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不死　老百姓苦難未已

新自由主義不死  老百姓苦難未已　　

——從前國企工人的悲慘命運看新自由主義　　

庫爽生　　

     始于世紀之交的公有企業私有化改制已經基本收宮，經過“大員上陣、大刀闊斧、不斷突破、全力攻堅”的運動式“果斷措施”，取得了“輝煌戰果”：幾代人艱苦創業建設的十多萬家大中小型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已經“壯烈犧牲、改姓易名”，成了私人的囊中物了。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國家隊”，國有企業在改革進程中經歷了由1980年代末“搞活”（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到世紀之交的“搞死”（國有企業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國退民進、賣光送光）的過程，也便經歷了從輝煌到衰落（地方國企無論大中小型、無論經營多么良好，除了上市公司，改革方式全部是一個字：賣；是人為的“衰落”）的過程。與國企命運相伴隨，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生力軍的工人階級，也經歷了由領導階級淪落為弱勢群體、由企業主人嬗變為備受欺凌的貧困失業人員的過程。　　

    公有企業和工人階級經歷的如此巨大的歷史性、悲劇性變遷，追根溯源，是一種名為新自由主義的思潮惹的禍，是新自由主義主張并推波助瀾的私有化浪潮惹的禍。　　

新自由主義是何方神圣？　　

    一個幽靈，一個吃人的幽靈，像詭譎的烏云，在中國上空陰沉沉地徘徊，使中國社會主義的晴朗的天空蒙上了一層陰影。這個幽靈，就是在公有企業私有化改制過程中肆虐十多年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垃圾，是一些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從西方移植到中國大地上的“惡之花”。　　

    橫看豎看，遠看近看，看過來看過去，這個“新自由主義”每個毛孔都寫著兩個字：吃人。就像魯迅先生筆下的狂人翻看中國史書的感受一樣。　　

    新自由主義究竟是何方神圣？對在我國改革中販賣的新自由主義而言，簡要地說，其實質和核心就是主張私有化，否定公有制，否定社會主義。其特點是：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觀，否定公有制，否定社會主義，主張應迅速把公有資產賤賣或白送給私人；多要素創造價值的分配觀，否定活勞動創造新價值和私有制的剝削性質，認為貧富兩極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完全否定國家計劃的市場改革觀，反對國家干預政策；主張一切產業都無須保護，高新技術和建設資金也完全或主要從外國引進。　　

    新自由主義學者標榜自己“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其實他們歸根到底是“為自己說話，為窮人壞事”。　　

    他們坐在富人懷里，坐在利益集團一邊，為富人說話，公然提出“財富向精英傾斜”，是要從富人哪里領取“賞金”，歸根結底是為自己說話，說話的目的是為了自己快速致富。他們“為富人說話”的時候，到處觥籌交錯、前呼后擁，好不風光，且能獲得高額講課費、咨詢費、論證費、出場費、顧問費等名目繁多的不菲收入。     　　

     在他們看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天底下最大的謊言，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則是真理，他們怎么能不為富人說話？而對于被他們蔑稱為“窮人”的勞動人民，他們是從來不放在眼里的，他們的一切“理論”都是不顧工農大眾死活的“理論”。特別是工作在公有企業的工人階級，飽受他們的新自由主義“研究成果”之苦，生活水平無可爭辯地倒退了數十年，由“領導階級”之一員，淪落到了社會最底層，即被私有化浪潮打入了人間的十八層地獄。　　

新自由主義是推動國企私有化改制的元兇　　

    新自由主義學者在鼓噪國企私有化改制過程中，“創造性”地作出了許多看上去頗新穎的“理論貢獻”，諸如“代價論”、“爛蘋果論”、“吐唾沫論”、“冰棍論”，種種奇談怪論掌控、推動、左右了國企私有化改制輿論和運動，一時間，各地方政府像趕時髦、也像爭功一樣，爭相“國進民退”，大有不把國企賣光送光決不罷休的鋒頭。　　

