味的條文，使人不得要領，是煩瑣哲學。

     要提倡唯物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和煩瑣哲學。

           ——《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討論紀要，1965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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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權”，又叫“輿論權”，就是公民用言語、文字等符號，自由表達自己的意愿、主張和見解的行為的權利；目的是用自己的意愿、主張和見解影響他人乃至改造社會，從而實現自己的價值。盧梭1762年發表的《社會契約論》和馬克思恩格斯1847年起草的《共產黨宣言》，分別對于封建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所起的影響，是人人都知道的，所以上世紀曾經經歷過社會主義制度后來又演變為資本主義的國家里，對于《社會契約論》和《共產黨宣言》的態度就發生了一個很耐人尋味的變化。

不同階級的人們，對于不同的輿論，態度是很不平等看待的，這里沒有“普世價值”的存身之地，有的卻是統治階級如何施展法術來控制輿論，妄圖在意識形態領域實現其話語霸權。

時代在發展，作為最新的技術，最新的生產力發展的成果——互聯網絡產生了。我一直認為，作為新的傳媒工具的互聯網絡，直接促使共產主義因素的產生，在這里某些私有權的壟斷有著不可逾越的障礙！

人類社會，在思想文化領域，一直是剝削階級的世襲領地，只有剝削階級的子女才有錢接受教育，才有文化；而廣大的勞苦群眾在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下，連氣都喘不上來，哪里還有空閑讀書識字呢？不讀書識字哪里來的文化？所以他們在逼得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只能“武化”，揭竿而起了。

最近媒體有這樣一個說法，即“知識改變命運”。多次報道在同一個家庭里出現了幾個大學生，出現了幾個院士等等。我總認為，說“知識改變命運”，不能回避其前提，即知識是如何獲得的！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做后盾，哪里能獲得知識？是社會制度改變了命運，知識是一種力量，至多是在“命”定的前提下，對“運”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在我國許多的文化人和藝術人才，新舊社會不同的境遇難道還不說明問題嗎？侯寶林在舊社會曾經靠乞討為生，新社會成為著名相聲大師，在舊社會靠賣藝（或者字）為生的藝人（不能說他們知識少吧），只有在新社會才成為人民的藝術家，受到人民和政府的照顧和尊敬！

不少媒體有意無意地隱瞞了一個最主要的事實，就是社會根本制度的問題。有誰否認，所有報道的那些個家庭，出現的幾個大學生、幾個院士的，這些知識分子受教育的時間主要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在慶祝建國60周年前夕，每一個稍有良心且與共和國沒有仇恨的人是不能忘記的！），眾所周知，在建國以后的十七年的教育費用是人類歷史上最低的！

我說，互聯網絡包括共產主義因素，就是說，在互聯網上發表言論，比紙質媒體容易的多。我不知道，在我國，還有幾家雜志不收版面費？還有幾家出版社不以各種名目收取費用？怪不得，一位很有成就的前沿學術研究專家非常感慨地說，“誰有錢，誰就可以出版了！”

聯系到《北京晚報》前些日子曾經報道：中央電視臺是北京的納稅大戶。連電視臺都成為納稅大戶了，那么，作為紙質載體的媒體輿論與金錢的關系，難道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可是互聯網就不同了！

只要有一定的技術，不需要花多少錢，就可以表達自己的意愿了。當然，也不可諱言，互聯網也有自己的局限，這就是說它僅對于大小知識分子來說一般是無障礙的，但是，對于一般無此技術和條件的多數人口來說，仍然是有限制的。但是，它畢竟與紙質媒體不一樣了，掌握互聯網的人數越多，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就可以通過知識分子，尤其通過那些可敬的、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與勞苦大眾朝夕相處的小知識分子來上網了。

難道一切有良心的公民不應該為此歡呼嗎？

從實際效果看，自從互聯網在我國問世以來，其揭露腐敗現象，揭發腐敗分子，曝光司法不公（例如沈陽劉涌案件等），為國家立法提出建議，呼吁盡快出臺《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布法》，……功績委實不小啊！

