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布局中國：以豆為鑒
2009年05月13日 中國報道
劉源源
2004年初，國際大豆價格暴跌引發了中國大豆產業的第一次危機，國際資本利用中國大豆加工企業的危機以近乎“脅迫”的方式，參股、控股了中國超過70%的大豆壓榨能力，位于沿海的大型壓榨企業，除了九三糧油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外，幾乎全軍覆沒。從2008年10月份開始，中國的大豆產業出現了第二次危機，這次危機導致中國國產大豆嚴重滯銷，從而威脅到今后中國大豆的生產。第二次危機在更深層次上說明外資在控制了中國大豆加工業的基礎上，試圖進一步摧毀中國本土大豆種植業和加工業，以實現中國大豆產業拉美化的最終目的。
在農產品(16.92,-0.16,-0.94%)市場化的過程中，我們輕視了外資控制中國企業的長期戰略布局謀慮和控制中國市場的決心，對中國本土產業保護不利。大豆是中國最早實行購銷完全市場化的農產品，以豆為鑒，有助于我們思考如何應對糧食購銷完全市場化后所面臨的國際資本的沖擊。
第一次危機：國際糧商壟斷中國大豆加工業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將糧食生產視為國家安全，給予高度重視，不過，油料卻一直被排斥在“糧食”范疇之外，被稱為“經濟作物”，對油料生產重視不夠。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開始嘗試糧食購銷市場化改革，大豆作為改革的試驗品率先實現購銷市場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抓著這個有利時機，開始逐步向中國的大豆加工領域滲透。改革開放后，中國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中國居民對蛋白質的需求逐步增加，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從90年代初開始逐步向中國輸入先進的“養殖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了中國大豆產業的發展。同時，中國植物油需求自90年代開始也大幅增長，中國大豆加工企業數量和加工能力不斷增長，對大豆的需求逐步增加。自1993年我國油料市場放開后，美國ADM公司，新加坡WILMAR等一些國際巨頭也開始迅速在中國建廠擴張，至2003年，中國實際大豆壓榨能力已經超過了6000萬噸，中國逐步由大豆出口國變成大豆凈進口國，對國際大豆市場的依賴越來越強。
中國大豆壓榨能力由自給自足到快速擴張、嚴重過剩，一方面是中國自身快速增長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國際資本對中國大豆產業的精心培育也“勞苦功高”。國際資本當然不是救世的“菩薩”，其真正的目的在于最終完全掌控中國的大豆產業，完善其全球價值鏈。2004年，國際資本的機會來了。自2002年下半年開始，伴隨著全球經濟的復蘇，大宗商品價格逐步走高，2003年10月之后，美國CBOT大豆期貨價格更是連破800美分/蒲式耳、1000美分/蒲式耳的價格記錄，受國際大豆期貨價格影響，國內大豆期貨價格也連續飆升，甚至出現連續漲停的現象。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大豆加工企業開始瘋狂從美國和南美采購大豆，因為買入大豆即意味著暴利，一船大豆從美國運到中國的2周時間，就可能升值5000萬元！由于中國大豆加工企業普遍缺乏風險意識，不懂得利用期貨市場管理敞口風險，實際上已經為危機埋下了伏筆，只是多數企業陶醉在暴利中渾然不知而已。災難終于發生了，在2004年1季度中國企業從國際市場采購了巨量大豆后，國際大豆期貨價格開始暴跌，美國大豆期貨價格折算成人民幣相當于從4000元/噸的歷史最高價附近跌落到3000元/噸附近，中國大豆加工企業采購面臨巨虧。為了減少損失，中國大豆加工企業普遍采取了支付15-20%的違約金，以違約來降低損失的措施，其結果是國際糧商聯合起來，禁止向違約的中國企業出口大豆。由于中國大豆加工企業對國際原料市場的依存度非常高，沒有原料意味著企業將關門倒閉。迫于無奈，中國大豆加工企業被迫接受國際糧商的條件：與國際糧商合資，得到原料大豆，以避免倒閉。