    國企改制，據稱是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最大規模的私有化，遠超俄羅斯的私有化。到2008年7月初，中央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只留下149家（據說以后還會進一步減少到30—50家），地方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也不過1000家略多點。大規模私有化使我國的經濟成分發生了根本性變化，2006年公私經濟GDP的比重就已經為37%、63%”，私營經濟無可置疑地占據了主體地位。就是在公有企業基本全面退卻的形勢下，那些新自由主義者還立志“不獲全勝決不收兵”，還在反復叫囂要消滅屈指可數、碩果僅存的特大型國企。　　

    在新自由主義學者倡導的國企私有化改制中，流失了多少國有資產？尚未看到統計數字，大概也無法統計。因為整個國企制過程是“砸鍋賣鐵”，是“黃金當作廢鐵賣”，不管是“靚女先嫁”那些產品熱銷、利潤豐厚的優質國企，還是白送那些財報虧損數字而并未虧損真金白銀的“困難國企”也好，都有一個世人皆知的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嚴重問題，都有一個毀掉幾代人艱苦創業形成的寶貴的建設成果的嚴重問題。　　

    非常奇怪的是，對于明顯是謬誤的新自由主義學者所販賣的理論垃圾，各地方政府竟然言聽計從，鍥而不舍地“深化改革”——強力向深層次推進，強力向產權改革突破，強力將下轄的國企資產“冰棍”盡快賣光送光，盡快讓極少數人用買廢鐵的價格買到國有企業優良資產，盡快讓這些“能人”們富起來、豪起來，盡快讓工人階級成建制的下崗失業、卷鋪蓋走人。各地方政府是如何“強力”推進國企改制的呢？一般都是定時定人定任務，大員上陣，大刀闊斧，排除阻力，“早改早主動，晚改就被動”。　　

    如此荒唐的鬧劇，竟然在社會主義中國多年上演，大張旗鼓，轟轟烈烈，聲勢浩大，闖關奪隘，攻堅克難，直至賣光送光。這種分明是毀掉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行徑，這種分明是毀掉共產黨立黨基礎的行徑，這種分明是毀掉工人階級的行徑，竟然不被阻止，反而一片喝彩。這是多么令人困惑、令人憤怒的一幕！　　

新自由主義剝奪了工人階級的“奶酪”　　

    為什么很多正直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憤慨地斥責國企私有化改制是禍國殃民？且不說私有化改變了社會經濟基礎、為共同致富設置了不可跨越的障礙的問題，僅直觀地看，國有資產流失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而與此密切相關的是，摧毀國企的同時，也摧毀了數千萬工人的生活，摧毀了涉及上億人口的數千萬工人家庭的生活！而新自由主義學者卻在主流媒體上不斷地公開表示，公有企業改制就是要“犧牲三千萬老工人”；“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不知道這些人是否知道，摧毀工人們賴以生存的家園，不僅僅是摧毀了他們的生活，而且還摧毀了他們的理想、信念、奮斗目標和人生價值，從物質到精神，給予他們這些物質財富的直接創造者以致命的一擊。　　

    有多少國企工人為他們倡導的國企改制付出了“代價”呢？“國企包括集體企業改革最大的成本是下崗、減員增加形成了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從1996年至2002年，國有、集體單位在崗人員累計減少了5500萬人”（胡鞍鋼）。這5500萬工人，間接波及的家庭人口至少有一億多人吧？　　

    眾所周知，下崗失業之后的前國企工人，包括4050人員在內的絕大部分人，在當下勞動力市場競爭極其殘酷的形勢下，是很難很難實現“再就業之夢”的，極少數人可能和農民工競爭私企的招聘，成為打工一族。這些“幸運者”其實也并不那么幸運，與先前在國企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待遇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勞動強度大多了，勞動時間長多了，而工資收入一般還少多了，且動輒人格受辱。　　

