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夏季，在S 市的一家外資廠發生了一起嚴重的對女工的集體搜身事件，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這個事件格外引人注目，不僅在于事件本身的惡劣，還在于它引發了女工的集體行動，更由于女工得到了比其他類似事件更廣泛的社會支持，使發生在工廠內的勞資矛盾演變成一場社會運動。當我在網上注意到這件事情的時候，整個事件正進入一個高潮：女工們得到來自當地和她們家鄉政府、人民團體和各主流媒體的支持，輿論已經是一邊倒地向女工一方傾斜；原本處于弱勢的女工似乎一下子成為事件的中心和主導者；而該外資廠在各方的壓力下，多次尋求談判不成，顯得非常被動。
意識到這個事件可能具有的特殊意義，我們在事件發生的第20天來到當地開始了調查。當時司法程序已經啟動，各方都在等待開庭。我們在開庭前兩天趕到，為的是可以采訪到女工。因為那時人們對女工在法庭上的勝訴幾乎沒有什么疑問，而女工們也表示“討回公道后就離開這個傷心地”。
然而旁聽了兩天的庭審后，那種樂觀的形勢似乎急轉直下。庭審過程中女工們成為被動一方，她們期冀“討清白”的目標也沒有達到。庭審結束后，女工們籠罩在失望的情緒之中。隨后在兩周等待的過程中，女工們對原來支持她們的各級政府、人民團體、律師以及媒體也越來越失去信心，最后她們再一次采取了集體行動，準備到北京上訪。她們這一次行動很快被政府制止，在說服和強大的壓力下，她們得到了僅相當于她們所要求數額八分之一的賠償，而后被遣送回鄉。
轟動一時的搜身事件和集體行動就這樣劃上了句號，媒體的報道只有寥寥幾句。這是女工和包括我們在內的許多人未曾預料的結果。然而，這畢竟是一次弱者的公開的反抗活動，在這一事件的前后過程中，參與者之多是罕見的，各參與主體之間展示出不尋常的態勢，形成復雜的互動，
我們的資料包括：庭審前后對女工以座談形式的4次訪談，與律師和參與采訪的記者的談話，與鎮辦公室主任和B 廠行政主管的談話，媒體的報道，原被告的訴訟資料，庭審記錄，以及返回北京后我本人與女工聯系的電話記錄，等。由于資料的局限，我們主要集中分析女工，本文主要從女工的文化入手，分析為什么這些看起來最弱勢的大齡女工能夠迸發出那么強烈的反抗？
二、生存文化和底限
首先，我們關注的是這樣一個公開反抗的基礎。岳添暉在她的文章中分析了女工集體行動的組織和目標，說明女工的集體行動是沒有組織的，[2]用女工們的話來說，“每一步都是被逼出來的”。因此有必要對女工們在事件發生之前的境況作一分析，以理解公開反抗的形成過程。
搜身事件的發生地是S 市一家生產假發的外資“來料加工”企業，其產品全部外銷到歐美市場；主要的管理人員來自外方，中方高級管理人員也是由外方直接聘請的某省同民族的人，廠規廠紀和日常的管理方式非常嚴厲。而且沒有協調勞資關系的機制，從來沒有對管理人員進行過有關勞動法或協調勞動關系的培訓。據女工們說，在這次搜身事件發生之前，打罵、罰款和搜身的事情也經常發生。“有病請半個小時假，要三四個人批準”；動不動就罰款，“一罰（款）就是50、100”；辭工的人要扣工資，一年扣20天工資；如果被懷疑偷拿了廠里的原料產品，就要搜身，但與這次不一樣的是，“以前搜身都是一個兩個的（搜）”；有些管理人員態度特別兇，隨意打罵包括下層管理在內的員工，“一到車間里就好像有殺氣一樣”。一些管理人員公開對工人說：“這是資本家的廠，沒你們說話的地方。”
工廠的其他條件也不好，女工們24人住在一屋，洗涮空間很小，工人們常為用水爭執，伙食也很差，常常一天兩頓稀飯，吃飯的“餐桌”只是幾排水泥臺，而且沒有座位……
