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鋁增持力拓失敗的教訓是什么？

    中鋁增持力拓失敗的教訓是什么？首要教訓毫無疑問是未能成功克服從這筆交易一開始就如影隨形的政治性風險。當初力拓準備拿出來與中鋁合作的全部是其最優質資產：全球最主要鐵礦石生產商之一澳大利亞哈默斯利（Hamersley）鐵礦公司的15%股權，全球最大的鋁土礦之一澳大利亞韋帕（Weipa）鋁土礦的30%股權，全球一體化、現代化程度最高的氧化鋁廠和電解鋁廠之一澳大利亞雅文（Yarwun）氧化鋁廠（50%股權）以及波恩（Boyne）電解鋁廠（力拓集團所持59%股權的49%），全球產量最大的智利埃斯孔迪達（Escondida）銅礦的14.925%股權；全球產銅最多銅礦之一、且富有高品位伴生貴金屬的美國肯納可（Kennecott）銅礦25%股權；……這固然提高了這筆交易對我方的潛在利益，但同時也加大了我方的潛在政治性風險。任何國家重大戰略性資源引進外資交易都有可能引起公眾不安，引發政治上的反對，這本屬正常；不正常的是值此經濟危機席卷全球之際，中鋁增持本來是力拓的救命稻草，澳大利亞民間對這筆交易的反對竟然如此廣泛。澳大利亞新聞民意調查公司4月初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受調查者中反對準許中鋁增持力拓股份至18%的竟高達59%，理由是老生常談的擔心中國通過央企最終控制澳大利亞資源。

　　不錯，力拓董事會最終決定毀約的公開理由是市場回升，力拓董事會主席杜立石給股東的公開信中表示：“針對金融市場回暖的情況，以及股東和利益相關方的反饋，力拓與中鋁討論了對原來交易可能的修改方案。……最終雙方未能就修改方案達成共識，雙方亦不再對修改方案進行更多的討論。”并向公開媒體表示：“自今年2月初我們公布與中鋁的交易以來，金融市場已顯著改善。由此產生了以下兩點影響：第一，使得與中鋁交易條款的價值顯著下降；第二，使得我們有資格提出更符合我們利益、更具吸引力的交易條款。”力拓董事會提出的解決債務危機新方案也是通過全權承銷的配股方式籌資約152億美元。但倘若中鋁增持案沒有被澳大利亞外商投資審核委員會（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FIRB）延長審查周期，國際初級產品市場和股市的回升尚不至于給予力拓董事會如此強大的信心。因此，力拓董事會毀約公開理由背后起作用的仍然是政治性風險。

　　那么，中鋁增持力拓交易為什么會遭遇如此巨大的政治性風險？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中國投資今年為什么會一度成為澳大利亞政壇最熱門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不能辭其咎。正是在這種政體下，反對黨能夠更方便地“為了反對而反對”，無需考慮國家戰略全局，無需考慮事實。畢竟，與陸克文的工黨政府相比，反對黨這十幾個月日子實在難熬，領袖換了兩茬，行情依然不見起色，本想借助金融危機咸魚翻身，無奈工黨政府硬是轉危為機，人氣不跌反漲，在這種情況下，部分民眾對中國的些許疑慮就成了他們興風作浪為難陸克文政府、凝聚人氣的“賣點”，以至于大肆宣揚“在澳大利亞人民與國家財富的婚姻里，工黨政府和中國曖昧不清”。雖然反對黨昔日自己主政時候也沒有少推進中澳關系；雖然如果反對黨自己上臺，為了避免陷入正在橫掃全球的經濟危機，他們也必然會將中國市場和中國資本作為救命稻草；雖然反對黨內心未嘗不羨慕陸克文的中國淵源有助于他從中國取得更多機會，為自己爭取更多政績；但只要他們在野，他們就有強烈的沖動要將可供澳大利亞利用的“中國機遇”說成是“中國威脅”，將陸克文的中國淵源從澳大利亞的政治經濟資產抹黑成陸克文的政治負資產。一旦涉及人的利益，即使數學公理也會受到攻擊，對某些澳大利亞政客的表演我們實不必過度驚訝，何況在他們的政治體制下議員們可以坐而論道卻不用為自己的言論承擔任何責任呢！

　　除此之外，“中資風波”之所以能夠占據澳大利亞政壇話題頭條，背后還有澳大利亞國家定位和發展戰略選擇之爭的因素。

　　澳大利亞應當將自己定位為什么國家？她首先是一個盎格魯-撒克遜西方國家，抑或首先是一個亞太國家？假如說在東亞經濟社會發展遠遠落后于西方的1980 年代之前，澳大利亞對上述問題應當毫不猶豫地選擇前一個答案的話；隨著東亞的崛起，她對前一個答案的選擇日益模糊不清，她在這個問題上精神日益焦灼不安。畢竟，在五個主要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中，與人口眾多且連成一片的美國-加拿大、英國不同，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人口不多，且孤懸南太平洋，面對的則是人口數以十億計的東亞。

