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菜價猛漲昭示新農村建設敗局已定
何必
民以食為天，所以這米面糧油的價格一直是老百姓最關心的事情。不過近日記者發現，油菜，小白菜這樣的帶葉子的青菜價格一路猛漲，現在是葉菜上市的好時候，這價格怎么就上去了呢？一塊多錢的波菜，現在漲到四塊錢一斤；而原來兩毛錢能買到的小白菜，現在一塊錢一斤還算便宜的；還有油麥菜，直接就漲了一倍，兩塊一斤；就連價格很少變動的莧菜，也從兩毛漲到了一塊五。在新發地市場記者發現，帶葉子的菜最近的價格是一路飛漲，這讓每天都來批發菜的消費者是叫苦不迭。某酒店采購員：“太貴了，原來每天花兩千，現在三千都打不住……”“再這么下去，真要買不起了……”雖說叫苦連天，可這菜還得買，而且還沒有太多的挑選余地，因為滿市場就這么幾十個賣葉菜的菜農。新發地葉菜區經理劉僧會：“原來這里每天都有650多輛運菜的車，現在最多也就200多輛，一到下午這里水瀉不通，恨不得一百多人圍著一個賣菜的買菜。”買的多賣的少，這就難怪葉菜價格一路走高了。因為葉菜的保存期只有24小時，所以只能由北京近郊的菜農來供應，平時他們都是用這種三輪摩托或改裝的平板車把葉菜拉到新發地來賣的，可最近隨著對黑車的整治力度的加大，他們的運輸工具也被劃入了查繳沒收之列，所以這出門賣菜就跟做賊似的了。這就難怪雖然菜價不低，可他們卻是一臉愁云。菜農：“菜都出不來啊，現在交警看著就扣車……”“提心吊膽的出來，看著交警就躲……”有菜在手卻只能爛在地里不能賣錢，難怪菜農高興不起來。記者跟著菜農來到了菜地，剛下車就發現一個月前就應該出售的香蔥現在還在地里，已經快長成大蔥了，而且估計沒幾天，就得枯黃的跟小麥差不多了。菜農：“晚點再出去，現在查的厲害，安全不安全的也得去啊。”“這早就能賣的菜不能摘，沒法運 少賣了好多錢。”買車錢，油錢，養車錢，這幾萬的支出讓年收入也就萬八千的菜農只能選擇三輪摩托這樣的交通工具，可現在三輪成了黑車，想上牌都沒法上，所以一旦被扣，七八百元的罰款就讓他們一兩個星期的收入泡了湯。一邊是菜價飛漲，一邊是枯黃在菜地之中的葉菜，這還真讓人左右為難。（2006年8月23日北京電視臺《首都經濟報道》）
記者在建議觀點里寫道：
1.幾乎每個菜農都有被扣車的經歷，想拿回車都是交了七八百。可是買大車買不起，運幾百斤的蔬菜蹬平板車又太遠。
2.現在菜農都和交警打起了時間差，早七點前趕回家，晚七八點再出門。危險自是有，但他們為了生存別無選擇。
3.市場方面也考慮找個隊伍專門收菜，可他們沒有經營權，而且肯定要壓價，菜農自是不會滿意。
4.因為每人每戶就兩三畝地，而且收割季節不統一，因此想集體租個大車也不現實，而且對他們來說費用實在太高，他們承擔不起。
“最近菜價又漲了！”這是現在北京人普遍驚呼的事情。
按理說，。目前正好是蔬菜收成大規模上市之際，菜價應該一路下跌才是，往年曾經出現由于菜農消息閉塞分散經營，很多時候都會造成種植品種普遍撞車形成菜賤傷農的景象，一堆堆鮮亮飽滿的蔬菜只能甩賣，為此人們很是為菜農的境遇擔憂，由于信息不暢組織化程度低等因素，使得菜農往往都成為市場的犧牲品，城里人獲得了便宜的蔬菜，表面上看得了便宜，可如此循環當中菜農卻被傷害，來年則以自己的“理性選擇”讓城里人曉得厲害。
但今年此時，菜價怎么會逆流而上不降反升呢？人們對此非常困惑。面對“葉菜比雞蛋貴”、“葉菜市場處于菜荒狀態”、“菜都爛在地里了”……等等一反常態的景象，人們都在問：這是為什么？
從報道中看，現在的問題已經不單純是菜農與城里人的利益交換或者博弈，這場游戲已經遠非零和或者雙贏可以形容的，因為，游戲里面攙雜進來了一個新的角色，而這個角色由于其身份特殊于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既參加游戲又仲裁游戲，玩得舒服時還湊合，假如稍微有點差池就掀翻桌子重新制定規則。這個角色實在過于龐大，大到了任誰都無法撼動其存在和在游戲中的攪和。這個角色，就是以城市管理部門和交通管理部門為代表的城市政府。
