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真的提高效率了嗎？
沈水根
（2006年4月4日）
http://shenshuis.blog.hexun.com/
中國的經濟改革是由政商學界的“海歸精英”和“本土精英”，靠摸著新自由主義的“石頭”，一步步“過河”來推進的。在這個過程中，“精英聯盟”并沒有自己的改革理論，基本上是仿效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模式，來形成自己的改革理念。他們推崇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改革，但又不敢公開扯起新自由主義的旗號，為此，不得不靠偽造一些謊言，來推銷自己的主張。其中，人們最常聽到的一個彌天大謊是：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更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更有效率。
事實果真如此嗎？
事實是：市場經濟雖有速度，卻不見得有效率！但表面上的高速度，恰恰掩蓋了實質上的效率低下，以至民眾都被“高速度”的光環所迷惑。
先要搞清楚市場經濟為什么會有高速度？市場經濟之所以能夠比計劃經濟具有更快的發展速度，其奧秘全在它的資本積累規律和資本集聚規律。以前的計劃經濟，國民收入的分配首先要確定合理的消費與積累的比例，先要安排好人民的消費需求，包括教育、醫療衛生、住房、養老等支出，剩下的才能作為積累來安排建設項目。在沒有內債與外債的條件下，既沒股票證券等資本市場，也沒有商業信用，銀行貸款又嚴格限于流動資金那一塊，因此，能夠籌集的建設資金用于發展經濟，資金的來源十分有限，這就直接影響經濟發展的增長速度。但是，發展速度不快未必等于效率不高。改革開放實行市場經濟后，發展是硬道理，速度是首位，追逐利潤是第一，做大做強要優先，這樣，人民生活的需求安排就靠后了，消費與積累的安排，先積累后消費，次序顛倒過來了。不僅國家發行了巨額國庫券、引進了大量的外資、又在國內外的股票市場上籌集了龐大的社會資金，而且銀行不斷地增發比改革開放以前大幾十倍的基礎貨幣、再通過信用的放大作用，提供了巨量的信貸資金。以至中國從一個資金短缺的國家，僅用20多年時間，竟然變成了一個資金流動性過剩的國家，宏觀調控對投資的膨脹猶如按住葫蘆浮起瓢，怎么壓也壓不下來。而在國民收入分配中，不僅在初次分配中人為地壓低工資支出，使中國成為聞名于世的低工資國家；在再分配環節又盡量縮小教育、醫療衛生、住房、養老等福利支出的比例，不僅大大低于聯合國的標準，而且還不如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水平。這種以漠視老百姓的生活需求為代價，只顧擴大資本積累和資本集聚搞建設的市場經濟，由此造就的經濟高速發展，顯然不足為奇。這種高速度的經濟發展，用通俗的話來說，實際上就是用錢堆起來的，并不是真正的發展生產力、提高效率的結果！
這種經濟發展，表面上成績巨大，其實只是提高了發展的速度，既沒有提高生產力，也沒有提高效率，從效率上來看，實際上還不如過去的計劃經濟！
從理論上說，生產力并不等同于發展速度，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生產力是一個效率的概念，即生產同一產品所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多少，這是“投入”與“產出”的比率問題，也就是同樣一元錢的投入，比較其產出的多少。而發展速度只是本年的產出總量與上年產出總量相比較的百分比。改革開放前，沒有內外債、完全靠自力更生，從第一個五年計劃起到1978年，22年時間就把舊中國的爛攤子建設成世界第六工業強國，人造衛星上天，原子彈、氫彈爆炸，……從投入與產出的比較來看，效率并不低。但改革開放以后，經濟發展的高速度，雖然舉世罕見，GDP絕對值比改革前大了許多倍，但是，從投入上看，投入卻更大，投入的增長速度比GDP更快，遠遠大于產出的速度。從大帳上算，從1979年至2005年，這27年共引進了6000億美元外資（約5萬億人民幣）；發行了近3萬億國債；國內銀行貸款2005年底余額達19萬億，（1978年銀行貸款余額才2000多億）；人民幣發行量達2.2萬億元（現行人民幣版從1953年開始發行，至1978年的26年里，一共才發行了200多億元）；至2005年底，國內A股市場集資2.45萬億元；海外上市集資共3700億美元（合人民幣3萬億元）。如此龐大的投入，與產出比較，從效率來說，反而不如計劃經濟時期！改革開放后的總投入大約是改革開放前的100～150倍，（其中銀行信貸的放大倍數只能大概估算）但改革開放后的總產出只是改革開放前的50.3倍，（1978年的GDP是3624億元，人均190美元；2005年是18.2321萬億元，人均1800美元）人均GDP只增長9倍。改革開放后雖然“GDP高速增長”，但與投入相比較，并沒有什么可值得驕傲的！如果計劃經濟時期有這么大規模的投入，也許2005年的GDP可達到35～50萬億了！
另有一組數據也從側面證明了改革開放后的生產力不僅沒有提高，反而在下降：從建國初的經濟恢復時期到“五五”時期(1950—1980年)，非金融國有企業上交的利潤一直占了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半；連文革結束后的1978年，國企利潤上交國家財政也達到571.99億元，占國家財政收入的50.5％。而改革開放以后，到了1985年，國企利潤上交國家財政不僅下降為43.75億元，只占國家財政收入的2.2％，而且反而需要國家財政補貼企業虧損507.02億元。1993年國家財政補貼國企虧損達411.29億元，國企利潤上交國家財政僅49.49億元，僅占4349億國家財政收入的1.2％。從1994年起，國企同非國企一樣只繳納稅金，再沒有將利潤上交給國家財政。市場化改革以后的生產力不僅沒提高，反而在下降，這實在是對改革開放的最大諷刺！事實充分表明，市場經濟只有速度，并沒有效率，市場經濟的效率其實不如過去的計劃經濟！可見，只講GDP絕對值（總量）的增長，不講投入的增長，是一個用速度來冒充效率的誤區，也是誤導民眾的大謊言！