而被搜身的女工顯然是工廠中最為弱勢的一群。她們的年齡偏大，多數在30歲以上，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紀。和年輕的打工妹不同，她們人在外面打工，心卻牽掛著在農村的家，她們的家庭都比較貧困，“現在農村經濟真的好困難。出來再怎么樣，一個月還有兩三百塊；在家里，一年下來累死了，谷子剛收上來，如果沒錢交地租，馬上就給你拖走，還有什么搞頭啊。”為了改善家庭生活，為了孩子上學，她們有忍辱負重的精神準備：“我們都說再苦再累，能掙到一點錢就可以了。”
她們所在的原毛班是全廠第一道工序，工作條件最差，也是最臟最累的工作。她們上班的地點是一個鐵皮頂的車間，工作是梳理毛發。夏天時車間溫度高達40多度，毛發散發的氣味十分難聞。長期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工作，許多女工都不同程度地患有鼻炎、喉炎、肺炎、頭暈等病癥。（重慶商報，2001年8月19日）
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人們盡管也不滿，但是公開的反抗幾乎沒有出現過，連珠江三角洲外來工最一般的反抗形式――轉廠在這里也不多。據外方行政經理L 說，該廠員工每年的流動率僅為5％，當然實際數字肯定要比工廠自己說的要高，因為就在事件發生前不久，女工們所在的班剛被裁掉一批人。但是工人們主動的換工行為卻很少。為什么？L 說，“我們過去10年從不拖欠工資。福利不是最好，也是有的。”女工們也說：“這個廠挺好的，工資比較高，基本上到時候拿得到手（不拖欠）”。之所以工人們還能忍受勞累和歧視，就是因為在這里能夠得到較高和較為穩定的收入。
對北京農民工和廣東外來工的調查顯示，除了意外事件，農民工們最擔心的問題一是失業，二是拿不到工資（李強，200；譚深，2003）。兩者都與人的基本生存相關。在廣東，外來工最普遍的反抗形式是流動，他們希冀通過流動能夠找到更好的工廠，在廣東工廠員工的流動率是相當高的，據估計平均在1/3左右。員工的流失對于一個工廠來說也是有損失的，特別是當要走的是技術人員或熟練工人時，損失就比較大。但是對普通工人來說，“轉廠”不僅需要付出不菲的代價，而且往往毫無收獲。一位致麗廠工人這樣寫道：我轉了七八個廠得到了什么呢？什么也沒有得到，以后我再也不轉廠了。所以工人們會盡可能說服自己去忍受工廠環境，避免與管理人員發生沖突。這是工廠的外來工們普遍的狀況。
在對底層人群作分析時，目前使用得最多的概念是斯科特（Scott ）的“生存倫理（subsistenceethics）”和相關的概念。比如黃平等人在對農村人外出的研究中指出，區別于“經濟理性”的“生存理性”，即尋求并維持生存而非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依然是中國農民在現實中行動的首要策略和動力。（黃平主編，1997：102）；[3]陳峰對下崗工人的研究也使用了“生存倫理”或“生存的權利”的概念，認為“現在工人所關注的問題，與斯科特描述的農民一樣，不是被人‘拿走了多少？’，而是‘還剩下了什么？’。”（陳峰，2003）；陳佩華在對致麗玩具廠女工信件分析中則提出“生存文化”的概念（陳佩華，2002）。陳佩華指出，外來工為了幫助家庭擺脫貧困外出打工，結果陷入另一種貧困之中，這種貧困不僅是物質的，也是精神和文化的，他們為了最低的生存需求掙扎在希望與失望之間，無可選擇也無力擺脫。作為對古典經濟學家自由選擇理論的批評，陳佩華以“生存文化”指出了在外來女工“自由選擇”背后的無奈和無助。這是被大量調查所能證實的，也可以解釋B 廠被搜身女工的生存狀況和態度。