這種情形很容易讓人想起幾天前發生在河南的事情。媒體報道，7月15日上午，溫家寶到河南視察工作。在洛陽市孟津縣送莊鎮，他聽說了斗膽進言說當地果農因為市里搞“創建”，農民沒有固定攤位和證件因而進不了城，桃子都不能賣，馬上對陪同的地方官員指令解決問題。“7月15日當天下午，洛陽市委市政府委派一副市長在孟津縣送莊鎮召開座談會，邀請包括李劍雷在內的部分果農進行座談，聽取果農的建議。第2天，經過連夜磋商，洛陽市立即以市委市政府的名義公布了解決辦法：在城區原有農貿市場的基礎上，增設62個瓜果直銷點；由城建部門劃定區域，工商部門負責管理；對在直銷點銷售瓜果的農民，除每天兩元衛生費外，免收一切費用。此外，針對果農反映的進城容易被罰款問題，洛陽市要求，由各縣市政府負責，于7月18日前為進城銷售瓜果農民發放直銷特別許可證。截至7月24日，發放的進城直銷特別許可證已達2288個。在此基礎上，洛陽市還提出了三條對策，解決瓜果銷售的長遠問題。”“7月23日一大早，洛陽市孟津縣送莊鎮西山頭村的果農就忙碌起來。村里的種桃戶開著三輪車，家家拉滿一車鮮桃直奔洛陽市內的直銷點。傍晚，在村民李劍雷家，夫婦倆數著剛剛賣桃掙來的200多元錢笑得合不攏嘴，一個勁地說：‘真是謝謝總理幫俺解決了賣桃難！’”（7月27日《河南日報》）
這樣的新聞處理，顯然是溜須拍馬的路數，一個禍國殃民的城市管理舉措被蜻蜓點水一帶而過，最終成就了一個歌功頌德的煽情宣傳。
很簡單的問題是，如果溫家寶沒有到洛陽視察、如果沒有到那個鄉鎮、如果沒有果農的斗膽……這一切也就都不存在了。溫家寶視察的當天下午，洛陽市黨政部門就召開了相關會議，并做出了部署。如果溫家寶沒到，會有那樣的會議和部署？會有針對當地果農的優惠？
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熊德明斗膽拉住視察的總理訴說自己丈夫被克扣工資的遭遇，引起了地方當局的高度重視，立即解決了問題，熊德明也因此成為名人，竟然獲得了當年央視評選的年度經濟人物（這種泡沫化的評選中流露出來的溜須拍馬搖尾乞憐、以及對于評價體系的戲噱不說也罷），并成就了舉國上下的農民工拜物教。
現在，洛陽果農又是個斗膽，又解決了問題。總理的確是好使，法力無邊，拽住了總理就等于是拽住了財富和前程。
但這也不是長久之道。一方面，總理也是血肉之軀，就算一天24小時一年365天不停地在鄉下轉悠，全國60000多個鄉鎮啥時候能夠轉過來？另一方面，從洛陽果農遇到的問題看，解決起來應該說不費吹灰之力，都是唾手可得的結果，但地方當局就是不辦，除非有了比如總理這種官大壓死人到了足以讓地方官員膽戰心驚的時候，即使省長市長來了也無濟于事。
而且，洛陽的“創建”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各地的大干快上都曠日持久，問題絕非現在才出現的，如果總理不去，洛陽果農們死不死啊！
從中，我們看到了什么？神明君主的存在是社會公平的唯一保障，所謂的法治或者法制，皆消弭于權力體系當中。
至少從媒體報道上看，洛陽果農們心滿意足了。可總理就在北京，北京的菜農所遭遇到的窘況怎么辦呢？皇城根兒底下的北京人所面臨的菜價飛漲的現象又能如何？
我們也得等待，溫家寶哪天溜達到京郊，看到葉菜都爛在地里的狀況痛心疾首，讓北京市有關方面解決問題，才能使葉菜得以進城并平抑菜價上漲？
北京比不得洛陽，溫家寶大多數時間都在北京，北京人見官多了去，見總理并不新鮮，而北京市黨政部門更是太習慣于談笑皆鴻儒往來無白丁了，即使是溫家寶發話，在北京也未見得好使。