為什么市場經濟的效率反而不如計劃經濟呢？大致原因有三個：(一)市場經濟雖然可以造就發展的高速度，但永遠擺脫不了衰退——復蘇——繁榮——危機的周期循環，形成全面的或局部的產能過剩、泡沫產生與泡沫破裂的怪圈，這種周期性規律只有程度大小與時間長短的區別，它本身就是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所以，從一個歷史發展時期來看，市場經濟往往徒有“高速度”的光環，卻不一定有真正的的效率。中國27年的市場經濟，為遏制經濟過熱而不得不進行的周期性宏觀調控，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也就降低了社會生產的效率。(二)市場經濟的競爭規律，理論上應該是優勝劣汰，但事實上卻往往相反，“劣幣驅逐良幣規律”反而是一種常態，為了達到“優勝劣汰”，就不得不增大成本，從而使社會生產整體效率下降。中國經濟是要素擴張型的發展摸式，即主要靠投資擴張來推動經濟的高速增長，1995～1999年總要素生產率，每年只提高了2%。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增加1美元的產出，需要新增2～3美元的投資，而現在則需要7～8美元以上。(三) 中國市場經濟的一大特色，是貪污腐敗成了經濟發展的推動力，普遍大量的貪污腐敗大大地降低了市場經濟的效率。改革開放前中國沒有多少貪污腐敗，計劃經濟基本上投入多少是多少(雖有浪費，但所占總投入的比例不大)，所以“產出”也沒有多少折扣。但改革開放后，腐敗成了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潤滑劑”，名義上投入100％，實際投入也許只有50％，其他的都被私分貪污掉了，任何一個建設項目，幾乎沒有不貪污的（只有貪污手段的高明不高明的區別），所以產出就小了。僅就銀行貸款而言，不良貸款竟然高達5萬億元，幾乎是2005年的全國財政收入的1.5倍。而改革開放前全國信貸資金總量才2千多億元；全國的國有資產總存量（包括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全部資產）也才2萬億元。改革開放后的腐敗，吞掉了近一半的巨大投入（幾乎近15萬億元通過各種非法途徑落入私人腰包），產出怎么能上去呢？怎么能不出現一個資產階級呢？如此的投入與產出，經濟效率怎么能與計劃經濟相比呢？事實充分證明，所謂市場經濟的“效率優先”，純粹是騙人的鬼話！
2007年2日10日補充：
www.hexun.com 【2007.02.09 07:48】網站轉貼了《南方周末》的余力先生寫的《中國學者求解資本回報率：北大清華報告均指10% 》一文。這是一篇采訪，綜合報道了權威機構和學者關于中國經濟發展資本回報率的研究成果，其內容包括三個方面：(1)評估中國經濟發展的資本回報率；(2)中國與其他國家資本回報率的比較；(3)中國資本回報率與投資率的關系。由于該文披露的數據和資料，無意中印證了筆者的《市場經濟真的提高效率了嗎？》一文所闡述的觀點：改革開放并沒有提高中國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的效率反而不如計劃經濟！故特此摘抄該文有關內容和數據，以作補充：
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分別提供的兩個圖表顯示，改革開放后中國資本回報率其實一直不如改革開放前，基本上都沒有超過1978年的水平。
我國資本回報率長期演變趨勢（1978-2005，%） 資料來源：《中國資本回報率：事實、原因和政策含義》，CCER“中國經濟觀察課題組”
中國資本回報率，1978-2005 資料來源：《中國的資本回報率》，白重恩、謝長泰、錢穎一
最早提出中國資本回報率研究報告的是世界銀行，2006年9月世界銀行的研究顯示，2005年中國資本回報率約為15％。這一數字的公布，立即引發了一場爭論。新橋投資執行合伙人單偉建首先公開質疑，認為中國的資本回報實際數字應該大致在8％－9％左右。隨后參與爭論的還有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許憲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等著名學者。
2006年1月中旬，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和清華經管學院幾位卓有聲譽的經濟學家組成了兩個獨立小組，半年多后同時對外發布了他們的最新數據：基本的事實判斷是10％。
北大小組有宋國青、盧鋒，清華小組有白重恩、謝長泰、錢穎。
北大小組以國家統計局的“全部國有及年銷售收入500萬以上的非國有企業”調查數據為主要依據，結論是：1978年以來，中國工業企業的資本回報率以1998年前后為拐點，在整個改革開放時期大體呈現出先降后升的走勢，凈資產利潤率從1998年的2.2％上升到2005年的12.6％，扣除所得稅后的真實回報率約為10％。