國際糧商利用第一次大豆危機的機會，一舉壟斷了中國的大豆加工業。據統計，中國有60%大豆加工能力實際上被國際糧商掌控，國有大豆加工企業所剩無幾。在掌握了全球最大的大豆加工業之后，國際資本在大豆領域徹底建立了完善的大豆產業鏈條：國際資本利用向南美農民提供種子、貸款以及壟斷南美大豆貿易的方式，實際掌控了南美大豆的資源；再利用中國的大豆加工能力，向中國低價傾銷大豆，通過全球運作以尋求利潤的最大化。
第二次危機：外資企圖徹底控制中國大豆產業
跨國資本并不滿足于此，他們開始利用掌握的資源來試圖徹底控制中國的大豆產業，以獲得更大的利益，第二次大豆危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受金融危機影響，自去年10月份開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暴跌。從去年中國國慶長假結束至11月份，國內大豆現貨價格從4200元/噸以上的價位跌到了最低2800元/噸。而2008年中國農民種植大豆的成本上漲了約25%，大豆種植成本普遍在3600元/噸左右。大豆價格遠遠跌破了農民的生產成本，導致農民嚴重惜售，同時，東北大豆加工企業也不愿意入市收購大豆，承擔風險。農民與加工企業博弈的結果就是東北大豆加工企業全線停工。據黑龍江大豆產業協會去年11月份一份調研報告顯示，被調研的黑龍江15家大中型油脂企業全部停產或者停止收購大豆，這15家企業日處理大豆總量超過10000噸。
為了保護東北農民的利益，保護東北的大豆加工業，中國政府被迫進入東北市場進行政策性收儲，收儲價格定在3700元/噸。這個價格農民基本滿意。迄今為止，代表政府的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在東北收購了600萬噸大豆，占東北大豆總產量1250萬噸的近50%。
近50%的大豆進入中儲糧倉庫，按照正常的邏輯應該能夠緩解東北大豆危機：大豆價格上漲，大豆收購市場重新啟動，加工企業正常運轉。但是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這場危機至今并沒有真正緩解，原因就在于進口廉價大豆的沖擊。去年中儲糧按3700元/噸的價格收購大豆的時候，進口大豆的到港成本普遍在3100-3200元/噸左右，廉價進口大豆嚴重沖擊了國內市場，大大削弱了收儲的政策效果。國際資本并沒有停止打壓，反而加大了從沿海向中國內陸大豆產業的滲透，一方面跨國糧商終止了往年此時200萬噸左右的大豆收購數量，并控制港口分銷價格，加大黑龍江的大豆市場壓力；另一方面，不斷用廉價的豆粕、豆油搶占黑龍江大豆市場，進而沖擊黑龍江民族油脂加工企業。黑龍江大豆產業有步沿海油脂企業后塵，被收購、兼并、控股的風險。這不僅僅是商業傾銷的問題，一旦進口轉基因大豆攻陷中國最大的大豆主產省黑龍江，黑龍江非轉基因大豆可能絕跡，從而可能出現農民棄種大豆或者被迫向國際糧商支付高額轉基因大豆專利費的局面，這樣的結果就是中國大豆產業徹底拉美化、徹底被國際資本控制。黑龍江省大豆協會驚呼：“一場真正的糧食戰爭將以中華民族的失敗而告終！而這些是每一個炎黃子孫所不希望看到的！”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維護糧食安全關系中國的國家安全。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曾經在上個世紀70年代說過這樣一句名言：“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國家；而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人類”。因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農業的滲透絕對不能簡單的看作一種純商業行為，而是國家安全問題。兩次中國大豆產業危機，實質上就是國際資本滲透、掌控、壟斷和試圖徹底摧毀中國本土大豆產業的危機。大豆產業僅僅是個開始，國際資本不會放棄對中國其它糧食糧食領域滲透的努力。
守住大豆陣地，打贏糧食戰爭
保護中國大豆產業并不是盲目排外，而是盡可能保護現有的民族大豆加工業和種植業資源，合理利用境外大豆資源，來滿足中國的植物油需求，防止出現大豆加工業和大豆種植業均被國際資本所控制被動局面的發生。