無論是洛陽的果農，還是北京的菜農，反正還都是農民，還都沐浴著黨的光輝，還都在黨中央近年來每年一個一號文件對于農村問題的關注當中歌舞升平。
中國農大何慧麗掛職河南蘭考副縣長，為了蘭考大米進京銷售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從中，我們更可以看到，農產品面對城市營銷體系之際的尷尬和無奈。如果不是媒體連篇累牘當作很具有新聞價值的題材進行炒作，很難取得些許的銷售量。而更應該看到的是，這個問題牽涉到的是整個農產品與城市對接當中的制度性殘缺。顯然，洛陽果農和北京菜農面對的困難遠非媒體介入那么簡單。
現在最時興的是什么？“新農村建設”，內涵于“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好事者認為這是中央為新農村描畫的美好圖景。但南方都市報農村版編輯馮憲書所提出的新農村建設成為對于農民新一輪的掠奪的說法，卻也道出了新農村建設不過是一場新的劫掠。城市管理或“創建”過程中，對于農民的盤剝，并不比新農村建設之前減少，反而在加強城市管理扮靚城市容顏的治理思路和表面化的借口之下，形成了對農民更加殘酷的壓榨。
新農村建設進程中，人們注意到在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當中對于農村的掠奪，在日益危險的社會動蕩危機面前，城市回饋農村，工業反哺農業成為口號。取消農業稅、實現農村的義務教育、加強農民合作社組織等等，都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與此同時，人們也在反復提及黃宗羲定律。我國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黃宗羲，曾經對封建專制制度進行尖銳地批判。其中，他對封建國家的賦稅制度對農民的殘酷壓榨，提出了入木三分地譴責，即所謂三害之說。其中有一條是“積累不返之害”。他指出，在封建專制制度下，各種賦稅一而再，再而三地集中，合并，稅種減少了，但稅額卻在不停地上漲，越合并越多，再也不能返回到最初的數量上去了！
到現在，我們的確看到了黃宗羲定律得以呈現的現實版本。我堅定不移地認為，黃宗羲定律在目前的別開生面是大勢所趨并無法避免。在威權政治體系當中，對于權力的狂熱追逐與不遺余力地捍衛，造就了對于農民的毀滅性打擊。這種打擊，絕不比以前要好哪怕些許。目前各地權力機構的物質與精神收益沖動之中，最突出的就是GDP導向下的經濟增長考量壓力，舍此而外，類似就業、社會公平等都不在話下。因此，人力資本水平非常低劣的農民就成為改革代價最經濟便捷安全承擔者的不二選擇。
于是，為了城市表面上的整齊劃一光鮮靚麗，不惜將越來越多的民間經濟成分劃為非法予以打擊、折磨、取締、搗毀，不管是城市居民為了養家活口而動作的街邊攤點、（因為城市管理當局謀取壟斷利益而導致）無照運營車輛（既所謂“黑車”）、假如不偷稅漏稅根本無法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個體工商戶、還是洛陽的果農或者北京的菜農，統統成為城市管理的對立面，成為執法對象，成為城市發展的犧牲品。
如此，城市當局還會念念有詞，應該局部服從大局，個人服從集體，為了城市的榮光，城市的人們為了吃菜多掏點子錢，不也是為了振作內需做了貢獻么？
可這城市，與我們城里人、以及農民，究竟有什么關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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