假如沒有互聯網，顧雛軍以6億資產通過實行MBO的“七板斧”（侵吞國家資產的步驟）變成擁有136億資產的真相能大白于天下嗎？

假如沒有互聯網，山西黑磚窯事件能得以如此揭露嗎？

假如沒有互聯網，某些《物權法（草案）》的起草者的謬誤廣大人民群眾能夠得以知曉和曝光嗎？

假如沒有互聯網，藏獨分子的罪惡能讓世界人民了解嗎？

假如沒有互聯網，資本主義的反華的丑惡行徑能激起全世界一切友好人士的義憤嗎？

假如沒有互聯網，2008年的奧運會能辦好嗎？

假如沒有互聯網，……

又有誰在怕互聯網？

是誰在歡迎互聯網？

在互聯網面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應該如何應對?

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不是用自己的實際行為告訴網民了嗎？不是親自與網民對過話嗎？

在此，我奉勸那些害怕互聯網的人們，害怕網民的人們，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對待這個新生事物的時候了，不要再當21世紀的葉公了！

寫到這里，我想起毛澤東的兩段話：

“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敵對勢力和它們的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刊物、廣播、電視這類東西，掌握在誰手里，由誰來發議論，都是屬于權利的問題。……一切國家機關，一切部隊、一切企業、一切文化教育事業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對于保證人民的權利妄圖，關系極大。……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

“‘無產階級專政是真正的民主’這個‘真正的民主’的說法，不確切。民主只能說是有資產階級的民主，由無產階級的民主；由少數人的民主，由大多數人的民主。不好說是有真正的民主，有虛假的民主。因為對于資產階級這個階級來講，資產階級的民主也是他們這個階級的真正的民主。”（可以參看附錄中資產階級學者對于資本主義民主與言論自由關系的論證）

讓我們積極響應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號召，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勇于實踐辯證唯物主義——科學的發展觀，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我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為國家的穩定和安全，為人民的康健和幸福，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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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再次拜讀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時飛寫的博士論文《論網絡空間的言論自由——從網絡危險言論與公共秩序的關系入手》，對于其中的基本觀點很是贊同，有些段落讀來感觸很深。論文引用了不少西方學者的論述（某些資產階級學者是如何看待網絡和民主關系的），可以供我們參考。因為，在我國有些干部，說句老實話，素質低得嚇人，其思想和作風，連資產階級民主派都不如。可見借鑒資產階級民主中的合理因素的重要性了。

在此，我再次感謝時飛同學，盼望他的博士論文早日出版。因為這是我多年參加博士論文答辯以來遇到的為數不多的好論文！

需要說明，為通順起見，在不改變原來意思的前提下，個別字句予以了改動和校正。

這些段落的上網，事前我已經征得時飛同學的同意，在此再次表示對時飛同學的感謝。

《論網絡空間的言論自由——從網絡危險言論與公共秩序的關系入手》

﹡  媒介技術不是一臺死摳文字的機器，而必須是一種為向任何公民傳遞他們參與民主進程、將自己培養成一個有見識的良好公民從而采取審慎行動的有用信息的工具。[1]因此，縱觀在整個20世紀到21世紀初年的媒介技術管制中透露出來的對掌握新媒介技術的“新人類”的隱憂，以及由此而來的試圖通過管制滲透在媒介傳播中的公民的言論自由來確保政治秩序安定的管制手法，除了表明：（1）我們是何等的缺乏對技術變革的全面認知，我們已經不能按照媒介技術的本質和功能來認知技術，而是借助一種思維惰性來看待媒介技術的發展；（2）我們試圖壓制那些利用新媒介技術來向傳統秩序開展的“新人類”利用媒介技術的能力或者是壓縮他們自由運用媒介的制度空間，除了起到壓抑言論自由中的個體自由、民主參與的決策能力的養成，并且培養一種劃分自己人和他者（insider or outsider）的判斷偏見之外，并無任何制度上的積極效應。因此，是重新審視新媒介技術和言論自由關系的時候了，也是重新看待新媒介和危險言論之間關系的時候了。