    媒體經常把在私企的打工一族籠統地稱之為農民工，實際上其中還有不少是城市青年以及原國企年紀不太大、健康狀況尚好的原國企下崗失業工人。這些人勞動時間一般每天達12小時左右，很少有節假日，大部分人沒有勞保、醫療等福利待遇，工作條件惡劣，工傷事故頻仍。“據志愿者曾飛揚的調查，作為中國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僅沖床工人發生的斷指事故至少就有3萬宗，被機器切斷的手指頭超過4萬個。……當地政府部門為了維護社會穩定，決定不再做工傷事故統計。”（2008-06-26《環球視野》）　　

    由于原國企下崗工人與農民工相比較而言，總體上知識水平要高，更懂法律，更懂得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私企招聘工人更青睞農民工。這就是下崗失業工人比農民工更難就業的關鍵因素。而與農民工相比，來自城市的工人面臨的挑戰更嚴峻。農民工尚有退路，打工可以算他們的第二職業，即便失業還可以回家種地。　　

    還有極少量的下崗失業職工高高興興地走上了“公益性崗位”。這種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再就業機會，只能說是地方政府幫助下崗失業人員的一種可愛的姿態，因為這些下崗職工眼中的“香餑餑”數量極為有限，杯水車薪。且不說這些崗位盡是一些諸如掃大街、交通協警之類臟而且累的活兒。　　

    不管從哪個方面看，因公有企業改制導致的下崗失業工人群體，是生活最貧窮、精神最痛苦的一個巨大群體。當主流媒體反復渲染、謳歌盛世的時候，他們的生活水平卻急劇下滑，命運出現了他們心理上無法接受的急轉彎，在社會最底層悲慘地苦熬。無法再就業、又基本沒有積蓄、在國企上班的唯一經濟來源被切斷：他們中很多人不可阻遏地幾乎貧窮得揭不開鍋，至于究竟如何精心“理財”來應付孩子上學、家人生病等額外開支，真的是難以想象。　　

    現實就擺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不是閉著眼睛，只要舍得放下身段到原國企生活區（現為工人的貧民窟、難民營）走一走，是人都能領教到他們的觸目驚心的赤貧狀態。　　

我記得，中國社科院于2005年曾經進行過一個調查，結論：最貧窮的群體在城市；在中國社會的10個階層中，工人、農民、下崗工人，屬于第8、9、10的最底層。這個社會階層排列還是客觀的。然而，在黨和國家近幾年高度重視民生的背景下，處于社會最底層的下崗失業工人竟然完全被遺忘，完全不被提及。大學畢業生、農民工這些生存和就業狀況略好于下崗失業工人的弱勢群體，還常被主流媒體提及，被政府相關部門“關照”，并出臺了相關政策（扶持大學畢業生、農民工就業是大好事，深得人心，非常應該）。何以獨獨落下下崗失業工人這個最底層的群體？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若要勉強解釋，只能認為是下崗失業工人的悲慘處境是國企改制政策造成的，其生活水平下滑之嚴重是驚人的；而農民工等群體則生活水平有一定的提升，便于宣傳。還有一個理由，就是據地方政府有關部門說：下崗失業職工問題已經解決了。他們所謂解決了，指的是2005年各地將下崗工人和失業工人并軌管理，不再提“下崗”這個詞語了。這真是天大的笑話：不提了就等于解決了？而據我所知，把下崗工人和社會失業人員并軌管理，是一種給下崗工人生活困境雪上加霜的做法：并軌前，下崗工人有政府勞動部門的“再就業中心”管理，在管理期間，每月發給約兩三百元的生活費，且代為交納社保金；而并軌之后，就完全把下崗工人推向社會，政府完全撒手不管了。涉及數千萬工人的重大社會問題，如此隨手一推就草率地“解決”了？　　

在地方政府宣布已經解決了下崗工人問題的同時，原國企下崗失業工人的“奶酪”已經徹底消失了，無可爭議地淪落到了社會底層中的底層。　　

    近幾年，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民生。民生者，人民之生計也，而就業乃民生之本，重視民生當然首要任務是千方百計促進就業。可是，新自由主義無良學者們反其道而行之，其國企私有化改制主張卻是促進失業，先后促進了五六千萬工人失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一條清清楚楚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很清楚，至今工人階級還是我國的領導階級。而眼下正在全國普遍開展學習活動的科學發展觀，其核心是“以人為本”。究竟應該以什么人為根本？中國共產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宗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理所當然首先應該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勞動人民為根本。可是，工人階級竟然被改制強行打入社會最底層，這是多么叫人看不懂的社會現實啊！　　