年齡和工種決定了她們是工廠中地位最低的一群。但女工們幾乎沒有想到要換工作，也從來沒有要求過工作條件的改善。她們很清楚：“外面找一份工很難的，我們年紀都大了，能有一個落腳的地方，有份工做，我們就很滿意了。”她們比其他工人更沒有選擇的權利，對工廠的依附程度更深。只想“干幾年掙點錢回家”。對廠規和管理人員的苛刻，女工們感同身受，“每個人都有這種（不滿意的）想法，但就不用說了，讓上級知道，想在這里干都干不下去。”如工廠最高級別的女主管J 對她們的歧視是公開而蠻橫的，經常鄙夷地稱女工是“老太婆”，看她一眼，也可能遭到痛罵。女工們普遍的很害怕她，“無論在哪里看見她都要發抖”。但女工們“沒有膽量反抗”。歸根結底，她們怕罰款，怕丟工作。不僅如此，女工們認為，其他工人也看不起她們，她們是隨時可能遭到訕笑的一群。
處在最弱勢的地位上，女工們確實感到自己的卑微，她們所采取的，是防御為主的自我保護的策略：一方面，她們努力地工作，小心遵守廠規，不讓管理人員抓住把柄，受到責罵時，她們“把眼淚擦干，繼續干活”，以此保住工作和一個月幾百元錢的收入；另一方面，她們所幸的，是有一個好的集體。[4]理解這一點很重要。這個班在工廠的特殊地位，使女工們彼此認同，而且她們也惟有從這一集體中才能獲得尊重和支持。她們在工作中和生活中常常會相互幫忙，比如當某個人不能完成必須的定額時，會有其他女工將自己超出的部分“借”給她，她們也相互借錢。在精神上女工們相互支持，她們說：“別人看不起我們，我們要自己看得起自己”。就是說她們有意無意地營造著一個屬于她們自己的小環境，以抵御來自外界的傷害。女工們之間良好的關系既滿足了她們心理的和實際的需求，也形成了后來集體行動的組織基礎。此外，正是由于她們的底層地位，對于來自如何一方的善意，她們都會持感激之情。比如有一位直接管理她們的外方代理JG，平時對她們態度較好，搜身之后以個人名義給她們道歉，女工們對他一直持肯定的態度。
到此，“生存的文化”已經被賦予自我保護的內容，也許我們可以稱之為“防御的文化”。不僅如此，對于對工人或針對她們個人的歧視和傷害，女工們雖然沒有公開的反抗，可是她們在內心有強烈的不滿，“氣得不得了，也不想跟他爭辯，都忍下去。”她們也會在私下發泄不滿，比如那個經常責罵她們的女主管，女工們私下里回罵她是“J 雞婆”，認為她個人的不幸（丈夫和兒子死于非命）是作惡所致。這又類似斯科特“隱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的概念。在女工們的語言中，“忍”是經常掛在嘴邊的。而“忍”是一個蓄積過程，是一個底限：在忍的一側，是生存的文化＋反抗的隱藏文本；超過了這個底限的另一側，就可能是反抗的公開文本。而反抗者之間的關系，是集體行動的基礎，是反抗行動的中介。
三、生存文化對公開反抗的意義
2001年夏季的搜身事件終于引發了女工的集體行動，公開的反抗出現了。
這次搜身事件實際上分兩個階段：搜身和強迫辭職。
對女工們來說，這次搜身事件的發生是非常突然的，搜身的過程令她們極度震驚和恐懼。以至于過了近一個月她們敘說起來仍然不能平靜。據女工們陳述，那天廠里要求她們加班，未下班時，突然聽到門外“通通”的腳步聲，幾個管理人員沖進來大吼，要女工們手抱頭不要動。搜身過程是野蠻的，女工們被推搡拖拉，還不斷有人罵她們“笨蛋”“蠢豬”“裝死”。女工們“嚇得全身發抖不能說話”，在那時，她們感覺自己“在他們面前連豬狗都不如，根本沒把你當人”。搜完以后，“他們說，這次沒有搜出來不能代表你們沒有偷。”
如同許多被搜身事件一樣，B 廠女工被搜身最大的打擊是恐懼和屈辱，她們脆弱的自尊心幾近崩潰，那天晚上，她們只是哭，不吃飯，睡不著覺。雖然她們痛不欲生，但還沒有激發她們真正的行動，第二天還是正常上班。對此，女工們有兩種解釋：一是她們被嚇壞了，“腦子是空的，心也是空的”，不知道該怎么辦；第二是她們“都還是想保留這份工作”。只要還能有工作，能有收入，她們就不會走向極端。