國家應該進一步限制外資大豆加工能力的擴張，防止本土大豆加工企業進一步受到沖擊，鼓勵和扶持本土大豆加工企業發展壯大。目前，中國大豆產壓榨能力據估計超過了7000萬噸，其中60%為外資企業，這是國際資本實現全球生產、貿易、加工戰略布局的重要籌碼，目前外資仍然在繼續擴張加工能力，興建和收購大豆加工企業。去年9月份，國家發改委下發了《關于促進大豆加工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要限制外資大豆加工企業的發展，扶持民族大豆加工企業。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未來對植物油和豆粕的需求仍會增長，在限制外資加工能力的同時，扶持本土壓榨企業的發展，有利于提高我們應對挑戰的能力。
中國是最大的大豆消費國，2008年，中國大豆產量在1680萬噸左右，但進口卻超過3600萬噸。中國人多地少的現實要求我們不能盲目地排斥國際市場，認為將進口轉基因大豆徹底排斥國門之外的說法是不正確的，但也并不意味著我們一定要被動的接受跨國糧商的全球價值鏈條。中國應該在扶持壯大民族壓榨企業的前提下，采取聯合采購、去海外尋求耕地資源、繞過國際糧商直接去南美采購大豆等方式，來削弱跨國糧商對中國進口大豆的控制。
守住本土大豆種植業，是能否打贏這場戰爭的關鍵。國家應該從戰略高度重視大豆生產，大豆應重歸糧食概念之內，因為大豆事實上會與糧食爭地，解決大豆問題，本身就是保護糧食生產的一部分。國家對大豆產業政策調整的方向性應該進一步明確，相關具體配套措施應加快量化、出臺并落實，并加大執行力度，只有穩定住中國的糧食生產，才有資本對抗國際資本。
為了穩定大豆生產，國家應該建立目標價格補貼機制，直補農民，即由國家根據國際市場基準價格，每年制定一次國產大豆收購指導價格，對低于指導價格的國產大豆實行補貼，以確保不再發生谷賤傷農的情況，引導農民種植大豆。
加大收儲力度，建立大型國有企業商業周轉庫存。去年開始的國家在大豆市場的政策性收購，是本世紀國家首次建立大豆儲備，這一政策應該得到延續和擴大。在中儲糧儲備庫點有限的情況下，必須充分依靠產區油脂加工企業的倉儲資源來實現產區大豆的價值轉化。大型內資糧油加工企業，相當于一個超大型中央儲備庫，而且它也確實發揮了中央儲備庫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及時收購農民的糧食，變現農民的收入，減輕政府的壓力；另一方面，在關鍵時期，它是國家糧油安全的可靠流通渠道。所以，龍頭企業特別是大型國有糧油加工企業，只要他們能收進來，賣出去，市場化，講信譽，就應該比照中儲糧，由國家政策補貼，進入市場收購大豆，代表國家建立商業周轉庫存。
政策調控，促使國產大豆與進口大豆價格一致。第二次大豆產業危機的關鍵在于進口廉價大豆大量進入國內，沖擊國內市場。只有對進口大豆根據市場情況適時進行政策調控，保持與國產大豆價格一致，才能防止進口大豆沖擊國產大豆，調控的政策可以包括加征反傾銷關稅、嚴格通關檢驗檢疫程序等措施。
發展中國期貨市場，爭奪大豆貿易定價權。兩次大豆危機，國際資本之所以能夠“興風作浪”，重要條件之一就是其對國際大豆貿易定價權的掌控，而國際大豆貿易定價權的形成在期貨市場。美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的大豆期貨價格之所以代表全球大豆貿易價格，就在于在國際大豆貿易中，一般參與基差定價的方法確定價格，即買賣價格以CBOT大豆期貨某合約某日的價格加上雙方事先商定的基差來定價，也就是說，價格不是固定的，但是基差是固定的。其好處在于一旦雙方達成協議，即可以立即在期貨市場進行套期保值操作，鎖定成本或者利潤，因此，CBOT市場實際上已經是國際大豆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反觀我們的商品期貨市場，目前90%的投資者為自然人投資者，CBOT與我們的期貨市場正好相反，這說明，中國的期貨市場并沒有成為現貨貿易的重要工具，其發現價格功能和規避風險功能自然大大弱于國際成熟期貨市場。發展大豆期貨市場，一方面要積極培育本土大豆加工企業；另外一方面，要積極鼓勵中國大豆加工企業進入期貨市場參與套期保值。國家應該出臺相應的政策，比如對于參與套期保值的民族企業，給與貸款、稅收等方面的優惠；對于利用國內期貨市場進行國際貿易的基差定價的壓榨企業，給與關稅、通關等方面的優惠。只有我們的期貨市場真正成為國際貿易的定價市場，我們才能真正掌握期貨市場定價權。
作者：劉源源，第一創業期貨有限責任公司研究發展部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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