　　由于誕生于大英帝國的“輝煌”歷史，盡管理智可以告訴澳大利亞人他們的經濟前途更多地與東亞聯系在一起，盡管東亞各國無意觸動澳大利亞的文化特征而一心一意致力于對澳經貿，盡管至少從前總理基廷開始，澳大利亞有識之士早已致力于在保持本國文化特征的前提下抓住亞洲機會、特別是中國機遇，一種難以名狀的情感仍然會使得許多澳大利亞人在相關問題上分外敏感，分外容易激動，以至于白人種族主義政黨及其政見一度在該國政壇產生較大影響。且不提創建單一民族黨（One Nation Party）并一度獲得較高支持率的波琳·漢森（Pauline Hanson）之流極端白人種族主義政客，就是澳大利亞前總理霍華德在2001年大選中得以獲勝，很大程度上也難免依靠挑動保守選民對中東難民的排外情緒之嫌。當時執政的自由黨和國民黨聯盟的競選口號就是“我們將決定誰、和在什么情況下可以踏足澳大利亞”。選舉期間，霍華德宣稱，在軍方救出的一艘難民船上，難民滅絕人性地將孩子丟入水中，以此挑起選民的排外情緒和對其政策的支持；但軍方在投票前告訴總理，那艘非法入境的難民船并未發生丟棄孩子入水的事件。

　　假如澳大利亞可以完全獨立地作出抉擇，那么這場中資風波也許不至于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不幸的是，某些國家、某些勢力企圖將澳大利亞綁在自己的戰車上，他們為此煽風點火，令這場風波一再升級。

　　本來，澳大利亞與我國經貿關系發展迅速，且其基礎設施優越，能夠為我國提供大量所需資源，又正在與我國談判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在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發展史上，澳大利亞這個東道國的特點也一向是吸收中國大型投資項目，而且主要集中于初級產品的開發和初加工領域，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第一個投資額突破1億美元的大型制造業海外直接投資就是中信在澳大利亞投資的波特蘭鋁廠。問題是某些勢力多年來一直企圖組織以美、英為核心的“遏制中國”行列，而要更好地實施這一戰略，他們需要澳大利亞作為太平洋西岸的“超級航空母艦”。數年前，澳大利亞外長唐納已經明確表示，一旦臺海發生戰事，美國不能指望自動獲得澳大利亞的協助。此言顯然是要擺脫外界束縛自主追求澳大利亞的獨立利益，這一政策取向也能夠為中國-澳大利亞關系持續發展奠定更堅實基礎，而且澳大利亞此舉并不是要與美國切斷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良好關系，但總有些人企圖扭轉澳大利亞融入東亞的腳步，讓澳大利亞成為他們遏制東亞、特別是遏制中國的橋頭堡，成為武裝干涉臺海的“超級航空母艦”，至于這條道路將怎樣損害澳大利亞人的利益，并不在他們考慮之內。為此，從各個方面挑撥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系也就成了他們的必然選擇，他們對國際媒體界話語權力的控制又令他們得以自如施展這一策略。

　　而且，澳大利亞國內也有些勢力主張與美英綁在一起。今年澳大利亞政府發布第一份《國防白皮書》，在起草過程中，國防部和情報部門激烈爭辯，國防部副部長佩蘇略為首的一派認為中國軍力增長威脅美國在東亞的軍事霸權，而美國的主導地位是維護亞洲穩定和澳大利亞安全的重要因素。情報部門高官瓦爾蓋塞等人則認為中國軍備擴充不過是對美國太平洋海軍力量威脅的自然反應，純屬防御。最終出臺的《國防白皮書》稱將在未來20年投入700億美元加強澳大利亞國防能力，將“中國威脅”作為強化軍力的借口。

　　澳大利亞國內潛藏的政治性風險因素如此之多，我國企業、我國政府應當對在澳大利亞投資的風險收益作出更準確的評估。好在澳大利亞執政者都清楚他們在經濟上離不開中國，力拓董事會毀約之后，澳大利亞政府力圖“安撫”我方。力拓5日宣布撤銷中鋁對其的195億美元注資的當天，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就會見了中鋁方面的代表。陸克文表示，撤銷協議的決定出自力拓，而不是政府。他還說，“澳大利亞歡迎外國投資。……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我們在中國的朋友們認可這一事實。 ”次日，澳大利亞財長韋恩·斯萬也對媒體說：“這是由企業做出的商業決定。……這件事完全與政府無關，中國的投資在澳是受歡迎的，如（陸克文）總理一樣，我也向中方表明了這一點。”相信只要我們的企業認真總結經驗教訓，耐心等待合適機會，好的機遇還是會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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