但是第二天，管理員借口她們不好好干活，強迫她們辭工。女工們感到了絕望，管理員的惡劣態度也激怒了她們，女工們開始反抗。她們拒絕在辭工書上簽字，與廠方爭吵。當她們完全是在被“趕走”的壓力下不得不去結工資的時候，又發現被扣了7天的工資――因為她們是自己辭工的。在之前的一段時間，由于廠里不太景氣，每月工資只有400元左右，扣掉7天，“連回家的路費都不夠”。女工們的絕望終于到了頂點，當時工廠內的環境根本不容她們講理。在完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女工們一個接一個地沖出了工廠，開始了她們第一次集體行動。
女工們只有在“被趕走”時才對這個工廠徹底失望，在她們面臨著真正的生存危機的時候，才被迫走上反抗的不歸路。在這個案例中，如果女工們能夠繼續留在工廠，不僅能夠保住一定的收入，同時她們也可能還有機會解釋沒有偷竊的事實。但是她們被趕出廠，這個污名就再無法洗清。人格屈辱與生存危機相互強化，使這些平日順從的最無反抗能力的女工一下子成為強有力的反抗者。在這里我們看到了生存文化的底限，在這個底限被逾越的同時，日常蓄積的不滿和委屈成為反抗的動力。作為弱者，她們被壓抑傷害的程度越深，反抗的力度就越大。
四、實踐的增量
孫立平在他的“實踐社會學”的理論中，有一個概念叫做“實踐的增量”。強調實踐是一種動態過程，在實踐狀態中，許多靜態結構中沒有的東西發生了，這就是實踐的增量。但是，他也認為，增量部分與結構有著密切的關系，是某種潛在的東西被激活了。（孫立平2002a，2002b ）
由搜身事件到女工的集體行動到具有社會運動意味的多方參與，本身是一個實踐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不尋常的事情，比如在生存文化下原本順從的女工的激烈反抗，勞資的地位在一定時段內發生顛倒。我嘗試用實踐的增量來解釋這些不尋常的事情：事件中的每一步都激活了一些社會因素，這些社會因素又激活另一些社會因素，比如律師的介入帶動了個別媒體；媒體的介入又帶動更多的媒體，還引起政府的關注；市政府的介入將事件引入法制軌道，又引起更高層政府和有關機構的介入；一直到外資所在國……各種對女工的支持因素相互連接，從而形成女工成為事件主導的優勢地位。這個地位在20天左右的時間里是真實地存在的，如果女工們當時接受了政府的調解，不強調進入法庭，事件可能以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圓滿結局。在支持的高潮中，我們似乎看到一個“市民社會”的影像正在出現。事實上，它與近年來政府社會政策向弱勢群體的傾斜、中國社會空間的擴大、對資本持批判態度的國際社會運動等都是有關聯的，盡管并不能因此認為一個市民社會已經出現，但是諸多有利勞工的因素通過實踐被激發并聚集到這樣一個事件中，女工們得到的支持就異乎尋常地大，她們一時的優勢就不難理解了。然而，這樣一個特定時空下的社會運動，并不能對結構有根本性的改變，女工并非在各方面都是優勢，后來的發展就說明了這一點。因此，這樣的社會運動，只能是與實踐狀態下的“增量”。
本文仍然集中在分析女工們在集體行動中，以及后來與各方的互動中，她們的意識和訴求是怎樣發生著變化的？
在整個過程中，女工們有過四次集體性行動，這些行動有不同的目的，分別針對不同的對象。第一次集體行動顯然是勞資沖突的爆發，女工們開始向政府求助；第二次集體行動女工們是向法律求助；第三次集體行動是在得到各界最大的支持時，女工們在法庭門口展示決心和力量，帶有某種表演性質；第四次則是一次孤注一擲的行動，她們力圖尋求的是最高層政府的幫助。