新自由主義的重大“成果”：貧富兩極分化　　

在少數人率先暴富起來的同時，下崗失業工人卻“逆歷史潮流而動”，率先貧窮下去。他們以其赤貧得揭不開鍋的“地獄”慘景，襯托了富人們燈紅酒綠、紙醉金迷、別墅靚車、妻妾成群的“天堂”生活。　　

舉世公認，中國富起來了。資料表明，我國已經成了“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第二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第三大航天大國、第四大旅游首選國、主要工農業產品均居全球第一或第二。”按照這幾個“第一、第二、第三”描述的中國在國際上的定位，國家是富起來了。　　

然而，作為數量上絕對是最廣大人民的工農大眾，作為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工農大眾，他們總體上生活水平并沒有伴隨國富而相應提高。　　

客觀地講，農村居民生活有了明顯改善，但大多數也只是解決了溫飽問題。而地域廣闊的內地城市普通居民（可能東南沿海以及經濟發達地區情況有異）生活水平卻停滯不前，甚至無可爭議地倒退了數十年。　　

且不說數以千萬計的下崗失業工人生活陷入絕境，溫飽重新成為擺在面前的嚴峻問題，即便是那些可以找到工作的普通市民，眾多在民營企業打工的年輕人，在付出艱苦勞動之后，在付出備受欺凌的人格受損之后，月薪也就是六七百元，月薪少于千元的內地打工者比比皆是。　　

能有這樣的勞動報酬的城市居民還算幸運的，起碼能解決肚子問題。而很多人還根本就找不到打工機會，也就是根本沒有經濟收入，屬于“零收入”階層。這樣的數量不小的“零收入”群體，有的可以吃上低保，有的連吃低保也無緣。因為享受低保的規定也是嚴格的，只要你家里由一個孩子工作，收入達六百元以上，即全家平均達到200元以上，就與低保無緣。我的天，孩子幾百元收入就要養父母，今后用什么成家呢？　　

     那么，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財富到哪兒去了呢？原來，隨著私有化的進程，貧富兩極日益嚴重的分化出現了。　　

    在短短數年、十幾年內，一些人白手起家，“空手套白狼”，成為擁有上億、幾十億甚至數百億財富的富豪。早在2004年，我國“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應比例僅為1.4%。”（《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4）》），前者是后者的32倍。　　

    大量富可敵國的富豪涌現出來：“中國擁有100萬美元可支配資產的富豪多達41.5萬人。中國的百萬富豪人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多。”（英國《金融時報》2008-07-08）。　　

    全國不足0.2%的特權階層，占有中國財產80%以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據招商銀行聯合貝恩管理顧問公司對外發布的《2009中國私人財富報告》，到2008年末，中國個人可投資資產在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內地高凈值人群達到了約30萬人；其持有的可投資資產規模將超過9萬億元”。區區32萬人，只相當于中國總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二（0.2‰），卻持有“可投資資產9萬億”，相當于全國城鄉居民存款余額20萬億的近一半。　　

    發展經濟的目的不只是空中樓閣似的GDP數字游戲，不只是止于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階段性成果，不只是國家外匯的大量增加，也不是僅僅體現在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跳躍式發展，更重要的是讓人民特別是最廣大人民即工農大眾的日子越過越好，讓他們的生活越來越幸福，讓他們享受到經濟發展的實惠。在大多數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幅度很小或沒有提高甚至大倒退的形勢下，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并沒有分享到經濟快速發展成果的情況下，任何有關什么GDP高速增長、經濟快速發展的意義，都要大打折扣，甚至要打一個大問號：這是怎么回事？　　