﹡ 進一步地，那些以既有的政府治理決策為攻擊目標的危險言論，也許其危險性的透析只是一種對政府治理機制的促動而已。這對那些以秩序管理良好為目標的政府來說，應當是一個契機，從這種危險言論中政府應當在政治治理的結構性穩定和適度變革的平衡機制上找到一個合適的切入點，并有效地降低政治作業和社會情緒釋放帶來的風險。[2]在這個意義上，網絡空間的危險言論不僅僅不會有害于民主政治的完善，相反，正是網絡空間的言論結構的出現，才使得政治領導者有更多的機會去全面了解民間疾苦，了解政治運作過程中出問題的環節，了解進行政治的根本性變革的基本思路、基本方法和可能因此而引起的社會震蕩程度以及民間的承受能力等一系列極為關鍵的問題。因此，國家不應當在網絡上出現了于自己的統治不利或者是揭短的言論之后就采取打壓的手法來對付。既然從社會規范的意義建構層面來說，這些言論本身在其內部意圖上存在著多元的情形，那么，最佳的辦法就是讓這些言論在網絡空間找到自由辯論的機會，國家則可以坐觀這些帶有政治意味的言論的辨析結果，來審視自己的政治安排中需要改進的地方。

﹡  首先，人民的意志是所有自由政府的根基：要影響這種自由意志，自由思想、自由言論以及自由的新聞媒介就絕對不可或缺。如果沒有自由討論，那么可以確信無疑的是就沒有健全的判斷；沒有健全的判斷就不可能有明智的政府。對人民來說，最為重要的憲法權利就是討論政府所采取的全部措施，根據他們自己的判斷來采取贊同或者是反對的立場；他們也擁有這樣一種權利，根據他們對事物的最佳判斷，就什么樣的決策乃是最好的提出建議或者是倡言這樣的決策，他們還可以有權討論并投票反對無論是什么樣的權利，只要在他們看來是侵犯了憲法，侵害了他們的自由，或者是導致他們的福利受損；對他們來說，所有這些受到憲法保護的權利以及其他權利，在戰時和和平時期都應當是一樣的，而且，它們在戰爭時期的價值和必要性應當要遠比和平時期更為重要和必要，因為在和平年代，自由、安全和財富很少遭到威脅，而到了戰爭時期，它們都會處在危險中。[3]

﹡  在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中，有一種說法認為，鑒于普通人民并無分辨善惡的能力，政府有必要在民主政治結構中對民眾進行區別，以保證民眾的行為不會對民主政治構成傷害；又由于民眾的愚笨主要來源于外在思想的侵襲，所以，更有必要審查言論以保證民眾不被危險思想侵襲。但是，這種做法并不符合民主社會中民眾的智力的真實水平。關于審查言論以保護人民免于“危險思想”侵襲的荒謬，約翰·密爾頓做過最為精到的批駁，他說：

對于普通人民，那無異于一種侮辱，如果連一本英文小冊子我們也提防他們，這樣不甘信任他們，還不是因為這些輕浮、邪惡、毫無根據的人。他們的信念與判斷處于這種病態與羸弱的水平，加以非難，使他們只能吸收檢察官恩準吸收的東西，除此之外，還有什么別的辦法呢？說這是對他們的關心和愛護，我們是不能如此裝模作樣的。……英國上議院和下議院的議員們，考慮一下你們是在什么國家，在什么國家充當統治者；這個國家并非遲緩愚笨，而是充滿敏捷、聰慧、洞察一切的精神，善于創造，貪圖敏銳而有力，并不低于人類能力所能達到的任何最高點。[4]

民主政治中的公民個體不是政客圈養的寵物，也不應當是政客看護下的不成熟的孩童。相反，他們充滿激情、有無限活力、善于創造、并能自動接觸各種新奇觀點，強化其對有關問題的自我理解。盡管我們說，并不是所有的觀點都會有所助益，這個世界上也的確存在著許多極具蠱惑力的危險觀念。