在事件沒有發生之前，女工們深陷在“生存的文化”之中，工作的勞累，生活的封閉使她們許多人就知道“家有家法，廠有廠規”，有的人知道“保護婦女兒童的法律”，也有人知道政府有個勞動局，“是專門管打工的，為打工仔撐腰的”但她們從來沒想過去，這些離她們的生活太遠，她們基本不關心。
第一次沖出廠門，她們的目的是找區勞動局。為什么想到找區勞動局？據女工們說，她們知道這個廠和鎮里的關系很好，所以要到更高一級的區勞動局。真正開始行動，女工們對自己下一步怎么辦是沒有計劃的，當時，她們只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到勞動站告他們扣我們工資。”在談到她們最初的訴求時，女工們用了“只想到”三個字，說明她們也知道自己的要求事實上后來發生了變化。
女工們越級上告，使鎮政府非常緊張，出動了大量的工作人員到路上阻攔她們。在烈日下，又接連昏倒了幾個人。但是女工們仍然不顧一切地往前走，鎮里對這些只是要求自己最低權利的女工束手無策。女工們意識到如果告到上級，“他們當官的肯定要受罰”。廠方也從來沒有見過女工們如此強硬，他們的態度也軟了下來，當天就道歉，并答應按規定賠償她們。
此外，當時正值下班，有很多工人圍過來鼓勵她們，有的人還說：廠方“侵犯了你們的人權，侮辱了我們中國人的人格”。在這一次“艱辛的”但是鼓舞人的行動中，女工們初步感受到集體的力量，感到被工友的支持，也看到工廠的弱點，她們敢于提出進一步的訴求。在工友的鼓勵和啟發下，在原先的經濟訴求之上又提出權利和人格的訴求。女工們當時說：“對工資我們沒意見”但是拒絕廠方的道歉，因為廠方的道歉不真誠。以后，她們將“討清白”的人格尊嚴放在了賠償之前，在鎮勞動站和工廠主要管理人員與她們談結工資時，她們堅持在“清白和公道”沒有搞清之前，決不結工資。在后來多次與各方對話和接受采訪中，她們將“中國人的尊嚴和人身權利是無價的”來表示她們決不會簡單地接受賠償，而是要就搜身一事討個說法。
在這次事件中，不論是女工們自己還是外界，都對她們56個人如此的齊心印象深刻。從頭至尾，不論什么行動，總是一個人不少，到法庭開庭后，有20多個人被認定是無過錯的，她們可能得到比其他人更多的賠償，但是這些人仍然表示，即便如此也要和大家一起上訴。事件過程中，廠方使用了多種方式希望她們或其中的某些人態度能有所轉變，但是女工們沒有接受。最初很多人都認為她們可能是有組織的，或者她們的代表――原來的班長W 起了重要的組織作用。在我們反復詢問后，確認不是這樣。前文曾述，這個班的女工過去就比較團結，這是她們第一次集體行動的基礎。除此以外，在若干天的堅持中，女工們顯然意識到了集體團結的重要性，她們的力量不是來自個人，而是來自集體，而且是完整的集體。她們說，“我們原來是56個，現在還是56個，缺1個就不是56個了。”她們已經不僅僅出自于感情，而是對這個集體有了某種義務，或者不愿承擔背棄集體的名聲。比如W ，在后來的事情中，她感到身心俱疲，實際上已經不認為有必要再采取最后的行動了，但是她說：“有一個人調解，我要陪她；有一個人要去北京，我也要陪她。”這種義務感甚至擴大到本廠和曾經支持過她們的工人，認為“我們工人階級把（為工人伸張）希望寄托在我們身上”。這是不是某種萌生的階級意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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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青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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