美國石油大鱷約翰·D·洛克菲勒在1905年說過一句“名言”，露骨地宣揚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哲學：“只有犧牲早生的蓓蕾，美麗的美國才能顯示它的雍容華貴。”換句話說就是：犧牲一大批，發達一小撮。毋庸諱言，我國當今，也明顯存在類似的思想觀念與社會現實。　　

    1985年3月7日，鄧小平說：“如果我們的改革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他提出的“三個有利于”，也包括“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十分嚴肅地提出的這兩個“如果”，是值得我們對照現實深思的，是應該警鐘長鳴的。　　

新自由主義學者們果真不問“姓資姓社”嗎？　　

    新自由主義學者長期以來要求人們不問“姓資姓社”，并拉大旗作虎皮，說這是鄧小平的理論觀點。可在“鄧選”三卷中，明確談“姓資姓社”，只能找到“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這一句。在南巡談話中，鄧小平這樣講過：“改革開放邁不出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特區姓‘社’不姓‘資’。”“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　　

    這些話清楚地表明，鄧小平并不是“不問姓資姓社”，正像他自己講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強調要“姓社”，不能“姓資”；“特區姓‘社’不姓‘資’”的判斷，也正說明他講“姓資姓社”。　　

    新自由主義學者要人們不問“姓資姓社”，他們自己真的“不問姓資姓社”？否！我反復研讀他們的各種言論和主張，其實他們是最講“姓資姓社”的。我建議，關于他們“不問姓資姓社”的不實之詞應予推倒。　　

    只不過，他們熱心于問“姓資姓社”，是他們不可泄露的天機，并掩耳盜鈴、“此地無銀三百兩”地以“不問姓資姓社”來掩護。君不見，他們對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對于支撐社會主義制度的公有企業，對于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極端仇視，極盡妖魔化之能事；而對于私有經濟則寵愛有加，極盡美化之能事，并通過各種方式影響高層決策，使私有經濟逐漸躍上國民經濟大舞臺，由配角變成了主角。他們的觀點和主張，總是贊美“姓資”，丑化“姓社”；美化“姓資”，丑化“姓社”。如此看來，這些新自由主義學者，根本就不是不講“姓資姓社”，而是特別講“姓資姓社”，一句話，他們實質上是倡導“姓資”，反對“姓社”；支持“姓資”，打壓“姓社”。　　

有他們的“經典言論”為證：“我們提出了一個體制改革的理論，并以此分析中國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張維迎）“我們不得不補資本主義的課”，“由于歷史條件，我們實行的是早期資本主義”（徐景安）。現在要“理直氣壯地說服全黨全民，光明正大地發展資本主義。欲人不疑必先自信，老這么掛羊頭賣狗肉，普通黨員和普通老百姓看不起你，怎么會對改革開放有堅定的信念呢？！”（辛子陵）看看，他們不是坦率得很嗎？誰說他們不問姓資姓社？　　

    說句實在話，我以為，多數老百姓才是真正不問“姓資姓社”的。他們要求不高，只要能過好小日子，最好還能比較有尊嚴地過好小日子，并不怎么關心國家政治經濟制度姓什么的問題。但是，事實使他們領教了：如果說私有化是“姓資”的話，“姓資”是不能使他們過好小日子的，只有“姓社”的公有制才能使他們獲得尊嚴與幸福。這樣，他們擁護“姓社”，反感“姓資”，就是順理成章了。　　

    《炎黃春秋》某主編說：“現在不要搞社會主義；集中精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只要經濟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滿意了，叫什么主義都可以”。這里且不駁斥他的“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把經濟搞上去”的謬論，問題還在于，私有化的事實已經充分說明，即使國家的經濟搞上去了，可廣大人民的生活并未改善，老百姓不會滿意。因為他們創造的財富自己享受不到，而是集中流向極少數人那里去了，滿意而且萬分滿意的是那些率先暴富起來的極少數人。　　

新自由主義學者們的瞞和騙　　

    我一直很奇怪，國企私有化改制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數千萬曾經為國家現代化建設作出重要貢獻的工人失去職業、失去生路、失去希望，可是為什么新自由主義學者們看不到現實，還有主流媒體的新聞從業人員也看不到現實，盡在自個兒說一些與現實相隔十萬八千里的國企改制戰果輝煌的不著邊際的謊話？　　