但是，民主政治的最大特點就在于通過程序化的理性，通過理性溝通達成基本共識，基于基本共識來促進民主治理。[5]在這個過程中，公民個人的智識結構顯得有其重要意義。由于民主政治是拒絕通過暴力來形成社會共識的，因此，基于智識結構而形成的自我治理能力顯得極為重要。[6]任何一種試圖認為民眾智識不足取的看法都是對民眾的自我治理能力的否認[7]。但是，要實現這種自我治理能力的培養，則必須借助言論自由才能達到。

﹡  作為民主自治論的代表，亞歷山大·米歇爾約翰就認為言論自由的必要性深深地植根于公民自我治理能力的培養和參與民主政治的自我治理的需要。在亞歷山大看來，民主政治下的憲法乃是民主政治的根本，而這種憲法本身則規定了公民在這個國家中的雙重角色：作為控制者和作為被控制者。這是他們贏得政治自由的關鍵。[8]言論自由的意義在于，它是一個人改變自己在政治社會中的角色所必需的：通過學習和教育，通過增強人們的健康、精力和安全，通過人們之間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公民的理解力可以得到極大提升，而理解力的提升則是政治自治成功的基礎。[9]

民主自治要獲得成功，培育公民的自我治理能力只是第一步，而且，自我治理必須是結合在信息開放的具體環境中才能得到實現。民主政治的開放結構意味著公民們必須自由地結合著有關的觀念、言論、輿論、信息做出成熟的決定。這樣一來，言論自由所提供的自由而充分的討論和信息交換就顯得不可或缺。在米克爾約翰看來，“在政治自治的方式中，最高利益并不在于言者之言，而在于聽者之心。”[10]充分的信息披露和自由、充分的討論乃是政治決策取得成功的關鍵。再成熟的自我治理能力，如果面臨著信息源的中斷和討論的無以為繼，也難作出適宜的政治決策。

﹡  因此，在實現自治的過程中，必須確保公民們能自由而不受阻礙地獲得事關政治決策的信息和論證理路。如果政治要實現基于公民能力的自治，那么，首當其沖的必然是這些進行自治的人擁有權利來判斷何謂不明智、不公正以及危險。并且，如果人們注定必須就某一項決策作出終局決定的話，則深切地了解與該決策有關的信息、意見、質疑、批評和駁斥，就會最終影響到該決策在多大程度上乃是一個考慮周到、處置得體、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整合的。在這個意義上，言論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關涉到公共事務的問題上，只有自由的言論才能傳導整個民主政體下的決策機制確保其制作過程的民主性、過程的透明性、決策本身的合理性所必須的各種信息資源、輿論觀點、駁斥基調以及缺陷浮現。盡管我們說，民主政治并不意味著政府在每一個具體問題上都必須全部聽命于社會大眾的言辭討論，但是，言論自由的意涵本身則已經包含著即使是那些由政府自己做出決定的決策，要確保其民主成分，必須在決策制作過程和社會大眾的輿論爭議之間建立起一條明晰可見的雙向交流溝通渠道，民眾的聲音可以在決策者的決策制作層面有所反映，即使是不成熟的觀點，它也說明、并反映了部分社會層面對關切其利益的問題的認知。政府可以自作決策，但是，它必須重視民眾基于自我治理的民主理解而提出的聲音。因此，要確保自治過程的完整，言論自由就必須得到絕對的保證。[11]

﹡  言論自由在網絡空間的展開，確保了公民在民主政治中力量的增強有了實質性的依托：網絡空間的海量信息、及時的信息回饋、圍繞著有關議題形成的大量相互批駁、證否或證立的意見論證、對有關問題的來龍去脈的細致梳理、辯駁的技巧訓練以及隱喻的大量使用，使得公民可以依托于無限的網絡架構訓練其自己的思維體系、對政治問題的寬廣理解、形成自己的基于問題意識的理論立場。但這還只是局限在技術論證的層面，如果從網絡空間的自由言論對民主政治已經開始形成的社會影響力的角度來觀察，我們會發現，結論可能要比技術層面的更令人倍感歡欣。