清華小組以中國國民收入核算數據為基礎，在資本存量包括存貨、資本收入剔除稅收且不包括城鎮住宅的情況下，也得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整個經濟的資本回報率大約在10％左右浮動的結論。清華小組的數據，在資本存量中只包括固定資本形成，資本的收入包括稅收收入和所有部門的收入，算出從1978年到1993年之前基本上在25％左右上下浮動，1993年以后有一段時間下降，然后到1997年以后差不多又是20％左右。
兩個研究小組都花費了半年以上的時間。清華小組的研究完成于06年9月，后又依據9月底公布的經濟普查數據進行了更新，報告已發表在美國《布魯金斯經濟問題論文》上。
對于10％這個數字，學者們也提出了某些質疑。
比如，單偉建指出，北大研究使用的數據是國家統計局“全部國有及年銷售收入500萬以上的非國有企業”的財務數據，“這本身已是一個對企業進行優化選擇的過程，利潤上升是不足為怪的”。虧損或破產企業存在著部分或全部資本金的消失，但計算中卻將其排除，結果顯然可能拉高數據庫中群體的平均資本回報率。
許小年同樣認為，統計數據本身存在優化過程，
許憲春也認同這一判斷，認為統計范圍“只留下比較好的企業，對整個工業來講，或者對整個社會來講有過高利潤。利潤不好就不在這個范圍了，有可能會導致資本回報率過高”。
出于同樣考慮，清華小組選擇了“簡單的最容易獲得的數據，即宏觀的國民經濟核算的數據”。
但總的來說，各位專家對兩個小組的研究成果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一致認為北大和清華“規范、透明而嚴謹的研究”，具有“權威性”，“他們認認真真做數據工作，樹立了很好的典范”“應該使拍腦門、或是根據部門利益制定政策的人，以及迎合趨勢、迎合各方意圖的學者汗顏。”
北大小組的研究表明，中國的資本總回報率從1998年的6.1％上升到2005年的19.6％，平均每年上升兩個百分點。這段時間雖然日本、美國的資本總回報率也在上升，但是“中國上升得更快”。通過對比，他們發現，中國的資本回報率一直明顯高于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僅次于香港，遠高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
清華小組也認為，中國的資本回報率一直明顯高于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也高于很多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
但是，這種比較研究中，并沒有考慮偏低的環境保護和社會福利標準、偏低的能源資源價格等因素。為此，專家們又提出了質疑。
單偉建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伴隨著巨大的社會成本，這些成本在宏觀數據中并沒有被捕捉到。譬如，在同樣的條件下，如果中國采用其他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環境保護和社會福利政策，則需要增加多少投資和成本？
許憲春持類似觀點，“一般都認為資源的價格偏低。所以存在資源大量的浪費。資源價格估價也會影響到利潤，會影響到回報率。還有就是環境污染的代價，現在許多企業為了減少成本，對污染的處理不是特別重視。如果嚴格要求，嚴格按照國家標準要求，對污染率處理，企業將增加很大的成本，降低很大的利潤。”
從投資率的角度來觀察回報率，專家們都認為中國投資回報率并不理想。
2006年10月史蒂芬·羅奇撰文指出，“目前固定資產投資占中國GDP的整整50％，并以每年近30％的速度持續增長，令人驚訝的是經濟并沒有更快速地增長。”
白重恩也承認，“資本產出比并沒有因為投資率增加而有過多的增加。其次，總收入中的資本份額自1998年以來逐步增加，而在這段時間恰好出現了顯著的投資增長。”
單偉建認為， “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產生過兩位數經濟增長的國家和地區，其固定資產投資對國民經濟總產值的比例都沒有達到過中國的水平。我們的投資數量確實是非常大的。你看幾個經濟體，日本、臺灣在歷史上都有很高增長，11％、12％甚至更高。但是沒有一個能夠達到我們50％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
許小年表示，“第一，上市公司的資本回報率(ROE)自1990年代初以來呈下降趨勢，與北大和清華的結果不符。上市公司數據的一致性明顯優于北大所用數據，來自統計的數據客觀性又比清華的強。第二，投資率(投資／GDP)不斷上升，而GDP增長平均為10％，正好說明了投資的邊際收益遞減。設想投資率30％時，GDP增長10％，投資率50％，GDP增長還是10％，除了整體投資效益下降，還能有什么其它原因？……工業企業中的利潤中相當大部分來自土地、能源、資源價格被人為低估。……不管是哪一種方法，顯示國有企業的效益都低于私營企業。”
……
上述專家們的研究，雖然是為了評估改革開放后中國的資本回報率并與其它國家作比較，但無意間為筆者進行改革開放后與改革開放前、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經濟效率之比較研究，提供了權威性的依據，從資本回報率的角度，進一步證明了“改革開放并沒有提高中國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的效率反而不如計劃經濟！”的觀點之正確。
謝謝各位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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