    我翻開魯迅著作，讀到名文《論睜了眼看》。早在1925年，魯迅先生就說：“必須敢于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并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么氣候。然而，不幸這一種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中國的文人，對于人生，——至少是對于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萬事閉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和騙。”　　

    魯迅先生的洞察力是非凡的，看來一些中國文人有著瞞和騙的“優良傳統”，從來不敢或者不愿直面殘酷的現實。以新自由主義學者為代表的一些公然宣稱知識分子不是良知分子的文人們，就是在瞞和騙。而那些新聞從業人員，經常在媒體上鸚鵡學舌、煞有介事地宣傳國企私有化改制的豐碩成果，要么是在瞞和騙，要么是被瞞和騙。包括一些有話語權的人們在內的文人，以及各級地方政府官員們，大多是在迎合私有化改革的“大趨勢”，有意無意地制造著國企大多深陷困境、改制煥發生機的神奇假象，瞞高層，騙高層。用這瞞和騙兩個漢字自欺欺人，掩蓋工人階級的血淚，掩蓋大量國企慘遭瓦解、出賣的慘痛事實。　　

就在最廣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是出現大倒退，就是僅僅略有改善的情勢下，從主流媒體傳來的“老百姓富起來了”的聲音就不絕于耳。如此彌天大謊為什么經久不息？除了瞞和騙這兩個漢字，我還想到了兩個成語：盲人摸象和矮人看戲。“盲人摸象”家喻戶曉；“矮人看戲”出自情人趙翼的一首絕句：“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　　

對于政府公務員、新聞從業人員、大學教師、研究人員、歌星影星以及公司白領等有話語權的人或高薪一族，特別是收購國企或坑蒙拐騙一夜暴富的人，他們自己確實是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也確實“不差錢”了，他們中很多人突然間連自己也不敢相信地過上了天堂般的生活。他們的家人、朋友和身邊的人們可能也都很富有，恍惚之間以自己生活條件的改善和提高來評判社會，以為所有人都富起來了：此之謂“盲人摸象”。還有一些人自己的生活水平并未提高多少，可媒體成天這樣說，也就以為只有自己窮，自己沒本事，像“矮人看戲”，跟著站在前面的高個兒一起隨聲附和地叫好。　　

    現實是殘酷的，底層百姓的現實尤其殘酷。我想說，良知尚存的人們，請你們睜了眼看現實吧，請你們丟掉“瞞和騙”這兩種制假售假手法吧！也請善良的人們不再“盲人摸象”，不再“矮人看戲”吧！　　

    在今年的“兩會”上，有個政協委員從自己的切身感受發出呼吁：應該淘汰一批主流經濟學家。這些號稱主流經濟學家的新自由主義學者，其垃圾理論早已經實踐檢驗是禍國殃民的謬論，把他們淘汰出局乃理所當然。但僅此還遠不夠，還必須在經濟學界進行“愛國衛生運動”，進行“大掃除”，在經濟改革理論中徹底干凈地清除新自由主義垃圾理論的流毒，還改革開放以四項基本原則之魂，還老百姓一個晴朗的天。　　

    淘汰這些“一心只讀西方書，兩眼不看百姓苦”的新自由主義無良學者之后，從哪里尋找新的經濟學智囊呢？毛主席在三年困難時期請陳云出山時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在當下經濟發展受到國際經濟危機影響的形勢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陳云“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適合國情的經濟思想，仍然是值得深入發掘的寶庫。何況，我們還有一些被邊緣化的愛國親民、具有良知的經濟學家。這些親民經濟學家在大量著作中展示的學術思想，是在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基礎上形成的，是適合社會主義中國國情的，讓他們躍上經濟學這個“顯學”前臺，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是國家之福，百姓之福。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新自由主義不死，老百姓苦難未已；新自由主義不除，天理難容，國無寧日！　　

2009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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