盡管我們現在還很難就網絡空間的言論自由對民主政治的推進能夠推的多深，但是，我們發現網絡空間的存在，已經極大地提升了網絡自由言論對民主政治的介入程度：與一般立法，政府的治理決策已經開始越來越依賴于網絡上的網民們的話語權的監督；由社會大眾在網絡空間形成的話語的溝通力量開始支配著社會的民主政治進程；自下而上的自發話語力量、基于話語的分量而形成的動員機制和力量已經開始廣泛滲透到民主政治的決策機制中，政府的話語統治力量已經不再一如大眾傳播年代那樣起到影響公共話語生成的強勢；網絡公共領域中的話語彌散機制，開始促成民主政治的自我革新和創新；網絡自由話語對民主政治的全方位滲透，已經在法律制定和政府治理的過程開放出了公民介入的新的公共領域和機制形式。[12]不僅如此，網絡空間已經開始急速地擴展了個人的能力，將公共權力的具體行使的判斷基準從政治領域拉到一個全新的領域：網絡公共領域。在這里，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制造出更多新穎的話語機制，并因此而建構出一套完全屬于你的新的評價體系，你可以因此而將民主政治的運作規范建構在按照你的意愿而設定的新的公共領域中，利用新的制度形式來檢視它的具體制度功效、規范狀態，并將其在網絡上與其他人分享。[13]

以網絡博客為例，它不僅僅是一個提供娛樂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經開始承擔了作為民主政治的治理過程所亟需的知識蓄水池、參與民主治理、監督權力運轉和強化民主政治的審議能力的功能。

當然，網絡博客的力量并不局限于此，它的互動性能，它對公共政治的關注視角等，都已經擴展了現代民主參與的非建制化領域對公共政治的影響力。在萊斯格看來：

隨著越來越多的公民公開地利用博客來表達他們所思所想，捍衛他們寫就的內容，這將會從根本上改變公民關注公共政治問題的方法。在你大腦中，何為錯誤，何為受到誤導的，這很容易分辨。但是，一旦你的大腦產品要受到他人的批判，如果沒有適當的對話平臺，這就變得困難起來。當然，如果一個人承認他已經被人說服了，這的確比較稀罕。但是，對一個人來說，要對他已經被證明錯誤了東西視而不見，這就更加稀罕了。從事觀念、論證、批判和反駁的寫作，只會有利于民主。因為我們可以預見的是，如果數以百萬計的博客都在討論同一件事，那么，政府的視而不見只能解釋為做賊心虛或者是掩耳盜鈴。[14]

當然這樣一來，政府的威信、其對民主政制的承諾就會大打折扣，因此，博客也就在無形中形成了強有力的公共權力的約束力量，而它的力量，只會比現實空間的自由言論的力量更強，因為它將現實空間里的傳統媒介所不能暴露的問題進一步地暴露了，并將政府的嘴臉進一步暴露出來。[15]

﹡ 而桑斯坦則進一步認為，由于博客所涉及問題的專門性，其對事實的細致描摹和對有關問題的精致推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它將席卷大量的人氣和涉及廣泛層面，網絡博客已經開始變成一個英格蘭自治公共集會那樣的開放式的公共領域和審議論壇。因此，博客世界將有助于進一步地完善民主政制的運作，并督促現代民主向基于強化公共對話、理性辯論、信息充分披露、意見交叉論證而得出民主決策的審議民主轉型。[16]承擔類似功能的還有像維基百科這樣的以詞典編目方式來形成對一個問題的各種觀點呈現的鏈式互動的網絡信息協作模式，它對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決策機制、能力培養、權力約束等基本功能和價值呈現都有著傳統媒介所無法比擬的優勢。[17]又比如P2P，它的特點是：有上千萬用戶，無中央服務器，無搜索引擎，無注冊登記，無數據庫，無索引，無身份鑒定。它可以使用戶近乎完全隱身。政府希望控制某些互聯網內容，但P2P則使得這種內容控制變得愈發艱難。

                                           2009年6月17日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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